他偷偷爬进吉普车底将炸药拴在“三菱”吉普车的大梁上，再把拉线拴在车的传动轴的结上。这样不论是前进或者倒退都定会拉动导火索，导火索点燃雷管，引爆炸药。

    七月十七日，对于地处乌蒙山区的这个边远县城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早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吉勇驾驶“贵O·F0179”号吉普车驶出交警大队院大门，右转八十点四米处发生爆炸。吉勇当场被炸成重伤，在送往医院抢救后不久就死亡了，车辆炸毁。制造这次震惊整个乌蒙山区爆炸案的人，就是原交警大队教导员仇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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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认真查阅仇吉连犯罪的档案、审阅他的入监登记表、了解他的基本情况时，我对这桩犯罪案件深感疑惑。乌蒙山区是全国数得上的老少边穷地区，“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有“去不得”之称！但每年发生在该地区的爆炸案，总是居高不下，有因计划生育，愈穷愈生，受到惩罚因而报复炸乡政府的；有为情仇炸镇党委书记的；有为收烟叶在北京吉普车上装上炸弹炸烟草站站长的……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立案卷宗中，乌蒙山区已破和未破的爆炸案最多，而且发展到用高科技遥控爆破的程度。

    但作为一个已经五十多岁，曾经当过军官，转业后又分配到公安机关，进入人们认为是肥缺的交警大队，并已经是权倾一方的人，居然为泄私愤，图报复，做出这等愚拙之事，的确是不可理解的。作为一监之长，我特别想就仇吉连的犯罪顺藤摸瓜，找出一些警醒人们的东西。

    这已经是隆冬时节，虽然天上没有飘洒雪花，但寒风刺骨。在高墙之内，管教民警把他带到谈话室。虽然他身穿棉衣，但仍微显哆嗦，也不知是天寒地冻，还是见到我产生的紧张。领他进来的民警说：“监狱长找你谈话，你要如实汇报思想。”民警说完，拉上门就出去了。

    我让他坐在对面的凳子上，目视他的面貌，清瘦的脸庞已经落下花白的胡须，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显得有一些瘦小。貌不惊人，从五官上看不出是坐深牢大狱之人。但从他那刚毅的目光中，能察觉出这是一个倔犟而又固执的人，这种倔犟和固执是造成他离岗后走进深牢大狱之根源。

    我让他给自己沏上一杯茶，以缓解他紧张的心情。他说：“没有想到平生会犯这么重的罪。”判决书上清楚写着：“被告人仇吉连，以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采用爆炸的手段杀害吉勇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样深重的罪孽，注定他下半辈子要用生命来赎还，要在监牢里度过余生。

    仇吉连一九五二年六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犯罪前系乌蒙山区一个县交警大队教导员，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退休。在交谈中得知他出生在一个小商贩家庭，兄弟姐妹四人。小时候，父亲从四川到云南昭通做生意，生意红火时在云南省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做过邻居。临解放时，家庭衰落，生意每况愈下，因母亲是乌蒙山区人，就举家搬到母亲生长的小镇上。解放初期国家实行公私合营，父亲成分定为小商贩，进入区供销社当售货员。

    他说：“我这一生充满艰辛和痛苦，六岁时母亲去世，我们成了没娘的孩子。祸不单行，到八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只能相依为命。”

    仇吉连在家排行老四，父母去世后，只能靠在区里工作的大哥来抚养，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经济拮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也和小镇上其他同龄孩子一样，打赤脚，穿补丁衣裤。但不论家庭多困难，从父亲到大哥，都教育他要好好念书。他在小镇上从小学念到中学，念到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他只能辍学在家。那年，仇吉连的大哥从区里调到县城，他们举家又从小镇搬到县城。同时，仇吉连的二哥入伍当兵，他又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潮流中，回到故乡的小镇插队。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地耕耘着土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特定的环境中磨炼意志，在广阔的农村大显身手。

