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王渔洋“取性情归之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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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的王渔洋,是大家所推为一代的宗匠了。他少年颇得钱谦益的奖励,谦益有《古诗赠新城王贻上》,夸赞他好像李、杜复生,又好像要传授心法的样子。但渔洋和谦益的见解后来有些不同,渔洋并不苦摹李、杜,又谦益反对严沧浪,渔洋反以沧浪为归宿,谦益痛诋明七子,渔洋对于七子的议论,反有承袭之处。渔洋自己说,平生论诗的宗旨,曾经变过好几次,大致也是随着本身的遭际情怀和交游朋友的商讨而变迁。像他这种自述的话,正是深得批评学的本源。他的伟大的规模,即建立在这种态度之上。他的《渔洋诗话》,书前有俞兆晟一篇序,序里说:“先生晚居长安,位益尊,诗益老,每勤勤恳恳以教后学……辄从容言曰:‘吾老矣,还念平生,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影,忽不知其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设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流利变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朋旧凋零,吟情如睹,吾敢须臾忘哉?’噫!知此言可以读先生之诗,即可以读先生诗话矣。”我们研究渔洋的诗学批评,不可不细看他自己这一段话。

    又《渔洋诗话》里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又说:“弇州《艺苑卮言》品骘极当,独嫌其党同类,稍乖公允耳。”我们要知道渔洋的宗旨,对于这几句话也不可不注意。

    渔洋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略可以见他的主张。翁方纲《石州诗话》里,也说渔洋这绝句,是“二十九岁作,与遗山之作皆在少壮,然二先生一生识力,皆具于此,未可仅以少作目之”。方纲虽是反对渔洋的人,但这个话是很对的。我们拿渔洋此外论诗之言,来和他这《论诗绝句》一一比证,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线索,有一贯的痕迹。

    渔洋一生显贵,又当清初承平之世,风流文采,照映海内。他所喜欢的,是清华俊秀的笔调。在个人的风趣上,和宋朝的杨亿、晏殊差不多是一流人物,所以他的文学欣赏,也和他本人的风趣有表里相生之处。我现在略引他这《论诗绝句》来讨论一下。他的绝句第一首是:

    巾角弹棋妙五官,搔头傅粉对邯郸。风流浊世佳公子,复有才名压建安。

    论诗的人多从建安说起,这是本于钟嵘《诗品》,但渔洋心目中曹氏兄弟的“公子才名”,大概和钟嵘所说的“建安风力”,和元遗山所说的“曹刘坐啸虎生风”,略有不同。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倾倒李白的才笔,又兼提出李白所低首的“小谢清发”,也可以看出他的微意。挂席名山都未逢,浔阳喜见香炉峰。高情合爱维摩诘,浣笔为图写孟公。

