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记住：说你办不成某事的人，都是无法成功的人。他个人的成就，顶多普普通通而已。因此，这种人的意见，对你有害无益。
请你多多提防那些说你办不到的人吧，只能把他们的警告看成“证明你一定能办得到”的挑战，仅此而已。
大卫念大学的时候，一连好几个学期都和W先生在一起，他是个好人，是在你缺钱的时候借点小钱，或者帮点小忙的那种人。虽然他有这种美德，但是他对自己的生活、前途和各种机会却尖酸刻薄，吹毛求疵。
每当同学们谈到如何出人头地时，这位老兄就抢着说他的发财公式。他是这么说的：“大卫，目前只有三个方法可以名利双收：第一个就是跟一个富婆结婚；第二个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去抢劫；第三个就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拉关系，以便有机会多认识一些有头有面的大人物。”
他时常举例说明他的发财公式如何管用。他会从报纸上挑出一个社会新闻来证明他的看法。例如，一个非常著名的劳工领袖居然把所有的基金卷走潜逃。他还会一边张大眼睛看那“水果小贩跟富婆结婚”的花边新闻，一面故意大声念给大卫听。此外，他还知道有一个家伙利用第三者的关系辗转认识一个“大人物”，因而争取到一笔大买卖，发了大财。
大卫不知不觉受到他消极观念的影响，陷入“放弃成功的基本信念”的漩涡。
好在一天晚上跟这位老兄长谈一番后，大卫恍然大悟，发觉自己正在倾听失败的论调。
从那时候开始，大卫就把这位老兄看成是一个试验品，再也不相信他的话，只是分析这个人而已。
往后11年大卫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但是有一个他们认识的朋友几个月以前见到他。他在华盛顿做绘图员，收入很低。大卫问这位朋友：“他的作风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还是老样子，如果一定要说他有点改变的话，那就是变得比以前更消极而已。我们知道他确实很有头脑，如果肯动脑筋的话。可以赚到五倍的收入。只是他不会用。”
消极的人随处可见。有些消极的人心肠极好——就像上面那位几乎使大卫受到影响的人。另外还有一些消极的人，自己不知上进，还想把别人也拖下水，他们自己没有什么作为，所以想使别人也一事无成。
世界著名演艺大王佛洛门先生，在他成功之初，曾经因为将要演出一场别人已经演过但失败的戏，而遭受一些自认为“内行”的人的讥笑，他们劝他与其演出这样一个老戏，不如在家睡觉好，但是他并不把他们的讥笑放在心上。
这个戏以前在波士顿上演过，但失败了，因此有许多戏院都把它从一切节目中剔除，认为那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戏，可是佛洛门却花一大笔钱，又把戏稿买了过来。他有一个在戏剧界中久负盛名的朋友，劝他不要买这赔钱货，说他的行为近乎白痴。可是最后，他用事实证明了他的勇敢并不是“白痴”的行为。上演时的场景非常可观，观众每天都挤得水泄不通，可以说是演艺界的空前盛况。
佛洛门是碰到好运了吗？他的行为是与赌博一样吗？不，他是睁大眼睛去干的，他根据他12年来的经验，早已料到这次必定会成功的。
他成功的惟一秘诀，就是“自己觉得已有十分把握时，尽可能不顾别人怎样批评，还是勇敢地去做”。这秘诀使他从一名小小的戏院售票员成为“世界娱乐业大王”，报纸赞扬：“一手统治世界上数十家著名戏院，替数千演员创造发挥天才的机会。他在美国、英国、法国的戏院中，都稳坐第一把交椅。”
千万要小心那些消极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破坏你的成功计划。
当你有任何困难时，要找第一流的人物来帮你出主意才好。如果向一个失败者请教，就跟请算命巫婆来治愈癌症一样可笑。
兔子生存法则
一只狮子发现一只兔子，追了它大半天，最终还是没追上。其他动物嘲笑狮子，狮子无奈地说：“我跑只不过是为了一顿晚餐，兔子跑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我当然跑不赢它。”
一只狮子遇上一只兔子，奋力向它扑去。兔子自忖最终难逃狮子的魔爪，便撒腿向草地跑。一个追，一个跑，眼看兔子就要被狮子抓住，狮子却放弃了兔子。因为狮子发现兔子把它引到一群绵羊面前。羊与兔比，狮子当然要舍兔而取羊，不为别的，只为羊的肉比兔多。
一只狮子遇上两只兔子，一只在前，一只在后。前面的善跑，后面的不善跑。后兔与前兔打招呼：你得挺住，多跑一会儿，把狮子拖累；等狮子再来追我时，我就能跑赢它了。最终的结果是，狮子徒劳无功，两只兔子安然无恙。要说明的是，后兔事后无偿为前兔供应了一个冬季的松子果。
一只吃饱的狮子在闲逛时发现一只兔子。狮子想吃它，可胃撑得受不了；想放它，一则觉得便宜了它，二则有损森林之王的威严，实在不妥。聪明的兔子看出狮子的心思，说：“高贵的狮子先生，我实在不忍心让我那不太嫩也不太美的肉来使您饱胀的胃难受，可我也不忍心您因为不吃我而失去您的尊严。为了报答您，我决定给您‘回扣’——发现绵羊一定通知您，而您，只需假惺惺地追一追我，到没人的地方就放了我，就当您活动活动筋骨吧，如何？”狮子眯起眼想了想，果然是个好办法。于是兔子与狮子玩了一次友谊“赛跑”，事后兔子拿了“回扣”给狮子——它可不敢毁约，因为它知道，明年还得靠那只经常“吃饱”的狮子帮忙才能“生存”。
上面四只狮子碰巧同时遭遇上面的五只兔子，最终的结果是那只为了保住自己性命只知道跑却不知道想其他办法的兔子葬身狮口。因为它也许能跑赢一只狮子，但绝对不可能又跑赢其他的狮子。后来狮口余生的四只兔子碰头后总结“生存法则”，归纳为四点：第一，只靠自身力量绝对不行；第二，必要时可牺牲他人；第三，发挥集体的力量；第四，充分利用物质利益对敌对友的“亲和作用”。这就是“兔子生存法则”。
“兔子生存法则”运用在企业经营中，就是一个企业在做不到行业领头羊的情况下，不要生搬硬套领头羊的各种运筹模式，必须学会寻找市场夹缝。因为市场总是会有缝隙的，它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每一个产品，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
20世纪中期的几年当中，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们一直饶有兴致地加长和降低车身，因此他们生产出的车型一年比一年大方、流畅、美观。可是，出人意料，黑森林中突然就冒出个李逵——“大众甲壳虫”，就车身来说，“大众甲壳虫”的车身是又短又宽，丑陋无比，与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们生产的线型流畅、车身宽长的汽车相比，可谓反差太鲜明了。“你们不是追求车身宽长，流畅美观吗？我就非来个丑陋不堪的“甲壳虫”。这就是逆向思维的结果。”
动人的一课
我10岁的小女儿莎拉曾给我上了一堂有关勇气的课。莎拉一只脚先天性肌肉萎缩，不得不依靠支架活动。一个明媚的春天清晨，她回家对我说她参加了户外体育比赛——一个包括跑步及其他竞技项目的比赛。
看着她的腿，我飞快地转动脑筋，想说些——正像许多名教练在队员面临失败时所要讲的那样——鼓励我的小莎拉的话。然而我的话还未出口，莎拉仰起头说：“爸，我跑赢了两场比赛！”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莎拉接着说：“我比他们有优势。”
啊哈！我明白了，她肯定是可以比别人先跑几步，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得此照顾……可是我正要发话，莎拉又说：“爸爸，我没有先跑。我的优势是我必须比他们努力得多！”
这就是勇气！这就是我的女儿莎拉。
劳骚太盛防肠断
我小时候和奶奶一起住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斐。奶奶开着一处小店。每当有以牢骚满腹、喋喋不休而出名的顾客来到她老人家的小店时，她总是不管我在做什么都会把我拉到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丫头，来，进来！”当然我都是很听话地进去。
奶奶就会问她的主顾：“今天怎么样啊，托马斯老弟？”
那人就会长叹一声：“不怎么样。今天不怎么样，赫德森大姐。你看看，这夏天，这大热天，我讨厌它，噢，简直是烦透了。它可把我折腾得够呛。我受不了这热，真要命。”
奶奶抱着胳膊，淡漠地站着，低声地嘟囔：“唔，嗯哼，嗯哼。”边向我眨眨眼，确信这些抱怨唠叨都灌到我耳朵里去了。
再有一次，一个牢骚满腹的人抱怨道：“犁地这活儿让我烦透了。尘土飞扬真糟心，骡子也犟脾气不听使唤，真是一点也不听喝，要命透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我的腿脚，还有我的手，酸痛酸痛的，眼睛也迷了，鼻子也呛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时候奶奶还是抱着胳膊，淡淡地站着，咕哝道：“唔，嗯哼，嗯哼。”边看着我，点点头。
这些牢骚满腹的家伙一出店门，奶奶就把我叫到跟前，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丫头，你听到这些人如此这般地抱怨唠叨了吗？你听到了吗？”我点点头，我奶奶会接着说：“丫头，每个夜晚都有一些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富人还是穷鬼——酣然入眠，但却一睡不起。丫头，看那些与世永诀的人，温柔乡中不觉暖和的被窝已成为冰冷的灵柩，羊毛毯已成为裹尸布，他们再也不可能为糟天气或倔骡子去抱怨唠叨上5分钟或10分钟了。记着，丫头，牢骚太盛防肠断。要是你对什么事不满意，那就设法去改变它。如果改变不了，那就换种态度去对待，千万不要抱怨唠叨。”
据说人在一生中接受如此教育的机会并不多。而奶奶在我到13岁的时候，抓住每个这样的机会来教育我。牢骚满腹不仅使人颓唐，而且导致危险——它在给猛兽发信号：猎物就在你鼻子底下哩。
赏识自己的成就
每个人做出成绩时都需要得到赏识。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像孩子一样明确地表达并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这种需要。孩子会对爸爸说：“我们玩飞镖游戏吧。我先扔，你要说‘棒极了！'”
明尼苏达州海盗队前四分卫弗兰？塔克顿曾经有一场橄榄球比赛，比赛中需要他去阻挡那些来势汹汹的擒拿卫。
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比赛中，四分卫几乎从不拦截。因为他们的块头远远不及防守队员，阻挡就会有严重受伤的危险。
但当时海盗队处于落后的位置，需要出奇制胜。塔克顿积极地参与了阻挡，进攻队员跑出一个达阵得分。海盗队赢得了这场比赛。
第二天和队友一起看比赛录像时，塔克顿希望能有人拍拍他的肩，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赞赏。
但没有人这样做。
会后，塔克顿找到主教练布德？格兰特问道：“教练，你看到了我在阻挡对方，是吧？为什么一句话都没有呢？”
格兰特答道：“当然，我看到了你在阻挡对方，很不错。但是，弗兰，你在球场上一直很尽力，我想这不需要告诉你吧。”
“噢，”塔克顿答道，“如果你还想让我在场上再次阻挡对方，你应该告诉我！”
四头骡子
一个人开车迷了路，他边开车边查看地图，结果车陷在乡间小路边的壕沟里。他虽然没有受伤，但车却深深地陷在淤泥里了。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小农舍，这个人便去求援。
走进农舍小院，他发现根本没有汽车或其他现代化机械。马圈里惟一的牲口是头衰老的骡子。开车人本来以为农舍的主人会说这骡子太瘦弱不能帮忙。可农夫爽快地指着那头老骡子说：“没问题，沃里克可以把你的车拉出来！”
开车人看了看憔悴的骡子，担心地问：“你确定它能行？这附近可有其他农场？”“住在这附近的只有我一个人。别担心，老沃里克能胜任。”农夫自信地说。
农夫把绳子一端固定在汽车上，另一端固定在骡子身上。一边在空中把鞭子抽得“啪啪”响，一边大声吆喝，“拉啊，夫兰德！拉啊，杰克！拉啊，泰迪！拉啊，沃里克！”没多一会儿，小轿车就被老沃里克毫不费力地拉了出来。
开车人又惊又喜。再三谢过农夫后，他忍不住问，“你赶沃里克的时候，为什么要装作还赶着其他骡子的样子？你喊沃里克之前，为什么还喊了那么多别的名字呢？”
农夫拍了拍老骡子，笑着说，“我喊的都是我原来那些骡子的名字，它们以前都和老沃里克一起拉过车。老沃里克是头瞎骡子，只要它以为自己在队伍之中，有朋友帮忙，干活就特别有劲，连年轻力壮的骡子都比不过它。”
寻找卡布其诺
我刚度完一个长假回到家，感到很放松。此时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感觉到“这个世界多美好！我能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女儿Karen，想与她分享好心情，她在法律学校读三年级。我说：“嗨，我有一个精彩的——”就在这时，她打断了我的话：“妈妈，就在你离开以后，我发现颈部长了一个肿块，医生刚给我做完活组织切片检查，还得再做一次，因为他们还不能确定肿块是不是恶性的。”我紧张起来了。当我听到“恶性”这两个字时我的身体缩成了一团。我想叫喊：“病不可能找到我的女儿。她刚参加了纽约的马拉松比赛！她喜欢吃花椰菜。她对未来充满了梦想。这不可能！”
行程安排与活组织切片检查要花一些时间，我等着，她在纽约而我在多弗。在第二次活组织切片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给我打电话——淋巴肉芽肿病——一种淋巴癌。当时我女儿一个人在纽约，医生不敢告诉她结果。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一个朋友陪着我，我的女儿紧紧靠在她男朋友的胳膊上。连接我们俩的电话线就像是一根细长而脆弱的脐带，连接着母亲与她的孩子。“癌症”这个词萦绕在我们周围，挥之不去。
第六个星期我内心这种“母亲的牵挂”让我实在坐不住了，我乘飞机去纽约。在电话中我安慰她，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但我还需要看望她，拥抱她。光是语言上的安慰是不够的。化疗并不顺利。经过几个月的用药以后，她的头发掉了，剩下了一个光头——我忍不住要轻拂她，吻她。她讨厌这种举动，气急败坏地说：“我又不是婴儿，别碰我的头！”
在一个清新的、有风的秋日，我们乘地铁去化疗。在地铁车厢里，她光亮的秃头在拥挤的人群中非常扎眼。我像往常一样：当Karen检查她的治疗效果时，我开始浏览一本《纽约城咖啡导购》。我们要寻找纽约最好的卡布其诺……还有一小块巧克力放在旁边。卡布其诺与巧克力成为了化疗的解毒剂。
化疗完了以后，我们去咖啡馆。就像平常一样，我走在后面。Karen是很容易跟上的，她的闪亮的光头摇摇晃晃，就像一个保龄球。我跟随着闪亮的光头，直到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突然停下来睁大眼睛看着我女儿。他直盯着我女儿，气愤地骂道：“光头！”
我的母性促使我想保护她。“他怎么敢……”我真想狠狠揍他几拳，但我女儿拉着我的手推着我往前走：“妈妈，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称。我宁愿做个反抗者，而不愿是一个牺牲品。”
Karen拒绝成为癌症的牺牲品。她选择“寻找卡布其诺与巧克力”——这是防止成为牺牲品的抗剂。她在这种反抗精神中生活了18个月，这期间她从法律学校毕业了，和她的男朋友一起买了房子，并开始工作。她甚至还长出了一小点头发。
我们大家都可以选择反抗而不是成为牺牲品。什么是你生活中的卡布其诺与巧克力？
性格在什么时候才最重要
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是索马里游骑兵特遣队中一个狙击小分队的领导与成员。在1993年10月摩加迪沙的袭击战斗中，他们坐在直升机上盘旋在两架直升机坠毁的地点上空，展开了对敌军精确猛烈的射击。当获知没有地面部队可以解救其中一个坠机的飞行员，同时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敌军正向该点接近时，他们主动请缨去保护身受重伤的战友。
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下落到飞机坠落点以南一百米左右的地方。他们身边只带了个人武器，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了无数的屋棚，抵挡了聚合在坠落点周围的敌军攻击，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坠机飞行员身边。他们把伤者拖出坠机后，在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线，身陷险境，并且抵抗住了一系列的袭击。两位军士继续保护着他们的战友，直到耗尽最后一颗子弹，他们自己也身受致命伤。他们的行动挽救了一位陆军飞行员的生命。
