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我国的文学，大家都认为源于《诗》三百篇，推《诗》三百篇为极则。但究竟“三百篇”所以为万万不可及的道理，批评家都不过言其大概，而不曾有切实的指示。王船山的书，就是专为切实指示此点而作。
他论诗，一切拿“兴观群怨”那四个字为主眼，以为无论什么作品，如果不能使人看了有所兴感，那种作品就不足置论。他的话当然一切皆是从孔门的“诗教”中阐发出来的。《诗绎》里面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
这是他所立的标准。他又加以解释：“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是故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
这一段话，从来没有人说得到他这样精微了。他在《夕堂永日绪论》里说：“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意义更明显。他又随举“三百篇”中的诗句，详为较论。例如《诗绎》里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又说：“‘庭燎有辉。’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叆叇，但以‘有辉’二字写之。唐人除夕诗‘殿庭银烛上熏天’之句，写除夜之景，与此仿佛，而简至不逮远矣。”又说：“苏子瞻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然得物态，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有蕡其实’，乃穷物理。夭夭者，桃之稚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则液流蠹结，花不荣，叶不盛，实不蕃。小树弱枝，婀娜妍茂，为有加耳。”又《夕堂永日绪论》说：“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蝴飞南园’，‘池塘生春草’，‘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心身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谢太傅于《毛诗》取‘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句，同一达情之妙。”这些解释，都很切当，不为穿凿。至于说到诗的理趣，他有些地方不免过于深刻，但实在并不是误会。例如《诗绎》里说：“始而欲得其欢，已而称颂之，终乃有所求焉，细人必出于此。《鹿鸣》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三章曰‘以燕乐嘉宾之心’，异于彼矣。杜子美之于韦左丞，亦尝知此乎？”这个话和他《诗广传》里所讥杜甫的“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近于游乞之音，如何能够自比稷契，是一样的深刻。这种议论，但就他发挥《诗》三百篇的辞理一方面看，是很对的。他总是认为诗这件东西，一定要有可兴、可观、可群、可怨的地方，一方面固不可浮光掠影而不得理趣，一方面也不可拘泥板滞而失了诗的原意。他《诗绎》里说：“王敬美（王世贞之弟）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理抑将何悟？”这是把严沧浪以来“妙悟”之说，下了一个注解。他又说杜甫“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这又是骂那班拘泥事实的人了。诗史之说，本不容易解释。诗和史可以相通，即是因诗而可以知人论世的意思，《诗·大序》所发明的，都是这个道理，但我们不可说诗即是史，史即是诗。唐朝当时的人称杜甫为诗史，原见于孟棨《诗本事》。《诗本事》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种话本是当时流俗随便称赞的话，不足为典要。宋朝人多欢喜诗史之说，王世贞《艺苑卮言》里曾经加以排斥，说：“杜诗含蓄蕴藉，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讦讪，又撰出诗史二字（实非宋人始撰）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这个话和王船山的抨击，也是同样一针见血的话。钱谦益解杜诗，正是染了诗史之毒，所以不免累赘。不过杜甫固不能比“三百篇”，但也似乎不能拿后人的诗史观念来责备他的本身。杜诗号称大家，他的方面太多，兼有风、雅、颂之体，虽有近于平铺叙事，像《北征》那些诗，但那些诗也未尝无情致，而且也近于“三百篇”之“雅”。船山是专拿“三百篇”里“风”的意思来衡量它了，但船山并非反对整个的杜诗的。
船山对于明七子之摹仿皮壳，和钟、谭之僻陋，当然都反对，但他对于一切建立门户的人，通通反对。例如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饬，立阶级赚人升堂，用此致趋赴之客，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船山的性情，实在有点厌薄文人，凡是徒以文人自命，或是仅能以工文见长，而没有特别怀抱特别志事的人，都是他所不取。但他的议论，确是可以开拓心胸，我们看他对于历代诗人的评判，可以知道。他说：“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降而萧梁宫体，降而王、杨、卢、骆，降而大历十才子，降而温、李、杨、刘，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阳、琅琊、历下，降而竟陵，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唐初比偶，即有陈子昂、张子寿扢扬大雅。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墨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垒。……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他所取的，都是特别超健不落门户的人。一落门户，或者容易被旁人借作门户的人，他都厌恶。明代七子和竟陵之流，当然是他所万分不屑，对于宋诗西崑和苏、黄，也诋諆甚力，他根本就不喜欢宋诗。他说：“人讥西崑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鲿鲨也，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
船山身丁亡国之痛，著书立说，上下千古，在诸遗老中，尤有极沉痛的情怀，所以论起文学来，也说到十分彻底之处，但大致都是很正当，并不穿凿，和各大家的见解都是一样的宏伟，而尤多似元好问。心中所赏的，多半是慷慨有天机的作风，深厌饾饤绮靡之习。我们看他对于明人，甚赞刘基、高启、李东阳、汤义仍、徐文长，正是不取那些圈牢里讨生活的人，和好问论诗的宗旨，有些相合。
但船山最精卓的地方，仍在于推求“三百篇”的辞理。我前边说高棅、李东阳主张先玩味诗的本身，以求诗人的意志，颇合于古时看诗的方法。关于这种方法，船山所推求的辞理，是极好的参证了，但是我们也不可把他所已经推求出来的话死守太过，总要能够举一而反十。我们看别人的批评，无论如何，都不可把自己的灵机锢闭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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