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清真雅正”四个字，本是清初科举场中取录文章的标准，而影响及于其他一切文学。清初像康熙年间的韩菼、李光地、蔡世远这些人，都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倡这种风气。大致在学问根柢上专宗程、朱，对于文学，好像也是略以朱子和真西山这种人论文的宗旨为主，主张辞清理醇，比较唐宋那些古文家的宗旨，还要严格一点。韩菼、李光地等，都是当时所谓程、朱学者，韩菼在制艺里面，提倡这种作风，俨然是一个开道的人。所以韩菼死后，乾隆十七年的上谕里说：“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方望溪的《礼部尚书韩公（即菼）墓表》里又说：“自明亡，科举之文日就腐烂，公出始渐复于古，世以比于昌黎。”这又是说他在科举文里，等于韩愈之起衰。足见得所谓“清真雅正”者，即是清初鉴于明末制艺之有流弊，鼓吹这种厘正文体的运动。于是大家体会这种风气，又把它推到其他一切的文学。像蔡世远所选的《古文雅正》，李光地所选的《榕村诗选》，都是要树立诗文界“清真雅正”之风。但这些人虽然鼓吹“清真雅正”，要建立和平的文学，然而不一定都是文学专家，所以如果要讨论“清真雅正”的原理，又必从这些人当中提出一二专家的议论，来作根据。所谓专家者，在诗学方面，即是王渔洋，在古文方面，即是和韩菼、李光地同时的方望溪了。王渔洋的年辈，比较这些人稍早一点。渔洋的诗学当然是可以独立的，他的议论确也和这种“清真雅正”的风气互相唱和，而且在诗的原理上讲，必定要照渔洋“以性情归之神韵”的宗旨，然后诗的“清真雅正”，才能够彻底建立起来。李光地的《榕村诗选》也很精严，他所选的，专以有关于性情伦理者为主。曹、陶、杜、韩这几家的诗，选入最多，因为这种人的性情人格，流露于诗里面的，皆可以给读者一种好影响。他只就诗论诗，就人论人，对于历代诗家各标宗旨的言论，一概不取，但是说到文学上精微的造诣，李光地自是不及渔洋。
方望溪也是专习程、朱之学。他生在康熙年间，又因为戴南山的史狱牵连受祸，被赦之后，清政府又把他编入旗籍，后来免了旗籍，虽名位显达，但我们看他的文章，时时有一种孤怀。他是古文家，又和他的哥哥百川都是制艺名家，平生治经的工夫最多，深于三礼、《春秋》，这都是他的根本思想。知道他的根本思想，然后可以讨论他的文学批评。
上边所说，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从制艺文推到其他一切文学，说明这种情势，莫详于方望溪。《钦定四书文》是望溪一手所承修的，在几部御选的书中，最为出色，关系也最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里说他：“大旨以清真雅正为宗。”《四库全书总目》里说：“《钦定四书文》，乾隆元年方苞奉敕编。盖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式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义理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洪、永以迄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于正、嘉，号为极盛。隆、万则贵机法而趋佻巧，启、祯警辟奇杰而驳杂不纯，猖狂自恣者亦出于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波之习，文体盩而士习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我国家列圣相承，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即指清高宗）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大抵皆辞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非徒示弋取科名之具也。”（大意）这一段话，即是隐括望溪自己所作的《钦定四书文凡例》。照这样看来，清初的政府想改革文体，就在考试士子的时候，立这种标准。至于“清真雅正”四个字成为一种固定的名词，原是始于雍正十年的上谕。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里说：“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到了乾隆时，又常有申明这种宗旨的上谕，于是选了这部《钦定四书文》，把清初八九十年衡文的风气归纳起来，明白规定下了。望溪所作《钦定四书文凡例》里也说：“凡所取录，以发明义理，清正古雅，言必有物为宗。”“清真雅正”四个字确切的定义，即是如此。