没有人会知道，当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离开自己乘坐的相对安全的直升机，冒死去援救坠机飞行员的时候，脑海里都在想些什么。两位军士知道，没有地面部队可以依靠，他们当然也知道这样做是有去无回的。他们可能怀疑过，自己这样做会不会于事无补；但是，他们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是以美国陆军的价值为基础的，这些他们早就心知肚明了：忠于他们的战友，不管环境条件如何，他们都有责任遵循这些价值观；即使面临巨大的危险，仍然敢于行动的勇气；无私奉献的精神，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将这些陆军的价值观坚持到了最后：他们牺牲后被授予荣誉勋章。
障碍
在我自己还是一个童子军成员的时候，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即：凡在有新成员加入童子军的时候，我们总要把椅子排成一圈，形成一道障碍，然后蒙上新成员的眼睛，让他走过这条通道；队长会在游戏开始前给他一两分钟的时间叫他尽可能地记住所有椅子的位置，但是，一旦他被蒙上眼睛之后，我们就会立即悄悄地移开所有的椅子。
我总觉得人生就犹如这种游戏。或许，我们在自己一生中都在竭尽全力地企图避开那些妨碍我们的事物，而这种事物却常常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之中，并且其中有一些则是我们自己想像的产物。有时候，我们不敢去谋求某个职位，不敢去学拉小提琴，不敢去学习外语，甚至不敢打个电话给某位老朋友，等等；这种种“不敢”，其实往往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障碍，而正是这种无中生有的障碍，使我们裹足不前，错过了许多我们本来应该去做而且能够做好的事。
除非你真的已经撞上了椅子，不然就不要避开那些只存在于你的想像中的椅子。
哪怕你真的撞上了椅子，那也没有多大关系，至少，你有个地方可以让自己坐下来了。
让人高兴做你想做的事
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彼此残杀，规模之大，在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美国政府极为惊骇。人们渴望的和平能够得以实现吗？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总统威尔逊决意尝试，他要派遣一位私人代表作为和平特使，与欧洲军方进行磋商。
主张和平的国务卿勃拉恩很想获得这次机会，他知道这是使自己立功并名垂青史的一个机会。但威尔逊却委派了另一个人——他的挚友赫斯上校。赫斯上校当然很荣幸，但他还有一个麻烦，他得将这一不受人欢迎的消息告知勃拉恩并且不能触犯他。
赫斯上校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当听说我要到欧洲去做和平特使时，勃拉恩显然很失望，他说他曾打算他自己去干这事。”
我回答说：“总统认为，任何人正式地去干这事都不大适宜，因为派他去会引起注意，人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到那里去——”
从赫斯上校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暗示，赫斯无异于告诉勃拉恩，他太重要了，不适宜这一工作——这样便使勃拉恩获得了一种满意。
赫斯上校十分精明且饱经世故，他在处理这一事情的过程中遵守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永远使对方乐于做你所提议的事。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必须推辞许多演讲邀请，有来自朋友的邀请，或来自情所难却者的邀请。但他做得巧妙，他既推辞了对方，也令对方满意。那么他是怎样做的呢？他没有只是说太忙，太这个或那个，而是在表示对邀请的感谢与不能接受而感到抱歉以后，再提议另一个人去代替他。也就是说，他不给对方一些时间对这推辞感到不快，他立刻使对方想到了可以得到另一些演讲者。
当拿破仑创立荣誉队时，共颁发了1500枚十字徽章给他的兵士，提升他的18位将军为“法国大将”，称他的部队为“大军”，人们都说他孩子气。
拿破仑被人批评给老练的精兵一些“玩物”，而拿破仑回答说：“人们本来就受着玩物的统治。”这种给人授衔和权威的办法对拿破仑有效，对你也同样有效。
我的一位朋友，纽约斯卡斯戴尔的琴德夫人，她向我提起过孩子们在她的草地上乱跑，踏坏了青草，她为此事烦恼。她试过批评的办法，也试过利诱的手段，但都没有效果。后来，她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她试着给孩子群中最坏的一个人授予一个头衔，让他获得一种权威，叫他做她的“侦探”，让他管理草地，不准有人侵入她的草地，谁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她的“侦探”在后院生了一把火，把一根铁条烧得红热，恫吓要烫任何践踏草地的孩子。
获得权威，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当你使用这一原则时，他人更容易喜欢做你想做的事情。
宽恕的力量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个名叫罗斯韦尔·麦金太尔的年轻人被征入骑兵营。由于战争进展不顺，士兵奇缺，在几乎没有接受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他就被临时派往战场。在战斗中，年轻的麦金太尔担惊受怕，终于开小差逃跑了。后来，他以临阵脱逃的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当麦金太尔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她向当时的总统林肯发出请求。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少不更事，他需要第二次机会来证明自己。然而部队的将军们力劝林肯严肃军纪，声称如果开了这个先例，必将削弱整个部队的战斗力。
在此情况下，林肯陷入两难境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最终决定宽恕这名年轻人，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认为，把一个年轻人枪毙对他本人绝对没有好处。”为此他亲自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军们放麦金太尔一马：“本信将确保罗斯韦尔·麦金太尔重返兵营，在服完规定年限后，他将不受临阵脱逃的指控。”
如今，这封褪了色的林肯亲笔签名信，被一家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展览。这封信的旁边还附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罗斯韦尔·麦金太尔牺牲于弗吉尼亚的一次激战中，此信是在他贴身口袋里发现的。”
一旦被给予第二次机会，麦金太尔就由怯懦的逃兵变成了无畏的勇士，并且战斗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由此可见，宽恕的力量是何等巨大。由于种种原因，人不可能不犯过失，但只有宽恕才能给人第二次机会，只有第二次机会才有可能弥补先前犯下的过失。
永不停歇的军靴
1988年夏天，加州北部的富特布里格。作为一名中士，我自愿报名参加部队里最严格的训练之一：为期6个月的绿色贝雷帽战士资格培训。这一批参加培训的共有5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都是步兵——他们体格强健，个个都像人们通常在健美杂志封面上看到的那些健美明星。他们早已习惯背着沉重的背包长途行军和野外生存。而我却是个例外，我矮矮胖胖，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我是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成天坐在办公桌前分析情报信息。高中的时候，我曾得过第一名，不过那是在棋类比赛上。
我刚到这里时，周围的人都对我不感兴趣，这我一点不奇怪，本来嘛，谁愿意和一个老是落在最后的人扎堆？
所以，那天，在筋疲力尽的陆地辨别方向考试之后，居然有一位叫约翰？霍尔的中士走上来和我搭话，令我不胜惊讶。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按要求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单独露营，周围全是苍茫的群山和沼泽地，没有一点可以作为参照的物体，当然也不准打手电。我们被折腾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才回到营地。约翰，毫无例外是第一名，而我，照例是最后一名。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够呛。
“我叫约翰。”他边自我介绍，边伸出手来。约翰看上去二十刚出头。他不仅穿着合身的军装，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军靴，擦得黑里透亮。我知道他对我充满了同情，但我并不需要这种东西。
“我叫狄克逊·希尔，”我说，“你不一定非要和我说话不可，我自己知道他们都不理我的原因。”
我无法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但我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从小我就渴望戴上绿色贝雷帽。我喜欢听父亲讲他二战结束后在菲律宾做维和部队战士的故事。我18岁就加入了亚利桑那州国民警卫队，成为一名维和部队的士兵是我一直的梦想。
当然，约翰并不了解这些。但他微笑着对我说话的态度令我放松。“明天你还会来这里的，后天也是，大后天还要来，一直到你毕业为止，对吗？我看出你身上有一种潜能，一定能坚持下去的。你要做的是认准前面的目标，继续做你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他鼓励我说。
训练远比宣传的要艰苦得多。除了体力上的锻炼外，更多的是意志和能力的磨炼。一天，按要求，我们在森林里露营，需要自己动手宰杀家禽家畜并准备好自己两天的食物。我挑的是兔子。想把它烤熟了吃，可是时间不够，我没能完成任务。“你该选鸡，”约翰告诉我，“而且应该煮来吃——煮起来快一些。这是我和老爸外出打猎时他教我的。”他说着返回自己的帐篷，把他的食物分了一部分给我。经他一点拨，我懊悔不已，同时，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
时间越长，半途而废的人越多。有的没能通过战地考试，有的身体受了伤，还有的难以熬过艰苦的训练，疲惫地要求退学。培训时间过去一半的时候，只剩下175名士兵。一天，跳伞训练结束后，一个像橄榄球运动员的同伴看见了我，他惊讶地哼了一句：“嘿，你还在这里呀！”
是的，我还在这里，挣扎着。我还是落在后面。一次残酷的山地野营训练中，我顺着一棵树颓然倒下，我累坏了，真想就这样睡上它一个星期。这时，约翰走了过来，他坐在我身旁。
“你怎么啦？”他问。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艰苦的训练，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约翰看着我，然后，他拍了拍自己的军靴，“其实我们为了使自己能坚持下来，都用了一点小法宝。”他说，“我的小法宝是这两只军靴。我把它们看作不是为站着不动而设计的，而是为我不断向前行走设计的。特别是在无法忍受的艰难中，我一穿上它们，它们就像总在提醒我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方向走，不要停下来。这是我肩上的责任。狄克逊，我想，你要做的也是继续做下一件你认定了的正确的事，只要目标正确，就值得你坚持。”
他的话如醍醐灌顶，我居然又坚持了下来。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体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我甚至盼着体能考试。训练有了起色，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渐渐地，战友们开始来找我一起吃饭，侃大山。我敢肯定，人们开始接受我，我逐渐地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之中。
我不再落伍，跟上了进度，便常和约翰一起跑步。我们的最后一次考试是背包长跑——背着沉重的背包在山间疾跑1.5英里。规定的完成时间是3个半小时。约翰一直在我前面跑着。一路上，我超过了一些中途累趴下了的人。但即使看见别人掉队，你也无法去帮助他，按规定，你得一直向前跑。不管中途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得继续跑下去，直到终点。
离终点只有15英尺了。“就要成功了！”我说。突然，我看见约翰一个趔趄，好像中了枪弹似的，栽倒在地。“我得停下来，我得帮帮他。”我对自己说。但是我想起了部队训练的纪律，我只好越过约翰，向终点冲去。
到了终点，我才回过头来，约翰仍然躺在那里。军医跑过来进行急救。我在心里祈祷着：“快站起来吧，我的好伙计。”
约翰没能苏醒过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我的悲痛变成了负罪感。我的军靴底子可能是约翰眼里所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我自责，我当时为什么不停下来？
约翰的遗体被送回了老家。在培训中心教堂，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要是我当时停下来帮他一把，他是不是就能获救呢？军医说不能。可我仍然不能宽恕自己。
牧师把约翰的军靴——擦得像镜子般闪亮的军靴摆在祭坛上。在它们中间，是约翰的来复枪。一顶绿色的贝雷帽端端正正地摆在来复枪上。部队决定追认他为一名光荣的维和部队士兵。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继续做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像约翰生前常鼓励我的那样。
连长站了起来。我们全体立正，开始点名了。“到！”“到！”“到！”士兵们一一回应着。然后：“约翰·霍尔！”
沉默。
连长停顿了一下，继续点下去，“狄克逊·希尔！”
“到！”
点名继续着，直到最后一个名字点完。连长再次问道：“西弗吉尼亚的约翰·霍尔中士？”
下面再次一片沉默。
连长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叫道：“最后一次！约翰·霍尔中士！”我笔直地站在那里，极力想忍住悲伤的泪水。我的好朋友去了，我还有力气继续坚持下去吗？
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了放在祭坛上的约翰的军靴上，它们反射的光亮如此耀眼，我的眼睛简直不忍离开这双军靴……
斗转星移，转眼15年过去了，我已经从绿色贝雷帽战士的行列退役。我40岁了，才重新踏进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大学生，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职业技能。在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我便会想到我的好战友约翰。有时，我还会把我的军靴从衣柜里翻找出来。它们已经很旧，不能再穿了，有的地方甚至裂了缝。但是它们在这里，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是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时是艰难的，但坚强的人总能熬过最困难的时期。他们的法宝就是：认准目标，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正确方向走，不要停下来，那样，你就一定会成功。