    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

    渔洋一生结穴之论,就是推重王、孟以及韦、柳,以清澄妙远的神韵为宗。他晚年所选的《唐贤三昧集》,就是拿这种意思作一生的归宿。自从司空图提出“味在酸咸之外”的批评,严羽又提出“妙悟”二字,他二人都是以盛唐为归宿。明朝人的手眼,大部分也都在这种空气笼罩之下。前边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渔洋绎明一代的诗弊,以为明人之学盛唐,只能学得一点肤壳,不能得盛唐真面。推求他们所以只得肤壳不得真面的原因,虽非一言可尽,但大致是因为他们只从“高华壮丽”那一路笔调上追求,所以就不免趋于浮嚣。再者,盛唐的家数本来很多,杜甫那种万钧之力,不善学之,正是容易受病的地方。渔洋本于这种意思,于是专拿王维、孟浩然这种清澄蕴藉而又华妙的诗,来规定盛唐的真面,不但别唐音于汉魏宋元,而且是把严羽以来所推尊于盛唐者,说出一种究竟的道理。简单说来,就是认为盛唐之音,不仅上异于汉魏,下异于宋元,而且确是上不同于初唐,下不同于中晚,而自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境界。表现这种境界的人,是王维、孟浩然等而不是李、杜。李、杜这些大家,本不可以时代限,言盛唐而皈依于牢笼今古的李、杜,结果必定迷眩。这样精微之论,是高棅以至李东阳、明七子、钱谦益以来所不曾明白示人的。渔洋自己的《唐贤三昧集序》说:“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彻透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妙在酸咸之外。’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不录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我们看前面引渔洋自己的话说,他平生最爱严羽《诗话》,他既然这样爱重严羽的书,所以寝馈之余,就能“别有会心”了。所谓“别有会心”者,正是发明明朝人之所未发的意思,就是说严羽的话,必定要参照他这《唐贤三昧集》,然后才有着落,而明朝人并未曾明白严羽的真意。渔洋的门人所记的《然灯记闻》里面,又载渔洋自己详论《唐贤三昧集》的话,大略说:“吾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自命高华,自矜壮丽,按之其中,毫无生气,故有《三昧集》之选。要在揭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其中蕴藉风流,包含万物,自足以兼前后诸公。彼世之但知学‘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等语,果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优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过半矣。”渔洋的意思,自己解释得很明显了。他的《唐贤三昧集》,本是他所辑的《十种唐诗选》之一。他把所有唐人自选的唐诗集,自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芮挺章的《国秀集》,元结的《箧中集》,令孤楚的《御览诗集》,姚合的《极玄集》,以及韦庄的《又玄集》,韦縠的《才调集》,《唐文粹》里的诗,合起他的《唐贤三昧集》,共为十种。他的用意,无非要表示唐朝的诗和汉魏、宋元的诗,皆不相同,如果要知道所以不同的缘故,必定要玩味唐人眼中的唐诗。后人拿后人的眼光来评选唐诗,不若唐人自己评选唐诗,能够自露真面了。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食杜陵人。

    渔洋对于宋诗,也颇能鉴拔,黄山谷是他很心折的人。他的《古诗选》里七言诗凡例说:“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门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图》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这几句话可以算是这首绝句的小注。渔洋对于宋诗所赏识的,在七古一体,因为他论诗,欢喜讲体格。例如他的《古诗选》,对于五古一体,专以汉魏六朝为主,唐人除张曲江、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柳宗元几个人,是他认为能存古音于唐音之中而外,像杜甫的五古,他一字不录,这是本于李梦阳所说“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的意思。宋元的五古,更是一概不入格了。至于七古一体,他对于唐宋金元各家,都无不收采。《师友诗传录》里说阮亭曰:“沧溟论五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此定论也。常熟钱氏但截取上一句以为沧溟罪案[3],沧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绪,较诸十九首、陈思、陶、谢,自然区别。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后之追风蹑景,唯苏长公一人而已。”所以姜宸英的《阮亭古诗选序》说:“七言去‘三百篇’已远,可以极作者之思,义不主于一格,故所抄及于宋元诸家。”徐乾学的《十种唐诗选书后》也说:“《渔洋前后集》中,唯七言古颇类韩、苏,自余各体,持择不可谓不慎……造诣固超越千载,而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这些话可以见渔洋所取于宋人者是什么了。至于他对于各种诗的体裁,都有很详细的辨别。《然灯记闻》里说:“为诗各有体格,不可混一。如说田园之乐,自有陶、韦、摩诘;说山水之胜,自是二谢;若道一种艰苦流离之状,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学某一家,则无论那一等题,只用此一家风味也。”又说:“七律宜读王右丞、李东川,尤宜熟玩刘文房诸作,宋人则陆务观;若欧、苏、黄三大家,只当读其古诗歌行绝句,至于七律必不可学。学前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至海。”这都是他博取宋人之点,我们也可以借此看到他对于各诗体的分析。李杜光芒万丈长,昌黎《石鼓》气堂堂。吴莱苏轼登廊庑,缓步空同独擅长。

