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宽，眼力也宽；时代愈新，“陈言”愈要铲净；这好像是人类普通思想上的定律。文学好恶，也不能作例外。近代的文学批评，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那些标新领异的见解，其余的颠倒唐宋，翻覆元明，都是“朝华已披”了。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来自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出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得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

    “五四”运动（民国八年）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也是起于思想上的借照。譬如因西人的文言一致，而提倡国语文学，因西人的阶级思想，而提倡平民社会文学，这种错综至赜的眼光，已经不是循着一个国家的思想线索所能讨论。“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

    批评力和被批评的事物，似乎是两相对待的，但金圣叹在《西厢记》上批有一段话：

    仆幼年曾闻人说一笑话，云昔一人贫苦特甚，而生平虔奉吕祖。感其心，忽降其家。见其赤贫，不胜悯之，念当有以济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灿然变为黄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吕祖大喜，谓子诚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头耳。”仆当时私谓此固戏论耳。若真是吕祖，便当以指头予之。今此《西厢记》，便是吕祖指头，得之者处处遍指，皆作黄金。

    假如圣叹的话是可信的，那么，批评的力量，岂不又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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