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民主社会主义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一，是西方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共同信奉的思想理论的总称。在西方，它的理论与实践一般被称为“第三条道路”。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不断进行改良，以期建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宣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使人分化为对立的阶级，社会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剥削，以谋求自由与正义。”[1]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它萌芽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拉萨尔首先提出工人运动可以借助于选举权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较系统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他用和平改良理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这大致可看作他对恩格斯晚年非暴力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教，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和抨击。列宁正在专制、落后的沙皇俄国进行革命，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理论自然不合他的胃口。主要围绕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民主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从此分道扬镳，成为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两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俄国党内，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主义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相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的少而修正背离的多，所以列宁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先是放弃了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来又注重阶级合作，直到最后放弃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或社会化主张，以至今天人们很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但不管怎样，从20世纪初直到今天，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在世界各地不断更新和发展壮大，成为欧美广大民众广泛接受的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思潮。由于获得众多选民的支持和拥护，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相继上台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民主社会主义成了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政治思潮和运动。1951年6月，欧洲33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在法兰克福成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适用于东方落后国家的苏联式共产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放弃苏联式共产主义，改宗民主社会主义。前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改旗易帜，更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又使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更加壮大。如波兰工人党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东德共产党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英国共产党改为民主左翼。即便是仍保留共产党名称者，也相当深地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如俄罗斯共产党也放弃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理论原则。这些政党的大多数加入了社会党国际。1989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召开时，有成员党89个，其中执政党29个。1996年二十大召开时，成员党已达140个，执政党达32个。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除了美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都在政治上与保守的党派势均力敌，轮流执政。适应西方社会自由民主的情况，社会党国际属于各党松散的联合，不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党内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属于合法的议会政党而非革命政党。

    民主社会主义是适应西方发达国家情况的追求社会公正与进步的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进步而来。如果西方国家也是专制独裁，民主社会主义自然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为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合法生长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就不必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民主社会主义既包含在欧洲社会党的政纲与主张中，也为一些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探讨和阐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危机以后，西方思想文化界政治倾向普遍左转，大批学者、思想家与艺术家对资本主义幻灭失望，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但他们又对布尔什维主义坚持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感到恐怖，所以自然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爱因斯坦、罗素、拉斯基、罗曼·罗兰是为代表，连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卡尔·波普也曾信仰过民主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先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政治理念与纲领，再分别论述罗素、拉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节 欧洲社会党的理念与政纲

    一 思想多元化

    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而民主的首要条件是思想的多元化，非单一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渠道的，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础。民主社会主义既来源于古典马克思主义、英国费边社的改良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又吸收了人道主义、基督教、左翼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和派别。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意识和政治信仰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党内允许存在各种思想和理论，不要求统一。社会党国际发表的《法兰克福宣言》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严格一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2]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指明：“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具有不同信仰和不同理想的人们的共同组织。他们一致的基础，是他们共同具有道德的原则和政治目的。”法国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科学，而首先是一种改革社会的诉求，它不承认有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法国社会党的党章规定社会党应把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劳动者团聚在一起，而不论其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如何差异。英国工党拒绝为任何纲领所束缚，不赞同任何教条或制定任何信条，它欢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甚至革命思想。瑞典社会民主党则在1978年的纲领中把思想上的多样化作为它的奋斗目标。

    二 民主观

    尽管民主社会主义流派众多，主张各异，它的理论和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发展，但民主始终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它看来，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是一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无限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了的民主。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旨就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实现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

    （一）政治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一直都是政治民主的理论。它认为政治民主与自由既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又是社会主义的目标。1951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称：“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亦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3]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规定，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法律与政治的民主不仅仅是为争取社会民主改革的武器，它本身也就是目的，因为它形成了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声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即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政府随时对议会负责并且意识到必须得到议会的不断信任。在民主的国度中，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同多数人的权利一样得到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进而建立一个符合民主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和国家。”[4]在欧美的每个地方，民主社会主义党都赞成自由、秘密、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正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同保守主义党派主张的有限选举权的残余做了斗争，使普选和妇女投票权成了现实。民主社会主义还热情地争取人民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观念，也是当今欧美自由党、民主党、保守党共有的；但作为政治民主的坚定信徒，民主社会主义确实走在了其他党派的前面。作为渊源于欧洲工人运动的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还把扩大民主的基点放在劳工力量上。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观，与他们对国家性质的认识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和镇压劳动人民的暴力工具，而是领土的共同体。今天的普选权、议会监督和人民监督，业已消灭了阶级对立，国家作为超阶级的、整个社会的代表者，成了为全社会服务的机关。国家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实施普遍社会福利、调和社会矛盾的调节器。