推销的秘诀
20年前，特里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推销员，他的工作就是向人推销各种窗户。他没有一点儿销售经验，“连向自己的祖母推销假牙都不会”，他的竞争对手则个个经验老到，巧舌如簧，“能说动爱斯基摩人买他们的雪”。
上班第一天，老板就交给特里一项重任，让他到富人区向一位对他们产品感兴趣的客户推销一种双层玻璃窗。
特里非常紧张。站在客户门前，他的手脚都在打颤。但他还是叩门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打开门，听他结结巴巴地做完自我介绍后，请他进屋。
特里在她那儿待了3个小时。在喝掉几十杯茶、吃下成堆的饼干后，他终于让那位女士在合同上签了字：她买下了价值11000美元的窗户。
在这之前，那位女士已经打发走6位窗户推销员了，而且他们的开价都比特里的低。也就是说这位最没有经验的推销员成功地卖出了标价最高的产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位女士说：“我喜欢这个小伙子。”
在那3个小时里，特里凭着他的谦恭、礼貌、真诚和可爱赢得了女士的信任，并最终赢得这笔生意。他靠的不是夸夸其谈的口才，而是“人格”与“印象”。特里成功的秘诀是他给客户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如果你向潜在客户推销产品或服务，一定要考虑你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假如你能吸引他们，就成功了一半。一定要使客户知道你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钱包。
与你无关
前一阵有一句流行的话“与你无关”。这是我不喜欢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句粗鲁、冷漠的话，甚至觉得讲这话的人体内所流的血是冰冷的。
若夸大地说，世上所有的人可能都与我们自己有关。我还在念小学时，听到一则难忘的故事。
一位富家小姐在车内吃香蕉，发现香蕉腐烂不能吃，便随手扔到车窗外面。某贫穷人家的孩子经过那里，拾起那香蕉来吃，结果这孩子吃坏了肚子，发烧了。
当天晚上，富家小姐父亲的工厂发生火灾，全部烧毁。因为当夜值班的警卫临时离开。原因是他的孩子吃了捡拾的香蕉而发烧了。
这则故事使当时少女时代的我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加密切。
当然这是为少男少女而写的故事，因果关系明显。但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们的关系不也如此紧密吗？
日本的媒体所报道的消息中，没有一天没有车祸消息。车祸的原因很多。与妻子吵架，在气头上开快车，忽然紧急煞车时，幼童已成了轮下牺牲者……这种例子不少。
孩子与生身父母关系密切，但与夺取其性命的陌生人又何尝不是密切到可怕的程度？对爱子的性命被夺取的父母而言，岂能料到会突然出现如此可恨的现象？
想到这些，我们就不能认为与这人不相干，与那人没有关系吧？
那年，我们应台湾的邀请，预定到台湾演讲旅行三周。台湾方面为这次演讲会，作了许多准备。
然而，我的父亲突然因病陷于危笃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取消台湾之行。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去台湾，而父亲的临终对女儿来说，生涯中只有一次。
在取消台湾之行后没几天，有人来找我们商量事情。我们极为同情地倾听对方的叙述，尽我们所能地予以开导、规劝、安慰。对方终于渐渐情绪稳定下来，找出自己要走的方向，最后他说：
“假使今天没有和二位商量，我本来已经打算要带着孩子，开车从崖上冲下山谷。”
我不由得凛然而栗。
假使我的父亲身体健康，这时候我们正在台湾。假使我们去了台湾，这人想必已带着两个孩子开车冲下山谷了。
这事再度使我感到人与人的关系是何等的紧密。此人和我的父亲只是泛泛之交而已，以他的立场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生病，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换个角度说，我父亲的危笃救了他一家三口的性命。
那时我深深觉得我们绝不能断言“我是独自活下来的”，“我绝不会麻烦别人”，“我不需要人们的帮忙”。不论对任何人，我们都该抱持谦和诚恳的态度。完全陌生的人也可能突然变成关系密切的人，更何况亲人师友，关系更加深刻、复杂，不是我们所能预知的。人虽微小，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也可能影响许多人的命运。
不再耻辱
夏天，奥尔·康迪伊身无分文地在伍尔沃思家的店里闲逛。他看见一把小铁锤，那不是玩具锤，是他朝思暮想想得到的一把真锤子。他相信它是能砸烂一切、用来创造一切的锤子。他已经从福利包装厂里收集了一些木匠们工作时漫不经心丢掉的头等铁钉。他相信有了这把10美分的铁锤，他一定能用黄杨木和钉子做出东西来。
他不顾一切拿了锤子，悄悄往工作裤的口袋里塞。就在这时候，有个人一句话没说，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推进商店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
办公室里正在看文件的老头站起来，上下打量奥尔？康迪伊。
“他偷了什么？”
“一把锤子。”抓他的年轻人愤怒地看着奥尔。“拿出来！”他命令道。
奥尔从口袋里拿出锤子，递给年轻人。年轻人恶狠狠地说：“我真应该用锤子砸碎你的头！”
年轻人走出办公室，老头坐下来继续工作。当他再抬起头看这位小偷时，奥尔·康迪伊已在办公室里站了15分钟。
最后，奥尔说：“我没打算偷，我需要这把锤子，但没带钱。”
“没有钱并不意味着你有偷东西的权利，是吗，胆大的小鬼？”
“是的，先生。”
“那么，我该怎么办？把你交给警察？”
奥尔闭口不言，但他的确不想见警察。他对此人顿生恨意，但他更明白其他人可能比这人的做法还要粗暴，便强压了火。
“如果我放你走，能保证不再到店里偷东西了吗？”
“我保证，先生。”
他自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放声大笑。但这笑声并不是幸运的宣泄，而是对自己被羞辱的自嘲和深深的内疚，因为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不是他的本性。
奥尔走过3条街后，决定先不回家。他转身又朝伍尔沃思家的店走去。他相信他打算回去是想对那个抓他的年轻人说些什么，然而，他又不敢肯定，他是不是想回去再偷那把欲罢不能的锤子，而且这次绝不会被抓住。
到了商店外面，他反而不紧张了。他站在大街上往商店里看了至少10分钟。突然，他感到一点内疚，最后他没有勇气再去做偷盗的事。他又开始往家走，脑子里一片混乱。
到家后，他没有勇气进门。他对着院子后面的一个水龙头喝了很长时间的水。喝完水，他坐到菜园的芹菜地里，拔出一把芹菜，细细地嚼。妈妈辛勤劳动种出的菜，特别清香。
随后他进了屋，告诉妈妈今天发生的事情，甚至连他被放了以后还想回去再偷那把铁锤的想法也告诉了妈妈。
“我不愿意看到你偷东西，”母亲说，“这有1角钱，你去拿回那把锤子。”
“不，”奥尔·康迪伊说，“我不会拿你的钱买不是我的确需要的东西。我只是想应该有把锤子，这样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我有很多钉子和黄杨木，但没有铁锤。”
奥尔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他蒙受的耻辱现在开始真正地伤害他。他决定沿铁路线慢慢走到福利包装厂去，因为他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在福利包装厂，他看约翰尼·盖尔正在钉木箱。他看了大约10分钟，但是约翰尼忙于干活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甚至没和他打招呼。奥尔·康迪伊终于又抬脚回家，他不想让正在勤奋工作人注意到他袖手旁观，招惹又一次耻辱。
妈妈早上5点起床的时候，奥尔已经不在家了。“他真是个不安分的孩子，整个夏天都不停地动。他总是做错事，总是吃苦头，刚开始偷东西就被抓住了，让他再倒霉去吧！”妈妈发着牢骚，匆忙赶去工作。
母亲回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她看见儿子用锤子把两块黄杨木钉到一起，他在做板凳。他已经浇了菜园子、整理了院子，家里院子里都很干净。儿子看上去很认真也很忙。
“你在哪儿弄的锤子，奥尔？”
“在商店。”
“怎么弄到的，偷的？”
奥尔·康迪伊做好了板凳，他坐在板凳上。“不是，”他回答说，“我没偷，我在商店工作换来的。”
“就是昨天你偷东西的那个店？”
“是的。”
“太好了，”妈妈说，“为了这把小锤子你工作了多长时间？”
“一整天，”奥尔说，“我工作了1小时后，克莱墨先生就给了我这把锤子，但是我还想继续干。昨天抓我的那个家伙教我怎么干，工作结束时他把我带到克莱墨先生的办公室，告诉克莱墨先生我干活很努力，起码应该得到1块钱。所以，克莱墨先生就给了我1元钱，并告诉我说，商店里每天都需要像我这样的男孩，工钱每天1元，克莱墨先生说我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太好了，你可以为自己挣点钱了。”妈妈异常兴奋地说。
“但我没要克莱墨先生的钱，”奥尔？康迪伊说，“我告诉他们俩，我不想要这份工作。”
“你为什么这样，每天1块钱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是一大笔钱！”
“因为我只想得到这把锤子做我喜欢的东西。”
“我只看了他们一眼，拿起锤子，走出店门，回到家我便做了这个板凳。”
奥尔·康迪伊坐在他自己做成的板凳上，呼吸着芹菜园里的芳香，望着星空，再也没有了昨天的耻辱。
飘浮的针
这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我告诉我儿子，水的表面张力能使针浮在水面上，他那时才十岁。我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要求他将一根很大的针投放到水面上，但不得沉下去。我自己年轻时做过这个试验，所以我提示他要利用一些方法，譬如采用小钩子或者磁铁等等。他却不假思索地说：“先把水冻成冰，把针放在冰面上，再把冰慢慢化开不就得了吗？”
这个答案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它是否行得通倒无关紧要，关键一点是：我即使绞尽脑汁冥思上几天也不会想到这上面来。经验把我限制住了，思维僵化了，这小伙子倒不落窠臼。
我设计的“轻灵信天翁”号飞机首次以人力驱动飞越英吉利海峡，并因此赢得了214,000美元的亨利？克雷默大奖。但在投针一事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明白我的小组何以能在这场历时18年的竞赛中获胜。要知道其他小组无论从财力上还是从技术力量上来说，实力远比我们雄厚。但到头来，他们的进展甚微，我们独占鳌头。
投针的事情使我豁然醒悟：尽管每一个对手技术水平都很高，但他们的设计都是常规的。而我的秘密武器是：虽然缺乏机翼结构的设计经验，但我很熟悉悬挂式滑翔机以及那些小巧玲珑的飞机模型。我的“轻灵信天翁”号只有70磅重，却有90英尺宽的巨大机翼，用优质绳作张索。我们的对手们当然也知道悬挂式滑翔，他们的失败正在于懂得的标准技术太多了。
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不自觉地戴上有色眼镜，并为那些实际并不存在的障碍所挫败。要创造，就必须打破常规。
改变一生的四个字
“真是蠢得一无是处！”大街上，一个母亲在恶狠狠地教训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原因是那小孩走得离她远了些。这位母亲在说这些话时，嗓音大得足以让附近过往的行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受到训斥的小男孩只好默默地回到母亲身边，低垂着头，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
这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有时候，正是这短暂的瞬间却会长久地在人们心头萦绕。有些话，也许只是说话人随口说出的，对他本人并不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些话对其他人，尤其是听话者，却往往能产生无尽的影响。“真是蠢得一无是处！”也许会长久地在听话人的耳边回荡。
我认识一个叫马尔克姆·戴尔凯夫的职业作家，现在已经48岁了，在过去的24年的作家生涯中，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后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则关于他自己的真实的故事。
戴尔凯夫说，小时候他是个非常胆小害羞的孩子，几乎没有朋友，也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1965年10月的一天，他所在中学的英语老师——布劳斯太太给全班的同学布置了一道作业，她要求学生们去读哈波·李的小说，然后在小说的结尾处用自己的话续写一段文字。戴尔凯夫回家后认真完成了作业，然后交给了布劳斯太太。现在他已记不起当初他写的内容和布劳斯太太给他的分数了，但他仍清清楚楚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布劳斯太太在他的作文本里的空白处写的那四个字——“写得很好！”这四个字，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我读到这四个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将来我能做什么，”戴尔凯夫说，“直到读了布劳斯太太的评语，我才找到了信心。那天回到家后，我又写了一则小故事，这是我一直梦想着去做却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之后，在读书的业余时间，他又写了许多小故事，每一次他都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学校，交给布劳斯太太。而布劳斯太太对这些稚嫩的作品则给予了鼓舞人心的、严肃而又真诚的评价。“她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当时的我所需要的。”戴尔凯夫说。
不久，他被学校的报纸任命为编辑，这使他信心倍增，同时视野也开阔了。由此，他开始了自己成功而又充实的一生。戴尔凯夫坚信，如果没有当初布劳斯太太在他的作文空白处写的那四个字，那么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第30届中学同学聚会时，戴尔凯夫回到了当初所在的学校并且拜访了已经退休的布劳斯太太。他向布劳斯太太诉说了当初写的那四个字对他一生的影响：正是那四个字给了他信心和勇气，他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他还告诉布劳斯太太，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曾经接待过一位年轻姑娘，这位姑娘每天学习到深夜就为了得到一张中学的学位证书。现在她拿着证书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与建议，因为他是个出色的作家。他把自己从布劳斯太太那里得到的信心与勇气又传递给了这位姑娘，现在这位姑娘已经成为一名作家，并且成了他的妻子。
布劳斯太太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戴尔凯夫说：“在那一刻，我想布劳斯太太同我一样意识到是她自己给予了我和我妻子深深的、永久的影响力。”
“真是蠢得一无是处！”
“写得很好！”
很简单的一句话，却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