    一九六九年轰轰烈烈的湘黔铁路大会战开始，这个县要抽调三百五十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汇入大会战行列。机会改变命运，他有幸成为这支大军中的一员。在一年多的铁路大会战中，他当过炮工，成为一名光荣的筑路人。湘黔铁路会战结束后，这批参加会战的知青回县后再也不用下到农村，而是由县委全部安排到各行各业，有的甚至进了县委、县政府。仇吉连被分在本区粮管所当了一名粮库保管员。一九七一年，仇吉连放弃了粮管所这份枯燥无味的工作，心存高远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云南工兵三一一团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正是当工兵的这段经历，为他现在的爆炸案埋下了伏笔。

    一九七一年入伍后，他二哥在部队已提干，不断写信勉励他，他也十分勤奋刻苦。由于有“老三届”初中文化基础，加之人又乖巧灵光，先在连队当文书，后提干到营里当了书记员，最后到团里当上了组织、宣传干事。可以说他在部队的生活一帆风顺。

    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部队批准他转业。由于其爱人是在老家工作，根据军队干部转业的规定，父母、爱人所在地是安置的主要地，他又回到乌蒙山区这个边远的小县城。回县报到后，先是分他到企业，出任县水泥厂的副厂长，但在部队从事写写画画工作的他对企业毫无兴趣，何况县属这些小企业在县里既无前途，又无地位。后来找了路子，分到县工业局当秘书，但人都没有去上班，就被县委组织部借用。我们常说，进了组织部，就年年有进步。不久，正式文件下来，仇吉连一跃成为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从此，他走上县里的政坛。

    到了一九八四年，文凭开始吃香，文凭热席卷全国，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上山下乡知青，许多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没有走上大学殿堂的青年，这时纷纷涌向第一次成人大专考试。仇吉连也专门复习，当年考上了地委党校，脱产学习两年，一九八六年学成回到县里，凭着大专生的金字招牌，他调离县委组织部，到县公安局当上了秘书科长。一九九一年，县交警队从一个股级单位升格为科级单位，仇吉连从公安局调任县交警大队副教导员，一直主持和负责县交警大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实施了报复爆炸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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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上说，被告人仇吉连在县交警大队工作期间与该大队大队长吉勇发生矛盾，遂伺机报复。仇吉连退休后，于二〇〇二年四月五日，借战友聚会之机，以帮老表找炸药雷管炸石头修建房屋为借口，要得炸药六节，雷管三枚，约两米导火绳，仇吉连回家后完成了爆炸装置，于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实施爆炸犯罪。

    古人云：“争一世不争一时，争一世更要争千秋。”人，不能只顾个人一己之私，而心胸狭窄，不管他人“瓦上霜”；图一时之快，酿成后来身亡灾祸，这是既不可选，也是不该为之事。

    仇吉连调任县交警大队副教导员后，曾主持过一段时间交警大队的工作。一九九六年，交警大队领导进行交流，从地区管辖的七县一市内交流使用领导干部。这本来是一件正常之事，机关领导干部交流既是党的政策，又是防止部门滋生腐败的措施。但没有料到，正是这次领导干部的交流，造成了龙虎相争，引起了爆炸的严重后果。

    这次地区交警大队领导干部交流，大队长吉勇和另一名副大队长是从外县交流而来。仇吉连继续任他的教导员。刚来之时，大家彼此不甚了解，工作也算和谐，协调也好，相安无事。但随着彼此的相互了解，工作一段时间，不协调的东西开始暴露出来，工作上虽说没有大的矛盾，但小的分歧开始产生。从仇吉连的口中，能悟出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在管人管钱这些根本问题的分歧上。吉勇被炸死了，不能听他细说缘由。大凡矛盾，应该说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是非非，非非是是，都是没能做到“一忍可以制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没有把“忍”字作为座右铭所致。

