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初，省电视台《阳光轨迹》栏目录制了一期专题节目向全省乃至全国播放，主题是《从天之骄子到囚徒》。节目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叙述了游进从天之骄子变成狱中囚徒的全过程，揭示了当今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这起大学生犯罪个案中，也折射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缺陷，令人惊叹，发人深省。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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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进一九七五年出生于省城近郊的一个国有大型有色金属厂，父母都是该厂的职工。启蒙教育之初，游进就开始就读于这个厂的子弟学校。
从上小学开始，游进开朗、活泼、可爱的天性就显露出来，特别是对音乐的偏爱。为此，游进的父母对游进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父母又忙于工作，但还是省吃俭用，想把游进培养成才。
游进的父母发现他迷恋音乐，决心要把游进引入音乐的殿堂。为培养孩子在音乐方面的兴趣爱好，游进十六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省民族学院声乐系的李老师，游进便拜师于李老师门下。游进的家住市区南边，民族学院在市区北边，相隔五十来公里。每周游进的父母都要轮换着送他到民族学院学习，虽然每节课只开三十至五十元的授课费，但来往的车费，天长日久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母收入不高，为培养游进，只能省吃俭用。不论是风雪漫天，还是阳光普照，每逢周末他都到李老师的门下学音乐。三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从小就聪明伶俐的游进深受老师喜欢，师生感情不断加深。有时加课，李老师也网开一面。李老师深感游进在音乐方面的悟性和才华，将来如果游进有所成就，师出他门，是一个成果，也是教育的一种收获。李老师深知“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道理。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曾说“志当存高远”，教育子女从小要立志。明朝思想家王守仁形象地说：“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这些思想先哲们就强调人活着必先立志，要达到理想的目标，就必须解决立什么志的问题。是鸿鹄之志，还是燕雀之志；是追求个人富贵之志，贪图名利，还是树立崇高的、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的理想之志。立什么志，决定未来发展的方向。“志当存高远”，因为成功不仅仅只是智商高，更取决于追求成功的意愿有多强烈。很明显，游进的父母也意识到立志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在培养他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引导游进立下鸿鹄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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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游进在文化教育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音乐上通过专业老师的指教，也有长足的进步。这些成绩，使他的父母和老师为之骄傲，但他们却忽略了德的教育，这必然是导致游进从天之骄子演变成囚徒的悲剧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游进个人的悲哀，也是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悲哀，更是教育重才不重德的悲哀。
“才”和“德”相比而言，父母更重视“才”，成绩是父母心中的一杆秤。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许多父母没有寻找到有效的教育方法，不能配合学校、社会的教育。有的简单粗暴，动辄打骂，显露出家庭教育的野蛮性；有的对自己的孩子没信心，认为他们不是学习的料，不是教育孩子树立信心，坚定意志，培养自立的能力，使他们潜藏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是首先就把孩子的能力定位下来，使孩子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为自己的不努力寻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如此一来，孩子们的信心丧失了，教育的潜能发挥不出来，真的就不行了，潜能之门也悄然关闭。
爱好和兴趣所产生的信念，可以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孩子的愚笨，大多是教育理念上的愚昧、教育中的失败所致。只要有坚定的意志，成功就会在前面向你招手。
