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对于批评家的观念，总以为批评家都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做客观的批评。其实不然。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虽然作者的寸心，不是别人可以完全知道，但如果想对于一个作品加以批评，至少也要设身处地，替作者多多设想一下。否则，作者的心理和读者的心理，两不相关，隔岸观火，如何能够说得中肯呢？告诉我们这种批评原理的人，莫善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圣叹负性之奇，遭际之惨，自是人人所知道的。我们现在讨论他所评的书。他把古今的书，抽出几部出来，名之为《六才子书》，一是《庄子》，二是《离骚》，三是《史记》，四是杜诗，五是《水浒传》，六是《西厢记》。他对于这几部书，都有很详细的批评，一空依傍，专用个人的心理去揣摹这些书。他所评的《庄》《骚》《史记》和杜诗，在见解上，可以说和明末钟惺、谭元春那种“幽情单绪”有相近之处，或者还更加奇辟一点，但是还赶不上他所评的《水浒传》《西厢记》那样用心之深。向来我国读书人，总把小说一类的书看作小道。自从《汉书·艺文志》里说：“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所以人都认为小说这一类的书，是诬枉不足信的东西，不足挂齿。但我们看古时辞赋家之托词讽谕，像宋玉之《高唐》《神女》，司马相如之《子虚》《乌有》，以及东方朔之“博观外家传语”，和陆机《文赋》所说的“说炜晔而谲诳”，这一类的东西何尝不与小说家有相通之处。况且元明两代的小说传奇，简直是大规模的文学作品，文人心力所瘁，把全部精神学问集中在小说传奇之上的人不计其数，所以元明的小说传奇已经不是小道。作品方式不必一定，其足以发挥性情才学都是一样。金圣叹批评这些书，正是拿很广博的眼光去看。他在着手评书之先，胸中本怀了一段很奇的感想，以为天下的书太多了，“破治破道”，都由于书太多的缘故。他很羡慕秦始皇烧书，又很恨汉朝皇帝之求书。他的《第五才子水浒传序》里说：“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殽为六经，其秉笔者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民读之而惑乱，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人作书，其又何所不至，破治与道，黔首不得安也。”这一段话，是他心中一向的感想。因有这种感想，所以他就发愿评书。何以因有这种感想而发愿评书呢？又不得不看他自己的解释。他这篇《水浒序》里又说：“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何法治之欤？曰，吾闻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吾知今而后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知古人作书以才……吾知今而后始不敢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广骚》，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勿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之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则非小子今日之作能及；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他的意思，以为书之所以多，由于人人自以为有才有学，都想写出来一试好身手，其实多是不自量。所以他就除了六经而外，抽出几部才高绝顶的作品——《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所谓《六才子书》，将这几个人绝顶无双的才情，指点给人看，或者人皆知难而退，不至于无知妄作，重叠不休，汗牛充栋了。这就是圣叹评书的动机。至于他所谓绝顶的才情，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他以为：“古人之才，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荄分荚，于破荄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凌云蔽日之时，不离破荄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有全锦在目，无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前；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琢句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琢句安字以后也。彼未尝经营于惨淡，□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谓才，实非古人之所谓才也。古人之才，绕乎构思以前；绕乎构思以后，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所不至，手亦至焉，心手俱不至而亦至焉，神境也，圣境也，然亦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非徒然亦非卒然之事也。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则必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古人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则必“心疾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若庄周、屈平……施耐庵……之书，是皆所谓心疾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然后知古人作书非苟且也，而世犹不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可诛，其书真可烧也。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人之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扩清天下之功，更奇于秦火，不敢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他这些话，当然都是很奇的思想，但说的也有他的道理。古今真正的才人，诚不易得，他笑世人以迅疾挥扫神气扬扬为才子，这个批评很中肯。古今来，当然也有许多下笔万言或文不加点的才人，但这些下笔万言文不加点的文章，实在多半是偶然随笔应付，虽然一时间也未尝不可以动人观听，然究竟不能成为惊心动魄永垂不朽的东西。不过圣叹以为必定要“心疾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算好，这句话又未免太过。文学上事前的修养，本是很要紧的。修养有素，胸中蕴蓄宏富，临文下笔，自然有不期工而自工者。古今的名作，岂是尽从“心疾气尽面犹死人”这样奇惨的状况中发出来的吗？

    圣叹的原意，乃是劝人不要妄自恃才，苟且下笔，不觉说得过火一点。他以为如果要观察一个才人之才，应该注意他意在笔先的才，不可但求字面上的才。圣叹对于这些名作，都能够设身处地，替作者的心理设想。这种批评眼光，确是他最见本领的地方。譬如他的《水浒传序》里说：“论人者贵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屏之至，不与同中国也。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上也哉？《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者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者其事大也。”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里又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如何心胸，如《史记》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出一个题目，写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二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正是使不得。《水浒》又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亦是歼厥渠魁之意。”这都是推求言外之意。

