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说：“监狱长，如果我终身依靠我爱人，就算是吃碗‘软饭’，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可惜我好强逞能，身体中就没有闲得住的细胞，天生就是一个吃苦的人。”

    如若不是因涉嫌集资诈骗，徐晓不知是在做期货交易的实践，还是在进行口若悬河的演讲。他研究的《金融市场价格运动规律之供求余量函数模型解析法》和《市场价格、时间、供求余量，三元函数平面合成构图法》在成长中的中国期货市场，的确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只可惜这种理论基础被国家法律击得粉碎。

    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血气方刚的徐晓告别巴山蜀水，从铁路技工学校毕业来到乌蒙山麓的一个机务段，一干就是七年。要不是世纪伟人站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他躁动的、聪颖的心也只能天天面对重重叠叠的汽笛声和“咔嚓咔嚓”的轰鸣声，让这种单调的声音磨平他不安分的心，使他如一颗道钉，深深地扎根于这大山深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碌而又平凡地生活着。可惜他身体里生长着不安分的细胞，血脉里流淌着不安分的液浆，骨子里深嵌着不安分的基因，从而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忠于职守的“道钉”，大山深处留不住他那躁动不安的灵魂。八十年代初，他以和单位领导不和为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机务段。

    在那个思想开始骚动、物欲和金钱开始冲击人们的时代，许多人在决定自己的命运前途时，已经把政治因素排除在思考之外，千方百计地以私欲来代替“一大二公”的观念。这是人潜在的本能，但这是不是市场经济潜在的规则，我不得而知，只觉得人们对此不是漠然置之而是趋之若鹜。别人怎样，我不得而知，至少我的改造对象徐晓是这样的。

    当我们聊到这段经历时，他记忆犹新。也许是创业之初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也许那份痛楚是终生难忘的，也许苦难是我们身上的外衣，披上和脱下都显得分外沉重。

    辞职之初，面对大千世界，他一片茫然，漫无目的地游走于茫茫人海之中，既不愿再回原单位，更不愿回到衣胞之乡，处境相当凄惨。

    八十年代初，商品经济在南国花城初露头角，政治这块至高无上的坚冰开始在春风中融化。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徐晓爬上了南去的列车，和许许多多人一样，做着发财致富的美梦！

    到了五羊城下，面对矗立的高楼、攒动的人流，徐晓的大脑一片空白，白天混迹于街头巷尾，夜晚只能露宿街头。热闹非凡的走私市场触擦着他的神经，商品经济的火花激起了他的希望。他开始小批量地贩卖十分紧俏的双雄表和在民间走红的邓丽君的歌带，一趟趟往返于贵阳、重庆、成都、资中等地，跑所谓的“单帮”。一年下来，居然积攒了一万元钱。

    那时，“万元户”还很稀少，“万元”是闪耀在贫困中的一盏神圣的灯，使多少中国人向往。徐晓在中国大地被冠以“万元户”的头衔。

    如果说小规模的走私为徐晓的成功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的“发展”为他的腾飞插上了金色的翅膀！

    2

    培根说过：“奇迹多在厄运中出现。”徐晓正是如此。

    一次偶然的邂逅，徐晓被曾一起下乡并在同一个知青组的朋友康建招到成都，应聘于四川省青年文化翻译公司任业务经理。虽然他不懂业务，但在经济上他却是主要的投资者，因而业务经理非他莫属。

    上任半载，徐晓摸到一些经商的门道，感到文化翻译公司这种文化企业发展的路特别窄，于是想出一条以商养文的路子，可以说这种思维就当时来说，是敏感和超前的。他承包了公司下属一个家用电器厂，并以这个电器厂为砝码，一次性向银行贷款十万元。

    当时的十万元，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获取这么一大笔钱，徐晓激动得彻夜难眠。这一天文数字是他奋斗的数十年人生中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如今，居然成为现实。于是他把投资的触须伸向教育领域，创办了一所民办大学——四川函授大学。

