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逃亡记-匪窟寻友 迷津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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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多少回在梦里梦见徐大贵带着赎银来赎我。觉醒后,却又不能不哀叹:我象茨岗人吆赶的牲口,在莽莽的大凉山被转卖,谁能找得到呢!现在,不是徐大贵去赎取我。倒是我去寻找已成了土匪头子的他。他那么正直善良的铮铮汉子,怎么会成了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土匪呢?我正背着简单的行囊,朝卧牛岗赶去。卧牛岗距烟坝约六十多里路程,在狭谷出口处,象条巨牛横卧在那里,左边有两座牛角峰,形势极为险峻。这里的土匪原来本是散居在卧牛岗的农民,靠种鸦片烟赚钱过活。一九四五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重庆的康籍人氏在欢迎他的乡会上,有人当场指责他纵容部属,违反禁令,在省内种植鸦片,抽取烟金,四处贩毒,危害人民。刘文辉十分尴尬。回康后,刘文辉便开始禁烟,铲烟。然而对黑彝区他就鞭长莫及了。

    卧牛岗的山民仍照旧抽大烟,种鸭片,照样作大烟生意,外地烟商仍大驮小驮。从烟坝往外运烟土。于是,一些胆大妄为者,便于险要处守候,遇上零星客商便下手。据说,周三麻子就是这样开始起家的。他头缠黑巾,背插双刀,腰里别着假造木手枪,手里端着一杆用五两鸦片烟换的破空枪,瞅着狭谷里走出的零星客商,便大喝一声“要命的丢下银子大烟走!”就这样,他空枪换成真枪,人马也发展到一百多。难道徐大贵也象林冲火并王伦似的,在卧牛岗称王了?

    春寒料峭,寒气袭人。狭谷两边的树枝还挂着白雪,条条冰凌在山崖岩缝间垂吊着。我寂寞孤独地走着,忽听:“前面的大哥,请等一等。”身后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瘦条瘦条的个子,苍白面孔,戴顶瓜瓣帽,长衫污黑,用根藤条扎在腰间。他到了我面前,不住地用手拍着哈欠连连的大嘴唇,露出两排黄焦牙。这是个正在发“瘾”的烟鬼。“大哥,行行好,给两个‘泡子’吞吞。发了‘瘾’,人好象散了架子,啥劲也没有了。”

    他哈哈一笑,霹出黄焦牙又道:“你真逗,这条路上跑的人谁不抽大烟?我买吧。”他摸出一大把银元。

    我说:“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真的没有。”

    “那你不怕?”

    “土匪?”我随意一笑说,“要钱没有,当爷作爹我去。”

    “好!大哥。”他把拇指一翘,“你是这个。”

    说着话不觉出了谷口,顿觉天空高远开阔了。

    一声马嘶。从左侧山坡跑来一匹黄鬃烈马和一匹白蹄宝驹。骑者都头裹黑巾,腰别双枪,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在黑巾的缝隙里咕噜噜地转动着,这就是土匪?有幸目睹山大王的威风,我不感到害怕,反倒开了眼界。

    骑白蹄马的见找两手空空,大失所望,骂了声“扫兴”,调转了马头。

    骑黄鬃马的却惊呼一声“五哥”,跳下了马背。那骑白蹄马的听到喊声,又调回马头,也喊了声“五哥”跳下了马背。

    他们跟我的路伴寒暄着,把我丢在了一旁。

    牵黄马的问:“打听得怎么样?有没有着落?”

    我的路伴说:“在大凉山找人,比他妈的大海捞针还难。”

    牵白蹄马的埋怨道:“二头领也真是,一个教书匠找来闹球?”

    “就是嘛。”牵黄马的说着,突然转身朝我吼道:“你他妈的还不快走!老子今天宽待你,连包包都不搜查。”

    “慢!”牵白马的说话下,“不能便宜这小子。先带回山寨作一阵龟孙子再说。”

    于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我的双手被反剪捆绑送来,双眼被蒙上黑布,我没有吭声,也没有反抗,踢踢绊绊地不知被带到了什么地方。

    我被捆着双手,蒙着双眼,被关在一个地方,从触摸到的东西分析,好象是个地窝,有木栅栏;从弥漫在窝里的臊臭味分析,可能是土匪关过狼狗或者别的什么野兽的地窝。外面的喧嚷声渐息下来,接着是踏踏的脚步声,接着是吱吱的坐椅声,接着是轻轻的话语声。一个粗沙的声音喊道:“念!”

    一个干涩的声音念道:“周徐二头领:值此党国存亡之际,身处反共大后方的各路英雄,理应捐弃所有前隙,忘掉一切私怨,精诚团结,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特约请二位头领于二月十八日亲赴烟坝,共商反共大计。谨此,为盼。川康反共游击军总司令羊仁安,庚寅年二月八日。”

    这是封邀请信,显然是白面郎君以其父的名义,拉拢各方势力,为他反共复辟集众乌合。看来我此行来得正是时候。

    传来一串粗沙嗓门的大笑:“他妈的,啥党国不党国的,过去党国要剿灭我们,现在党国又来拉拢我们。不干!”

    “就是嘛!”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他羊仁安远在西昌,还不是羊白面那小于想把我们拉去为他登基当皇帝作垫脚石,不去!