    正是出于对西方国家自由民主的信念，民主社会主义党派主张实行多党制。《法兰克福宣言》声称，“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的权利”，“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一个条件”[5]。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党派继承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注重个人权利的观点，声称个人权利是社会主义价值的根本，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1989年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个人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人权与公民权在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得到保障”[6]。

    （二）经济民主

    在欧洲社会党人看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政治民主在欧洲已基本实现，目前主要的奋斗目标则是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是建立国营、集体和私营企业及其他经济成分并存和相互渗透的“混合经济”体制，主张扩大国有化规模和范围，实现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限制私人大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党人一般致力于把大部分私人企业国有化，建立新的公共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追求的目标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工人获得他们全部劳动果实。但8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化造成大量浪费，经营管理不善，社会党人对此热心大减。

    其次，实行民主计划，让劳动者和群众组织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的制订，生产必须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计划的，这种计划生产既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相对立，也不意味着所有经济决策权都交给政府或中央机构，如苏联那样。1976年的社会党国际发表宣言表示：“生产不能受经济自由主义的任意摆布，而必须为了人类的需要加以系统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尊重个人的人格权利。社会主义主张国内与国际事务两方面都要有自由与计划。”[7]1982年通过的《英国工党纲领》规定：“社会有权制定利用和分配社会资源的计划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计划必须和工业民主的发展以及政府更加开放和有反应的程序相联系。它必须能反映地方公众、公司、工人和消费者的需求。”[8]通过民主计划，把市场机制和国家的计划调节有机结合起来，使企业生产的目的不是去追求利润，而是满足社会需要。

    最后，实行“参与制”与“共决制”，生产者、消费者及其组织对生产、销售、分配等环节的政策施加影响，与资方共享决定权，工人以工会为代表参与经济政策的主要决策，参与企业和公司的管理。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声称：“工会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要素，决不可让它们堕落成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工具……在没有侵犯国会的宪法上的权限内，应使其参与拟订一般经济政策。”[9]1976年，西德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立法，在企业中实施职工和资方平等参与管理企业：资方代表和工人代表数目相等。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自1971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法令，砍掉了资方在管理企业方面的特权，将其纳入集体谈判的范围。法国社会党则把自治管理作为经济民主化的主要内容，自治管理主要在公营企业中推行，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计划、预算、市场营销及与其他企业订立协定，国会只对自治管理实行监督。社会党认为，通过实行经济民主，可以逐个剥夺资本家管理企业的职能，限制资本家对企业的权力，使资本家对企业的管理有名无实，这样，逐渐使资本主义企业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民主意味着把民主模式纳入了经济生活，从而拓宽和深化了民主的内容，标志着民主的更深层发展。

    （三）社会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要是充分就业和福利政策。社会党人一直致力于实现真正的社会保障和工作权利，实现劳动者免受饥饿与匮乏的自由。1982年英国工党纲领提出：工党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以互助、合作和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能得到平等的份额和地位。社会民主具体化为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如就业权、医疗权、休息权、学习权、住房权以及男女平等、城乡平等、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平等。一方面要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通过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对收入实行重新分配。有些执政的社会党推行减少部门之间和行业内部工资差别的政策，推行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险制度。在英国和瑞典这些社会福利国家，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均由国家和政府实行福利和社会保险的政策，虽然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设者并不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但社会民主党人却是福利国家的领路人和最早的实践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把经济上的福利设施同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劳资合作结合起来，在其漫长的执政实践中，创造了一个既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的公平社会，成为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范。

    （四）国际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性，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在当今国际上各种利益和关系纵横交织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孤立地解决它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一直宣传国际合作与国际团结的思想。在国际关系上，它强调必须依据保障国家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法规，使民主政治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长期以来，社会党国际追求国际关系中的公正、民主、和平与平等的基本原则。从这些原则出发，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严厉谴责它们对弱小国家的侵略。社会党还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与民族压迫，要求实现一切种族、少数民族群体、民族与宗教的平等权利。社会党国际还主张世界和平，支持美苏对话与削减核武器，和平解决世界上的各种争端和热点问题。社会党国际热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南北对话，主张发达国家应大力援助贫困、落后国家，发达国家应达到联合国要求的把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发展援助给予发展中国家。