有人曾经问过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你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经验中，哪一种是最有效的？”丘吉尔回答：“是我在高中留级的两年。”别人又问他：“是不是考试失败了？”丘吉尔说：“没有，我只是发现了殊途同归的原则。”问：“你是如何被培养成为一个将英国从最黑暗的时刻引向光明的人的？”答：“英国所需要的并不是聪明和智慧，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勇气。”
在“才”的培养上，每个家庭、每对父母，都把眼睛死死地盯在名次上，用名次来衡量孩子的优秀程度。如果你是班上的前三名，这是父母向外炫耀的资本，并且每天对你千叮咛、万嘱咐，要争夺第一名。老师同学也死死地盯着你，让你神经绷得特紧，仿佛西班牙疯狂了的斗牛，只有不遗余力地奋斗，至于是深渊还是悬崖，那是全然不顾的。这种名次观所带来的最后结果，或者是产生古代的举人范进，或者就进精神病院，因他（她）们内心的那份孤独是不言而喻的。挤压出来的成绩，不像兴趣爱好那样可以让人不遗余力，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时间。正如“哈佛女孩”刘亦婷曾经对别人说的，自己“从初二起就在以分钟为单位计算时间”。而出于兴趣而热爱自己工作的二〇〇三年“中国首富”丁磊，他没有留过洋，而且读的也是极其普通的一般大学，但他自己就是无线电迷，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激发出强大的创造欲。他可为信念牺牲一切，从而成为“中国首富”。所以说，挤压可以带给你短暂的成功，但要真正成功，还应寻找到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某种渴望。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只有最大限度地开发出、发挥出心灵深处的巨大潜能，才能使你如痴如醉地去做，天长日久，你才能超越时空，超越平凡。
曾有人说：中国家庭教育的痛苦是女人式的焦虑，中国家庭教育的混乱是女人式的混乱。因为在现实教育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运用这样的推理：如果你在班上考不到前三名，那就考不上重点中学；考不上重点中学，就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重点大学，就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工作，就没有好的生活；没有好的生活，你一生都没有幸福可言！这种推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成绩好的孩子，这种推理就像病毒一样潜入他（她）们的内心深处，逐步形成狭隘、自私的学习观；对于成绩差的孩子，这种推理使他们自暴自弃，形成了固定式思维，产生可怕后果。总起来说，这种推理不论是对学习成绩好的孩子，还是对学习成绩差的孩子，都会使他们产生厌恶感。
这种没有血性的苍白无力的教育，会扭曲孩子们的心灵，使他们的人格无法得以健全，情感不能得到充实，快乐更无法体现，生命中有血有肉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剩下的或者是一个干巴巴的躯壳，成了一个变了形的书呆子，或者是自暴自弃，目空一切，成为叼烟弄刀的社会流氓！
这种教育方式，忽略了对“德”的培养，从而造成他们畸形的心态，社会责任感、道德观、法律意识都被注重“才”的教育冲淡了。虽然从初级教育起也有一定的道德教育课程，但这些课程是苍白的；虽然不时也会去给烈士陵园扫墓，但这在孩子们心中是被动的、迷茫的。因为这种教育模式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政治教育占据着很多无谓的空间。一整套科学的、适应市场经济的、适用有效的国民教育体系没有建立，理想信念在青少年心中还和政治教育紧紧相连，而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又同当今重才的自私教育不能融合。这个时候，除了“才”的灌输，还要注意孩子们的全面发展，除要培养他（她）形成完整的人格外，还应加大道德和法律意识的教育。自古以来，国家维持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一是靠法律，二是靠道德。以前搞的是计划经济，道德和理想有强大的舆论机器强行灌输。人治阶段道德的力量很强，法律的力量很弱，某领导的一句话都代表着法律。实行市场经济后颠倒过来了，道德的力量不断在下降，法律的力量不断在增强。法律意识的增强，是培养健全社会公民的强大手段。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教育，重才轻德的自私性教育必然要导致一些学生心灵的扭曲和心态的失衡。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就给当今的教育敲响了警钟。一个心理畸形的大学生，因心理失衡，就残忍地杀害了四名同学。这起血案为自私的重才教育敲响了警钟。
游进也一样，“才”是充分发挥出来了，但道德和法律的浅薄也随着大学的学习生涯充分地凸现出来，终于从天之骄子沦为阶下囚。
游进考大学那年，当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因填报时北京在这个高原省没有招生指标，特别是音乐学院，那更是多年都没有问津的了。
但他的报考志愿填报后，运气特别好，停招数年的中央民族音乐学院在西南地区招生，考点就设在省艺术学院（当时大学间还没有合并，因此称为省艺术专科学校），这就给他报考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提供了机会。
