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文方面，看他所作的《题归太仆文集》，可以略见他的宗旨。他这篇文里说：
熙甫生与王弇州同时……弇州晚年颇自悔其少作，亟称熙甫之文，尝赞其画像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予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服如此，而又曰：“熙甫志墓文绝佳，惜铭词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聱牙佶屈、不识字句者为古耶？不独其护前仍在，亦其学问种子埋藏八识田中，所见一差，终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罗村行状》《赵汝渊墓志》，虽韩、欧复生，何以过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于介甫、子由，殆有过之，无不及也。士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与两汉同流，不为俗学所澌灭，熙甫之功，岂不伟哉！
明七子横亘了一种时代古今的观念，一定说宋元不如汉唐，而不详考各人的面目真伪，这种眼光之误，自不待言。我们记得杜甫说“别裁伪体”，又说“不薄今人”，这种话实在是对于像明七子这类人的一副良药。钱谦益心中所以尊敬归有光而反对王世贞，也是本于这种“别裁伪体”“不薄今人”的宗旨。所以谦益论诗，差不多处处都提出杜甫这句话做他的惟一的标准，我们翻阅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可以知道。他的《徐元叹诗序》说：
自古论诗者，莫精于少陵“别裁伪体”之一言。当少陵之时，其所谓伪体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学者，祖述少陵，立鲁直为宗子，遂有江西宗派之说。严仪卿辞而辟之，而以盛唐为宗，信仪卿之有功于诗也。自仪卿之说行，本朝奉以为律令，谈诗者必学杜，必汉魏盛唐，而诗道榛芜弥甚，仪卿之言，二百年来遂若涂鼓之毒药。甚矣！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也。乌乎！诗难言也。不识古学之从来，不知古人之用心，徇人封己而矜其所知，此所谓以大海内于牛迹者也。王、杨、卢、骆见哂于轻薄者，今犹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汉魏而近风骚者乎？……先河后海，穷源溯流，而后伪体始穷，别裁之能事始毕。虽然，此益未易言也。其必有所以导之。导之之法维何？亦反其所以为诗者而已。《书》不云乎：“诗言志，歌永言。”诗不本于言志，非诗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宣己谕物，言志之方也。文从字顺，永言之则也。宁质而无佻，宁正而无倾……宁为长天晴日，无为盲风涩雨……导之于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诸言志永言之故，诗之道其庶几乎。
钱谦益用功于杜诗很深，他作的《读杜小笺》，详考唐代史事以求杜甫诗情的来由，在许多注解杜诗的人当中，他这部《读杜小笺》是很伟大的。所以他实是隐然自命以杜甫之眼光为眼光的人。明朝无论是前后七子，或是钟惺、谭元春之流，在他看来，都是伪体，都是盲风涩雨了。他评论各家的诗，也拿杜甫做标准，看看各家所得于杜甫的究竟有多少，拿这种意思来分别各家的高下。因为无论是宋元的诗家，或是明朝的诗家，无论是江西派，或严沧浪，都无不奉老杜为诗家集大成的人。虽有一班人因为自己力量不够而走小路取巧的，但也不敢不推杜为大宗。所以钱谦益就拿众人所膜拜的杜甫，来反照众人的本身。他的《读杜小笺序》说：
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而点缀其尖新俊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挦扯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疟也，其黠者，又反唇于江西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
他批评黄山谷的话，不免有点成见。明人一提起宋诗，总是满肚皮不高兴。所谓以“排奡硬语”，为“得杜衣钵”，是江西派末流之过；对于山谷，似乎不能这样一概而论。至于说到弘正以来七子之学杜，他笑他们“生吞活剥”“挦扯为富”，实丝毫不为过分。他所说的“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又是骂钟、谭那班竟陵派的人了。他这种以杜为宗主的批评，又见于他所作的《曾仲房诗序》：“本朝之学杜者，以李献吉为巨子……生吞活剥，本不知杜，而曰必如是乃为杜也。今之訾謷献吉者，又岂知杜之为杜，与献吉之所以误学者哉？……献吉辈之言诗，木偶之衣冠也……烂然满目，终为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谓新奇幽异者，则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隐壁也。纵其凄清感怆，岂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这里所说“今之所谓新奇幽异者”，又是指摘钟、谭一班人。至于他的《列朝诗集》中《钟惺小传》说：“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久之见日僻，举古人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僻见之是师，幻而入鬼国。”