    社会党国际还欢迎并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斗争。它认为任何一个独裁政权不仅意味着对本国人民的专横统治，而且是对别国人民自由的威胁，从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它强调人的生命、尊严和良心是高于国家之上的，独裁政权无权践踏这些价值，哪怕是在国内。国家主权绝对论是过时的东西，独裁政权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各国都可以进行谴责和制裁。它批评和反对那种认为民主、人权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人民才能享有的政治奢侈品的观点，认为第三世界的人民现时一样有资格享有人权与民主，根本不必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由统治者赐予人民。在社会党国际看来，人权与民主真正体现了人的尊严，在今天具有普适的价值。

    三 以改良为基点对改良与革命的辩证认识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走和平道路的改良主义思想本来就源远流长。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到费边社会主义，从拉萨尔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无不如此。欧洲的政治社会状况也为改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沃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建立并完善了民主制度，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弱化了阶级矛盾，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使和平改良成为现实可行且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选择。其实对于西欧社会党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在西欧走暴力革命道路最后只能沦为极少数人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如意大利红色旅一样。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就把和平过渡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点写入自己的纲领。德国社会党一再表示，它忠实于民主，要与其他党派平等竞争，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以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瑞典社会民主党确信：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和平过渡是解放人类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奥地利社会党主席克赖斯基就说：“哪里有现代工业社会，哪里的社会发展就不取决于革命。革命并不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范畴，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只有通过持续的改良，才能改造社会。”[10]当然，社会党人也不否认和平道路走不通时选择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不过基本点还是放在和平改良上。这样社会党人就用辩证的方法统一了革命与改良的矛盾。他们指出，欧洲、北美根本就不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和准备，即使在东方落后专制国家，革命者在革命的日子之后还得作为改良主义者或改革者从事活动，因为革命不可能一直不断地搞下去，任何革命的终结都意味着长期建设性工作的开始。事实证明，在普及的国民教育为民主活动创造出较好的前提条件下，改良对社会的进步性变革其实比革命更有效。当然，在那些落后而独裁的国家，革命暴力作为最后的无奈选择仍有其价值，但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牺牲，为此也许要牺牲整整一代人。因而除非万不得已，暴力行为在原则上是不可取的。

    第三节 罗素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是20世纪声誉最著、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在哲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数学、逻辑学、文学、历史和政治思想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是人类史上又一位知识渊博、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

    罗素出生于一个英国自由主义贵族世家，其祖父约翰·罗素首相领导了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受其家族影响，罗素终生抱持自由主义信念和对社会进步、改革的同情与支持。罗素从来不是关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纯学者，他一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素开始了他漫长的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1955年7月，他和爱因斯坦领衔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宣传和平与裁军，坚决反对军备竞赛与核大战。为了避免战祸，他多次给世界各国领导人写信宣传他的和平主义，调解冲突。他强烈谴责英法1956年入侵埃及和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当然和平主义信念并没有妨碍罗素支持和拥护世界人民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

    罗素在思想上兼收并蓄，他是自由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者，是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又是世界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美国哲学家M .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一书中这样评价罗素：“毫无疑问，罗素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著作最多的和最光辉的思想家”，“没有任何哲学家对20世纪的理智生活给予了比罗素所给予的更加有益的影响”[11]。

    1950年，罗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罗素清新、睿智的散文在英国文学中享誉甚高，有些文章作为英美文学的典范而收入英语教科书。

    罗素的主要政治著作是：《社会改造原理》（1916年）、《政治理想》（1917年）、《自由之路》（1918年）、《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20年）、《工业文明的展望》（1923年）、《自由与组织》（1934年）、《权力论》（1948年）。