    仇吉连是本土人，又在公安系统工作十多年，自然人熟地熟，加之又是交警大队教导员，人缘基础要好一些，在工作中指挥干警就得心应手，这是很自然之事。大队长从外县来，对干部自然有一个熟悉过程，在人事安排、调动上教导员的声音自然要强一些。大队长干一届两届总是要交流的。因此，要在干警之中掏心换心，就比较难，而教导员是本土人，干警中本土人居多，小到谁家的经济状况，大到祖宗三代都一清二楚。在乡土气息特浓的乡镇，自然和干警情深意浓。这种情深意浓造成大队长另外的心思：干警们都是你教导员的心腹，我这个大队长不就成了傀儡了吗？人事权是最大的权，大的有人争夺，小的也有人争夺，权力是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字牌，古往今来，都是人们向往和拼搏的目标，它也是“人上人”的重要标志。这在大队长心中造成不快。其次是财权。大队长没有来之前，教导员管理着财务大权，大队长来后，按照分工，党务管人、行政管财的规律，又是实行财务一支笔负责制，自然要归到大队长的麾下。这是顺理成章之事。用仇吉连的话说，县公安局不管县交警大队的财务。他管时，账上的钱比较多，有两百多万。财务归口后，教导员就失去了支配权。

    仇吉连说，由于在大队内，他的人缘好，群众基础扎实，大队长就走上层路线，想把他搞走。于是大队长上地区交警支队，和县领导、公安局领导结成联盟。走这些关系需要经济作后盾，他管理着财务，就在财务上以打白条的方式把钱大把大把地拿出来，往上送了数十万，贪污十多万，这就成了他二人矛盾的焦点。

    仇吉连抓到大队长的狐狸尾巴，自然就不愿放过，他深知这是最致命的把柄。在他的意识里，要击倒一个人，一是钱，二是色，这两样是为官者想戒，但却难以戒掉的东西。这两样的尾巴不被抓着，你大可逍遥自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都没有问题。但要是这两样不论哪样被抓到，你就断送了你的政路，重者可就有牢狱之灾了！

    当仇吉连抓到大队长吉勇的短处时，他打蛇打七寸，绝不放过这种致命的把柄。他当即着手写材料，勇敢揭发。材料发往地区交警纪委、县纪委、县公安局纪委，后又发到省交警总队纪委。但他没有想到，这些举报最终都要落到县里来。这就将他们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仇吉连的话说，由于县领导和公安局领导与大队长是铁杆，这些举报没有起到作用，但他们的矛盾却加深了。有些会不通知身为教导员的他参加，矛盾开始激化，已经不能坐在一条政船上了。如果这时组织上能知人善任，把好斗的龙虎分开，矛盾也许能消解。纵然是好斗的龙虎，组织上不给他们提供斗争的场所，心中的怨恨虽然今生今世不会烟消云散，却也能避免流血的惨痛。但我们的一些组织，明知人到这种状态已经不能在一起共事了，也不采取措施，从而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在纪委这一线上告不倒大队长，仇吉连又继续收集大队长的劣迹证据。这时的大队长也是财迷心窍，他贪婪之心不死，又伸手挪用大队的资金倒煤炭、倒砂石，做起生意来。也不知晓大队长此时的心理，是不是赌气，认为我有权又有靠山，你仇吉连整不倒我，你越整，我越是做给你看。这时的仇吉连，用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大队长的劣迹，收集他打的一小箱白条。仇吉连避开纪委这个渠道，向省、地、县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举报信寄出去不久，大队长就得到内线消息，于是他又开始活动，找铁杆，拉关系，用钱开路，用情感化。最后，又有人出面到检察院，证明大队长打的这些白条都是为了工作，为其开脱，不要反贪局立案，立案会带来一方的不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县检察院是在县财政的锅里吃饭，人事权也是双重领导，县领导的话自然要听。因此，这些举报又被束之高阁。但这样大的事，而且证据确凿，县纪委不得不过问，县检察院不立案，由县纪委调查。打白条已经被县领导认定为不是装腰包，是工作关系，那只能认定是挪用的和贪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长极不情愿地交出十多万，又把挪用的十多万归还于大队财务的账上。由于数额较小，县纪委只给大队长警告处分一次。按党政干部奖惩规定，半年之后，行政处分取消，大队长在交警大队的问题就不了了之。但他俩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内部矛盾，双方变成“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般的深仇大恨。而且这种结，谁也解不开了。按理说，他们已经不能共事，如果这时组织调离谁，可能都会是一种解脱，一种超越，但没有，他们还在一条船上，这就注定了双方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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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大队长被警告处分之后，开始情绪低落，有时班也不上，从情理上说可以理解，双方的积怨到了白热化程度。二人的矛盾从隐蔽、半隐蔽到公开对着干，你有半斤，我有八两。仇吉连说：“他不仅在干警大会上，公开和我对着干，在工作中也公开对着干。为了不招惹他，我成天都上路查车，但他就扣我的津贴。总队给每个交警发皮衣，他在上报的人员名单中把我的名字划去，到皮衣发下来时，没有我的，我只好到总队去反映。这也与总队无关，是下面没报，但总队弥补的方法是要县交警大队按价给我一千多元钱补偿。通知到大队，他不执行。我几乎每天都上路执行任务，按县交警大队的规定，每月有一千多元的补助，几个月的时间，他扣了我三千多元，理由是说我不管大队部的事。从下面三件事可看出大队长吉勇报复我到了不讲分寸的地步。