    那时“四害”已除，发展教育是众望所归。青年人渴求知识，那时的山西刊大，不知使多少人向往。

    这一民营大学的诞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半年时间，全国除了台湾地区之外，七万多人慕名而来，成功微笑着走近了徐晓。于是他们以成都跳伞塔科技大楼作为校址，自己编写教育大纲，聘请资深的大学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

    意想不到的成功，使徐晓也意识到了自己能力有限，于是提出民盟四川省委与四川青年文化翻译公司联办，徐晓成为法人。学生越来越多，钱像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进他们的账户，一学期下来，就进账几百万元。

    正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北京爆发了“西单民主墙事件”，四川省委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太放心徐晓这群青年人，怕迷失办学的方向，所以动员徐晓退出自己的股份，函授大学交给政府来办，由四川省委统战部接管。徐晓提走了应得的一百多万元，从“万元户”一跃而成为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百万富翁之一。

    3

    徐晓说：“监狱长，如果我把教育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路就走对了，那么我们这所民营大学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必然走在全国民营大学的前列，只可惜我没能善始善终。”

    徐晓说：“高校办不下去了，但我们感受到了青年人渴求知识的心情。”于是，他们创办了民营书社——西南书社。同四川人民出版社外文编译室合作，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畅销书，如《圣经》《第一夫人》《007系列》等。那时书号管理不严，又没有盗版，他们就先购买书号，增大发行量，因此很赚钱。

    接着电大开始火爆，他们又把目光盯在电大课本上，成立了中国电大复习资料编辑部，印刷电大辅导资料，对数百万电大生给予指导，财源又像流水一般滚滚而来。因为他们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把握着社会前进的方向，所以他们获得了成功。

    随着事业的红火，徐晓的胆子也越来越大。那时，政府不批准他们这个编辑部。于是，徐晓开始学会打所谓的“擦边球”。这种打擦边球的思想，为他后来走向犯罪道路埋下了祸根。

    虽然他们编辑部是非法的，但徐晓总认为是为民众办好事，政府批准也干，不批准也要干。由此，徐晓去私刻了公章、钢印。在他人生的坐标上，根本没有法律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和不幸。

    一九八五年，徐晓成立了四川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并任总经理、法人代表。他了解到中国科技的落后，就通过查询过期目录，把国外失去保护期的专刊翻译过来，选一部分在国内仍属先进的进行实验，推销给单位，如汽车玻璃洗涤液、家用电器、自动恒温器等等。这是当时发财的最好途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时他属于媒体追逐的对象，中央电视台、《参考消息》《四川日报》等媒体都发了与他相关的新闻。这是徐晓人生的辉煌，使他总觉得生命是如此多娇！

    4

    一九八六年，徐晓感觉在四川的发展空间有限，于是来到首都北京。通过友人介绍进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成为《中华英烈》杂志社的特约记者，住在毛家湾中央党史研究室招待所。

    有了这个特殊身份，徐晓开始混迹于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认识了一大批党政军高中级领导干部。虽有特约记者之名，但没有特约记者之实，无非是以这一金色的招牌、特殊的身份，开创“官倒”的先河，做“官倒”的生意。当时的石化产品十分走俏，如聚丙烯，都是从外国进口，进口价才两千元一吨，而国内价为九千多元一吨，他就找石化部领导批条；当时的彩电、冰箱都是日本产的，国内缺口大，他就找国家计委领导人批条。就这样，徐晓赚了许多钱。

    徐晓说：“我是四川省第一个有私人轿车的人，一九八四年以前已经有了两辆私人轿车，当时去交警队上牌都没有文件依据，只能托熟人。可以说，我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第一批百万富翁。”

    徐晓说：“如果不是钱赚得太容易，骨子里镶嵌着经商的基因，那我就进入海政歌舞团当创作员了。”他说那时特想写文章，想当作家，也创作过一些东西，可惜没有发表，如今这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梦。那时作家的殿堂是极容易闯入的。徐晓属于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话不容置疑。他说，真正的下海，是到海南岛之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加快对外开放，最大的特区吸引了徐晓。阳光、沙滩、碧海召唤着他不甘沉寂的心。一九八八年，他踏上了海南岛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并在这块热土上播撒着经商的种子。教育办了，“官倒”倒了，现在他最大的希望是办经济实体。