本来自有制艺以来，其中的名家多是把自己所有其他一切学问思想容纳在所作的制艺之中。制艺的形式虽有一定，而也未尝不本于普通行文的原则，不过定出八股的格式，比较严密些，然而有才学的人，也是一样行所无事。人的学问思想是各人自己所具有的，如果真有才学，无论用何种随宜的方式表达出来皆有价值，所以制艺之体，虽是科举制度施行以来的一种时文形式，但历宋元明清数代，学人才士也未尝不可以从里面露出各人的特色。凡是高手，都能够将制艺文会通到其他的文体，讲求利病，较论原理，并没有差别。茅坤、储欣所评论的唐宋八家文，本已是多为作制艺的人设想，但照上面所引《四库全书总目》里的话，他们又似乎稍稍偏重在制艺一方面了。大凡评论文学，一切从思想精神内容情味上看，才能说出他的所以然；形式外表上的东西，本无轻重之可言。我们所要研究的，即是“清真雅正”的原理，不是“清真雅正”的形式。即是要研究他们如何以“清真雅正”的眼光来衡量一切文学。关于这种原理，除了诗学方面的王渔洋，上节已经说过外，文的一方面，就要看方望溪的议论。望溪论文的宗旨，大部分见于这《钦定四书文凡例》和他另外代当时果亲王所选的《古文约选》里面。看他对于四书文和古文所综合贯通的论调，就可以使我们详细地知道“清真雅正”的原理。《钦定四书文凡例》里说：
韩愈有言：“文无难易，唯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唯其理之“是”耳，即翱所谓创意也。文之古雅者，唯其辞之“是”耳，即翱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其辞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险仄纤巧而于大义无所开通，敷辞割裂鲁莽而于本文不相切比，及驱驾气势而无真气骨者，虽旧号名篇，概置不录。
“文之清真者，唯其理之‘是’耳。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耳。”这两句话，拿来解释“清真雅正”的根本原理，岂不是很明显吗？《古文约选序例》里说：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愈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为书，具有首尾，不可分剟。唯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榖》《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
古文家认为文学根本在六经，后世的文章凡是合于六经的神思的，皆可尊贵，看望溪这段话，更可以明了。他以为即便是制举之文，也应当拿这个意思做标准。前面引《四库全书总目》论《唐宋文醇》的宗旨那一段，也说起韩愈是鉴于场屋文体之坏，而提倡这种古文。茅坤、储欣所选唐宋八家，也多半是为提高制举文的体制而设。望溪也有这种用意。不过望溪把古文的系统，胪列得更清楚一点，而且他又举出《左传》《史记》做文章义法的宗主。因为六经的文章义法，不是骤然间可以求得的，必以《左》《史》为阶梯，再下一步，又教人由两汉唐宋各大家以上窥《左》《史》，由《左》《史》以人六经，用这种方法比较容易些。从来古文家，自韩愈提倡蓄道德而后能文章的主张，人人无不奉为标准。他们说起文章，一定先在道德学养上注意。望溪又本是专学程、朱的人，他平日的志愿，是要“学行继程、朱后，文学在韩、欧间”（看《望溪文集》前王兆符的序），有些人以为望溪是专学唐宋八大家的人，又有些人以为望溪是接武归有光的人，其实不是的。望溪的《书归震川文集后》里说：“震川庶几言有序，而言有物者盖寡。”这可以见他对归有光的态度，又后来专治望溪之学的戴钧衡也说：“熙甫生程、朱后，圣道闿明，其所得乃不能多于唐宋诸家。方先生承八家正统，就文核之，亦与熙甫异境同归。独其根柢经术，因事著道，油然浸溉学者之心，则不唯熙甫无以及之，即八家深于道如韩、欧者，抑或犹有憾焉。盖先生服习程、朱，其见于道者备；韩、欧因文见道，其入于文者精。入于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华妙而不可测。得于道者备，文若为其所束，转未能恣肆变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唯先生掉臂游行。”这几句话，可以说明望溪在古文家里面的立场，所以望溪每谈到文学，对于道德学养上的注意，比较自来的古文家更为严格。他的文集里有一封《答申谦居书》，讨论这种意思很详细。他的严格的主张，在这封信里可以看见。他说：