    “其一是县人大主任要到四川去。这些领导出门都喜欢用交警大队的车，这主要是方便，路上可省去许多麻烦和费用。县公安局就安排我开车送过去，在去前就讲好要在县交警大队报销加油费和我的差旅费，这是公安局通知了的。但完成任务后，当我把加油费和出差单给大队长签字时，他不签，不签字在财务上是报不了账的。

    “另一次也是县公安局安排我开车送公安局离退休的同志去云南旅游，这些都是组织行为，这也是公安局安排在交警大队报加油费和差旅费的，但他拒绝报销。

    “再次是我在路上查车，我和执勤民警正在和司机说违章的事，他正好路过，放下挡风玻璃，把一口痰吐在我的脸上后便关上挡风玻璃扬长而去。

    “他不仅在大队民警中四处散布挤兑我的谣言，而且喝酒之后乱骂我。我儿子也在交警大队工作，他酒后还公开打我儿子，我收养的女儿在交警队院子中玩时也被他乱打乱骂。

    “在交警大队，他不仅针对我，还想把我挤出交警队，我都五十岁了，他才四十来岁，不仅得不到他的尊重，反而时时处处和我过不去。‘一只猫被关在屋子里，追逼得太紧了就会变成狮子！’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心怒得滴血，但拿他毫无办法。我向省委、省人大、省检察院不断反映他的问题，但都石沉大海，每封信回到县里就被压住了，县、局领导知晓我们的矛盾，他们不仅不主持公道，还听任其发展。我得不到组织的支持，对他没有任何办法。我深感心灰意冷，唯一能做的就是退休，宁愿远离这是非之地，一走了之。于是我向县委组织部写了要求退休的申请。因按照公务员条例，不到退休年龄要求退休的，须有三十年工龄，本人提出申请，经组织批准。申请递出后，我本想退出舞台，过几年与世无争的逍遥日子。退让并非是我胆怯害怕，但我的退让却带来了他的步步紧逼，逼得我和他拼命。