敢于妄想
一个妄想可以导致悲剧，但也可以引来成功。就我而言，它使我成为两本书的作者，数本作家指南的投稿者，还获得了在地方和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殊荣，并成为《洛杉矶时报》的周专栏作家，同时，还得到一个国家公众广播电台的邀请，主持一个有关出版的广播节目。
我原本是一家无名小报的时事记者。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了我的自由作家生涯。我的任务是写作，然后把所写的文章送出去出版。我把自己当作一名射手，把手稿当作能够进入杂志编辑的心脏而不会造成伤害的利箭。
然后，妄想就产生了。我决定在洛杉矶杂志上发表文章，因为我认为那将会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而那个荣誉将会使我的写作事业突飞猛进。此外，我还幻想成为他们的电视专栏作家，因为那将会使我以火箭的速度进入一个非常迷人的世界。
于是，我开始着手进行我的计划。因为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所以，我没有预约就径直来到洛杉矶杂志社的办公室，以最优雅的态度要求见编辑！接待员说：“不行！”好吧，至少她对我笑了。
妄想，妄想。一个星期后，我再次来到那里。我请求说：“我可以见编辑或者可以预约一下吗？”
同样的回答：“我们不能让编辑会见从大街上走进来的每一位作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如何去做自己的工作呢？”
现在，妄想真的占据了我的心。我必须进去见编辑。当他听到我的陈述，他一定会被打动的。但是怎么办？那个奇妙的、疯狂的主意就这样形成了。我将让我的朋友们订阅他们的杂志。
我选择超市作为我的狩猎场所，因为每个人迟早都会去超市。当我的每一位朋友或者熟人停下来研究她的购物清单的时候，我就走上前去说：“你有兴趣订阅洛杉矶杂志并对我成为一名自由作家的事业进行投资吗？”我在超市连续工作两天的结果是收到了25份订阅洛杉矶杂志的支票。
我现在已经武装好了。我把我的报纸夹放进文件里，再一次长驱直入来到该杂志社的办公室。
“又是你。”接待员叹息说。啊，不过这一次，我有“名片”。我解释说我有25份新订户的名单和支票，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也许会愿意见我。接待员走到里面那间神圣的编辑的私人办公室里。我听到里面爆发出一阵大笑声。他会见我的！有足够的好奇心驱使他想要见一见这个为了见他而如此大费周折的妄想的作者。这里是坚持、准备和运气交会的地方。
当我把那25张支票和一份打印好的订阅者的名单放在他的书桌上的时候，那位既感到惊讶又觉得有趣的编辑说道：“你想为我们做什么？”他没有理睬我想成为电视专栏作家的提议，只是看着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有关政治活动的报道）的标题下面的署名说，“我们把采写一篇政治报道的任务派给一位作者，但他不能按时交稿。我们要求这篇文章在10天之内准备好。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当时是星期五）把提纲交给我们并且做得足够好，你就会得到这项任务。”
当时，总统预选正在进行中，竞选总部整个周末都上班。我知道该与谁联系。我带着照相机和记事本到处奔走。我在白天搜集资料，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写作。到星期一早上，我又疲倦又紧张又担心，成败在此一举。我的丈夫提议去为我交提纲。我一整天都在家里焦急地徘徊。
终于，在下午5点钟，编辑的电话来了。我成功了。
于是，妄想得到了回报。我用一张特写图片打开了洛杉矶杂志的大门，并在我从事写作事业的早期就意识到创造性的行销和坚持也像写作才能一样重要。
没有热情能打动谁
我成为一名推销员，并非命中注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员，也并非命中注定。先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靠推销吃饭；现在，我却因推销而闻名。命运反复，谁能预料！
起初，我是一名职业棒球手，效力于约翰斯顿队，甲级球队，月薪175美元，因此我的生活既体面，又滋润。谁知道老板竟然要解雇我。因为年轻，我并不在意。老板斥责我说：“我们不需要懒惰者，你像职业球手吗，你有职业精神吗？”
“是的！我懒惰！我没有精神！那又怎么样？！”我大声回敬了他，恼羞成怒，毫不在乎地离开了球队。
现在想想，我感到惭愧。老板说的一点没错，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我在赛场上蔫头蔫脑、没精打采的熊样。
竞争淘汰孬种，苦难使人成熟。
我的生活窘迫起来，不得不降低颜面，加入了宾州的切斯特队，级别很低，月薪只有25美元。我感叹自己是虎落平川遭犬欺，心中燃不起一点热情。经常有熟人跟我打招呼，那更糟，简直是一种折磨。
我徘徊了一星期，决定离开那鬼地方，去远远的康州纽黑文队。月薪仍然是25美元，但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治疗一下心情，从头开始。
看天际孤云，我对自己说：“我要重新振作！一定要重新开始！我才22岁呢，怎能不生龙活虎！”
热情燃烧起来，我奔驰于赛场，像骏马，像洪流，像炮弹。我感到身体内波涛汹涌，必须奔跑才能释放。我的力量也大得出奇，投过去的球差点震落队友的手套。我感染了队友，他们跟着我奔跑；队友感染了观众，他们站起来呼喊。我没有杂念，没有感觉，只想着打球；我浑身是胆，孔武有力，只想着奔跑；我热血沸腾，豪情奔放，只想着胜利。我成了赛场的中心。
那一阵子，我真感到自豪，是神奇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我，驱赶我，鞭策我。成绩和荣誉也让我感到骄傲。昔日被解雇的人，在今天却成了明星。州报刊印我的照片，记者总来“打扰”我，写文章称我为“锐气”，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给不能入级的球队注入了‘灵魂’的人”。真没想到，我会获得那样的赞誉，现在提起来就让我神往。
有耕耘就有收获，我的月薪涨到了185美元，那可是一大笔钱啊。两年后，月薪竟然涨到770美元。那段日子我是多么幸福，你简直无法想像。多么成功！多么舒服！多么惬意！
但是，我注定成不了明星。在芝加哥的一场比赛中，我挥舞右臂，球脱手的一刹那，巨痛穿心而来，我的胳膊骨折了。我简直要为它哭泣，胳膊啊，你是我的生命啊，我爱你！现在你却要让我永远地离开赛场！那打击跟战争中失去一条腿没有差别！好战士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苟延残喘！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可逆转的。我一脸心灰意冷地回到了费城老家。接下来的日子很艰难。我先做了两年收款员，骑着脚踏车，一条街一条街，帮家具厂收款，报酬是1美元一天。没有阳光，也看不到希望。命运反复，谁能预料！
然后，我又加入寿险公司，想碰碰运气。干推销，完全是为生活所迫，因此，我只想试一试。8个月后，我准备退出。
如果我的奋斗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是否会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当时的困难：
“那一段日子真是折磨人啊，你实在是看不到一点希望。开始，他们总是鼓动说‘某某某又签下一单，提成多少’，我热血沸腾：他签一单等于我做一年，干嘛还不行动呢？可是8个月下来，我什么都没有拉到。既然不适合做推销，还待在那里干什么？！”
我又开始翻招聘广告了。无意中翻到了戴尔·卡耐基先生的成功学讲座。他的名声我早听说了，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我决定去听听。
谁能想到，戴尔·卡耐基先生随手一指，竟要我当场发言。惶惶无主中，我战战兢兢立起身来，感觉手无处放，结结巴巴吐出一点声音来。
“等一等，先生，请等一等！”戴尔·卡耐基先生摇头摆尾，毫不客气地打断我，“拿出生气来，年轻人！您这样讲话，哪一个爱听？没有热情，能打动谁？”
戴尔·卡耐基先生就此大谈“热情”话题。讲到激动处，他挥手摔断了一条椅腿，演讲也戛然而止。声音洪亮，感情饱满，目光坚定，意气奔放，余音绕梁，回肠荡气，这就是我对那堂课的印象。
“没有热情，能打动谁！”那晚我失眠了，反复念叨着那句话。
“‘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响’。他的热情就是这样的么？我的热情在哪里呢？纽黑文的快乐时光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我的热情消失了，我的生命枯萎了。我怎么能这样呢？不！决不！我怎能一事无成！”
“现在不奋斗，更待何时？等我老了吗？那怎么行啊！我怎能随波逐流！”一夜辗转反侧，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太阳升起，我又一次听见了婉转的鸟叫。
那天打出的第一个电话，我永生不忘。我精神饱满，信心十足，没有任何畏惧。那一次真是速决战，对方立刻答应面谈。会谈时，我热情洋溢，妙语如珠，对方当场就签了单。他是费城的谷物商安蒙斯先生。他说：“如果我的员工都有您这样的热情，我的生意一定能好十倍。”然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一辈子都记得他。
从那一天起，我感受到奋斗的乐趣，第一次体会到“做自己主人”的美好感觉：没有热情能打动谁！
请先买好一份盒饭
那件事至今一想起来，我就脸红，一脸红就羞愧。
三年前，初入职场。那时的我，新鲜的不行，见到老板的车就闪躲不及，见到老板本人简直像老鼠见了猫。那天中午，刚吃完单位统一订送的盒饭，一抬头就撞到老板。老板笑容可掬地问：“sunny，你帮我问问快餐店还有没有盒饭送，或者，你联系一下周主任，拜托他回来时给我带一份。”
哦……哦。对老板的交代我受宠若惊，此前，老板可从未直接给我交代过什么任务。我很兴奋。
赶紧抬头看钟，已经是午后一点，时间不早了。迅速给快餐店打电话，真是不巧，他们准备的盒饭早已卖完。我急得满头冒汗，哦，对了，再联系周主任。更不巧，周主任外出就餐，他的手机放在办公桌上。天啊！
我爆汗，折腾半天，脸红红的，走进老板办公室说：“很抱歉，我没能联系上周主任，快餐店也……”我支吾着，心里的那份难受，真的是无以复加。看看时间已接近两点，可老板还没有吃上饭，而我，又没帮上什么忙。我十分羞愧。
事后，我不时地想起那次的尴尬。其实我只要变换一下方式——如果我向其他同事多要几家快餐店的电话，如果我索性放下电话亲自跑到快餐店去，来回也不过半小时。只要我多动一点脑筋，灵活一点，主动一点，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原封不动地踢给老板，都不至于使老板在两点之后才去就餐，我的心情也不会变得灰溜溜的了。
为什么我不主动一点啊？！这次事件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不久以后，我再次遇到了相似的情形。老板打电话要找李助理，是我接的电话。我看看李助理的办公室，说：“她外出尚未回来。”先前的事情在脑袋里一闪，我马上想到自己又在犯老毛病了，总不至于要老板自己翻电话簿联系李助理吧。我立即补充一句：“我马上Call她，请她与您联系。”老板说：“我找她是有急事，不过换别人也行。”我响亮地说：“我们这里有小张、小池、还有我，您需要哪一位？”
老板的声音听起来很悦耳：“就你吧，你把……准备好给我。”
我在客户服务部工作了三年，接了三年电话。但我发现：渐渐地，我和同事们接电话的方式有了些微妙的差别。我听到他们习惯说“没有”，“不清楚”，“不是”，“时间安排不过来”，诸如此类。三年前，我和他们一样，而一个人在三年里不可能没有一点变化。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客户希望我们能派出最有经验的王工为他们解决产品故障问题，而王工恰好被派出去还没有返回。客户是这样问的：“请问王工在吗？”
三年前的我习惯这样回答：“他出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还不一定。”
三年后的我这样回答：“他出去了，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三年后的我还会这样回答：“我们这里还有几位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是张工、郑工、程工。张工的特长是……程工的特长是……”
主动地为客户提供更多信息，尽可能让对方有更多选择，这就是我在接电话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秘诀。当然，客户会在我的劝说下欣然选择一位工程师，而我也不会被动地干着急，一味傻等着王工回来。
三年后，老板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担任客服部主管。我诧异，我不过是一直在接电话，没什么特长。
老板却说：“不同的人，哪怕接一个小小的电话也会有大大的不同。就冲你接电话的方式，我相信你能领导好一个客服部。我看你的第一把火就从接电话培训开始吧。”
不由分说，我成了主管。当我把我的那次盒饭经历跟下属分享时，我发现，职场上不乏接电话、订盒饭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谁又敢说，这些小事不能练就一个优秀的职业人？
老板给出的只是一个命令或吩咐，怎么琢磨，怎么做，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如果只需要一个命令与吩咐，就能够做好事情，解决问题，那便是真正的能力。
细节，往往是成就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做什么都要尽力而为
1903年，我在纽约参加一出名叫《向上，向上》的话剧演出，其中一场是询问某件事情的场面。一开始，是我与两个怒气冲冲的人争执不休的表演，他们一个是通过电话和我争吵，一个是在我桌子边和我争吵。
这出剧得到了各种不同的评论，后来我们剧团移到一个小剧院去演出，削减了薪水，希望演出能够进行下去，但是前景黯淡。
很多夜晚我都为我所扮演的角色发愁。后来我决定稀里糊涂对付了事，何苦为没有前途的事情卖大力气呢？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上教会学校时读到的《圣经》里的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尽力而为。”
于是，在每一次演出时，我都全力投入到这场戏中，每次演完这场戏，我都是满身大汗。有时，自己也觉得这样干很愚蠢。
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自称代表霍华德·休斯的人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休斯先生打算把《扉页》拍成电影，他想邀请你参加。”
后来，这部电影的导演刘易斯·米尔斯顿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了我，他和他的一伙朋友访问纽约时，搞到几张轰动一时的戏剧的门票，可最后还是缺一张。于是，刘易斯就穿过马路，来看对面剧院里演出的《向上，向上》。
“有一场戏的确打动了我，”刘易斯说，“就是你在桌子边和别人争吵的那一幕。”结果他推荐我在《扉页》里相似的一场戏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就是我的电影生涯的开端。
所以，即使干着似乎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也应该尽力而为。
怀疑自己的代价
许多年前，我住在纽约的时候，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决定到百老汇娱乐区外的一座剧院去看音乐剧，在那里上演的戏剧作品，常为实验性的且价格便宜。我在那里第一次听到萨洛米·贝的演唱。我被迷住了。我认为我发现了莎拉·沃恩第二。
那一刻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虽然，剧院里有一半的座位是空着的，但是，萨洛米的歌声在空气中回旋飘荡着，充满了整个房间，给剧院带来了生命。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我被萨洛米的表演深深打动了，我对观众的稀少寥落感到很失望，我决定写一篇评论来帮助她引起公众的注意。