    一 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

    和20世纪很多进步思想家一样，罗素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因此他一度要求废除私有制，以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提条件。他争论说，围绕南非布尔人开发金矿和金刚石矿发生的许多事实说明私有财产来自暴力和盗窃，资本家正是依靠占有资本和财产实现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罗素这样一个和平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痛心疾首，1915年，他加入反战的英国工党。尽管反对和憎恶资本主义，但他又不认同马列主义关于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主张，他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罗素作为英国左翼进步人士访问了苏维埃俄国，和访苏的其他代表团成员不同，罗素看到了苏俄现实中可怕的一面。他指出，苏维埃的官僚制度及高效活动实在令人胆战心惊。那里没有民主，没有个人自由，没有独立思想，令他十分反感。他表示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存在剥削；他也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罗素认为，当时的苏俄政权把权力牢牢集中在自己手中，是一种和资本主义同样残酷和压迫的政权，对于工人和劳动人民来说，则不过是一帮新主人代替了旧主人。因此在他看来，虽然十月革命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夺取并巩固了政权），实质上却失败了，因为它已背离了原先的理想而转化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徒与官僚的天堂。

    在罗素看来，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根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贪权和爱财都是人性中非常强烈而持久的欲望，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均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罪恶和不公正。权力和财富又可以互相转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首要罪恶，不只是财富上的不平等，虽然这种不平等本身也是严重的罪恶。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罪恶全都起源于权力分配的不均。布尔什维主义只是解决了经济上的不平均和不公正，而权力分配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不仅没解决，反而更加恶化。一小撮官僚政客垄断了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力，人民本身则处于毫无权力的地位，从而形成官僚集团对人民的专断统治。他说：“没有权力的平均分配，财富平均分配所取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也是很不牢靠的。”[12]他认为只有民主和自由宣传才能够防止当权者建立一个少数人骄奢淫逸而大多数人贫困劳苦的奴役制国家。权力分配上的不公正和不平均最终会导致人们在财富分配和生活享受方面的巨大鸿沟和不公正，道理很简单：权力与财富会互相转化。

    罗素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包含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经济方面涉及生产和产品的分配，政治方面则涉及权力的分配从政治上说，社会主义与个人独裁和寡头统治不能相容，而是要求所有精神健全的成人平等地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力。在罗素看来，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想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幸福，但都未获成功。前者仅顾及政治方面，后者仅顾及经济方面，只有经济和政治双管齐下，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因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本来就是互相转化的，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经济民主加政治民主。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还要建立起充分的、有效的民主制度。在罗素看来，一旦形成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官僚集团便有可能将所有社会权力垄断到他们手中，国有经济使他们控制着一切社会资源，包括公众们赖以表达他们意见的会议厅、纸张等一切宣传工具。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除非人们相应地建立起比有史以来曾有的民主政治更加彻底的政治民主，更加细心地从制度上防止官僚的专权，更加审慎地在制度上保护个人的自由，否则一切都将彻底地走向人们美好愿望的反面，走向彻头彻尾的特权官僚集团的专断独裁和腐化堕落。在他看来，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和政客们的政治权力统统转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手中，这显然会造成更高度的权力垄断。这种更高度的权力垄断造成的祸害比资本主义还要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实行自由民主，使个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人民要有权、有效地控制政府及其领袖。一个要改变世界面貌的政治制度，它的终极目标是使个人获得自由发展。这既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幸福生活的前提。他说：“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多么理想，都可以蜕化成为一种暴政，除非是大众在自己的手里保持着某种有效的办法来控制领袖们。民主政治就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办法。”[13]既然症结在民主，那么实现了民主是否就会包医百病呢？罗素对此并不完全感到乐观，他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解决办法，但却是解决办法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除了实行全面的民主以外，罗素还着眼于人类心灵的改造。罗素认为，人性是可塑性很强的一种品质，它可以随着环境和教育等因素而改变，建立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会促进人性向好的方面改善。除此之外，还要在教育、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努力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鉴赏能力，促进人们自由无畏的求知勇气和求知过程中慎重的科学态度，培育人们的同情心和创造精神，从而逐渐消除贪婪、虚荣、好权、专断、盲从、狂热、恐惧、仇恨等恶劣的性格特征。

    那么，罗素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即是行会，即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劳动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创造才能的一种发挥与享受；政治上实行双轨制，即国家和基尔特同时存在，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国家主要是作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地缘组织发挥其职能，基尔特则是代表生产者利益的产业组织，在最高权力机关中由国家和基尔特平分秋色。国家议会和基尔特全国代表联合会平行地行使权力，并由两者组成一个联合会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罗素认为，在这种制度中，既不会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又充分保证了产业团体的自治权力，全体工人则依靠自己的组织来享受法律范围内的最大自由。每个社会成员既是直接支配生产过程的也是充满积极性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充分地享受幸福生活的消费者。再加上既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又刺激杰出人物创造才能的分配制度，人类将在物质生产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精神方面也摆脱了有史以来的奴役而获得真正的解放。