    于是他一次投入三十万元，买了一条游船，在游船上开设了第一家酒店，当上了“船老大”。他利用休闲的时间，开始学习和研究船舶工程，提出用玻璃钢制作飞碟游艇的理念，并同华南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所合作，获得了国家专利，并在当年作为海南省和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成果而获得了国家大奖。他还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国际船舶学术讨论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成为日本雅马哈船舶机械集团的第一大用户。

    徐晓开始了他的资本运作，核工业部投资八百八十万，本溪钢铁集团、海南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投资四千万，组建了飞碟旅游船队；租用海南拖拉机厂的一个海上车间作厂房，开办了造船厂，花了一千多万造了几十艘飞碟游船，成为海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无论是拍电影还是拍电视，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把它作为海上拍摄的基地，影响很大。同时他们的玻璃钢飞艇销量很大，真是财源滚滚。同时他还拥有海上方舟国际大酒店，资产高达五千余万元。由于有国家投资，政府也十分支持，海南船检局和港检局还授予他“船舶工程师”的称号。可以说徐晓的事业如日中天，辉煌到达顶峰。

    但是，徐晓的辉煌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生颇富机会和变化。人最得意的时候，有最大的不幸光临。”正当徐晓的海上事业如火如荼之时，一场撕天裂地的狂暴台风席卷琼州海峡。狂暴的飙风使整个海南岛昏天黑地，房屋坍塌，树木腰折。徐晓的海上船队、海上方舟酒店一夜之间被这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台风如狂风扫落叶般荡涤得一干二净，所有财产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台风吹到太平洋里去了。

    徐晓一夜之间从一个大富翁变成了平民。

    5

    天降其灾，祸及徐晓，一场台风使他的海上之梦破灭，事业也从辉煌跌落到低谷。时也，运也。“苦难之来到人间，部分是由于机运和谬误的作用。”

    徐晓在生意场摸爬滚打数载，费尽心机攒积的血汗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席卷而去，他自己一夜之间从一个大富翁变成了穷光蛋。没法，只好依赖于爱人。

    一提起爱人，徐晓就津津乐道，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他说他爱人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但如今也卷入他的诈骗案中，成为第二被告，被判处十三年徒刑，在女子监狱服刑。

    还是在成都办函授时，徐晓和许多发了财的财主一样，在不断积攒财富的同时，婚姻也渐显危机。我想这种危机是花天酒地、纵情享受光怪陆离的生活所致，是金钱的魅力吸引美女的眼球而击垮原配夫妻恩爱所致。对于徐晓的前妻，是不是以上的原因，我不敢妄断，但他们家庭解体是事实。

    那时徐晓的爱人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是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他说她很了不起，高中毕业后读了两年中专，分到重庆电机厂当质检员，一边上班一边再读书，刻苦用功、自强不息，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考取了四川音乐学院。他叹息道：“可惜啊，如果她不和我走，如今可能已是大歌唱家了。读书时她在音乐学院就考取了总政歌舞团，一九八七年又考上埃及艺术大学。但毕业后都没有去，更没有服从组织分配，而是成为一名待业青年来到美丽的宝岛——海南，和我举行婚礼。”

    那时徐晓的飞碟船舶公司和方舟大酒店生意正火红，但她没参与徐晓的事业，而是另立门户。她以几十万注册了海口海上世界有限公司，出任法人代表、董事长，一面做生意，一面涉足房地产开发。在海南房地产一哄而上、土地圈了又圈，“圈地运动”达到顶峰时，她也圈了地，只不过在运动低谷时她就圈了，高峰时抛出。她不容易被套，对做生意，她很有天分，虽不算是一个奇才，但有一根敏感的神经，时时能触到生意场的内涵和外延，知道深到什么尺度可以淘到金。