    “我的咽喉长了一个包块，怀疑是肿瘤，县医院不能确诊，只好建议我到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我将情况报告地区交警支队后，支队同意我到重庆去诊治。但回来后，他却以越省诊治为由不给报销。我一气之下休息了三个月没有上班。一次，我和一帮战友在县里的一家酒店喝酒吃饭，正巧，他也带一帮人在这家酒店吃饭。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见我不舒服，我见他不痛快。他先是当着我的战友骂我，我也开始‘自卫还击’，我俩在酒店中干起来，他拔出手枪对准我，我也毫不胆怯，拔出手枪对着他。当了十来年兵，对越自卫还击都过来了，我还怕他不成。这一瞬间只要他敢扣动扳机，我会毫不手软地将子弹射向他胸膛。双方看到这种阵势，赶紧劝阻，避免了一触即发的流血事件。之后，我们双方的枪都被县公安局收缴了。这时，他晓得我即将退休，就多次在交警队中和交警大队院内说要把我人间蒸发掉。最激起我心中不平的是我们双方的枪支都收缴了，但一天他喝酒后，掏枪指着我儿子说总有一天要把我蒸发根除。我心很疼痛，他要干掉我的扬言深深刺激着我、震怒着我。我现在赤手空拳，怕吃亏，先下手为强的念头就涌上心来。这时，我的退休报告批下来了，回想自己才五十来岁就提前终止从政生涯，心情极度空虚，再慢慢回想自己走过的这条艰辛的路程，从小就失去父母，当过知青，参加过湘黔铁路大会战，当过兵，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年，本可再干十年。但由于和他的矛盾，造成我刚满五十岁就退下来，所有的恨都记在他的身上，所有的怨都是他一手造成。特别是想到他要蒸发我，我心里十分矛盾，思想斗争分外激烈，想到自己退休了，他真的先把我蒸发了，我向谁控诉？于是就产生了要先蒸发他的念头，而且是特坚定的念头。这就为我实施爆炸犯罪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仇吉连坚定了这种信念，也就坚定了他的犯罪心理。如果这一念头刚刚产生，就发现想置人于死地，这是个人邪恶和欲望膨胀的至高之点，他可能就会悬崖勒马，用理智把这种欲念拉将回来，邪恶就会转变成福祉，将他人的死亡转变为生的希望，自己的牢狱之灾也不可能发生。

    人生在世难免会犯错误，同事之间，难免会发生冲撞；领导与领导之间，难免会产生意见分歧。能得到别人的宽容和宽容别人，都是人间的一种美德，特别是有别人冒犯于你，冲撞于你，若能宽以待之，就能坦诚无私，胸襟广阔，人格就高尚，祸事就避免了。所谓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这个道理。但这道理，对于文化程度较高、受部队教育多年、受党教育多年的仇吉连来说，仅是一句空洞的言辞。古人说：“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不要责难别人轻微的过错，不要随便揭发别人隐私，不要对别人过去的坏处耿耿于怀，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人如果能掌握这些做人的基本准则，何事之有？何灾之有？何仇之有？

    4

    要把大队长蒸发掉的决心一下，仇吉连就开始做准备。大队长年富力强，要硬碰硬搞掉他比较难。退休之后，枪被公安局收去后就没有还回来，他便想到用爆炸的方式。因在部队他是工兵出身，而且还当过爆破教练，对爆破技术了如指掌。在城里不好搞炸药雷管，他就跑到乡下表哥家，他表哥是铅锌矿退休职工。当然他不会说是用来炸人，而谎称用来开山修房。他表哥给他弄来五支炸药，两个雷管（其表哥案发后因涉嫌私藏危险物品罪于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九日被县公安局拘留，后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得了这两样宝贝，他心里踏实了，虽然想先下手为强搞掉对方，但要用火雷管引爆硝铵炸药，难度很大，只有电雷管才能引爆，而且还必须受到外力的作用，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他必须思考成熟，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没有电雷管，要引爆硝铵炸药，必须要进行引爆的技术处理。他一直思考引爆的办法。一天，他无所事事地上街溜达，忽然在一个小摊子上发现一拉就响的火炮，他恍然大悟，解决拉响的门路不就有了吗？于是他买了几个一拉就响的火炮，在自家的里屋做试验，一拉炸了，试验成功。技术掌握了，就等待爆炸的时机来临。