这个消息首先来自民族学院的李老师，因为游进已经报考了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担心不能再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李老师就鼓励他，而且主动给游进报了名，明确告诉他，要在中国的音乐领域有所建树，就只有上北京，那里不仅是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而且是名家辈出、人才济济的地方。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和那样的环境下，才能够被卓有成效地培养成一流的人才。在李老师的鼓励下，片区专业考试的最后一天，游进参加了专业考试，先考乐理的基本知识，这是专业所必需的，然后就考唱歌，那天他歌唱也发挥得很出色。这正是数年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通过他自己不懈的努力所得到的丰厚的回报——受到了来自北京的专业老师的好评。不久游进又参加了全国统考，文化考试也过了关，很快他就收到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十年寒窗的结果，也是其父母翘首盼望的结果，是他们风里送、雨里接、省吃俭用、勤俭节约、含辛茹苦培养的结果。有兴趣才能增进才华，有才华才能促使成功。只可惜重才的同时，德的缺陷也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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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进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后，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花园式的校园，清新优雅的教学环境，特别是令他十分感兴趣的声乐课程，为他理想的实现插上了翅膀，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憧憬。大一上学期他在熟悉环境、增强感性认识、打好声乐基础中度过。大一下学期，他开始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和社会上的一些小型的义演活动。在增强感性认识的同时，理性认识也得到不断的升华。
虽然已经进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游进知晓，要在专业上有大的长进，仅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要有所建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必须拜师学艺。只有被高水平、名气大的老师带才能咬破壳儿，在艺术的天地中自由飞翔。于是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中国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刘维维老师。刘老师曾与世界大歌星帕瓦罗蒂同台演出过。这一时期拜在刘维维门下的学生只有几人，游进是其中之一。刘维维对学生是极其挑剔的，并不是谁想去当他的学生就能去的。他要考核学生的乐理天赋和唱歌水准，考虑能否培养成才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师生关系都是商业性的，每授一节课收八十至一百元的课时费，但就当时刘维维的名气而言，这是微不足道的。他对学生很严格，不仅是名师出高徒，更主要的还是严师出高徒。那时，刘维维的爱人在日本。由于游进几乎每周都要去学习，几个月后，师生便建立了较深的感情，费用自然就减免了。因为，老师并不很看重金钱，这样学生就没有金钱的压力了。后来刘维维老师曾说，让学生交钱并不是看重钱的分量，而是刺激学生刻苦学习，从而达到拜师学艺的效果。
在刘老师家出入的时间长了，游进不仅熟悉了他的生活环境，而且由于感情的加深，他们便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段时间，游进不仅声乐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更主要的是出入刘老师家的名人明星多，国内的、港澳台的、外国的，他们对游进的思想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游进开始慢慢不满足于这个学院的教学水平，总觉得中央民族音乐学院不行，要么就上中央音乐学院，要么就是出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国留学开始升温，想出国的念头不断折磨着游进。如果仅从学知识“救国”的角度讲，留学当然是好事，我国在清朝就开始有出国留学的学生。清末，腐败、落后的清政府还做了一件使国人耳目一新的事，就是派出一百名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产生了诸如詹天佑这样的大师。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且急需各行各业的人才来改造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当时，在国外的大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崛起，放弃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回到祖国，如钱学森、李四光等等，强烈的爱国之心震天撼地。