    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只能靠民主的方法和议会道路，而不能依靠暴力革命。罗素认为，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和平民主的程序来实现。暴力革命不仅意味着对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文明成果的毁灭性打击，而且必然会把国家权力授予这样一个独裁的少数派，这个独裁的少数派会决心采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残暴手段来维护它的政治权力；这样又会形成新的社会权贵和不平等，直到一场新的革命将其席卷而去。

    二 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及世界政府思想

    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罗素对19世纪以来风行全球的民族主义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造成各国、各民族间不断的厮杀和战争，从而遗害无穷。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褊狭情感，他解释民族主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民族主义是人类全群本能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将自己所归属的民族视为自己的群的一种习惯”，“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人们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对立起来的一种敌对情绪”[14]。即对内的合群情结和对外的敌对情结。

    在罗素看来，正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和情绪，它才具有盲目、狂热、难以控制和具有巨大破坏性等特征。各民族都极力杜撰本民族如何优越而神圣，敌对民族又是如何低劣而卑鄙。各民族都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顾其他民族的利益、愿望和国际道义，从而形成各民族尖锐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特别是在现代舆论工具使战争鼓动更有效力，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类杀戮能力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危害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罗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清楚地证明了此点。罗素警告各民族必须学会相互忍让和避免暴力，否则人类文明便会在全面退化与苦难中归于绝灭。

    罗素批判民族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是避免欧洲各民族以至世界各民族间的战争，因而他没有将民族自决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方案。在他看来，民族自决不过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罗素坚决反对西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深切同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他又认为民族自决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其在解决民族矛盾和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一旦获得了民族自决，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对外侵略扩张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故而，诉诸“民族自决”原则并无助于防止人类各民族间无休止地冲突和战斗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核武器大量存在，从而根本危及人类文明生存的情况下，罗素提出挽救人类文明不遭毁灭的根本办法是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奉行世界主义。他认为一个国际政府对人类来说也像国内政府一样重要。首先由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在军事上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反侵略的同盟，然后通过说服自愿参加或通过威胁使同盟逐渐扩大，最后形成统一的世界军事力量和统一的世界联邦政府，从而消除人类间的战争和实现永久和平。

    在罗素看来，当今世界上非常流行的对本民族的歌颂崇拜和认为公民必须效忠于国家的观念是过时而有害于自由和进步的，我们今后应效忠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人类社会，是现在和未来的人类大家庭。与此相应，要大力培养人们的世界公民意识，使其养成对世界国家的忠诚态度。解决民族主义的唯一办法是消灭民族主义，从而使人类的力量和情感不再服务于民族对立和战争，而是贡献于人类全体的文明、进步与幸福。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产生于国家的繁荣，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只是手段，个人自由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就此而言，罗素主要是个自由主义者。

    第四节 拉斯基

    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年），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英国工党领导人。他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也是20世纪政治多元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出身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91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16年赴哈佛大学执教。1920年返回英国，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直至去世。拉斯基的重要政治著作有：《主权问题研究》（1917年）、《主权的基础及其他》（1921年）、《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年）、《论当代革命》（1943年）、《美国的民主制》（1948年）、《论立宪制度》（1951年）等。

    拉斯基除从事学术研究外，与罗素、爱因斯坦一样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牛津时，他就是费边社成员，并积极投身妇女参政运动。1936—1949年他一直是工党执委会成员，并在1945年工党执政时出任执委会主席。

    一 多元主义的国家观

    拉斯基最初是政治多元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批评一元主义国家观及主权概念，认为主权概念有两个根本错误：首先，不存在一个权力无限的所谓主权者，在西方，不论是国王主权还是议会主权都是不存在的。在英国，中世纪君主不掌握国家主权，近代以来，议会主权也是一句空话。其次，主权概念要求个人对国家命令的绝对服从，这会导致政府的专制，扼制公民个性自由的发展，产生奴性。因而主权概念既没有事实根据，也缺乏道义基础。