    可以说在那场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倒霉透顶的海南圈地热中，她倒买倒卖一下就攒了两千多万。而且她赚钱后不像徐晓一样拼命往企业投，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所谓的做强做大。她往不动产投，一下购进两栋花园别墅。这两栋别墅占地四亩，独门独院，分别配置一个游泳池，路两旁椰林成行。阳光、碧水、花园、椰林，构成美丽优雅的环境，仅购置别墅和装饰就花去千万余元。那时徐晓的企业虽然倒闭了，但靠着他的爱人，他们搬进了豪宅，过着奢侈的生活。

    6

    那时，徐晓无所事事，每天过着游荡的生活，但他天生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徐晓说：“监狱长，如果我终身依靠我爱人，就算是吃碗‘软饭’，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可惜我好强逞能，身体中就没有闲得住的细胞，天生就是一个吃苦的人。”

    一九九四年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赛时，徐晓认识了一个做国际期货的朋友，他邀徐晓跨进期货交易的门坎。当时徐晓对股票、证券、期货交易这些领域并不感兴趣，拒绝了他的游说。但在巴西和意大利决赛那天，徐晓被朋友的一句话说服了。那位朋友说：“期货作为一门知识，做不做没关系，了解了解也是可以的。”当时他俩就打赌，徐晓赌如果巴西队赢，他就出十万元投资期货，如果巴西队输了，就再不谈期货的话题。可偏偏巴西队点球夺得冠军，打赌，徐晓是赢了，但从此他也就卷入了期货的泥潭之中。

    虽然徐晓因赢了赌而决定投资期货交易，但他是没有钱的。为了不食言，徐晓回家后对爱人说了此事，言外之意是要她出钱。

    徐晓的爱人也坚决反对，说资本市场深浅难测，不能涉入。但徐晓死磨活磨，她也心软了，就一下投入十万元进入期货市场。因徐晓是一个期货盲，对期货知识一丁点都不懂，就只有请这个朋友帮忙，让他操作。由于当时期货在国内刚刚起步，他们的投资有了回报。尝到了甜头，他们又投资了一百二十万元购买原始股票。如果按当时的期望值，十年可以到两千万元。那时期货和股票一样都是直线攀升。当徐晓的股票涨到一千五百万元时，风险来了，该抛时，他们没有抛。这个公司因涉嫌欺诈被停牌审计，他们的股票也直往下掉，每天跌停板。消息又对外封锁，徐晓作为该公司的十大原始股东之一，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股票成了一张张废纸，颗粒无收。同时投资期货的十万元也大损，只剩下两万元，损失得十分惨重。

    徐晓当时闲得无聊，并感到亏得冤，于是就下决心弄明白是怎样亏的。下定决心后他先投资五十万元进入期货市场，一边亲自操盘，一边学习期货知识，深入研究其发展规律：首先他买书来读，弄清了期货是在十七世纪产生于日本，十九世纪早期，在美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从没有组织的俱乐部协会演进到了正式的交易所。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十九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生产国，一八七六年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开始对铜、铝、锡等金属进行交易。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之外逐步衍生了金融市场，其中包括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同样有价格风险规避的需求，这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建立起来，其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从此美元等同黄金而成为世界货币。

    中国的期货市场经历了开放、整顿、重组三个阶段，一九九〇年组建了第一个引进期货交易机制的交易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随后深圳、上海等地先后组建期货交易所。期货市场在全国开放，可以说，中国的期货市场起步较晚，较发达国家要晚上百年。中国把期货写入重要文献，还是在二〇〇一年三月的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纲要”中，首次提出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重要理论，对长期蛰伏的中国期货市场来讲，是大有裨益的。

    徐晓一边学习一边操作，没想到兴趣越来越浓，而且投资的五十万又赚了三十万。那时他风险意识特别弱，总认为这种买卖来钱快。没想到他仅有的期货知识浅如皮毛，不足以驾驭期货领域的内核，加之中国当时期货领域是一片空白，只能依托港商固定的期货公司代办，包括徐晓的代理人都是港商期货公司的操盘师。由于当时国家对期货市场的认识不足，并且不允许港商公司代理，这个期货公司就卷款跑掉了，但徐晓认识的这个朋友没走，他是一个出色的操盘师。由于徐晓想涉足国际期货领域，于是他邀请这个朋友到他的别墅彻夜长谈，并以十万港币一月的工资，让这位朋友给他提供一个合法的期货交易账户，并聘其为经纪人。