他们不仅放弃优越的条件、丰厚的报酬，而且是冲破西方武力的阻拦，想方设法，绕道辗转，历尽波折，才回到祖国。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留学成了一种时尚，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公费自费混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派学生出国首先是国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其次是大款们关注的问题，之后，逐步扩散到当权者送儿女出国定居的问题。许多位高权重的人还以此为“洗钱”的主要通道，留学的本意逐步变了味。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促使那些无钱留学又渴望留学的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逐步走向犯罪。游进虽然只属个例，但可窥见一斑，也正是这种大的社会背景，才导致游进的犯罪。据相关资料显示，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当时出国留学生是一万七千人，但到了二〇〇二年底，出国留学人员是十二万五千人，在五年内增加了七倍多。其中自费生一九九八年一万一千人，到二〇〇二年是十一万七千人，增加了十倍多。二〇〇三年出国留学人员虽然有所下降，只有十一万七千三百人，但主要是受到“非典”影响。“非典”发生后，联系国外学校，许多国家都对留学签证做了一定的限制。从一九九〇年初，一直延续到今天，掀起一股股“出国热”的浪潮，甚至发展到有人削尖脑袋，不惜一切代价挤到国外去的程度。“海归”是这个阶段出现的关键词，包括近年来出国的人也有增无减。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调整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在社会形态和文化趋向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和“入世”后的热点词几经变迁。与从前相比，无论在现象还是在本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出国的动因早就各有不同。早期留学归国的人员战功赫赫：在中国科学院六百二十九名院士中，早期归国留学人员占百分之八十一；中国工程院四百二十三名院士中，留学人员占百分之五十四。在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八六三”科技攻关计划、人事部等七部委组织实施的“百万人才工程”、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中，入选的人才大多都是留学归国人员。在载人航天工程、低温超导、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领域等重大项目和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中，到处可见“海归”的身影。但改革开放后，出国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代名词，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出国深造，但同早期留学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现在许多人出国留学是因为倾慕国外优美的环境、富裕的生活。许多大款把子女送出国留学，一是子女在国内的教育体制下读不了书；二是为子女自费留学创造安居环境，为自己出国定居打基础。其中许多高官子女留学纯粹是为了“洗钱”，先是子女留学，然后是妻子移居，之后许多高官一夜之间不知去向。正是在这样五彩光环的烘托下，“出国热”的浪潮一发不可收拾，出国动因也变得复杂起来，出国留学人员层次的多元化也不断浮现出来。
在这种“出国”热浪的推动下，游进出国的决心就更大了。要出去就需要经费，家中是没有能力的。父母只是一般的工薪阶层，而不是官员或大款，是无能力承担数万元的费用的，那就只有靠自己想办法了。刘维维也深感游进是一块好料，可塑性强，如果能出国磨一磨，可能会很快放射出光芒。从主观上讲，刘老师的思想是对的，但刘维维忽略了他这个学生的家境状况，他家根本就拿不出出国所需资金。所以，当刘维维老师帮助游进联系到了去美国深造的学校，并以自己在美国的同学作为担保人，考虑了到美国的生活费用后，游进才发现自己是无法拿出十五至十八万元的出国资金的。这么大一笔钱，游进不可能告诉家里人。他清楚，告诉父母只会增加父母的思想负担。这种单纯的思想更是为父母着想，但也正是这种单纯的思想使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如果真的给父母讲了，他们或者会找亲戚借钱让他出国，或者会对游进讲明不一定非要出国的道理。那样，就可以打消或者缓解游进一门心思要去美国留学的念头。游进自己解决资金的念头产生了。于是，他除上课之外，白天就主动参加学院的一些演出，晚上到北京的一些歌厅打工。同时，还到北京郊区的一些区县、企业参加活动。因这些地方请不起名演员，就只有请游进这些在校的大学生，但报酬很低，五百元、一千元的酬金在当时来讲就算高的。但这要凑齐十五至十八万元，谈何容易！于是游进就开始动起了盗窃的歪脑筋。这种邪念的产生，必然会导致他悲剧性的人生苦果。