    在否定主权说与一元论国家观的同时，拉斯基主张建立一种鼓励公民自由发展和发挥创造力的国家，这种国家的目的不是追求秩序和统一，而是培养多元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国家便是多元国家。

    多元国家并非高踞社会之上发号施令，它只是众多社会团体之一，它与其他社会团体并无实质区别，“它并不必然就比一个教会、工会或互助会更适合于社会的目的”[15]。国家的意志能否超越其他团体而得以贯彻，取决于它是否表达国民的意志。

    拉斯基据此认为，国家的“主权”仅仅是其命令被成员接受的可能性，它无异于教会或工会的权力。因此，在多元国家中，权力不再集中于政府机关，“主权”将分配给各种社会团体及社会的“自治区域”，从而形成多元权力结构。也就是说多元国家不能实行中央集权制，只能实行分权自治与联邦制。因为保持自由与多元化的秘诀就是分权，联邦制的核心也在于分权，“各种政治组织中最能坚定地保持分权的政治组织是联邦的组织”[16]。同时，联邦制也是实现平等的主要条件，没有联邦就没有平等。不过拉斯基所倡导的联邦制与传统的联邦制（邦国、自治地方的联合）不同，他主要是指不同职业的联合，其次才是区域的联合。他强调的重点是职能的联治主义，即主张权力主要由职业代表而不是由区域代表执掌。

    20世纪20年代后期，拉斯基放弃了多元主义国家观，承认国家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具有超越于其他社会团体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因为现实中的国家拥有并行使强制性权力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否认这一点实在不明智。到了30年代，拉斯基的思想更趋激进，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更是对多元主义国家观的彻底背离。

    二 “世界国家”理论

    拉斯基否定和批判国家主权观念，不仅因为它对内导致专制与压迫，而且对外导致战争与无政府状态，与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不能相容，与人类进步的趋势背道而驰。他认为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消费日益具有世界性，这一趋势必然产生一个世界政府从而结束建立在国家主权观念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现代科学技术必然产生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必然产生世界的相互依存性，而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又必然产生世界政府。可是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仍坚持过时而有害的国家主权观念，奉行民族主义，将本应为全人类共同利益服务的资源据为己有，并为争夺这些资源而发动战争。他认定过去的种种事实已经有力地表明主权国家与人类文明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主权国家已违背世界统一的潮流，消除主权国家对于消灭战争、解放现代生产力已是势在必行。

    消除主权国家的根本途径是建立一个超乎各国之上的由国际政府管理的“世界国家”。这个超乎一切国家之上的世界国家是最高的人民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已经降到一省的地位了。国际社会的各项规则于是被视为至高无上，它们在逻辑上超越国内法各项规则。

    国际政府的根本宗旨是消灭战争，维护和平，增加世界人民的福利。它设有国际立法议会、国际行政机构和国际法院。国际政府要履行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职能。政治职能有：登记国际条约；确定各国疆界；裁减军备；规定宗教、种族和少数民族的待遇；改善落后民族国家的状况；裁定战争及解决争端；等等。经济职能包括：批准给各国的贷款，监督国际投资；监督国际关税和各国的大宗贸易；监督实施重大的国际公共工程；努力使世界落后地区现代化；在经济上消除帝国主义；等等。社会职能有：维持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公民公平的、人道的工作条件；禁止妇女儿童买卖和毒品贩卖；维持成员国之间交通运输的自由及商业上的平等待遇；防止疾病蔓延，促进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规定公民的最低福利标准；等等。

    由此可知，拉斯基设想的国际政府实际上是超越各国政府之上的世界联邦政府。世界国家并不意味着取消原有的民族国家，只是要剥夺其现有的国家主权，对内实现多元民主，对外实现国际和平与统一。

    拉斯基对国家主权观念的批判及世界国家的设想，代表了不少西方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理想和愿望，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要求，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在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仍高于一切的环境中，他的美好理想又很难操作实行。当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随着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扩展与胜利，一个世界国家与人类和平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三 “同意的革命”