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兴奋心情，第二天，我像一名职业作家一样泰然自若地打电话给萨洛米·贝所在的剧院。
“我可以跟萨洛米·贝通话吗？”
“请等一下。”“你好，我是萨洛米。”
“贝小姐，我是诺拉·卜罗费特。我正要为《本质杂志》就你的演唱成就写一篇文章。我可以对你进行采访，以便对你的演唱生涯作进一步的了解吗？”
我真是那样说的吗？《本质杂志》会指控我的，我想。我对她的演唱成就一无所知。我内心的一个声音大声叫道，“你这一次做得真的太出格了！”
“啊，当然，”萨洛米说，“下个星期二我要去灌制我的第四盘唱片。为什么我们不在录制室里见面呢？你可以带着你的摄影师一起来。”
带着我的摄影师！我想，我的信心正在迅速消失。我甚至不认识一个有照相机的人。
“我想到了一件事，”萨洛米继续说，“《头发，花花公子和大路上的生活》的制片人高尔特？麦克多莫特将和我一起在斯塔岛山上的教堂里进行义演。因此，你为什么不也到那里去呢，我愿意介绍你们认识。”
“呃，当然，”我说，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职业化，“那将使这篇文章更精彩了。”
更精彩？你怎么会知道？一个恼人的声音在我的头脑里迅速地说。
“谢谢你，贝小姐，”我说，准备结束谈话，“我们下星期二见。”
当我挂上电话，我害怕得几乎要精神错乱了。我感觉自己好像跳进了一池流沙中，眼看就要被流沙淹没，根本没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尊严。
以后的几天像白驹过隙一样飞逝而过。我跑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同时，我还发疯似的寻找一个有着35mm照相机的人。一位真正的摄影师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中。毕竟，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买了一张百老汇娱乐区的演出门票了。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得知我的朋友巴巴拉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熟练的摄影师了。于是，我找到她，向她说明了情况。在我的百般恳求下，她答应陪我去见萨洛米。
在唱片录制室和教堂义演现场，巴巴拉出色地完成她的拍摄任务。我则聚集起全身的勇气，坐在那里，表现得非常沉着，尽量使自己看起来有深度。我一边以“你可以告诉我……”开头提出问题，一边在一个黄色的记事本上写下采访记录。
采访很快就结束了。我一走出教堂，就飞快地跑上街道，因为我的神经紧张地快要崩溃了。当然，我拦到了辆出租车。
平安到家后，我平静下来，开始写这篇报道。但是，我每写下一个字，我内心里的一个细小的、严厉的声音就要指责我：你撒谎！你不是作家！你从来没有写过文章。而且，你甚至连像样的杂货清单都没有写过。你做不到的！
我很快意识到愚弄萨洛米也许很容易，但是要想为《本质杂志》——一本国家级杂志伪造故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压力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我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中去，我努力地写了很多天，写了改，重写重改，我把我的草稿改了无数遍。终于，定稿了。我把它用隔行打印的方式整整齐齐地打印出来，装进一个大信封里，与它同时放进去的还有一个贴足邮资并写明我的姓名和地址的回信信封，然后，我把这个大信封丢进了一个邮箱中。当邮差把信取走之后，我就开始猜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到《本质杂志》的编辑寄来的、毫无疑问是写着“讨厌”字样的回复信。
那并没有要很长时间。三个星期后，我的原稿——放在我自己写的信封里寄回来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侮辱啊！我想。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我怎么能和一群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竞争呢？我是多么的愚蠢啊！
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勇气面对写着编辑讨厌我的作品的所有的拒绝信，我没打开信封就把它扔进了最近的一个橱柜里，并很快就把它忘记了。我把这件事当作我人生中的一次最糟糕的经历随同那个信封一起丢在了橱柜里。
五年后，我准备搬往加利福尼亚的撒克拉曼多去，因为我在那里找到了一份与销售有关的工作。在清理橱柜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一封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的没有拆封的信，当时我对投稿的事已经淡忘了，但令我惊奇的是信封是我自己写的。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我很快拆开信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信封里除了稿子以外竟然还有一封编辑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卜罗费特，你的有关萨洛米？贝的故事非常好。我们需要在文章里增添一些引证。请把那些资料加进去，然后，立即把文章寄回来。我们将在下一期的杂志上把你的作品刊登出来。
信的内容使我非常震惊。过了很长时间我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害怕被拒绝使我付出昂贵的代价。我至少失去了500美元的稿酬，以及让我的文章在一份重要的杂志上发表的机会——同时也是证明我能够成为名职业作家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恐惧使我枉费了宝贵年华，在过去的那么多年中，我本可以尽情徜徉在写作的欢娱中，并且能够写出很多作品。今天，我作为一名全职的自由作家已经六年了，我已经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回顾过去的那次经历，我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怀疑自己要付出很昂贵的代价。
和总统做一笔小生意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名学员登上了如此高的门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以培养世界上最杰出的推销员著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员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鉴于前八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像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现在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少，再说即使缺少，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工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那里长着许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那里长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但从您现在的体质来看，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您仍然需要一把不甚锋利的老斧头。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把这样的斧头，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很适合砍伐枯树。假若您有兴趣的话，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最后他就给我汇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出租车上的运气
我是一名纽约城的出租车司机。你要是问我，昨天早饭吃的是什么？我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情，是那样的奇妙，至今仍然使我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我正在街上开着车，耐心地寻找着乘客。这时，我看见一位衣着考究的男人，从街对面的医院出来，向我招手，要搭我的车。
“请带我去加西亚机场。”他说。和平时一样，为了解除车上的寂寞，我和他聊了起来。他的开场白很普通：“你喜欢开出租车吗？”这是一个很俗套的问题，我便给他一个俗套的回答。“很好，”我说，“我靠这个挣钱，有时还能遇到一些有趣的乘客。但如果我能得到一份周薪100美元以上的职业的话，我就不开的士了。”
“哦。”他哼了一声。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他。
“我在纽约医院神经科上班。”我们稍稍聊了几句，汽车就已经离机场不远了，我想起了一件事，试着想请他帮个忙。
“我能否再问你一些问题？”我说，“我有一个儿子，15岁，是个好孩子。他在学校里功课很好。我们想让他今年暑假去夏令营，但他想要一份工作。而现在人们不会雇用一个15岁的孩子，除非他有一个经济担保人，而我却做不到。”我停顿了一下，“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请你给他找一份暑期打工的职业，好满足他的愿望。”
他听了，沉默着，没有说话。于是我开始感到，提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欠妥。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医院里有一份差使，现在正缺一个人。也许他去很合适。让他把学校的记录寄给我。”
说着，他把手伸进口袋，想找一张名片，但却没有找到。“你有纸吗？”他问。
我撕了一张纸给他，他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付了车费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围坐在起居室的餐桌旁，我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张纸。“罗比，”我兴高采烈地对他说，“你可能找到工作了。”他接过纸，大声地念着：“弗雷德·布朗，纽约医院。”
我妻子问：“他是一名医生吗？”
我女儿接着问：“他是个好人吗？”
我儿子也疑疑惑惑地说：“他不是开玩笑吧？”
第二天早上，罗比寄去了他的学校记录。过了几天，也没有什么回音，渐渐地我们也就将这件事淡忘了。
两个星期后，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儿子高兴地迎着我，给我看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弗雷德·布朗，神经科主任医师，纽约医院。”信上要求罗比打电话给布朗医生的秘书，约好时间去面试。
最后，罗比终于得到了那份工作。周薪是40美元。他愉快地度过了那个难忘的暑假。第二年夏天，他再次去这家医院工作。但这一次的工作要比打扫房间、做清洁卫生的杂工复杂多了。
到了第三年，他又去了那家医院上班。渐渐地他爱上了医护这份职业，干得相当出色。
后来，罗比考取了纽约医科大学。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他拥有了自己的私人诊所。我们全家——包括罗比自己在内，都没有想到，就因为当年到医院里去做了几年杂工，会培养起他一生对医护工作的兴趣，并且一帆风顺地取得了好成绩，获得了事业的成功！
有人会说，这是运气。我也同意这种说法。但这件事可以告诉你，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好机会。然而，好机会往往源于很普通的事情——即使普通得只是发生在出租车上的一次谈话。
自由的鸡
伯岭肯农场是一个大型机械化养鸡场，一个个仓库式样的大房间里整齐地排列着近百个小笼子，每个笼里有两只产蛋鸡。
笼子如此之小，母鸡在里面根本无法转身。鸡笼前面的自动传送带给它们送来食物，后面的传送带则带走它们刚下的鸡蛋。
我发现不远处有十几只四处游荡的鸡，一个工作人员跟在鸡群后往地上撒米喂它们。
“你是想把它们引回鸡笼吧？要帮忙吗？”他走过我身边时，我对那个喂鸡的员工说。
“谢谢，我不想抓住它们，”喂鸡的员工对我点点头，“我们有意让这几只鸡自由活动。关在笼子里的那些家伙如果看不到几只自由的鸡，会由于神经过度紧张而停止产蛋。如果没有这几个‘逃跑’分子，其他鸡最终会放弃希望，甚至死掉。”
一下子，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方式和这些笼子里的鸡是多么相似。我们多少人一生都生活在笼子里，渴望地看着别人去历险，追求梦想，享受自由。
我意识到世上有两种鸡：生活在笼子里的和自由自在的。我要做一只自由的鸡。
我也是一个海盗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当那个小男孩和他妈妈一起走进来的时候，史密斯太太正坐在候诊室里。史密斯太太之所以注意到那个男孩，是因为他的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她很惊奇地看着那个孩子，看起来失去一只眼睛对他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她看着他跟着他的母亲，向附近的一张椅子走去。
那天医生非常的忙，使得史密斯太太有机会同那个男孩的母亲交谈，而那个孩子一直在同他的“士兵”玩耍。起初，他很安静地坐着，摆弄一队放在椅子扶手上的“士兵”。后来他慢慢地把“战场”移至地面，偶尔也会抬起头看看他的母亲。
最终，史密斯太太找一个机会问那个小男孩他的眼睛怎么了，他好像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然后，他向上推他的眼罩，回答道：“我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我是一个海盗！”接着，他又沉浸于他的游戏之中了。
史密斯太太之所以会在这里，是因为她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一只腿的膝盖以下的部分，她今天过来是要看看伤势是否已经到了可以装上假肢的程度。这场车祸对她而言是毁灭性的。她也尝试着做一个勇敢的人，却还是觉得自己毫无用处。
从理智上来讲，她明白这一场小小的意外不应该毁掉她的一生，可是在感情上，她就是不能跨越这道障碍。她的医生曾经建议她多一些想像，可她就是不能想像一个情感上可以接受的、持续的形象。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海盗”这个词改变了她的一生。就在那一刻，她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看到自己站在一艘海盗船上，穿得就像朗恩·约翰·西文一样，她的两腿分得很开——因为有一只假肢。她的双手放在臀部并且紧紧扣住。她昂着头，肩微微后仰，面向风暴露出了微笑。一阵阵猛烈呼啸的海风不断抽打着她的外套和脑后的头发，随着海浪持续地袭击，有不少凉凉的海水穿过了甲板的护栏而涌上来。在暴风雨的肆虐下，船只猛烈地摇晃着并发出一阵阵的呜咽。只有她，依然坚定地站立着——骄傲的，无所畏惧的。
在那一刻，那个无用的形象已经消失，她终于找回了失去的勇气。她多么尊敬那个孩子，那个忙着布置他的“士兵”的男孩。
几分钟之后，护士让史密斯太太进去。在她拄着拐杖挣扎着起身的时候，那个男孩发现了她的残疾，“嗨，太太，”他叫着，“你的腿怎么了？”那个男孩的母亲顿时感到非常窘迫。