又《谭元春小传》云：“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莫辨阡陌。”这样对于钟、谭二人，尤为大声痛斥了。他总论明代诗文界之病，在他的《郑孔肩文集序》里说：“近代之伪为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窭人子赁居廊庑，主人翁之广厦华屋，皆若其所有。问所托处，求一茅盖头，曾不可得，故曰僦也。椎埋之党，铢两之奸，夜动昼伏，忘衣食之源而昧生理，韩子所谓‘降而不能’者，故曰剽也。佣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啽呓，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故曰奴。”又《题怀麓堂诗钞》说：“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沿宋元之窠臼，排章俪句，支缀蹈袭，此弱病也；剽唐选之余渖，生吞活剥，叫号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岛之旁门，蝇声蚓窍，晦昧结骨，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这些话深疏明代诗文之病理，极为精到。凡崛起一代自矜为诗文界的巨眼的人，无不是鉴于过去的积弊，想出方法来救起沉疴。像钟惺所骂当时的人，只知东奔西跑，寻找路途，而不知道求真，也何尝不是洞微之言；但不幸他们自己又过于独任僻见，变妙悟为固执了。
谦益对于明朝的人，仅推服一个李东阳。本来李东阳之识解大方，妙达自然之理，我前边已经说过。谦益的《题怀麓堂诗钞》说：“弘正间，北地李献吉临摹老杜，为槎牙兀傲之词，以訾謷前人。西涯在馆阁负盛名，遂为其所掩。……孟阳（他同时朋友程孟阳）于恶病沉痼之后，出西涯之诗以疗之，曰：‘此引年之药物，亦攻毒之针砭也。’”又《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说：“西涯之文，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逮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后起，力排西涯以劫持当世，而争黄池之长……试取空同之集，汰去其吞剥挦扯吽牙龃齿者，而空同之面目犹有存焉者乎？西涯有少陵、随州、香山，有眉山、道园，要其为西涯者，宛然在也。”
谦益对于以前的选诗的人，最反对高棅的《唐诗品汇》。他也是因为明朝人的诗病，多半是从高棅这部书引出来的。高棅本于严沧浪，所以谦益对于沧浪，也提出异议。他的《唐诗鼓吹评注序》说：“三百年来，诗学之受病深矣。馆阁之教习，家塾之程课，咸禀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耳。……迨其后时知见日新，学殖日积，洄盘起伏，只足以增长其邪根缪种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又从而判断之曰‘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又《唐诗英华序》说：“夫所谓初盛中晚者，论其世论其人也。以人论世，张燕公、曲江，世所称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惋，似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以后，同调讽咏，尤多暮年之作，则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阳唱和之作，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赠，同左掖梨花之咏，则钱起、皇甫冉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抑人以诗降耶？”平心而论，严沧浪、高棅都有他各人的通识，我前边都讨论过了。明朝前后七子自己走错了路，我们不能拿后来的错误，归咎于原来确有见地开辟门庭的人。谦益的批评，大致都是很平正的，驳严、高二氏的话，固然也未尝无理。但严沧浪早已告诉人这种分法，不过是论其大略，自然各时代不无互相阑入的人。高棅也是有很大的魄力，胸中有很高的楷模。谦益这种以矛攻盾的方法，似乎还不是恰当的针砭。明人承严、高二人的诗论，所犯的毛病，就是多注意于格调，很少有人能够深入一步注意于各人的性情意志。严、高虽也说过求性情的话，但说得不很切实，所以盲从他们的人，都犯这种毛病。谦益本人对于文学上的批评，攻驳别人的话很多，自己建立的话，比较不甚透彻，而且我们看他自己的诗文，也很驳杂不纯，缺少滋味。他说到杜诗，总欢喜拿元稹所赞的“排比铺陈”那几句话来做幌子，所以他所认识的杜甫，虽不必就等于元稹之“识碔砆”，但也不见得能认识到很高的境界。他所注的杜诗，考论史实固然极详尽，功夫极坚密，为读杜诗者所不可废的，但有些太烦，有些也未免太过实在了。凡谦益一生著书立说，都差不多犯了这种繁杂芜蔓的毛病。他固然时时要“别裁伪体”，他自己的诗文，也诚然没有“伪”的毛病，但因为要不“伪”，就不免泥沙俱下，赘累得不能自举了。他的心目中，大概还是拿“排比铺陈”做惟一的美点。至于他对于有明一代的诗病和各人的弱点，所指摘的都很详尽，可以作有明一代文学批评之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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