    他又赞美《水浒传》的用笔，以为高于太史公的《史记》。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史记》之处。若《史记》妙处，《水浒》也是件件有。凡人读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法；若是拖长看下去，却都不见。某尝道《水浒》胜《史记》，人都不肯相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却要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他这些话虽是就《水浒》而言，却开了批评家许多法门。他对于《水浒》书中所详细批评的，都是详推作者的用心，也正因为他能够深入的缘故。他的目的，总是要使人知道“苟且”弄笔的人，不能列于“才子”之林。他这种“才子论”，在文学批评界里，是可以站得住的。

    圣叹批《西厢记》，也自己说：“我真不知作《西厢》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否耶？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西厢记》可；设其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久见《西厢记》，今日又适见别一《西厢记》可。”他这些话，虽然说得好像很奇怪，但也实在是告人要把自己的心思和作者的心思凑泊到一起。他本着这种眼光读一切的书，所以他自己说：“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西厢》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他又说：“《西厢》是妙文，不是淫书，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他这种议论，也是教人不可以皮相读书，粗才不但不能著书，也不能读书。但是这种话，在事实上不能成立，因为世上以皮相读书的人，总比较不以皮相读书的人多得多。他的苦口婆心，恐怕很少人去听。汉朝的扬雄曾经对于辞赋一类的文章，下过几句批评。他说：“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者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辞赋家和小说家，都是拿寓言来表示自己的宗旨，但是读者多半忽略他里面的宗旨，而执着了他的外形。这是无可如何的事。

    圣叹所批评的书，内容十分细密。他自己说：“仆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耳。若果得知金针，何妨与我略度。今日见《西厢记》，鸳鸯既绣出，金针亦度尽，益信作彼语者，真是脱空谩语汉。”但是和他同时的李笠翁又说，圣叹所评的书，说得太过细密了。

    李笠翁是戏曲学专家，他对于圣叹有一段很详细的批评。笠翁《一家言》里《词曲部》，有说到圣叹自评的《西厢》。他说：“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之人，四百余年心未死，而今死矣。不独作《西厢》者之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但笠翁以为圣叹所评的《西厢》，是文人所读之《西厢》，不是戏曲家眼中的《西厢》，又说圣叹所评过于密。他的《词曲部》里说：“圣叹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极幽微，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之《西厢》，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三昧，圣叹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圣叹所评，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无一字一句，不逆溯其源而求其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然亦知作者之于此，有出于心者，有不必尽出于心者乎？心之所至，手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心所不至，手亦至焉，尚得谓之有意乎哉？”本来圣叹的宗旨，总以为好的作品，都是从“心疾气尽，面犹死人”那样惨淡经营中发出来的。笠翁指出他这种因“密”而反“拘”的弊病，很足以补圣叹之过。

    我这书不是讨论专门的戏曲学或小说学，也不是讨论专门的诗学或散文骈文学，本书的目的，是要从批评学方面，讨论各家的批评原理。现在说到曲学家的李笠翁，就要研究曲学家，连带小说家的批评原理。我国文学批评界，大家所群奉为惟一无二的最初的批评标准，就是《尚书》中所说的“诗言志”，和《诗·大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那两句话。所以向来名家的议论，都以为无论什么诗文，总要和作者本人性情相符，然后才有价值；否则，作出来的东西，不能表现本人的面目，那就成了虚伪的文学，但是戏曲小说家的眼光，就不是这样。他们以为作戏曲小说的人，正要把自己的面目和身份丢开，而化作意中所要描写的那种人格，即是要彻底地把主观变为客观。笠翁说：“文字之最豪宕，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若无此种，几于闷煞才人。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富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取绝代佳人，即作毛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代此一人立心。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即遇立心邪僻者，我亦当暂为邪僻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绝技。”这种境界，我国自来论文的人，很少说过，但是我们看《西京杂记》里说：“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又说：“相如曰，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照这样看来，从前辞赋家的用心，也能够冥想入微，舍去自己的面目，与外物相融化。假使不是这样，司马相如又如何能够忽而变为《长门赋》里的怨女，忽而又变为《大人赋》里的神仙，千变万化，都惟妙惟肖呢？李笠翁所说戏曲小说家的用心，颇有些通于这种赋家之心。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相如工为形似之言。”所谓“形似之言”，正合于戏曲小说家的描写技术。自来我国文学家，凡是宗奉“三百篇”的诗教的人，从扬雄数起，多半不赞成这种“工为形似之言”的辞赋，扬雄说这种作品是“丽以淫”，又说辞赋家“颇似俳优”，但是后来小说戏曲界的作手，可以说是遥承辞赋家的“心法”了。（参看中卷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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