史密斯太太低头看了看她的短了一截的腿有好一会儿，然后，她微笑着回答：“没什么，我也是一个海盗。”
天使的叩门声
小时候，祖母常常跟我讲起天使的故事。她说天使会来敲我们的心灵之门，送信给我们。“等天使替你打开门是没用的，”祖母说，“因为你的心灵之门只有一个门栓，它在你这边。你必须静静地聆听，当天使来叩门时，立刻拉开门栓，把门打开。”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问祖母：“然后天使会怎样做呢？”“天使从不说‘你好’，你伸出手去接过信，天使吩咐道‘站起来，往前走’。然后天使就飞走了，你要做的就是马上行动起来。”
我没读过大学，但如今我已拥有一家大型公司。我成功的原因有二：第一，我每周至少读六本书，我在那些成功者的书中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第二，每当我听到天使的叩门声就马上把心灵之门打开。
然而有一天，天使的叩门声却停止了。那天，我丈夫租了一辆叉车，给家里的马运送草料，我女儿莉丽恳求爸爸在把叉车开回租车处时让她搭一会儿车。不幸的是，车在下坡时突然翻了，莉丽压在车下，左手遭到重创。
我们赶紧把莉丽送到整形医院，医生给她做了多次手术，每次都把她的左手截去一点。我心痛。莉丽不久前才开始学钢琴啊！而且因为我自己喜欢写，我一直希望莉丽能早点学会打字。
那段时间，我再也无心看书，也听不到天使来叩门。当我们把莉丽带回医院做第八次整形手术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莉丽被推进手术室，我们回病房等待。这时，我才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女孩背弯得很厉害，我问她：“你是谁？”“我叫唐妮，”她笑笑说，“我在残疾人中学上学，这次医生准备把我增高一英寸。我有小儿麻痹症，已经做过许多次手术了。”她有大将军一般的勇气与坚强。我不由得脱口而出：“可你并不残疾！”
“噢，你说得对，”她看了看我，回答道：“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说，只要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就不残疾，你要能见见我们那个教打字课的老师就好了。她生来就没有手也没有脚，可是她用嘴叼着一根小木棒，教会了我们所有人打字，帮了我们大家。”
“砰！”忽然间，我听到了撞击心门的巨响，是天使送信来了！
我立即跑出病房，去买了一本单手打字的指法图。
送莉丽回校上学那天，我带上了单手打字指法图，莉丽的手臂上依然缠着厚厚的绷带。我与打字老师商量是否可以教莉丽单手打字，打字老师说他以前虽然从未教过单手打字，但他愿意在午休时与莉丽共同探讨。他说：“就让我和莉丽一起学习单手打字吧。”
很快，莉丽就能用打字完成英语作业了，莉丽的英语老师也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一只右臂无力地垂着。有一天，他批评莉丽：“莉丽，你妈妈对你过分呵护了，你有一只好好的右手，应该自己完成英语作业。”“不是这样，先生。”莉丽笑着解释，“我有IBM公司的单手打字指法图，我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钟50字。”英语老师闻言惊讶地跌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说：“能打字一直是我的梦想。”莉丽说：“午休时来找我吧，我可以教你。”
给英语教师上第一次打字课那天，莉丽回家后对我说：“妈妈，唐妮说得对，我不再是一个残疾人，我正在帮助别人实现梦想。”
如今，莉丽已卓有成效，因为她自己用左手仅剩的一根手指和拇指的指根把鼠标指挥得满屏飞。
嘘——听！你听到叩门声了吗？快打开门栓，打开心灵之门！请记住，天使从不说“你好”，她招呼的用语永远是“站起来，往前走！”
谁是终极胜者
1948年《美国数学月刊》登出一个有趣的数学问题。阿尔、本、查理3名男子参加一个以气球为目标的掷镖游戏。每个人要用飞镖攻击另外两个人的气球，气球被戳破的要出局，最后幸存的是胜者。
三名选手水平不一，在固定标靶的测试中，阿尔10投8中，命中率达80%，堪称老大。本和查理命中率分别为60%和40%，称老二和老三，现在三人一起角逐，谁最可能获胜？
答案看似简单呀，投得准的能尽快把别人灭了。但实际比赛会这样吗？一开场，每人都希望先把另两个对手中的强者先灭掉，自己才最安全，下面的比赛也最轻松。于是，老大专攻老二，老二老三都去攻老大，结果，三人获胜机会分别为30%、33%、37%,——水平最高的老大最易出局，水平最差的老三最安全！
老大自然不那么蠢，他就会游说老二：“我们先合伙把老三那小子灭了，这样三个人获胜比率分别44%、46.5%、9.1%，你我胜率都高了嘛！”
有道理。但老二就想了：老大你想得美！你表面上说我们先合作灭老三，而这样的话，你的胜率就比我低了2.5个点，你会甘心吗？会不会中途偷袭我、先把我灭掉？而若我们灭了老三后再对打，我还不是仍处在劣势？
于是，老大和老二的合作就有裂痕了。
耶鲁大学数学研究所的经济学教授马丁·苏比克还讨论过另一种策略。老大会对老二仅保持一种威慑：“我不会攻你，但你也别攻我，否则我将不顾一切地专门回击你！”这样就会造成新的局面。而老二何尝善罢甘休？他会以同样方式威胁老三，那么三人的胜率又是……
哎呀！若两人比赛，问题再清楚不过；若多出一人，问题复杂多倍哩！
摈弃复杂的数学和社会学问题，还原为一些简单的生活道理：
面对一个强者，弱者只能准备接受失败；面对一群强者，弱者反而有更多周旋的空间。
人际互动不仅要技术，更需要战术和战略。
勇气可以改变一切
我开始做生意不久，就听说百事可乐的总裁卡尔·威勒欧普要到科罗拉多大学来演讲。我找到为他安排行程的人，希望我能找个时间和他会面。可是那个人告诉我，他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顶多只能在演讲完后的15分钟与我碰面。
于是，在他演讲的那天，我到科罗拉多大学的礼堂外苦坐、守候。
他对学生演讲的声音不断从里面传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猛然惊觉：预定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他的演讲还没有结束，他已经多讲了5分钟，也就是说，我和他会面的时间只有10分钟。我必须当机立断，做个决定。
我拿出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下几句话，提醒他后面还有个约会：“你下午2点半和杰夫·荷伊有约会。”然后我做个深呼吸，推开礼堂的大门，直接从中间的走道向他走去。
威勒欧普先生原本还在演讲，见我走近，他停下话来，我把名片递给他，随即转身从原路走回。我还没走到门边，就听到威勒欧普先生告诉台下观众，说他约会迟到了，他谢谢大家来听他演讲，祝大家好运，然后就走到外面我坐的地方。
他看看名片，接着看看我说：“我猜猜看，你就是杰夫。”
他说着露出微笑，我也开始恢复呼吸。
结果我们谈了整整30分钟。他不但花费宝贵的时间，告诉我许多精彩动人、让我到现在都还常拿出来讲的故事，还邀我到纽约去拜访他和他的工作伙伴。
不过他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还是鼓励我继续发挥先前那种勇气。他说我要有很大的勇气，才敢进去打断他的话，而商业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所需要的就是勇气。
你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赢得命运的十分
她十七岁，脸上总是带着明亮的微笑。这样的微笑出现在像她这样一个由于大脑性麻痹而产生肌肉僵硬的人的脸上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她身体的大部分肌肉她自己都很难控制。由于她在说话方面存在着障碍，因此她那明亮的微笑更加显示了她那纯正的个性——一个了不起的孩子。人们经常看到她拄着助步架（病残人用的）艰难地走在拥挤的学校走廊上。人们大都不去和她说话，为什么？谁知道呢？也许是因为她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别的学生不知该如何去接近她。走在学校的走廊上，蒂娜通常会主动打破她和遇到的同学之间的沉默，大声而愉快地招呼一声“嗨”。
那天我布置的作业是背诵一首叫做“不要放弃”的三节诗，我只为这项作业定了十分，我想大多数学生都不会去背诵它。在我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如果老师布置一个只值十分的家庭作业，我也许就会自动把它放弃。因此我也不能对今天的青少年寄予太大的期望。蒂娜是我班上的学生，我看到她脸上的微笑与以往不一样，其中多了一份担心，“不必担心，蒂娜，”我在心里说，“它只值十分。”
到了检查作业的那天，我翻着花名册，依次点名让学生们站到讲台上背诵。果然被我料中了，学生们一个个的都背不出这首诗。“对不起，克劳斯先生，”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反正它只有十分……不是吗？”终于在一种失望、颓丧的心态下，我半开玩笑地宣布，下一个不能完整地背出这首诗的学生必须趴在地上做十个俯卧撑。这是我从我的体育老师那里学到的惩罚手段，令我吃惊的是，下一个学生是蒂娜。蒂娜拄着助步架费力地走到讲台上，一字一字地开始费力地背诵起来，她在第一个小节的末尾犯了个错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把助步架扔到了一边。跌倒在地板上，开始做俯卧撑。我感到很惊骇，想说：“蒂娜，我只是说着玩儿的！”但是她已经爬回到她的助步架里，重新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继续她的背诵。她完整地背完了这首三节诗。那天能够完整地背出这首诗的只有少数几个学生。而蒂娜就是其中之一。
当她背完之后，一个同学大声问她，“蒂娜，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它只不过才十分！”
蒂娜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想和你们一样——做一个正常人。”
听到蒂娜的回答，整个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另一个学生叫道：“蒂娜，我们都不是正常人，我们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随时都会遇到困难。”
“我知道。”蒂娜说着，脸上展开一个明亮的微笑。
那天，蒂娜得到了属于她的十分。同时，她也得到了其他同学的喜爱和尊重。对她来说，她赢得了她一生的命运，而不只十分那么简单。
我没有鞋他却没有脚
我认识埃波特已经有几年了。那次他告诉我一个动人的故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他说：我通常是有点烦恼。但是在1934年春天，我在威培城西道菲街散步的时候，我目睹了一件事才使我的一切烦恼为之消解。此事发生于10秒钟内。我在这10秒钟里，所学得的如何生活，比从前10年的还要多。我在威培城开了一间杂货店已经两年，我不但把所有储蓄都亏掉了，而且我还负债累累，要七年之久才能还清。上星期六，我这间杂货店已经关门了。我现在正向银行贷款才能回堪萨斯再找工作。我走起路来像是一个受过严重打击的人。我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信念和斗志。可是，我突然瞧见一个没有腿的人迎面而来，他坐在一个木制的装有轮子的可以旋转滑走的盘内。他每一只手撑着一根木棒，沿街推进，我恰好在他过街之后碰见他，他刚开始走几尺路，到人行道去，当他推进他的小木盘转到一个角度时，我们的视线刚好相碰了。他微笑着，向我打了个招呼：“早，先生，天气很好，不是吗？”他很有精神地说。当我站着瞧他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是多么的富有呀，我有两条腿，我可以走，我觉得自怜是多么的可耻。我对自己说：要是他没有腿也能快乐、高兴和自信，我有腿，当然也可以。我感到我的胸怀为之开阔起来。我本来只想向银行借100元，但是，我现在有勇气向它借200元了。我本来想到堪萨斯城试着找一份工作，但是，现在我自信地宣布我想到堪萨斯城获得工作。最后我钱也借到了，工作也找到了。
后来我把下面的字，贴在我的浴室镜子上，每天早晨刮脸的时候我都要读一遍：
我忧郁，因为我没有鞋。
直到上街我遇见一个人，他没有脚！
有一次，我问史密斯，他和他的同伴坐在木筏上漂流了21天，绝望地迷失于太平洋中，他得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他说：“我得到最大的教训是：只要你有淡水你就想喝，只要你有食物你就想吃，你决不再埋怨任何东西了。”
史密斯极其简洁地说出了人类的大智慧。他说：“人生的目的只有两件事：第一，得到你想要的；第二，得到之后就去享受它。但是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做到第二点。”
需要勇气的时刻
一个男孩在放学后奔跑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只是擦破了点皮，裤子上连破洞都没有——可到了夜里，那膝盖开始疼起来。
他13岁，是边境线上的男孩子。边疆人是不会对那么小的事情抱怨的。他毫不理会这疼痛，爬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他的腿疼极了，他已无法去喂牲口了。这天是星期天，全家坐车去镇上了，他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当他的父母回来时，他早已上床了，鞋子不得不从肿胀的腿和脚上割下来。
“他为什么不说呢？”母亲哭了，“快去叫医生来！”母亲用湿布把伤腿包起来，另外又用块湿布放在他滚烫的额头上。
老医生看了看那条腿，摇摇头：“我想我们得锯掉这条腿了。”
“不！”男孩大叫起来，“我不让你锯，我宁可死！”
“我们等的时间越长，锯掉的可能性就越大。”医生说。
“不管怎么样，你锯不掉它！”男孩的嗓音变了，此刻任何一个男孩的声音都会变的。
老医生离开了房间。只听到那男孩在叫他的哥哥，接着他们听到那病孩痛苦的声音，又高又尖，“如果我神志不清的话，埃德，不要让他们锯我的腿，你发誓，埃德，发誓！”
然后，埃德就站在卧室门口，两臂交叉着，很清楚，他在站岗。
两天两夜，埃德就守在那里，睡在门口的地板上，连吃饭也没离开。热度越来越高，那病孩开始胡言乱语了——他真的神志不清了。可埃德还是没有退让的迹象，他坚守在那里——他向弟弟许过诺的。医生一次次来，一次次回。最后，出于一种无助的气愤，老医生大叫一声：“你们都在看他死！”随后就走出了屋子。现在什么也救不了这个孩子，除非奇迹！
第三天早上，当医生又一次路过时，他看到了一个变化：那条肿腿消退下去了！即使是在那孩子睡着的时候，家里也总有一个人守护着。
又一个夜晚，那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那肿胀全消下去了。三个星期以后，尽管他又瘦又弱，可那眼光却是清澈的、坚定的。他站起来了，靠他的意志。
这位13岁就学会面对生活的男孩，就是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这回运气好，没有风
那是在克尼斯纳，一个林工正解释如何伐树。他指出：要是你不知道那棵树砍了会落在哪里，就不要去砍它。“树总是朝支撑少的那一方落下，所以你如果想使树朝哪个方向落下，只要削减那一方的支撑便成了。”他说。我半信半疑，稍有差错，我们就可能一边损失一幢昂贵的小屋，另一边损坏一幢砖砌车库。
我满心焦急，在两幢建筑物中间的地上划一条线。那时还没有链锯，伐树主要是靠腕动和技巧。老林工朝双手啐口水，挥起斧头，向那棵巨松砍去，树身底处粗一米多。他的年纪看来已六十开外，但臂力十足。
约半小时后，那棵树果然不偏不倚地倒在线上，树梢离开房子很远。我帮助他砍伐成一堆整齐的圆木，又把树枝劈成柴薪。我告诉他，我绝不会忘记他的砍树心得。
他举起斧头扛在肩上，正要转身离去，却突然说：“我们运气好，没有风。永远要提防风。”
老林工的言外之意，我在数年后接到关于一个心脏移植病人的验尸报告时才忽然明白。那次手术想像不到地顺利，病人的复原情况也极好。然而，忽然间一切都不对了，病人死掉了，验尸报告指出病人腿部有一处微伤，伤口感染了肺，导致整个肺丧失机能。
那老林工的脸蓦地在我脑海里浮现。他的声音也响起来：“永远要提防风。”简单的事情，基本的真理，需要智慧才能了解。那个病人的死，惨痛地提醒我们“山为九仞，功亏一篑”这个道理。纵使那个伤口对健康的人无关痛痒，但已夺去了那个病人的命。