在这样金钱化的环境和氛围中，人只要一失去航向，人生的小船就会在茫茫的大海中沉没。古人说：“鸣蝉洁饥，不羡蜣螂秽饱。”“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义不苟取是古往今来不失节、不丧志的具体体现。由于游进在成长过程中很少受到家庭、学校、社会中“德”字上的教育，失掉了我们这个民族义不苟取的优秀道德节操，他心怀不义，面对留学，不能正确看待得失；面对金钱，他无法做到正气凛然、堂堂正正为人，最终因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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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进第一次入室盗窃，情节十分简单。一个朋友介绍他到北京一户人家做家教，当他到这户人家去洽谈时，发现这家人比较有钱，但谈了半天因开价低而没有谈成。这户人家的客厅中有一套极好的音箱，音箱上方有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在离开这户人家时，游进便趁他家人不注意顺手牵羊，把这个信封拿走了。信封里是五十元一张的一沓钱，一数是二十张共一千元。这一次偶然的成功，为他入室盗窃开了道。
作为一名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游进为了出国镀金，开始伸出黑手，这不仅有损自己的良知，还触犯法律。但此时的游进一叶障目，大脑中除了“出国”二字，什么都不顾了，道德、法律在他头脑中是一片空白。
历史上有一句“不食嗟来之食”的俗语，许多小学生都知晓，讲的是名节问题。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闹饥荒，一个叫黔敖的人看见齐人用衣襟遮着面孔，拖着鞋子，踉踉跄跄，神色黯淡地走过来。黔敖左手拿着吃的，右手拿着喝的，大声吆喝道：“喂，快来吃吧！”饥饿者睁大眼睛看了看说：“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施舍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的。”他拒绝了黔敖侮辱性的施舍，最后饿死了。齐人不吃“嗟来之食”，因为他觉得那样有损自己的尊严，在他眼里，人格与尊严胜于生命。
人格，放大了说，就是国格，就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国家，若没有优秀的、高尚的国格，便很难被他国尊重；一个民族，若没有一批民族气节高尚的人物，便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像齐人这样的人在危难时绝不会贪生怕死，在困难时不会畏缩逃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卖朋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祖国。人要站着生，不能跪着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为当代的一个大学生，怎么能为了自己出国的梦想，就做出有损人格的事来呢？这必然会被人看不起。这样做是自己把自己摆在了卑贱的位置上。明星之所以高大，是因为许多人匍匐着仰视他（她）们，把他（她）们吹抬起来，使你看得见摸不着。如果你挺直了脊梁，就是一名高大的汉子，而他（她）们也只是一个人，无非是在某一个方面略有一技之长而已。如果不择手段达到了目的，灵魂也是卑劣的。就像一个学外语的青年，当他终于拿到美国的签证后，情不自禁地说：“我要回家了。”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到了美国，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吗？不仅国人瞧不起，就是爱国思想极其深厚的美国人都会嗤之以鼻。这种卑劣的人在国内大有人在，这也是当代教育的不幸和悲哀！
大凡志趣高尚者都知晓，不义之财不可取，不义之利不可图，不义之名不可争，不义之官不可做。道德情操高尚者，往往很重视人的尊严，生活上可以十分清苦，但绝不会失去做人的尊严，其他都可失去，就是节不能失去。《孟子》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也就是说，生命和义都是我需要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要舍出生命而求取义，不能苟且偷生。我们的这些圣贤先哲们两千多年前就懂得立德，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可惜的是先哲们的智慧只能保留在古籍图书中，而没有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的信条，不能在我们学校的教室内，在家长们的心中作为教育孩子树德立志的座右铭。信仰，这个伟大而神圣的东西如果不能正确树立，就会让青少年迷失方向！
游进盗窃的动机十分简单，就是要搞钱留学，手段并不复杂。在歌厅打工时，他接触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官员大款。这些官员和大款花天酒地，出手阔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下手就以这些大款们的家为目标。盗窃的手段就是敲门或踢门。那时防盗门一般不上锁，敲开门，如果有人，就说找人，敲错门了。如果敲的门不开，证明家中无人，就用脚踢门，踢开就入室盗窃，踢不开就走人了事，多么简单。任何犯罪都是复杂的，又是极其简单的，这个过程都是由心来控制的。
元朝人许衡在酷暑中行路，口渴难忍，正巧路旁有一棵梨树。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摘梨解渴，唯有许衡一人端坐在树下，泰然自若。有人问他为何不吃，他回答说，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可拿来吃。那人说，现在世道大乱，梨树无主。许衡说：“梨无主，而我的心就没有主了吗？”