仆闻诸父兄，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矣。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以有立焉。……古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原。”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后世文士所可比并也。姑以世所称唐宋八家言之，韩及曾、王并笃志于经学，而浅深广狭醇驳等差各异矣。柳子厚自谓取原于经，而掇拾于文字间者尚或不详。欧阳永叔粗见诸经之大意，而未通其奥赜。苏氏父子则概乎其未闻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者也。韩、欧、苏、曾之文，气象各肖其为人；子厚则大节有亏，而余行可述；介甫则学术虽误，而内行无颇。其他杂家小能以文学襮者，必其行稍异于众人者也，非然则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废者也。以是观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就。若夫《左》《史》以来相承之义法，各出之途径，则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
再者，古文家对于文之技术，总以为不必多讲，以为但能有学养，则技术自然会好。有些人偶然也有说到技术上的问题，但往往又引起争端。望溪以为能够得一句话兼贯学养和技术，可以执简御繁，岂不更好。因此，他每每论文的时候，就有“义法”两个字提出来。望溪被后来人推为桐城文派的初祖，后来人所常说的“桐城义法”，即本于此。望溪所说的“义法”，是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抽出来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说：“孔子论史记旧闻，次《春秋》，约其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望溪本深于《春秋》之学，所以就从这里面抽出“义法”二字，作文章法度的标准，拿“义法”二字，来推论《左传》《史记》，以及后世各家的古文。望溪对于文章的观念，既然一切归本于六经，而在六经中，尤其深致力《春秋》，《左传》《史记》又皆是“春秋家”之枝叶（《汉书·艺文志》列《左氏传》及《太史公书》在“春秋家”），所以他又次一步推《左传》《史记》为最精于“义法”的了。望溪在《古文约选》中，选了《史记》这篇《十二诸侯年表序》，附带做了一段批注，解释“义法”两个字的意思。他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必以义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他对于《左传》《史记》两部书都有评论，都是发明这两部书的义法。关于《左传》，就是他门人所笔记经他自己鉴定的《左传义法举要》。关于《史记》，就是《史记评点》。他的文集里，本有许多讨论《史记》的文章，后人都采入他的《史记评点》，又将他和归有光的评点合刻起来，所谓《归方评点史记》了。在《左传义法举要》里，他又有几句话，差不多是替“义法”二字下了一个简明的解释。他说：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所不得不然。
这“义之所不得不然”一句话，不特确实解明“义法”二字的意思，实在又可以扫除文学批评界里的无限葛藤。他评论《左传》，即是完全根据这个意思做标准。本来《左传》一书，除了经学家所讲论的而外，有些人完全拿文章的眼光去看他。这一类批《左传》文法的书很多，其中有不少是很陋的见解。像王源的《左传评》和冯李骅的《左绣》，已经是这一类书里面的上品了，但王源专以奇变的眼光看《左传》的文章，冯李骅的评论又太过细密了。望溪这部《左传义法举要》说的话很简单，专就《左传》行文结构“之所不得不然”的道理说出来，使人知道左丘明不是故意弄巧怪。望溪又本着这个眼光，看《史记》及后世各家的文章，他的《史记评点》和《古文约选》里的评语，都注重在这一点。总括起来，望溪是主张“义之所不得不然的‘义法’”。换句话说，就是“辞理皆‘是’的清真雅正”。
望溪的眼光，大致是如此。至于他的门人刘海峰，和海峰的门人姚惜抱，也都是桐城人，后来所以有“桐城派”之称。这一派的人，从海峰、惜抱，以及海峰的门人所间接传授的张惠言、恽敬和惜抱的门人梅曾亮、管同、方东树，一直到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等，诚然都是由望溪下来一系的古文家。但他们也各有心得，对于文学上的批评，说的话也很多。姚惜抱的门徒很盛。他的议论，往往被人家看作超过刘海峰而上配方望溪，但他的头绪稍繁，没有望溪那样洁净。惜抱选有《五七言今体诗钞》，他因王渔洋只有《古诗选》，没有另外专选律诗，所以他就著了这部诗抄。他对于诗学上的议论，是主张折中唐宋，辞理音容，样样都讲究。他又选有《古文辞类纂》，又成了近代家弦户诵的书，但望溪的《古文约选》，对于稍近辞华一路的文章，一概不选。惜抱选《古文辞类纂》，竟收了许多辞赋。