老林工和他的斧子可能早已入土，然而，他却留下了一个训诫给我，待我得意之时用来警惕自己。人人得意洋洋时，我会紧紧盯着镜里的影子，对自己说：“我这回运气好，没有风。”
最后一名长跑者
镇里每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通常是在热浪扑面的时候举办。我的工作就是乘坐救护车跟在选手的后面，以防有人需要救护。我和司机坐在带有空调的救护车里，跟在差不多100名运动员的后面，等待发令枪尖锐的鸣放声。
“我们要跟在最后一名选手的后面，所以你要开得慢一点。”当我们开始缓慢地向前移动的时候，我对司机多哥说。
“那我们就盼望最后一名选手快一些吧。”多哥说。
当他们开始跑的时候，前面的选手已经看不到了。就在那时我的目光被一名穿着蓝色丝质长跑短裤和一件松松垮垮的白色T恤的女选手吸引住了。
“看，多哥！”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名选手”了。她的脚向内拐，而左膝盖却弯向外侧。她的腿是畸形的，属于很严重的残疾。对她来说，似乎走路都是不可能的，更别说跑马拉松了。
我和多哥默默地看着她缓慢地向前移动，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向前挪动一点，然后停下来，等她走远。然后，再慢慢地向前挪一点。
最后，她是惟一还在视线中的选手了。我坐在座位边上，带着敬畏、惊奇和敬意看着她以决然的精神一点一点挪过最后的几里路。泪水从我的脸上滚落下来。
当我们终于看到终点线的时候，欢呼的观众早已离去，地上到处都是垃圾。然而，还是有一个男人无比自豪地独自挺立在那里。他的手里攥着一条皱纹纸制成的带子，带子的另一端系在一根柱子上。她慢慢地冲过终点，纸带在她的身后飘舞。
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但在那一天她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经常寻求支撑的一部分。对于她来说，比赛的目的并不是战胜其他的选手，或者夺取一份奖品，而是完成她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不论这件事情是什么。因而，每当我觉得眼前的事情太难办、太费时间，每当我冒出“我做不了”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最后一名长跑者。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我面前的工作真是太简单了。
最后一个月
通用公司要裁员，名单公布，有内勤部办公室的艾丽和密娜达。公司规定一个月后离岗。那天，大伙看她俩都小心翼翼，更不敢和她们多说一句话。因为，她俩的眼圈都红红的。这事摊到谁身上都难以接受。
第二天上班，这是艾丽和密娜达在通用公司的最后一个月。艾丽的情绪仍很激动，谁跟她说话，她都“铳铳”的，像灌了一肚子的火药，逮着谁就向谁开火。裁员名单是老总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甚至跟内勤部都没关系。艾丽也知道，可心里憋气得很，又不敢找老总去发泄，只好找杯子、文件夹、抽屉撒气。“砰砰”、“咚咚”，大伙的心被她提上来又摔下去，空气都快凝固了。
艾丽仍旧不能出气，又去找主任诉冤，找同事哭诉：“凭什么把我裁掉？我干得好好的……”眼珠一转，滚下泪来。
旁边的人心里酸酸的，恨不得一时冲动让自己替下艾丽。自然，办公室订盒饭、传送文件、收发信件，原来属艾丽做的，现在都无人过问。
不久听说，艾丽找了一些人到老总那说情，好像都是重量级的人物，艾丽着实高兴了几天。不久又听说，这次“一刀切”谁也通融不了。艾丽再次受到打击，气愤愤的，异样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刮来刮去。许多人开始怕她，都躲着她。
艾丽原来很讨人喜欢，但后来，她人未走，大家却有点讨厌她了。
密娜达也很讨人喜欢。同事们早已习惯了这样对她：“密娜达，快把这个打一下，快点儿！”“密娜达，快把这个传出去！”密娜达总是连声答应，手指像她的舌头一样灵巧。
裁员名单公布后，密娜达哭了一晚上，第二天上班也无精打采，可打开电脑，拉开键盘，她就和以往一样开始干开了。密娜达见大伙不好意思再吩附她做什么，便特地跟大家打招呼，主动揽活。她说：“是福跑不了，是祸躲不过，反正是这样了，不如干好最后一个月，以后想干恐怕都没机会了。”密娜达心里渐渐平静了，仍然勤快地打字复印，随叫随到，坚守在她的岗位上。
一个月满，艾丽如期下岗，而密娜达却被从裁员名单中删除，留了下来。
主任当众传达了老板的话：“密娜达的岗位，谁也无可替代；密娜达这样的员工，公司永远不会嫌多！”
我没有学会聪明
就在大学毕业这一年，我接受威尔先生的推荐到安东律师事务所应试。这是伦敦最著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很多日后成名的大律师都是在这家事务所里接受起初的培训而走上成功之路的。这里的工作以严格、准确和讲求实效而著称。
临出门前，母亲很正式的告诫我学得聪明些，不要呆头呆脑让人看作是个傻瓜。
母亲申明这也是父亲的想法。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对母亲的话投以赞同的微笑和点头。平日他们总要为哪怕一个词的细微差别辩论上半天。我吻了母亲的前额，轻声说：“我会做好的，请放心吧。”实际上直到我迈进事务所的大门，心里还是一片茫然：怎样做才算聪明呢？
来应试的人很多，他们个个看起来都很精明。我努力让自己面带微笑，用眼睛去捕捉监考人员的眼神。无疑，给他们留下机灵的印象，对我的录用会大有帮助。但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忙着把一大堆资料分发给我们，甚至不多说一句话。
分给我们的资料是很多庞杂的原始记录和相关案例及法规，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间里整理出一份尽可能详尽的案情报告，其中包括对原始记录的分析，对相关案例的有效引证，以及对相关法规的解释和运用。这是一种很枯燥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细致。威尔先生曾经为我们详细讲解过从事这种工作所需的规则，并且指出，这种工作是一个优秀律师必须出色完成的。
我周围的人看起来都很自信，他们很快地投入到起草报告的工作中去了，我却在翻阅这些材料时陷了进去。在我看来，原始记录一片混乱，并且与某些案例和法规毫无关联，需要我首先把它们一一甄别，然后才能正式起草报告。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我的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我不知道要求中所说的“适当的时间”到底指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我发现如果让我完成报告可能至少还需要一个紧张的晚上。可是周围已有人完成报告交卷了；他们与监考人员轻声的交谈声几乎使我陷入了绝望。越来越多的人交卷了，他们聚集在门外，等待所有的人都完成考试后听取事务所方面关于下一步考试的安排。当时我也认为安东事务所的考试不会只有这一项。他们一起议论考试的嗡嗡声促使屋子里剩下的人都加快了速度，只有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母亲的忠告：要学得聪明些。可我怎么才能聪明些？我干不下去了。
终于，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着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报告发呆。一个秃顶男人走过来，拿起我的报告看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你可以把材料拿回去继续写完它。
我抱着一大堆材料走到那一群人中间。他们看着我，眼睛里含着嘲讽的笑意。我知道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要把材料抱回家去完成的十足傻瓜。
安东事务所的考试只有一项，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母亲对我通宵工作没有表示过份的惊讶，她可能认为我肯定会接受她的忠告，已经足够聪明了。我却要不断地克服沮丧情绪说服自己完成报告，并在第二天送到事务所去。
事务所里一片忙碌，秃顶男人接待了我，他自我介绍说是尼克·安东事务所的主持人。他仔细翻阅了我的报告，然后又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状况。这段时间里，我窘迫得不知所措，回答他的问话显得语无伦次。但在最后，他站起来向我伸出手，说：“祝贺你，年轻人，你是唯一被录取的人，我们不需要聪明的提纲，我们要的是尽可能详细的报告。”
我兴奋得快晕倒了，我想回家告诉母亲，我成功了，但我并没有学会聪明。
谈凯撒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偶尔花点工夫看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将观察别人和了解外界事物的时间用来考察考察自己，我们就很容易感觉到，人的禀性方方面面都是有缺陷的，有毛病的。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人们都不能称心如意；就连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像去挑选自己需要的东西也做不到。这不正是有缺陷的很好证明吗？
人的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这场大争论过去、现在、将来都要一直争下去，没有结论，也不会统一，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卢克莱修说：
“想要的东西得不到，那它就比什么都好。
想要的东西得到了手，那就想要另一样。
人的欲壑还是那个样。”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享受到什么，我们还是觉得不满足，还是拼命去追求新的东西，没见过的东西，因为现在的东西满足不了我们。依我之见，倒不是由于现有的东西不足以满足我们，而是由于我们在胡抓乱拿。
我们对自己想要什么，犹豫不决，把握不定；不知道什么该留住，什么该好好把握，甚至什么都不会好好享用。
有人认为那都是这些东西不好，于是醉心于不知道不了解的别的东西，将要求和希望都寄托在上面，对之大加赏识，并奉为至宝。
这就应了凯撒的那句话：“人出于本性，往往更加相信和畏惧没有见过、隐秘陌生的东西。”
汉斯的秘密
汉斯是个德国农民，他因爱动脑筋，常常花费比别人更少的力气，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当地人都说他是个聪明人。
到了土豆收获季节，德国农民就进入了最繁忙的工作时期。
他们不仅要把土豆从地里收回来，而且还要先把土豆按个头分成大、中、小三类。
这样做，劳动量实在太大了，每人都只有起早摸黑地干，希望能快点把土豆运到城里赶早上市。
汉斯一家与众不同，他们根本不做分捡土豆的工作，而是直接把土豆装进麻袋里运走。
汉斯一家“偷懒”的结果是，他家的土豆总是最早上市，因此每次他赚的钱自然比别家的多。
一个邻居发现了汉斯一家赚的钱比自己多，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就悄悄地跟踪，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汉斯每次向城里送土豆时，没有开车走一般人都经过的平坦公路，而是载着装土豆的麻袋走一条颠簸不平的山路。
二英里路程下来，因车子的不断颠簸，小的土豆就落到麻袋的最底部，而大的自然留在了上面。卖时仍然是大小能够分开。
由于节省了时间，汉斯的土豆上市最早，自然价钱就能卖得更理想了。
坐船与沉没
有一个国王和一个波斯奴隶同坐一船。那奴隶从来没有见过海洋，也没有尝过坐船的苦。
他一路哭哭啼啼，战栗不已。大家百般安慰他，他仍继续哭闹。国王被他扰得不能安静，大家始终想不出办法来。船上有一个哲学家说道：“您若许我一试，我可以使他安静下来。”
国王说道：“这真是功德无量。”哲学家立刻叫人把那奴隶抛到海里去。他沉没了几次，人们才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到船边。他连忙双手紧紧地抱着船舵，人们才把他拖到船上。他上船以后，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再作声。国王很为赞许，便开口问道：“你这方法，奥妙何在？”哲学家说：“原来他不知道灭顶的痛苦，便想不到稳坐船上的可贵。一个人总要经历过忧患才知道安乐的价值。”
无依无靠的男孩
有一次，几个顽皮的孩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默不作声，一个个都呈现出委屈的样子，于是K先生向他们说了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路人问一个独自在抽泣的小男孩：“你为什么这样伤心？”
“我好不容易凑齐了二十芬尼，想去看一场电影，”男孩回答说，“可是那个男孩跑来，从我手中夺走了十芬尼，”他一边说，一边朝不远处一个正朝他这儿张望的男孩指了指。
“那么你没有喊叫，请求帮助吗？”路人问道。
“喊了，”男孩说，一边哭得更厉害了。
“没人听见你的喊叫吗？”路人又问，一边慈爱地抚摸了男孩一下。
“没人听见，”男孩哭泣道。
“那么是不是你的喊叫声不够响呢？”路人问。
“不是的，”男孩说，然后两眼充满期望的打量路人。
路人只笑了笑：“那么，把另一枚硬币也交出来吧！”随后他从男孩手里拿走另外十芬尼，头也不回地走了。
拥有
最著名的犬儒派人士是安提塞尼斯的弟子戴奥基尼斯（Diogenes），据说他住在一个木桶中，除了一袭斗篷、一根棍子与一个面包袋之外，什么也没有（因此要偷取他的幸福可不容易！）。有一天他坐在木桶旁，舒服地晒着太阳时，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探望他。亚历山大站在他的前面，告诉他只要他想要任何东西，他都可以赐予他，戴奥基尼斯答道：“我希望你闪到旁边，让我可以晒到太阳。”就这样，戴奥基尼斯证明他比亚历山大这位伟大的将军更富裕，也更快乐，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皮莱的镜子
为了和尼加拉瓜原始部落交流陶艺，我下了公路沿着陡峭崎岖的小路步行近4个小时，来到了洛斯查库特斯——一个土地龟裂，终日受太阳烘烤的原始部落保留地。这是一片与世隔绝的荒凉的黄土地，点缀着几个草棚，我在那里遇到了皮莱太太和她的家人。
他们请我坐在一小片树阴下，找出家里的陶器送给我研究。当我拿出相机拍照时，皮莱渴望地问我是否可以给她的全家也拍一张，我愉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
几周后我返回皮莱的部落举行一个关于现代制陶工艺的讲座，打算顺便把那天的合影交给她。当我迈过低矮的篱笆，进入她家小院时，皮莱兴奋地从屋里跑出来，无比热情地拥抱我之后，渴望地问：“你带来照片了吗？”我从口袋里掏出照片。照片中皮莱一家九口人带着相似的笑容神采奕奕地站在一起。
皮莱盯着照片仔细地研究了好长时间。然后，她指着照片里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穿褪色蓝布裙的慈祥老妇人试探地问：“这是我吗？”
我猛然意识到皮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环视四周，我这才发现这里没有镜子。
我问她是否用过镜子。她回答说很久以前家里有过一面镜子，但早就破碎得不能用了。皮莱的声音听上去很愉快，没有丝毫遗憾，就好像在说天边飘过的一片云，“有时候，如果光线刚好，我在装满水的水罐里也能看见自己的倒影。”我知道对这里的居民来说，拥有一满罐清水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得到的有限的一点儿水必须排队一杯一杯地从地下积水池舀出来。
我想起自己到处镶满镜子的公寓；想起浴室里的放大反光镜（用来精确观察脸上的雀斑和皱纹）、三折镜（用来检查我的后背和侧面）、无处不在的小手镜。今天女人们长时间坐在各种镜子跟前批判自己的皮肤和体重、叹息青春不再、感慨造物不公，我不敢相信有人竟半个世纪没用过镜子。
“你不想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看不到自己是什么感觉？”我问。