    他的这位朋友有一个私人账户在香港新鸿基公司，他就用他的户头和徐晓进行交割，在香港用港币兑汇，在国内就用人民币进行交易，从而涉足于国际期货市场。半年后，徐晓付了他六十万元酬薪，而徐晓的期货收益特别微薄。这时，新鸿基的总裁来到海口，揭穿了徐晓经纪人的骗局，认为徐晓无端每月付给其十万港币的酬劳是得不偿失的，并同意给徐晓提供户头入户，还给他讲解国际期货的运行规律。这样徐晓便成为新鸿基在大陆的第一个重要客户。

    到一九九六年，徐晓的期货知识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便开始深入研究期货交割规律，并了解了期货交易的秘诀，即：充分认识自己，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交易判断不依赖于希望；充分相信自我，不要盲从；不要受他人意见影响，不要患得患失，任意改变原先的决定；学会接受损失；只用闲置资金操作；从小单量开始；不要把资金全部投入；行情混沌时先持观望态度；选择活跃月份进行买卖；根据分析相关商品的价差进行买卖；不要同时买卖多种商品；不要在已赔钱的合约上盲目增资；对赔钱的合约尽早止损；在交割期前引退；不要在意正常的季节走向；避免自己判断高低价；谣传上涨时买进，真正上涨时卖出；在价格超常规时买卖；学习逆势操作法；行动迅速；不要随便逆转合约；不要过分斤斤计较；熟知价格因素。

    徐晓将期货交易的二十五条秘诀倒背如流。

    7

    徐晓对期货市场从毫无兴趣到了痴迷的地步。进入国际期货市场后，他选择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期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期货指数市场，投资风险很大，但回报也好，利润高。这种具有挑战趣味的风险性投入很适合徐晓的个性和口味。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老虎基金、俄罗斯量子基金和香港政府的大搏斗时，他深知香港基金有上海的操盘高手进入香港大市场，并有由政府注入大量资金的支持，能杀退美国老虎基金和俄罗斯量子基金。于是在香港成为大赢家的同时，徐晓也成为了大赢家，一天就净兑五百多万。那天他还在四川，听到这一喜讯，狂欢了一夜。要知道，合法的财富是一剂兴奋剂，每次收益都可注入活力，都可以使自己的人生放射出光芒。

    一九九七年，由《中国证券报》主办，北京金智福星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首届证券和期货创新技术研讨会召开，这是证券市场国内顶尖级别的一个研讨会。徐晓撰写了论文《徐氏零点集合论》并参加了研讨会，他是国内第一个将数学概念应用到证券市场的人，在这个领域影响很大，在研讨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承办方总经理亲自到海口登门拜访；许多报社的记者都来采访他：《北京市场导刊》认真介绍了徐晓的《徐氏零点集合论》，成都的《舞台与人生》报道说徐晓是中国的“索罗斯”，《中国期货报》也对他进行了人物专访，题目是《敢和俄罗斯说“不”的人》，这是该报介绍的第一个中国人；点击电脑的期货网络，经常会跳出徐晓的名字。他在业内名气大增。

    正是知名度的扩大，才导致徐晓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徐晓刻骨铭心的痛，而且这种痛是终生的，是用金钱也弥补不了的。无期徒刑对于近五十岁的徐晓来说，意味着他的后半生必须在深狱中度过。

    名声大振后，要求合作的投资人纷至沓来。徐晓也四处办讲座、写文章、著书立说，一夜之间，他仿佛成为期货大鳄“索罗斯”。这时，徐晓在海南省注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价格研究机构——海南临界价格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成立的价格研究所。虽然当时政策不明，思想上有点发憷，但改革中的海南是开放的，研究所在内地能否注册就只能打一个问号了。徐晓聘请了数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又投资了三百多万，购买世界上先进的金融卫星频道和信息，对世界金融的价格进行分析。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引导和炒作，投资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群群到公司作考察，在别墅签合同。国家资金、集体资金、个人资金，都被徐晓投资回报所吸引。毕竟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百的期货投资回报率是比较诱人的，这使徐晓不断地把闲散的资金引入囊中。那时，他一点风险意识都没有，大脑一片狂热。还好，徐晓的血液里还有一点学者型和研究型的细胞，这些才使他得以存在。因为尚有的一点警觉使他感到钱来得越多，他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此时，他的资金从两三千万元涨到一亿七千万元（好在许多钱徐晓没有划入自己的账户，而是依然放在投资人的账户上。后来法院判刑正是以这部分钱未划在他的账户中这一细节为部分量弄依据，这才保住了他的脑袋）。

