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批评界，有许多新开辟的领土。金圣叹和李笠翁，都有辟草莱的成绩。用历史方法来看，他们都是上承辞赋家的心法，而脱离了历来文人所守的孔门诗教，上节已经说过，但是即便在普通讲诗教的文人当中，也有多少变态。自从王渔洋的诗学受赵执信、翁方纲等人的抨击，到了沈德潜，又隐隐中引申渔洋之论，德潜尤特别阐明诗教里面“温柔敦厚”的宗旨。这时候有一个异军突起的人，就是随园主人袁枚了。袁枚一变旧说，极力反对“温柔敦厚”的宗旨，与沈德潜力争。他的《随园文集》里《答沈大宗伯（即德潜）论诗书》说：“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戴经》不足据也。唯《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故不得不小异于先生。”他因为“温柔敦厚”四个字，是小戴《礼记》里《经解》篇所述孔子之言，所以他要根本把《礼记》的话看作不足信。

    他既然这样反对“温柔敦厚”的宗旨，因此，他不得不打破一切传统的观念。《随园文集》里《再与沈大宗伯书》说：“闻《别裁》中独不取王次回诗（指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夫《关雎》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转反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杜少陵，圣于诗者也，岂屑为王、杨、卢、骆哉？然尊四子以为‘万古江河’矣。黄山谷，奥于诗者也，岂屑为杨、刘哉？然尊西崑以为‘一朝郛郭’矣。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不特艳体宜收，即卢仝、李贺之险体亦宜收，然后选之道全。”

    袁枚是风流自赏自适己意的人，所以他谈到文学，也就这样任性而谈，毫无拘束。他的许多著作，当中除了《随园文集》而外，《随园诗话》是最流行的书，但这两封与沈德潜的信，可以代表他的全部宗旨，其他的议论都是枝叶。他因为主张作诗不必温柔敦厚，又主张不拘任何体裁，艳情险体，无不可以任情发挥，所以就提出“性灵”二字，作诗道的根本，以为只要是作者兴趣所到，性灵中所要说的话，无论说的是什么话，皆可以成好诗。《随园诗话》里说：“杨诚斋曰：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莫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他的“性灵”二字，就是这样从杨诚斋的话中抽出来的。他的《续元遗山论诗绝句》里说：“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因为钟嵘《诗品》也主张吟咏性情的自然风格，所以他也拿来作根据。至于各人含义之广狭，或者尚附带有别种条件，当然他不屑较论。《随园诗话》里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又说：“诗道最宽，有读破万卷不得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两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这都是他的“性灵论”。

    袁枚的原意，未尝不是为救弊而发，他想拿“性灵”二字，来医诗学界那些讲空架子或搬弄书卷的毛病。不过他的话，又专为回护自己的主张，时时说得过分了。譬如大小戴《记》是孔子的七十弟子后学者所记，自汉儒以来无异词。若认为弟子所传皆不足信，那么《论语》一书又岂是孔子自己亲手写出来的吗？“温柔敦厚”四字，实不应怀疑，况且底下还有“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一句，用意很周到，并非教人汩没性灵。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直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一贯的，断没有割开某一句是可以兴，某一句是可以观，某一首是群，某一首是怨，这样肢分瓦解的论诗的道理。王船山说：“可以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其兴者可观，于其群者亦可怨……”（参看下卷第四十节）那个解释是很对的。袁枚这样强生分别，断不可从。况且作诗必有借用的材料，“三百篇”里拿草木鸟兽之名，用在任何一首诗上，都是比兴之意，正都是可兴可观的地方。袁枚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未免随意附会了。至于艳体宫体诗，本是齐梁末世的作品。徐陵采录艳歌为《玉台新咏》，徐的自序里并且说：“亦靡滥于风人。”那时候的艳歌，绝不同于白居易、元稹的《长恨歌》《会真诗》，更绝不同于王次回的《疑雨集》。袁枚主张那种绘画媟亵状态的《疑雨集》，实在已经和起初的艳歌大相径庭。《关雎》一诗，经学家的解说当然很多，我们不暇征引，但即请看《关雎》的本文，又岂有丝毫和《疑雨集》那种艳体诗相近的地方？他拿《易经》里的话来比譬，更是有意取闹。王、杨、卢、骆和西崑家的诗，是“清词丽句”，而不是猥亵的《疑雨集》可比。把王、杨、卢、骆和西崑家的诗，加上艳体之名，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他又反对唐诗宋诗的界限，反对初盛中晚的界限，反对一切空格调或堆书卷的作风，这些见解都和历来诗家的争论互有出入，没有什么特异之点。他又有诗宽文严之说，《与邵厚庵书》里面说：“诗言志，劳人思妇皆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若夫始为古文者圣人也，名之为文，故不可俚也，名之为古，故不可今也。”这种话和韩愈以来古文家的议论，也不相同。韩愈说：“文无难易，唯其是耳。”并未曾说：“文无难易，唯其古耳。”袁枚自己最得意的见解，大概就是与沈德潜所争论的那两点，而那两点的基础，也不见得稳固。

    我们知道章实斋是鄙薄袁枚的人。实斋《文史通义》里有《妇学》篇《妇学篇书后》《诗话》等篇，都是专为诋斥袁枚而作。这也和唐朝杜牧之反对白居易，是同样的态度（参看上卷第六节引王船山语），但袁枚本是天性率易的人，他并无以著述传名于后世的意思。王昶《湖海诗传》里说：“子才来往江湖，太邱道广，不论赀郎蠢夫，互相酬和。又取英俊少年著录为弟子，授以《才调》等集，挟之以游东诸侯。更招士女之能诗画者十三人，绘为投诗之图，燕钗蝉鬓，傍柳随花，问业请前，而子才白须红舄，流盼旁观，悠然自得，亦以此索当涂之题句，于是人争爱之，所至延为上客。”这就是他当时随园里面的风物。和他同时的姚惜抱，虽然论文的宗旨和他相反，但他二人也本是世交老友，《惜抱轩集》里有《挽袁简斋》诗四首，说：“千篇少孺长随事，九百虞初更解颜；……浑天潭思胡为者，纵得侯芭亦等闲。”又说：“点缀江山成绮丽，风流冠盖竞攀追；烟花六代销沉后，又到随园感旧时。”这样看来，他自己本是随笔取乐，点缀江山，并非欲以深沉之思博身后的知己，和金圣叹那样苦索深思，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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