    几天之后，时机来了。吉勇调来时，家属没有来，只是他一个人在县交警大队工作，宿舍都在一个院子里。那天晚上没有月光，大地黑黝黝的，大约十点多钟，大队长喝酒后回来了。这是他回来的时间，因每天下班，他都要约朋友吃饭喝酒，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宿舍，他一个人是不做饭的。到院子里后，他就高声大气地喊副大队长，说他明天要到省城去接孩子，问副大队长去不去。从副大队长家中传出声音说：“我明天有事，不能去！”然后大队长高喊：“那你在家主持工作，明天我上省里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些对话，没有在天空中消逝，一个院坝中的其他人听了就算了，但这分明在传递一个信息，明天大队长要一人驾车接小孩，这正给了仇吉连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时仇吉连还没有入睡，他们的对话他字字听得清楚，句句听得真切。干掉大队长的时机成熟了！

    后果他也是清楚的，炸死别人，自己也活不了，炸伤别人，自己就坐大牢去。但必须要走这一步，决心是坚定了的，他既不是法盲，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亦不是不晓得后果，但不论后果如何都必须要出这口恶气。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为了不伤害宿舍中的其他人，他设计必须是车辆在行进中引爆，才能避免误伤第三者。这一技术要设计好引火的长短，点燃炸药的时间和空间。

    夜深人静后，整个交警大队家属区一片宁静，人们都进入了梦乡。仇吉连轻脚轻手地来到停放在院子中那辆“贵O·F0179”号的三菱吉普车旁。因为他知道，这是大队长的专用车，明天这辆车将由大队长亲自驾驶上路，车中不会有其他人，就是有其他人，也无大碍，因为炸弹只能在驾驶员的位置爆炸。

    他对吉普车的结构性能十分清楚，炸弹要放在哪一个部位，能炸的距离和炸弹的威力，他都认真做了计算，因为，他主观上不想炸其他人。纵然是车里有其他人，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但驾驶员位置上的人，后果难料。他偷偷爬进吉普车底将炸药拴在三菱吉普车的大梁上，再把拉线拴在车的传动轴的结上。这样不论是前进或者倒退都定会拉动导火索，导火索点燃雷管，引爆炸药，炸药就会爆炸。安装完毕，他松了一口气，又蹑手蹑脚往家中走去。

    事实正像仇吉联精心设计的那样。第二天清晨，大队长果然一个人出门，三菱吉普车发动的声音响起来了，仇吉连在屋内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但能否爆炸，爆炸成啥样，他没有把握，要是某些国产车，座位下钢板薄，炸碎是没有问题，但是进口三菱吉普车，钢板硬且厚，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很难预料。

    吉普车启动了，交警大队家属宿舍的院口有一个小坡，刚下坡至八十点四米之处爆炸发生了。

    爆炸发生后，吉勇当时没有死，因是清晨，路上行人稀少，也没有误伤行人，但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整条街，震动了整座县城。炸弹把吉普车座位下的钢板炸开了，吉勇双脚炸断，他要围上来的人打110报警。那些围观的人认出是交警大队大队长，就迅速找来一辆板车，把他抬上板车送往县医院。送到县医院后，由于流血太多，抢救已经无用，吉勇不久就死了。

    爆炸发生后，特别是知晓大队长吉勇被炸死后，那时公安机关还不可能把怀疑的视线放在仇吉连的身上，他完全有时间出逃。当时他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要是跑，他借助在边境当过兵的轻车熟路，在战友家躲起来或者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出国，到缅甸、老挝都是可以的，还可以隐姓埋名躲藏起来。

    但有一点是他必须考虑的，这桩爆炸案最终会怀疑到他和他儿子身上。如果他走了，其子必然要受到关押和审讯，尽管其子不知是他所为，其妻也会受到审讯，母子要吃许多苦头。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上来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决定不跑了。当公安局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找去谈话，大概是搞外围材料，还没有惊动仇吉连时，他主动到县公安局向省、地公安机关专案组自首，也就是这一自首情节保住了他的老命。