    8

    做国际股票和国际期货，必须通过一些渠道把资金运作出去，先到香港，后到美国。在香港，徐晓继续做新鸿基期货，再通过他们的代理，使绝大部分资金进入了美国美林证券。应该说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由于徐晓的智商不低，也没有多大损失。真正的麻烦是把公司搬到上海以后，问题就出来了。

    那还是在一九九七年夏天，海南热不可耐，徐晓来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山城贵阳避暑，结识了天诚大厦总经理卢一。因为徐晓是住在天诚大厦的，所以算是他的房客，时间一长，就混熟了。他动员徐晓把公司搬到上海，认为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说此人是徐晓坐牢的导火线，是摧毁徐晓的第三只黑手。当然，这是后话。

    大资金不能出境，如果在上海办证券，资金挪动方便，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因而徐晓征询了部分客户的意见，他们也支持将公司搬到上海。于是二〇〇〇年徐晓在上海投资了两百万，成立了上海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驻足上海陆家嘴，正式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在海口的公司是家族式管理，用成功商家的话讲，家族式管理是一只飞不高的鹰，受到亲情的束缚。因此，在上海成立“一价投资咨询公司”时，徐晓就刻意打破家族式管理模式，法人代表是他自己，占股百分之九十，聘请了天诚大厦的老总（所谓的朋友）卢一当副总，占一定的股份，同时聘一些退休的原银行行长、搞证券的人作为工作人员，操盘手是他从海南带过去的，还聘了中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为顾问。这样，他们就进入了金融证券实战阶段。

    徐晓以他的“徐氏零点集合论”为理论基础，破译了中国证券的密码，发现了金融运动的剩余能量公式，并以此来解释证券价格上下运动的动力是供求双方对于剩余能量争夺的理论。这种能量公式得到了专家们的首肯，而且是一个新鲜应用的公式。这些专家对徐晓寄予厚望，提出要打造他为金融证券的专家。这期间徐晓的理论也引起北京一些高层人物的注意，他们地位较高，对徐晓很赏识，经常找他聊，对他亦很支持。在西方金融界有“三剑客”，即股神巴菲特、期圣威廉·姆斯、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他们的眼中，想把徐晓打造成东方“股圣”。

    因此，业内人士都认为徐晓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股市、汇市、期市这三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是最具有实战经验和理论创新的人，并请他到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去讲课。当时他的大脑已经狂热到要成立一个民营性质的基金，但这是国家尚未放开的领域，他总想绕着弯子走。因为他有私刻公章的经验和打法律“擦边球”的胆子，他雄心勃勃地想一夜之间成为屹立在东方的“期圣、汇圣、股圣”，弹奏着当年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曲。徐晓以上海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大本营，在全国设立金融连锁店。由于条件优惠，许多证券商云集上海，纷纷加盟，由上海总部发出指令，各地执行。

    因舆论的宣传，回报率高，运作娴熟，国内资金像雪片般飞来。国内的期货证券、香港的期货证券、美国的期货证券走得都很顺。

    正当徐晓在三大市场一帆风顺时，祸事降临——美国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恐怖事件发生了。这一恐怖事件造成全美股市、期市狂跌二分之一，全世界的股市、期市都大跌。徐晓的事业和世贸双子楼一样惨遭重创，他的末日再次到来。

    9

    美国“9·11”事件后，徐晓在融资领域刻意打造的股票、证券、期货的航空母舰也被撞沉，金钱像狂潮一样流逝，比海南创业时那场狂暴的台风还要厉害。因为那场台风刮走的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这次股票、证券、期货狂泻流淌的是投资者的金钱，而且是承诺高回报率下的资本金。