所谓心中有主，就是心中有义。义是高尚纯洁的，不能有一点点玷污和损害。这些立义建志的事不能似是而非，理应从青少年抓起，再也不能搞只重才不重德的教育，德的建树更不能搞一味的政治化。这不仅不能培育好孩子，还有损师德。
在立志取义上，父母和老师不仅要对孩子进行切实可行的教育，而且也要通过平时的生活习惯来影响孩子，特别是家庭教育中的潜移默化很重要。如果父母的潜意识中有许多东西是消极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经常表现出来，潜移默化作用在孩子身上；如果父母的潜意识里是积极的，那么对教育孩子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东汉末年，有一位著名学者叫郭泰，不但博古通今，而且为人忠厚正直，许多读书人都来拜他为师。这些学生中，有一个叫魏照的青年，把自己的行李都带来与老师吃住在一起。他不但专心听老师讲学问，而且还处处注意老师的言行举止。老师问他：“别人认我当老师是为了学点知识，课一讲完他们就回家了，你为什么早晚都陪着我不走呢？”魏照诚恳回答：“现在要找一位传授知识的老师并不难，但要找一位能教育你怎样做人的老师就困难了。我天天陪伴您，就是为了能处处仿效您的一言一行，学习您高尚的道德品格。”足见师德之重要。当今的教育，最缺的正是这些。
游进说：“我作案后，在学院外租一间房子住，案发前我盗得现金六万元，其他二十来万都是存款和证券，还有金银首饰，没办法变现。案发是坏在盗窃来的BB机上。我将盗来的BB机给同学用，公安打BB机找到我同学，追查到我，我就被以盗窃罪判刑了。那时我不懂什么刑法，更不知道什么是盗窃罪，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如果懂点法，也不会去做的。当时真的不懂，否则把BB机扔掉，这个案子就抓不到我的证据，案子也无法破获，也不会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样重的刑。”如果按老刑法的量刑标准，他脑袋都保不住了，因当时北京是盗窃五万元就要处以极刑的。他说：“我能保住脑袋，一是得益于新刑法的颁布，二是学院领导、老师和同学保了我。”在学院，游进一直是声乐系第一名，同时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是一个活跃分子，在学院小有名气，在北京参加了不少的义演活动，刚开始小有名气，所以得到学院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同情。一百多人联名给法院写了信，学院领导、老师、同学都签了名。理由是游进系初犯，动机也是为了留学，本质上不是坏人，不属于罪大恶极的人。其次，虽然旧刑法盗窃五万元就难保命，但判决时新刑法已经生效，经济的标底提高了，又是主动坦白交代的，属于从宽处理的范畴。这些在北京市法院判决书上都打印了的。盗窃罪在老刑法中是这样表述的：
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一九七九年颁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决定（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如下：
一、对刑法有关条款作下列补充和修改：
（一）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盗窃罪……其处刑分别补充或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并处没收财产。
一九九七年颁布的新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
盗窃公共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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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进盗窃案发后，轰动了整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特别是得知游进盗窃的目的是为留学，这给学院带来深深的思考。当游进的父母获悉这个如晴空霹雳的消息时，痛不欲生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但从悲痛中醒来，也得出游进犯罪并非是偶然的。他从小听父母的话，勤奋学习，但他也是一直在父母的宠爱中成长的，没有在社会中闯荡，道德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浅薄。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走上这条道路也是必然的。虽说他不是坏人，但却是一个罪人。