    这桩爆炸案轰动整个县，轰动整个乌蒙山区，这不仅是爆炸的轰动效应，而且这是这个地区近年来在县级交警大队发生的第二桩爆炸案。无独有偶，第一桩爆炸案发生在另一个县的交警大队，同样是大队教导员炸大队长，只不过没有炸死大队长，只是把大队长家炸了一个大窟窿，当事人被判七年徒刑。在看守所时，仇吉连想到此生完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之事，他也做好了死的思想准备。但当律师看了档案，认为他爆炸有因，又有自首情节，可免一死，又增强了他活下来的信心。判决书上也说，他们在交警大队工作期间矛盾较深，虽经组织调解，但未消除双方之间的矛盾，加之大队长吉勇对仇吉连在待遇上不公正，在工作中有刁难行为，仇吉连遂起杀害之心。

    5

    乌蒙山区是一个民风古朴的地方，山高路远，贫穷落后，正是雄雄奇奇的大山孕育了人们直率、诚实的性格；同时由于闭塞，使得人们的眼光、心胸不够开阔，培养出了一些固执、倔强的德行。正是这种无遮无掩的固执、倔强，使少数人遇事爱铤而走险。

    仇吉连所在的县原来曾一度红火过，是我们这个贫困省财政收入首先超亿元的县，那时有色金属矿刚刚崛起，牺牲资源、环境带来了一时之利。但一度的繁华又使原本就不好的社会治安更加混乱。贫穷、多犯罪、青少年比例较大的吸毒贩毒、偷牛盗马、入室抢劫、酒后杀人、爆炸……是这个贫困地区的犯罪特征，如果说古朴的民风中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犯罪，对于从那偏僻山乡走出来的人们，也包括笔者，是多么欣慰的事。

    在和仇吉连谈话时，作为一监之长，对他真有“怒其不争”之感。他曾说：“案发后，许多人拍手称快，虽然县里个别领导想置我于死地，但许多人联名上书，说我是‘为民除害’，而且审判时，县城所有出租车都停运以示声援，一百多名老干部联名上书人民法院。在县审判时，审判庭座无虚席。”一个县交警队教导员炸死大队长，这是何等大的轰动效应。因为在那样的贫困县，交警队是多么神圣的单位，人民警察又是何等神圣的职业，何况还是万人瞩目的大队领导，在那个小小县城当然也算一个显赫人物，自然是万众关注。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说过：“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人只要有贪图私利的念头，就会由刚强变成柔弱，由聪明变成昏庸，由慈善变成残忍，由高洁变成污浊。

    古人说：权利和财富使人眼花缭乱，不接近这些的人就清白，接近了而不受其污染那就更清白了；权谋诡诈，不知道者算是高明，知道了都不使用就更高明了！这些古训，作为一生多磨、文化程度较高的仇吉连是否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又为何而为呢？我找他谈话时，已经接近新春佳节，在我们这所高度戒备型监狱，五十多岁的犯人只能做一些杂务，而他正忙于出墙报专栏和书写春联。他在部队当过文书和宣传干事，写得一手好文章和一手好书法，而且书法形成“仇氏”风格。如果退休之后，心不生邪念，能真正做到“君子不畏流言，不畏攻讦”，从而使他问心无愧，在家写写人生回忆录，练练书法，于己于家于社会是何等美好之事。“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这要何等的胸怀和肚量啊！

    仇吉连已经适应了监狱的环境，生活也习惯，只是感到有一些后悔。自己受党教育三十多年，是老党员，工农商学兵都经历过，退休了却为一己之私而一手制造了这桩骇人听闻、震惊乌蒙山区的爆炸案，这是最笨、最愚的选择，对社会、对他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也给人民公安抹了黑。这是他痛心疾首的。因此，他表示唯有好好改造，方能赎罪，但这个沉重的代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用他的整个余生来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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