    藐姑神人何大复,致兼《南》《雅》更《王风》。论交独直江西狱,不独文场角两雄。

    文章烟月语原卑,一见空同迥自奇。天马行空脱羁靮,更怜谭艺是吾师。

    渔洋对于明人,并不菲薄,不特深赏高启、徐祯卿,对于李梦阳、何景明等,他有这样赞美之词。《师友诗传续录》记渔洋的话说:“明诗胜金元,不逮宋。弘正四杰,在宋亦罕匹。嘉隆七子,则有古今之分。”所以他的议论,实多半和钱谦益相反。他对于李东阳和明七子两派,认为互有是非,不像谦益尊东阳而贬七子。他《古诗选凡例》说:“西涯之流,源本宋贤,李、何以来,具体汉魏,平心论之,互有得失。”所以他的《居易录》里说:“牧斋訾謷李、何,则并李、何之友如……辈而俱贬之;推戴李宾之,则并宾之门生如……辈俱褒之。”即是不满意于谦益之过抑李、何。谦益最反对严羽、高棅对于初盛中晚唐的分限和正宗、大家等等差别,渔洋又不然。《师友诗传录》里阮亭曰:“唐人七律,以李东川、王右丞为正宗,杜工部为大家,刘文房为接武;高廷礼之论,确不可易。”《然灯记闻》里说:“为诗要穷源溯流,先辨诸家之派,如何者为曹、刘,何者为沈、宋,何者为王、孟,何者为李、杜……何者为唐,何者为宋,何者为南宋。”这些意思,岂不是和严羽、高棅完全相同吗?所以姜宸英的《唐贤三昧集序》,也发挥渔洋的意思,说:“钱受之极论严以禅喻诗之非,而于高廷礼之分四唐,则案以当时作诗之岁月而驳之……余以《毛诗》考之,作诵之家父……为东迁以后人,其于诗也,不害其为小雅。《黍离》行役之大夫,及见西京之丧乱,尝为东迁以前人矣,其于诗也,不害其为王降而风。故初盛中晚亦举大概耳。盛唐之诗,实有不同于中晚者,非独中晚而已,自汉魏迄今有过之乎?盖论诗之气运,则为中天极盛之运,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则常有不极其盛之意,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譬之于禅,则正所谓透彻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规模于浮响漫句以为气象而托之盛,此则明嘉隆以来称诗者之过也,于前人乎何尤?”姜宸英这段话,把渔洋所以仍建立盛唐的断限,而尤切实示人以盛唐真境的缘故,发挥得十分透彻、十分高远了。我在上卷《孔门诗教》一节里,说“三百篇”之六义,唯有“兴”的境界,最为难能可贵,曾经拿严沧浪的“盛唐诸人唯在兴趣”一语,去做参考。我们现在再拿姜宸英所说“中天极盛之运,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则常有不极其盛之意”,来和《周礼·太师》郑注所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的意思对照一下,又不知不觉地使严沧浪的话更增加许多价值了。这一层不得不推渔洋的大功。我们对于严沧浪所说的“盛唐兴趣”,一定要把他和《诗经》六义里面的“兴”在一块儿看,才有价值;所谓和平中正之音,也必如此解释才算有着落,不然,就成了明七子之“浮响漫句”了。太平之世,必有中正和平之音,这是我国文学批评界的古义。《乐记》里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早建立了这种标准。渔洋生当盛世,当一朝开国之时,气象所笼罩的,当然就是这种和平安乐之音。他的心和眼所趋赴的,也正是这一点,以雅正为归,以“三百篇”的正风为准则。他的论诗的话太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但他的结晶之论(可以说是最后的安身立命之点)终以《唐贤三昧集》为代表。此外《古诗选》和他门人所纂的种种诗话,出出入入,和历来各大家之论异同互见,都无甚重要的关系,而且也都是从这结晶之论产生出来的枝叶。《师友诗传录》载他说:

    《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千古言诗之妙谛真诠也。故知志非言不形,言非诗不彰,祖诸此矣。何谓志?“石韫玉而山以辉,水怀珠而川以媚”是也。何谓言?“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词也贵妍”是也。何谓诗?“既缘情而绮靡,亦体物而浏亮”,“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是也。昌黎曰:“诗正而葩。”岂不然欤?