    客观地说，如果这不是一艘航空母舰，不是做得太大，他是有办法弥补这个窟窿的。但这个窟窿太大，纵然他有回天之力之术，也只能仰天长叹。招集大家来说明情况的路都被堵死了，要隐瞒也是不可能的。于是，谎言就成了他挂在嘴上的航标，哪方来就指向哪方。资金上也只能东拉西扯，拆东墙补西墙，但总体上来说公司还是在运行着。

    徐晓说，这时不能不提上海的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不是家族式的，在领导层除他是法人、董事长、总经理外，另一个就是副总卢一，会计是他爱人，但出纳也是贵州来的，他姓徐名琼，这两个人是造成徐晓坐牢的罪魁祸首。

    由于在国际融资领域惨遭重创，承诺给投资者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百的回报无法兑现，投资人被徐晓一次次蒙着，他又不敢说“9·11”造成外国股票、期货大跌，无钱赔给投资者，资金运作困难等事。此前上海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国内还算是成功的，但出事后徐晓身不由己，被副总卢一和出纳徐琼架空。因他们不是自己人，不仅见死不救，还投石下井，在背后伸出黑手，把徐晓往死里整。

    二〇〇〇年四月，《上海证券报》和证券中心请徐晓搞一个大型的调研活动，一行人到福州和重庆考察上市公司。在福州刚开完会，正准备飞往重庆，在机场徐晓夫妻俩就被福州警方刑拘。他隐隐约约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嘀咕可能出问题了。到公安局时，广东警方已经守候在那里，拿出拘留证要他们在上面签字。之后，他们立即被押上警车从福州出发，车行数百公里。这是厦门到广东的高速公路，都是沿着大海边行驶，此时徐晓没有闲暇看蓝色的大海，更没有情趣目视大海如画的风光，他的心里一片茫然和空白。

    徐晓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车到清远市，他们从警车里被扔下来，送进清远第一看守所。在上车前，他们被搜了身，物品特别是通讯工具被收，加之清远警方封锁了消息，家里、公司一概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徐晓的印象中，他们和清远一点联系都没有，怎么能抓到清远来呢？在秘密关押的几天中徐晓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几天，清远市公安局提审徐晓，他才知道是深圳一家国有公司告他诈骗，该公司在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资的一百三十万半年前就到期了。由于没有还钱，该公司老总的亲弟弟又是清远市公安局经警大队的队长，他就在清远市报案，由他弟弟亲自来福州抓的徐晓。此时，到清远的疙瘩总算解开了。由于徐晓失踪，仿佛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所有的骨牌都要倒下，引起了投资者们的纷纷猜疑和恐慌，都以为他们是卷款逃到外国去了。

    徐晓知道他们失踪的可怕后果。由此，他想方设法联系上海的公司和北京的友人，以及贵州的亲戚朋友，要他们想办法营救他出狱。

    10

    他们出事后，上海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大权就落到副总卢一和出纳徐琼等人的手中，公司的内政、财务都由他们操纵。在广州警方抓徐晓夫妇前，先去了上海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卢一等人签字抓的徐晓，并封锁了消息，不把情况告诉任何人，想置徐晓夫妇于死地，从而吞下徐晓的财产和研究成果。当时，上海一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只欠深圳这家公司的资金一百万，外加利息三十万，总共才一百三十万，对于徐晓来说，是一个小数，是还得起的，于是徐晓夫妇要求清远警方放他们出去，立即归还这一百三十万，警方都有所松动。正在这时，公司副总卢一和出纳徐琼跳到台前，说如果清远警方放了徐晓夫妇，他们就要告清远警方办黑案，因为徐晓夫妇的诈骗罪是成立的。那时，全国公安正开展“五不准”的活动，卡得特别紧，清远警方就不敢放人，只有起诉。