    “不去,不去!”

    “对,不去!”

    “各位!”干涩的嗓音说道,“如果不去,大家得想想如何对付的办法。”

    “对付谁?”

    “就眼下说对付国军,国军走了就得对付共军。”

    “老子谁也不对付,就在这里逍遥自在。”

    “我们谁也不招惹,既不投靠国军,也不投靠共军。”

    “不对!”我听到这里,俨然他们中的一员似的,不由猛地吼起来,“应该去!”

    “谁?”

    一阵枪栓声,我被揪出兽窝。有人立刻扯下我的蒙眼布。我象街头话报剧中的受审者,周围是凶恶的面孔和冰冷的枪口。

    “哎呀!这不是黄先生黄老弟吗!”徐大贵喜出望外地惊叫一声,跑来紧紧抱着我,又打,又问,眼里噙着泪花。瞧了好一阵才突然想起似的,急忙把我手上的绑绳割断,扶我到一张虎皮交椅上坐了下来。

    我被徐大贵的友情所感动,千言万语象是被噎在了喉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屋里共有六人,三人已见过,一个是我的路伴,另两个是牵黄鬃马和白蹄马的。未见过的有两人,一个满脸横肉,面上似嵌有几粒麻豆,这大概就是周三麻子,另一个年约四十,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一副老于世故的模样,揣着双手直瞅我。

    经徐大贵介绍,我方知周三麻子叫周彪;牵黄鬃马的坐第三把交椅,叫黄大龙,骑白蹄马的坐第四把交椅,叫董豹;我的路伴坐第五把交椅,叫易双全。易双全精通彝话,认识不少黑彝头人,是山寨的当家管事。他受徐大贵之托,进黑彝区找我找了三个月,现在意外相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相会全在巧遇中,这真叫人感慨万端,格外高兴。穿长衫戴瓜皮帽的,是这伙绿林团伙的军师,叫冯天明。

    “得罪,得罪。”

    “冒犯,冒犯。”

    “黄先生刚才说我们应该应羊五少爷之邀前去烟坝。”军师冯天明乜眼瞅着我,“看来,黄先生确以党国为重,忘了私怨。佩服,佩服!”

    徐大贵带着恳切而犹疑的口气对我说,“黄廉老弟,你从烟坝来,想必了解许多情况,希望给我们谈谈。”

    “对对,”众头领立即附议,“黄先生就请述高见吧!”

    于是,我把在烟坝听到的消息及自己的分析,坦诚地向大家谈了。“我是个教书匠。从来没有想过党国大事,可现在不能不想了。因为第一,国民党已经退到了大陆的最后一站——西昌。头头脑脑很快就要直飞台湾。第二,共产党正从四川泸州、乐山、西康雅安、云南巧家四面进逼胡宗南羊仁安,拿下西昌是指日可待的事。第三,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

    “这我就不明白了,”军师冯天明截住我的话说,“照黄先生的说法,国民党完蛋了,共产党成气候了,我们应该跟共产党,那为什么还要去烟坝跟羊五少一起共商反共大计呢?这岂不矛盾吗?”

    大贵瞅着我一声不吭,脸上却罩着不解和惊异。我说:“诸位还没有听完我讲的第四呢。羊白面是个人人切齿痛恨的流氓、恶棍、色狼。俗话说树倒猢狲散,秋后的蚂蚱,他还能蹦哒几天?可他贼心不死,还梦想登基当皇帝。诸位要想取得老百姓的宽恕,在共产党到来之前争取立上一功,何不趁此大好时机剪除那小子呢?”

    “哈哈哈。”冯天明大笑起来,“早就听说黄先生的舅舅是共党,不想黄先生也是共党。主意不错,主动赎罪,作为对共产党的进见礼,我同意!”

    徐大贵一扫脸上的不解和惊异高兴地说:“军师有远见,我们杀富济贫,不取不义之财,再把祸害乡里的羊白面剪除掉,共产党定会宽待我们的。”黄大龙和董豹没有表态,眼睁睁地瞅着周三麻子,想听他的。

    周三麻子掐熄烟蒂,“就是国民党跑光了,他羊家的势力也还不小啊。羊仁安担任过天(全)芦(山)宝(兴)雅(安)荣(经)汉(源)六县联防司令,更何况他们还有别尔土司的十万蛮兵给他撑腰呢!”

    “这点请诸位放心。”我微笑着说,“据我所知,别尔土司的年岁已大,能起作用的是他的儿子阿木卜哈和女儿吉乌。阿木卜哈就是在成都军校读书的卜国华。阿木卜哈的妹子吉乌对羊白面怀有深仇大恨。她哥哥如果知道自己的妹子遭到过羊白面的欺侮,那他家的十万蛮兵将不会为他的登基摇旗呐喊,而是为他的末日大敲丧钟。当然,促使这种变化,也还需要我们去工作的。”

    “这么说来,”军师冯天明冷冷地笑着说:“连接羊五少和阿木卜哈的那个扣环,只有仰仗黄先生去解开了。”

    我点头主:“不瞒诸位,我打算即刻动岙去别尔土司家。”

    军师高兴地喊了声:“拿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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