    这一段话,是他全部心情之表露。他一生前后论诗的话,和他一生所操的选政,从《古诗选》一直到《唐贤三昧集》,都是以这段话为解释。他主张诗的意志,要蕴藉含蓄不可直写无余,所以《师友诗传录》里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他主张要读破万卷书,而用起来毫不拖泥带水。所以《师友诗传录》里又说:“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性情学问相辅而行,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点鬼簿、獭祭鱼。学力深,始能见性情。……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为读书者言也,非为不读书者言之也。”他主张诗要美妙,不可粗犷寒枯,但必须清雅而不浓俗。所以《师友诗传录》里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凡诗之丽而失其则者,皆不能以轻清为体,而驰骛于鲜荣者耳。至于卢仝、马异、李贺之流,牛鬼蛇神耳。”《然灯记闻》里又说:“诗要清挺,纤巧浓丽,总无取焉。……为诗先从风致入手,久之要造平淡。……为诗且无计工拙,先辨雅俗。品之雅者,靓妆明服固雅,粗头乱服亦雅;其俗者满面脂粉,总是俗物。”他的雅正的规则,大致是这样。“三百篇”以“温柔敦厚”为主。“温柔敦厚”者,无论是喜、是怒、是哀、是乐,一切都要温柔敦厚,含蓄而不刻露。喜的时候,固然应该如此,即便哀痛愤怨的时候,也应如此。这样才可以当得治世之音。凡是稍近于剑拔弩张号呼跳踉的声音,都近于乱世之音,都在所大忌。渔洋所主持的正宗,就是如此。徐乾学《十种唐诗选序》说:“余交先生四十年,侧闻绪论矣。诗之为教,主于温柔敦厚,感发性情,无古今之别。……以唐人而论唐人之诗……当时闻弦识曲,多有赏音,唯以意寄深远,兴情遒逸,机趣蕴蓄,神采照灼,能略得六义之遗者为宗。非是,语虽惊人,置之弗录……挺章《国秀集序》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论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讽者溺于所虑,志者乖其所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可为太息。’挺章天宝时人,苏公源明词坛尊宿,其持论如是,足知后人之赞叹踊跃者,皆当时动色相戒,唯恐稍涉凌厉,有乖温柔敦厚之旨,亟亟乎其敛而抑之也。……先生金口木舌以警学者,用心苦矣。”乾学这段话,是深通渔洋之学,但是文学上风会所趋,多半随时代环境而推动。治世之音和乱世之音,在读诗的人一方面讲,皆可以观风俗,论世变。读清和安乐的诗,自然和作者同表清和安乐之情;读了愤激哀怨的诗,也自然和作者同表愤激哀怨之感。我们为知人论世起见,对于无论何种诗,都可以有用。自从后世文人天天讲究作诗的方法,时时在许多前人中间分别抉择,借古人做幌子,各立宗旨,各标途径,于是不免时时引起争端,但其实对于原来历代的诗篇,都无损毫发。世界的治乱,人情的正变,本不能一定。“三百篇”之温柔,不能不降为《楚骚》之悲放,又不能不降为汉魏六朝,又不能不降为唐宋元明清,势所必然,无法阻止。即便“三百篇”的正风正雅,也不能不降为变风变雅,不过时代人心相差不远,变得不大厉害罢了。所以这样看来,如在治世而强人作乱世之音,在乱世而强人作治世之音,恐怕事实上本不容易办到。但是豪杰之士,究竟不为时代所拘束,总认为文学这件东西,和人心风俗有关,出于此人之心,入于彼人之心,潜移默化的力量,超过一切其他的力量。因此,看见病态危险,不得不设法医治,看见胜境美景,不得不引人同入。对于社会治乱之运转,又未尝没有先机消息,为时代设想的地方。文学批评所负的使命,本是如此,而时代也往往随它转移。《师友诗传录》里阮亭曰:“诗之陵夷者,其流波之颓乎。诗之滥觞者,其浚发之源乎。不有始也,孰导其初;不有终也,孰持其后。天道由质趋文,人道由约趋盈,诗道由雅趋靡;诗之变也,其世变为之乎。”所以它就“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了(看上节引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渔洋根本的宗旨,即是如此,所以他以为文学固是表现性情,但必将性情含蓄不露而自见于神韵,即是把性情归纳到神韵之中。他的意思,也是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做标准,所以他即引用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和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来解释性情二字。严羽说“诗者吟咏性情也”,底下接着说:“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意本是如此。不过假若没有渔洋这一解释,严羽的本意绝不会显白于世。明朝人解释严羽的话,终是捕风捉影,摸不着边际的。总括起来,渔洋的批评原理,是“直取性情、归之神韵”(《十种唐诗选》盛符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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