    这时，贵州的朋友赶到清远市，认为不能在广州起诉，因为徐晓欠贵州私人和国有公司六百多万，大家想把他转移到贵州。徐晓到贵州熟人多，还了钱就没有事了。因此，这六百多万的投资者共同在贵州起诉了他，其中包括他的亲表兄和儿时最好的朋友。

    贵州警方接到报案，就和广东警方协商，想把徐晓押到贵州，但广东警方不放，最后通过公安部出面协调，徐晓才被押到贵州。

    到贵州后，徐晓估计有救了。因为到贵州是他们一手策划的，本以为在贵州没有负案，还钱就可以放人了，这六百多万徐晓夫妇也是有能力还的。殊不知适得其反，徐晓被押到贵州后，清远市法院就做出一百万投资在清远构不成犯罪，应该放人时，他却栽到贵州警方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他们被押进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扔进看守所就像摔进深渊，四十多天不提审，没有任何消息。在看守所徐晓身无分文，带信给外面的朋友借钱时，又被公安局发现，转移到花溪看守所，在上花溪看守所的囚车上签了逮捕证。此时，徐晓深知这下完了。

    在市一看关押的四十多天中，他的家人从海口来到贵阳，带来四百多万的支票给市局，要求还上国家的钱。至于个人的，都是亲戚朋友，待他们出来后，自会还上。但这时，公安局背后有一双黑手撑着，钱已经不起作用，而是要使徐晓夫妇的罪名成立，要置他们于死地。此时此刻，徐晓方知来贵州上当了。如果不运作来贵阳，在清远他们俩早就出来了。

    徐晓说，这个案子到现在仍有四个疑点：一是为什么清远警方会撤案？那一百多万元定诈骗罪是成立的；二是既然他的诈骗罪成立，为什么自始至终没有没收他的财产？三是他爱人是零口供，她本身没有参与诈骗。所有的投资都是他一个人收的，他爱人有自己的公司、事业。但他的亲表兄和儿时最好的朋友都出来指控他爱人是他的同谋。而他们一个投资了一百二十多万，一个投资了五十多万，他们两口子一进监狱，这些人不就颗粒无收了吗？为什么要跟着卢一投石下井呢？四是北京、上海、天津，许多投资人居然不起诉，保持沉默。这些，至今使徐晓心感疼痛并百思不得其解。

    11

    人很容易被他所喜爱的事物欺骗。诈骗罪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哲学现象，黑格尔说过一句话是值得记取的：“一种量的变化之发生，最初好像是完全无关轻重似的，但后面却隐藏着别的事物。”应该说这种事物保持特定的质和量的界限，在哲学上我们就称之为“度”。就好像在标准的大气压下，摄氏零度到一百度，这就是水的度，超出这个界限，就不是水，而是冰或者水蒸气。

    徐晓深知，自己的一生是和台风、“9·11”恐怖事件、那双黑手分不开的。这个过程内容是丰富的，但这个结局是惨重的。他说，这可能就是命运。最大的痛苦是把自己的妻子害了。

    在狱中，徐晓生活得比较愉快，他说这里管理文明、环境优美，加之上年龄了，干警们对他比较好，现在可以静下心来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我的面前，他拿出了想申请国家专利的《金融市场价格运动规律之供求余量函数模型解析法》《市场价格、时间、供求余量，论函数平面合成构图法》。

    讲到它们的意义时，徐晓滔滔不绝地说：“现在所有电脑对股票、证券、期货的行情图形都是两百多年前发明的，没有谁的研究突破了两百多年前的构图法。而我的研究就是创新，只要成功，全世界的几亿台电脑都要升级，因为我发明的这个图形是全世界电脑构图的新方法。”

    另一个研究是金融理论上的突破，就是用马克思金融原理，破解价格运动规律的秘密，并将这一秘密运用到金融市场。

    他雄心勃勃地想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徐晓的理想，能否取得的成果和效能，只能由大科学家们来评判了，也可能会引起比尔·盖茨的注意。作为一名高级警官，我只能把他披露出来。但我们会给他提供研究的条件和场地，请读者放心，这是我们监狱工作者的职责。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在不同领域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

    徐晓和他妻子，双双以诈骗罪判刑，一个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是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相关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当时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有财产。”“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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