望溪《古文约选序例》里说：“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既得门径，然后纵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精光，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虽相如《封禅书》，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浅耳。”望溪要严立清真雅正的标准，所以去取的眼光，如此谨严，但绝不是认为此外的文章皆可不读。自来凡选诗文的人，原是要表明自己的特见，并不一定要兼收并蓄，所以范围越约越好。不然，无取乎这些重重复复的诗文选本。好像王渔洋要严立蕴藉含蓄的诗风，所以《唐贤三昧集》专取王、孟、韦、柳那一等的诗，而不曾选李、杜。姚惜抱有建立广大门庭的意思，论诗则熔铸唐宋（《惜抱尺牍》里《与鲍双五札》），论文论学也有兼人之志。他平日的议论，以为“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曰考证，曰文章，是三者苟善用之，皆足以相济；不善用之，皆足以相害”。（《惜抱轩文集》里《述庵文钞序》）他这个话，是针对当时汉学考证家而言，有一种折衷的意思。《古文辞类纂》也是志在兼综，所以把昭明《文选》里汉魏的辞赋差不多全数收进去了。在他心中，似乎以为文章的内容，也应该参酌汉赋那种气魄和笔势，然后才能尽文家之能事。但他的门人梅曾亮，又选了一部《古文词略》，删去了那些辞赋，而代以汉魏以来的五七言古诗，大概以为后世五七言古诗的作法颇通于古文，与其采那些纵横繁重的赋，不如这些五七言古诗能够上撷《骚》、《选》之精英，下通唐宋以后之古文了。惜抱对于文学批评上贡献了许多细则，他在《古文辞类纂序目》里说：“凡文之体类十三（郎指他在《古文辞类纂》里所分“论辨”“序跋”“书说”等体类），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这些话，也都是想网罗众美的意思。我们求他最能和望溪的宗旨互相发明的言论，只有《古文辞类纂序目》里所说：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唯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之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
这一段话最好。如果没有这段话，恐怕世人都要认为古文家不过是有意好古而薄今，不作现在的生人，而愿做过去的死人了。望溪那样明明白白的告人以“文之清真者，唯其理之是，文之古雅者，唯其辞之是”和“义之所不得不然”的道理，也是和姚惜抱同一样的用意。此外桐城派文家中，议论很精辟的，还有梅曾亮。梅曾亮说明骈文和散文的异点，说得最清楚。他的《柏枧山房集》里《复陈伯游书》说：某少好骈体之文，近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盖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所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贵，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
文章的用处，是表达自己的意志，使人共晓，而且文和诗不同，诗要长言咏歌、手舞足蹈，文要坦白直说。骈体文被那些笔调音容，把各人的真面目真语气掩盖起来了。即便拿唱戏一道来做比譬，清唱的本领，当然比较借锣鼓弦管来助势的高得多。即便借助于锣鼓弦管，也必定要能驾驭锣鼓弦管，而不可为锣鼓弦管所驾驭。这就是骈文和散文的区别，况且骈文因为要对仗，不得不用些不必要的词意去凑成篇幅，岂不和望溪所说“义之所不得不然”那个道理，又正相反。所以梅曾亮也就说“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了。曾亮又有一篇《管异之（即管同）文集书后》，那里面说：“曾亮少好骈体文。异之曰：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余曰：诚有是。然《哀江南赋》《报杨遵彦书》，其意顾不快也？而贱之也？异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庄周、司马迁之意，来如云兴，聚如车屯，则虽百徐、庾之辞，不足尽其一意。”这也是较论骈散文的内容。曾亮又推论韩愈所说的“去陈言”的道理，他的《答朱丹木书》里说：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使为文于宋嘉祐、元祐时，读者不知为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韩子曰：‘唯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已陈矣。