    拉斯基始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认为它意味着剥削和不公正，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拉斯基认为改良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要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使之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渐进的道路是无法达到的。苏俄式的暴力革命也是不可取的，无论哪一种暴力革命都是可怕的“罪恶”，它毁灭人类的文明，使人类进入一个黑暗的历史时代。他说：“暴力的革命纵使获得成功，也必然会停止民主的程序。纵使它获得成功，我们从1789年和1917年的经验知道，它会引进一个残酷的时代。如果暴力的革命失败，它就会把人们（就像希特勒所企图做的那样）带进一个可怕的丛林，在那里，人的尊严将被对权力的欲望牺牲掉。”[17]因此暴力革命必须坚决避免。再者，暴力革命在英美也不可能成功。拉斯基分析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要靠罕有的各种条件的配合，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出现的。当时英、美、法各国的工人没有1917年前俄国工人那种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也缺乏支持革命的广泛群众基础。

    拉斯基指出，除了暴力革命外所幸还有一种避免暴力的“同意的革命”，这种革命也可以达到暴力革命的目的，却可以避免暴力带来的苦难。虽然这种革命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也不能保证它是否能真的得以实现，但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一种明智的选择。

    拉斯基认为，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统治阶级不愿配合无产阶级通过“同意的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那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革命。为了避免暴力革命，就得进行“同意的革命”。“同意的革命”就是基于各阶级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一致，用和平的方式，以协商而不是以暴力来改造国家的基本制度与原则，通过阶级合作和一致同意实现民主、人人幸福与社会主义。

    拉斯基的“同意的革命”的实质是倡导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和平改良，试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一点上讲，它与通常的改良主义是一致的。但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它都与传统的改良主义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传统的改良主义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革，它摒弃任何形式的革命；而“同意的革命”论则反对“一点一滴”的改良，主张大规模地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它还承认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拉斯基的“同意的革命”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第三条道路的形式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改良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民主社会主义。

    四 民主社会主义

    根据拉斯基的设想，通过“同意的革命”建立的是一种既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结合于一体的混合制度。拉斯基认为这样一种新的混合制度，吸取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优长，抛弃了它们各自的弊端，因而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拉斯基对国家的看法前后有很大变化，从多元主义到费边主义，再到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对西方民主制的肯定始终不变。拉斯基赞赏英国民主制是无与伦比的国家制度，是英国近代200多年政治演进与政治智慧的结晶。民主政治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它谋求和平与民众的福利；它的内在逻辑促使它把自由纳入平等的范畴；人民有权选择统治者，它没有宗教、种族、性别、肤色或财产等方面的歧视；民主政治是一种定期以和平方式选择统治者的普选制。总而言之，民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制度。

    不幸的是，代议民主制在现实中却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侵蚀、破坏，要延续、健全民主政治，就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占有和经济民主，将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保留代议民主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既能确保政治民主，又能实现经济平等。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平等，政治自由、平等、民主等都是不现实的。像苏联那样仅有经济平等而缺乏政治自由和民主也是可怕的。

    拉斯基指出，在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中，重要的生产资料由社会拥有和控制，社会控制资本和信贷，并控制和拥有土地。国家管制进出口，重要基础工业国有化；同时，实现经济权利民主化，经济管理计划化。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政治才能名副其实地建筑在人民的同意之上。

    拉斯基认为，在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自由的概念是积极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人们谋求自由是为了最充分地发展公共财富，提高公共福利。每个公民贡献得越多，他能够获得的利益也越大。国家会使个人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协调起来，并使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体现。

    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代表英国工党左翼的思想主张，一度成为英国工党政府的施政纲领；后来随着英国工党的右转，拉斯基的理论影响越来越小。

    注释

    [1]《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吴雄丞、张中云主编：《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4]《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5]吴雄丞、张中云主编：《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6]《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7]吴雄丞、张中云主编：《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8]吴雄丞、张中云主编：《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9]吴雄丞、张中云主编：《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10]《明镜》杂志，1973年2月28日。

    [11][美]M .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97页。

    [12][英]罗素：《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伦敦1920年出版，第162页。

    [13]《走向幸福——罗素精品集》，王雨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

    [14][英]罗素：《工业文明的展望》，伦敦1923年英文版，第27、28页。

    [15][英]拉斯基：《现代国家中的权威》，耶鲁大学出版社1919年英文版，第65页。

    [16][英]拉斯基：《主权的基础及其他》，伦敦哈考·布莱斯出版公司1921年版，第87页。

    [17][英]拉斯基：《论当代革命》，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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