游进在看守所时，对法律知识仍然一片茫然。他心想坐几天就出去了，只有杀人放火才是违法犯罪，而且只有杀人才能重判，盗窃别人一点财物算不得什么！当时他想，要判也只是三五年了事。当他将自己的盗窃数额与法律进行对照，特别是看到盗窃罪中量刑标准的明确规定“盗窃财物数额巨大的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时，他后悔莫及，但悔之晚也。这一案例充分显露出当代的学生从初中到大学，道德中的是非标准被混淆了，法律观念也十分陌生淡薄。现在从初中到大学开的法律课只是概念式的，大家也不当一回事，犯了罪还不知道是犯罪，甚至犯了重罪也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深入发展时期，“出国”是一块香馍馍，是大学生心中时髦的代名词，许多官员和大款的儿女们纷纷争着出国，出国镀金的思潮十分泛滥。出国是许多大学生朝思暮想的事。游进说，那时明知家庭经济拮据，拿不出这十多万，但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加之在大二时，参加了社会上的一些演出活动，开始有了一些名气，从金钱到荣誉都有所收益，滋长了自己的心高气傲。想到学声乐，若咬不破壳，那只能闷死在歌厅、舞厅，一辈子都出不了头；一旦咬破壳了，就可以冲向蓝天。因此，得出为了出国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遗余力，搞到钱就是英雄、就是好汉的结论。因此，只要不上课，他就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去北京街头巷尾转悠，目的就是觅找破门入室的目标。现在看来，那是多么愚蠢、多么无知的事。
游进悲叹，犯罪后损害了学院的名誉，这所音乐学院在国内虽然不是一流的，但曾培养了许多著名歌唱家，如宋祖英等一大批名人。这件事对父母的打击是最大的，他们含辛茹苦，风里来雨里去，每周都要带他乘车几十公里上专业课，培养他，光经济这笔账都难以算清。望子成龙的希望破灭，而他这条虫更是劣迹斑斑。当时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专业在全国只招十来人，游进所在的这个高原省只有他一人，而且是包分配的。纵然大学四年不能成名人，毕业后也会活得不错。可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不能不说是当今教育的缺憾。
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教育应与时俱进。价值观决定人的成败得失，因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决定和行为，而人的决定和行为可造就人的命运。能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拼搏，去奋斗，这种拼搏和奋斗就是使他人感到心悦诚服、赏心悦目的，这个过程就是愉快的。当通过他们不懈地努力获得成功时，他们就会最大限度地体会到人生生存的幸福和喜悦，人生的意义就能充分体现出来。而这种价值观的取向必须从小树立在每个孩子的心中，使它从小学、初高中到大学都能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不让孩子感到迷茫和模糊。因此，国民教育应该对孩子们负责，让教育这种公共产品恩振山河，惠泽大众。而且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教育的一体化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在世界这个“地球村庄”，将来只有地域的不同、历史文化风俗的差异，而教育的共性必须显露出来，过分的政治化只能抑制教育的发展。
游进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后就转到高原省高度戒备型监狱。这所监狱坐落在省会城市之中，距离养育他的家乡二十公里。现在他的心态很好，除积极改造外，还积极参加监狱的各种文体活动。省电视台《阳光轨迹》专栏专题访谈录，就以《从天之骄子到囚徒》为主题，让游进对着镜头、演播厅的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谈他的经历。
一个小时的访谈，给观众留下惋惜之叹。刘维维老师专门从北京赶来，并在现场讲了话。刘维维老师说：“游进是我十分看好的一个学生，但他出了事，触犯了法律。在那种盲目出国的推波助澜下，难道只是他的责任吗？我作为老师有责任，家庭、学校、社会就没有责任了吗？才智是上去了，但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缺憾又是谁造成的呢？”刘维维老师还鼓励游进好好改造，不能自暴自弃，努力自学，完成学业，将来出狱为社会作贡献。
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启蒙老师，游进的家人，他高中时的部分同学，还有《阳光轨迹》特别观众一百多人在现场观看了访谈。访谈以游进演唱的歌曲《烛光里的妈妈》作为结束。
访谈节目播出后，游进收到全国各地一百多封来信，各行各业的都有，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对社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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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进创作和演唱获奖的情况
一九九二年参加市第一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世界需要热心肠》获第二名；一九九四年参加北京市大学生合唱比赛获得第一名（领唱）；一九九五年在北京市音乐电台录制歌曲《花非花》《大江东去》，在大中学生专栏节目中播出。
一九九九年参加市“五四”读书演讲比赛《走过人生的里程》获第一名（在狱中创作，市里演讲）。
一九九九年底参加省监狱系统文艺会演创作歌舞剧《大雪，飘啊飘》获创作一等奖。
一九九九年省监狱局组织的全省劳军演出，创作的《母亲》获第二名。
二〇〇〇年起在监狱内创作了歌曲二十余首，发表了《再次牵手》《燕子老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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