这也和望溪的“唯其辞之是”“唯其理之是”那些宗旨相合，但专就时代环境讲，没有讲到人的本身，稍觉偏于一面。然无论如何，历来古文家中很少有人能够说到这样透彻的了。惜抱门人，除了管同、梅曾亮而外，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又是文学批评界里一部精心结撰之作。他是就王渔洋的《古诗选》和姚惜抱的《五七言今体诗钞》所选的诗，首首加以批注，书首又有许多泛论诗文的话，内容很精详，大旨是和惜抱论诗的宗旨相发明。在书的体式上，有些近于《瀛奎律髓》那样剀切详明，不过《瀛奎律髓》只代表江西派，而《昭昧詹言》承着惜抱论诗的宗旨，可算是代表“熔铸唐宋”的眼光。总而言之，望溪和渔洋是清代诗文界里两个宗匠。后来未尝没有人反对他二人的，也未尝没有人自以为可以超过他二人的，但他二人仍是不可摇动。譬如有意和渔洋作对的赵执信，和后来提倡宋诗的翁方纲，都是力诋渔洋的人。赵执信的《谈龙录》太过偏狭负气，崇拜那个评点《才调集》的冯班，也未免过当。例如《谈龙录》里，讥渔洋不应该拿司空图的话来附会《唐贤三昧集》，他说：“司空表圣所第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严羽之言，宁堪并举？冯先生论之详矣。”不知司空表圣虽是设格甚宽，而渔洋正是“各从其所近”，况且渔洋的《三昧集》本是专以严羽的话为主，不过以司空图的话做一层参证，他的序文上很明显的。翁方纲解释宋诗的佳境，本有心得，他的《石州诗话》，也很多特见，但他的学问稍觉拘泥，而且因为要反对渔洋而曲解元遗山的《论诗绝句》（看前面论元遗山那一节），实可不必。姚惜抱曾经说：“覃溪先生不应以大家自待。”又说：“近人为红豆老人（钱谦益）所误，随声诋明贤，乃是愚且妄耳。覃溪先生正有此病。”惜抱颇不菲薄渔洋，对于方纲的批评，很能说到他的隐病，所以这些反对渔洋的人，在文学上的见解，毕竟不容易站得住。而和方纲同时的沈德潜（著有《说诗晬语》《古诗源》《五朝诗别裁集》）、姚惜抱以及方东树这几家，在诗一方面，大都是引申推广渔洋之论，终能使渔洋之论颠扑不破。（惜抱论翁方纲的话，见于《惜抱尺牍》里《与陈石士札》）
又譬如方望溪的议论，也有人嫌他太束缚，嫌他过于崇质而略文。即便姚惜抱也说：“望溪阅《史记》，其精神似不能包括其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言文，则得其一端耳。”（《与陈石士札》）但不知惜抱所谓“远淡非常”者，究竟是什么？文章里面的“远淡非常”，必定有所以“远淡非常”的道理，岂可含义法而捕风捉影的去求吗？当清道光、咸丰年间，惜抱的门徒阐扬师说盛极一时的时候，仁和邵懿辰即提出异论。懿辰的《半岩庐文集》里有一封《答方君书》，对于望溪下了一段很明白的评语，他说：
天下言文章必曰桐城，而桐城人之言文章必曰方、刘、姚氏。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人知之，而以方、姚相提而论，必右姚而左方，而真知方氏之文者，今日已鲜矣。夫方氏以义法言文，此本史公语，而溯源于大《易》之所谓有物有序者，亦即孔子所谓“辞达”，而曾子所谓“远鄙倍”也。其理岂不甚卓？凡韩、欧以下论文之旨皆统焉，而刘氏乃以音节，姚氏乃以神韵为宗，斥义法为言文之粗，此非后学所能知而能信也。音节神韵，独不在法之内乎？
刘海峰有《论文偶记》，里面说文章的音节很为重要，有“音节高神气必高”一句话，是他最注意的原理。他又说：“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姚惜抱论文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以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上面已经引过。姚所谓“格律”，即是指望溪所说的“义法”，所以他又说：“以义法言文，则得其一端耳。”（上引）姚的意思，本欲兼包方、刘，认为音节、义法皆是粗境，只有神理气味（即邵懿辰所指的神韵）是文之精境。其实望溪的“义法”，并不是仅仅的格律上的问题。邵懿辰所以要拿“音节神韵，独不在法之内乎”来质问他。天下本没有故意扭捏做作出来的好文章。袁枚的《随园诗话》里说：“渔洋之诗，望溪之文，同为一代正宗，后人诋之者诗文必粗，而尊之者诗文必弱。”他所谓“弱”，大概认为如果专遵王、方二人的主张，结果必定使诗文中缺少纵横奇霸之气，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纵横奇霸的气概，本是他二人所引为大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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