“我知道我里边是什么样，”她用手拍了拍胸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知道自己里边是什么样的。”
皮莱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在这个远离繁华的角落，一个女人从容地做着自己，优雅平静地从青春走向衰老，这期间没有落地镜来检查身体是否发胖，没有放大镜来细数眼角的皱纹，她的生活一定比我们快乐，她的人格也一定充实得多吧？从尼加拉瓜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人拆掉了公寓墙上的那些镜子。没有它们妨碍视线，我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里面”是什么样的了。
追随
有这样的情况，某人在积雪很深的雪地里穿过，结果他并不是白费力气。另一个人怀着感激之情顺着他的脚印走过去，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于是那里已经可以看到一条新的小路。就这样，由于一个人，整整一冬就有了一条冬季的道路。
可是有时候一个人走过去了，脚印白白留在那儿，再没有任何人跟踪走过，于是紧贴地面吹过的暴风雪掩盖了它，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大地上我们所有的人命运都是这样的：往往是同样劳动，运气却各不相同。
爱情、忠诚……
在上帝创造世界时，他就把一切生物分散安置在地上并且教他们传宗接代，繁衍自己的子孙。给男人和女人都分土地，教他们如何筑造窝棚，又给男人一把铲子，女人一把谷粒。“生活下去，繁衍你们的后代吧，”上帝对他们说，“我去忙自己的事了。一年以后我再来看看你们这里的情形。”
刚过一年，上帝带着大天使加夫里拉来了。那正是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看到：窝棚旁坐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面前的田地里是一片成熟的谷物。而在他们旁边放着一只摇篮，摇篮里躺着个熟睡着的婴儿。那男人和女人一会儿望望天空，一会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传情。在他们目光接触的刹那间，上帝从那目光中发现一种他所不理解的美和某种从未见过的力量。这种美胜过天空和太阳、大地和麦田——胜过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这种美使上帝迷惑不解，惊慌不已。
“这是什么呀？”他向大天使加夫里拉问道。
“这是爱情。”
“‘爱情’是什么意思？”
大天使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头。上帝走到男人和女人面前追问他们什么是爱情，可是，他们也无法向他解释。于是上帝勃然大怒。
“好呀！看我不惩罚你们才怪！从现在起你们就要变老。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将消磨你们的青春和力量直到化为乌有！50年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眼睛里还留着什么东西，该死的人……”
50年后，上帝同大天使加夫里拉又来了。这次他看到，原来在窝棚的地方已盖起了一幢圆木造的房子，荒地变成了果园，地里一片金黄色的麦穗，几个儿子在耕地，女儿在收麦子，孙子们在草地上嬉戏。老头儿和老太婆坐在屋前，时而望望红艳艳的朝霞，时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目传情。上帝在他们眼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美和更大的力量，其中还含有一种新的东西。
“这是什么？”他问大天使。
“忠诚。”大天使答道，但还是解释不清楚。
上帝怒不可遏：“你们老得还不够快吗，该死的人？你们活不多久了。我还要看，看看你们的爱情还能变成什么样？”
3年以后，上帝带着大天使加夫里拉又来到这里。一看：有位男人坐在小土丘上。他的一双眼睛充满忧郁悲伤的神情，但目光中却仍然使人感到一种不可理解的美和那种同过去一样的力量。这已经不仅仅是爱情和忠诚了，还含有别的东西。
“这又是什么？”他问大天使。
“心灵的追求。”
上帝手抚胡须，离开了小土丘上的老头儿，举目向麦田、向火红的曙光望去：金黄色的麦穗中站着许多青年男女，他们一会儿望望火红的天空，一会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传情……上帝久久地凝视着，随后深沉地思索着离去了。
从那时起，人就成了大地上的上帝。
病床上的化妆
瑞恩走进病房时看见我正在哭。“怎么了？”他若无其事地问。瑞恩当然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哭。两天前我是我所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历史上最年轻漂亮的女律师”，老板正考虑请我当合伙人。两天前我惟一的烦恼是决定下次度假是去瑞士还是冰岛。但就在过去的48小时里，我得知自己左胸长了恶性肿瘤，切除手术虽然成功，但彻底治愈的可能性只有40%。躺在摆满鲜花和慰问卡的病房里，我只感到绝望和愤怒。我才27岁，难道绚丽夺目的生活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吗？为什么是我？
瑞恩放下旅行袋坐在我床边，他本来在外地开会，我知道他是接到电话立刻赶来的。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他问：“是不是太疼了，苏吉？”“不，不是。我……”，不想提起残酷的现实，我努力转移话题：“我看上去糟透了。”我指着镜子里的自己边抽泣边说。我简直认不出自己。手术后医生不得不给我用了吗啡。不幸的是我对吗啡过敏，整个人肿得像根腊肠。我的脖子、肩膀和胸前都被消毒液染成棕褐色，而且现在还不能洗澡。我一向引以为荣的飘逸的长卷发在脑后缠成一团。大概有50多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探望过我，而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棕白相间、憔悴不堪、没化妆、头发像鸟窝、穿病号服的女人！曾经光艳照人的苏吉到哪去了？
瑞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病房，他再走进来时拿着一个小水桶和小瓶的香波，显然是从护士那里要来的。他从壁橱里拿出备用枕头，把枕头垫在我身体的一侧，然后从洗手间里接满一桶温水，小心地开始给我洗头。我享受着久违的温暖洁净的感觉，瑞恩的大手和洗发液淡淡的薄荷香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止痛效果。因为怕我冷，瑞恩不断地换着水。最后他用浴巾包好我的头发，把我轻轻地扶回枕头上躺好。我看了看表，这个头洗了整整两个小时。
从来不用吹风机的瑞恩，不知从哪儿找来一部老式电吹风，开始为我吹头发。让我忍俊不禁的是他竟然还编造各种美容窍门讲给我听。当瑞恩咬着嘴唇，万分严肃地帮我绾发髻时（他显然是我见过的最蹩脚的发型师），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还用热毛巾为我擦干净脸和脖子上的消毒液的痕迹，小心地涂上润肤霜。
然后他不知从哪儿找到我的化妆包，开始给我化妆。从睫毛膏到腮红，虽然顺序、位置完全不对，但他每一样都往我脸上用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屏气凝神，睁大眼睛让瑞恩用微微发抖的手为我刷睫毛膏的情形。
最后瑞恩从包里拿出两管口红：“哪一个？……草莓紫……还是深酒红？”他费力地念着标签上的小字。一脸惊讶的神情好像在说：“这是口红还是零食？”他像艺术家作画一样仔细地为我涂好口红，然后把镜子举到我面前自豪地说：“早就说我女朋友最漂亮！”我又哭了，这次是幸福和感激的眼泪。“噢！不，我的技术没那么差吧？”瑞恩做出痛苦的样子夸张地说。我笑得刀口都疼了。
5年过去了，癌细胞再没出现过，也许是因为我太乐观，不适合它们生活吧。我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嫁给了瑞恩这个幸运的家伙，而且3个月后就要当妈妈了。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困难，我也有过痛苦迷茫的时候，但我从没放弃希望。我认为这该归功于瑞恩的真挚爱情和乐观幽默。在那48小时里，我一度绝望，但瑞恩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笑声是对付困难最好的武器。
10个毛病
希拉和丈夫汤姆是社区里的模范夫妇，邻居们从没听他们吵过嘴。在大家的印象中他们总是手牵手在夕阳中散步。在他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晚会上，有人问希拉，他们多年来相敬如宾的秘密是什么？
妻子看着在招呼客人的丈夫微笑着说：“在结婚那天，我想，为了将来的幸福我要容忍汤姆的一些缺点，当时我觉得10个缺点我还忍受得了。所以我决定在日记本上列出汤姆的10个毛病，对汤姆的这些毛病我绝不干涉或抱怨。”
“您列出的是哪10个毛病呢？”一位年轻女士急忙问。
希拉笑着摇摇头，“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每次汤姆做了让我生气的事，我都对自己说，‘这次算他运气好，犯的是我决定容忍的10个毛病之一，否则我绝不饶他’。”
命中有爱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的如意王子会不期而至。我常常想像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把我抱上马背带往他的城池。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位特别的意中人在找我，就像我正在苦苦寻觅他一样。这种事肯定会发生，命中注定。
那年我17岁，他终于出现了。这小伙子名叫特德？本宁顿，是新来的一位邻居。妈妈在我生日那天给了我一个挂在项链上的小金盒。金盒并不新，却是她多年的珍藏，而且妈妈总是把这个小盒子跟爸爸送妈妈的几样纪念品放在一起。
“妈妈，你真要把盒子送给我吗？这可是属于你的呀！”我说。
“真的！”妈妈说，“它对我意义重大，不过我说过，到我女儿17岁时，就归她。”妈妈眼中闪过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神情。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爸爸和妈妈的婚姻可谓美满幸福。爸爸热情体贴，妈妈跟他在一起好像总有无限的快乐，直到两年前，他不幸逝世。我暗自好笑，真不懂妈妈会有什么伤心的事儿。但我的确喜欢这个盒子，它小巧玲珑，呈鸡心状，系着一根细小的金链，叫人爱不释手。可最让我心跳的还是特德·本宁顿送给我的一条朴素却饰有金边的蓝头巾。我喜爱特德送给我的礼物，但我更爱他本人。我喜欢他那淡黄色的卷发垂在前领上的可爱劲儿，清亮的诚实的蓝眼睛和好看的方方的下颌。而且他腼腆、讨人喜欢、做事认真，跟我们高年级那帮油腔滑调、自以为是的家伙相比，他显得如此不同寻常。
大概是在两个月前，我就开始注意上特德了，那时他来我们班才一个月。他是个文静的男孩，从不参加学校里的任何球队。课后或是周末，别的同学在闲逛玩乐时，他却不得不去一家杂货店打工。当时正值一次校友舞会，作为一名高三女生，你不可能有太多的选择，因为本年级的男生大都把心掏给了高一和高二的女孩子。我只得把剩下的男生列了一个名单，把太矮的几个划去，结果只剩下4个人。可其中3个要么身体太胖，要么与我合不来，再不就是说话时唾沫四溅。特德成了最后惟一的人选。下课后当他走出教室，我早已抢先一步恭候在那儿，装着无意碰到了一块。我搭讪说：“南希这个周末要举办家庭舞会，特德，这可是女邀男的活动。你想去吗？”
“去？你是说同你一道去？”他问。“是的，”我说。“这个，这个，一定去，谢谢！我很乐意去。”他有点受宠若惊，真不知道他长这么大是否曾带过女孩子去过什么地方。我不禁想，邀他去也许是个错误，大伙儿会不会喜欢他？参加舞会的可都是学校里的主流人物，特德合群吗？然而晚会上一切都叫人感到愉快。特德尽力适应其中，跳舞、参加游戏、跟人交谈，倒真像是个游刃有余的社交高手。
晚会后他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们聊起了彼此毕业后的打算，我说我将读文秘专业。他则告诉我他正在努力争取杜莱恩学院的奖学金，准备去那儿学医。月光朦胧而优美，叫人有一股莫名的冲动。突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那空着的小手正在身体的一侧晃动，他的手也是。也不知什么时候，两只手或多或少地碰到了一块儿。一路上我俩不再说话，在月光下默默地走着，彼此的手慢慢牵到了一起。
特德带我去参加校友舞会，这事看来如此自然。一阵心颤的感觉让我突然了悟，特德就是我自小在冥冥中期待的那个特别的意中人！我们的感情随着时光的流淌而越发显得月久年深，我俩一块儿散步，出门远足，在蔚蓝的天空下参加大伙的野餐聚会。特德在野餐的过程中弹起悦耳的吉他，我们一起忘情地放声歌唱。都是些诗情无限而又令人幸福的日子。接着有一天，特德带来好消息，他已经获得了杜莱恩学院的奖学金。“别人会称我本宁顿医生，你感觉怎么样？”“妙极了！”我说，“不过我会想你的。”“我也是，”他说，“真希望你能跟我一块儿去。”
“别担心，”我安慰他，“我就在这儿等你。也许你毕业之前，我能在那所学院里找个工作。”
“那太棒了，不过我怕。”
“怕什么？”我问道。
“哦，一切都这样完美，我真害怕会失去你。”
“瞎操心，”我对他说，“你不会失去这命中注定的爱情的！”可是我错了。特德离开我上学去了。起初的日子我们彼此还比较勤快地写信。可渐渐地，我们的信越来越少。大概这就是结局的开始。他不能回家过感恩节，而到圣诞节他回来时，我却在出麻疹。终于特德有了新女朋友。她是他们学校的一名同学。特德来信说，他对此感到很抱歉，又说他知道我会理解的。
收到信的那天正下着雨。我躺在床上倾听淅沥地雨声。我并不恨特德，我甚至也不恨那个女孩。只是我无法相信所发生的一切。这时妈妈走了进来。我知道她要说什么。“还有别的小伙子，你可能现在不相信，但总会有的。”她开口说。“也许吧，不过特德是我惟一的至爱，我以后再也不会爱了！”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给你的那个挂在项链上的小金盒还在吗？”“小金盒？哦，当然在。就在梳妆台最顶格的那个抽屉里。”妈妈拿出小金盒，让我戴上。“你看，”她说，“这是那个特别的意中人，在我17岁时送给我的。”我珍爱地把小金盒捧起来，想起了去世的爸爸。他曾经和妈妈有过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他心好，讨人喜欢，与众不同。我当时确信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妈妈陷入了沉思，慢慢地说，“可在我们订婚之后不几天，他就丧生于一次火车事故。”“你说什么？”我惊叫起来，“我还以为……你是说在爸爸之前，你曾爱过别人？另一个你曾认为是最特别的那个意中人？”“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想如果我嫁给了他，我肯定自己会非常幸福。但结果是三年后我同你爸爸结了婚。我们也彼此相爱，并且跟他在一起我也非常幸福。”
“我搞不懂。”我说。
“宝贝，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世上并非只有一个特别的人才会让我们幸福，而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好人，特德只是其中之一。只是他来得太早了些。”妈妈静静地望着我。我几乎哭了起来，因为我感到我童年的梦想正被击得粉碎。妈妈轻声说：“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好男人在恰当的时候来到，他才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她走了出去，轻轻把门关上，留下我独自一人，倾听雨点的声音。我望着妈妈出去时关上的那扇门，心里却想到另一扇门，那就是她刚才为我开启的另一扇希望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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