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读孔子及其弟子所引《诗》，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诗》者，其《诗》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引赋之、传之者乎？……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然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之所以为经也。……汉儒说《诗》，据小序，每一诗必欲指一人一事实之。考亭儒者虚而慎，宁无其人无其事而不敢传疑，故尽废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间指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滞……近肤、近累者，考亭之意，非以为《诗》尽于吾之注。……亦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也……予家世受《诗》，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览之，意有所得，间拈数语，大抵依考亭所注，稍为之导其滞……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
这种眼光，本来极好。我前边也略说过，凡读《诗》，总要先就本文上体会，以意逆志，不可拿汉儒所传小序处处讲事实的方法，做惟一的标准。因为如果先怀了这种事实上的成见，必定不能窥见诗人的意志。但是关于这一点，不可不有点分寸。我们把前人的诗意融会出来，作自己的诗，本可以随便化合，不必拘定前人的本义。至于我们读前人的诗，所抱的目的，是要从诗里面窥见他本人的意志情感，又似乎不可全拿我们自己的意思为主。如果全拿我们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别人的作品，岂不反为强人就己吗？“断章取义”这句话，不过是引诗的时候一种方便法门，至于他原来整个的篇和这个诗人整个的意志，就不容我们随便把他断为几截了。孟子说：“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正因为高叟随便拿自己的成见胡乱说诗。高叟说《小弁》是小人之诗，他认为凡人不可怨恨父母，而《小弁》诗中有怨恨父母的意思；他不知道越亲爱的人，越容易相怨，这是一定的道理，不然就成了痛痒不相关的路人了。钟惺这种论诗的方法，本都有绝顶的聪明。他的论调，的确可以打破一班拘泥之见，可以警醒一班只用眼不用心的人，而且和严羽所说的“妙悟”，也有些相近。但是如果听从他的话，听得太过，反而变妙悟为固执己见了。钟惺和谭元春二人，曾作了许多诗文选本，有《周文归》《两汉文归》《诗归》《明诗归》等。其中《诗归》，是他二人最用心的书，他们所有的批评识解，大概都集中在这一书上。内容所选，分古诗、唐诗两部分，取名《诗归》，是表明他们自己所获得于古人者，乃是如此，并非说古人之诗，即以他所选的为归宿。钟惺所作的《诗归序》说：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乌乎！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
这个议论很好，凡选诗文的人，都不过表示个人的去取眼光，并未尝认古人的诗即尽于他所选之中。我们如果要研究这些选家的批评眼光，自然应该注意他们所选的这些总集。但是如果要对于各文家作品的本身，做专攻的研究，就应该详读各人的专集，不可但以选本为主了。钟、谭这种选本，也不过代表他们自己的眼光，当明末的时候那样风行一时，固不免太过，后人又诋毁说他一文不值，也可不必。钟、谭也是主张以精神求诗，不赞成以形迹求诗。钟惺的序上又说：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而终不能为高……不亦愈劳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所说“取异于途径”，即指那班分别家数，专拿唐诗、宋诗、古诗、今诗种种名目为标准的人。一条路走穷了，又千方百计找别的路，不管目的如何，只是东奔西跑，换途觅径，仆仆风尘。历来谈文学的人，都免不了这种见解。看见宋诗发生了毛病，就提出学唐诗的途径来。看见晚唐的派头不好，又提出盛唐来。把许多时代名目上的差别，横梗在胸中，结果不过是一些笼统皮毛之见，总不容易发生精光。他所说“取古人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者，以为古人在是”，当然更是骂李、王七子之流了。至于他们所自矜为独得之秘的，就是能得“古人真诗所在”。所谓古人真诗所在，即是察见古人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本来求真之义是毫无可疑的，但他说到这种幽情单绪上面，就不得不有讨论之余地了。因为这种话在好一方面说，可以使人多求言外之意，不死于句下，但在坏一方说，不免使人专拿隐僻的眼光去凿空了。谭元春所作的《诗归序》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一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他又说：“人有孤怀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满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之咨嗟旁皇者，此诗品也。”他们总有一种孤僻独往的性情，所以谈到文学，也不知不觉流露出这种性情。文学这件东西，本是为人类互通性情之用，不是专为孤芳自赏而设。如果专为孤芳自赏而设，大可以放在心中，不必写出来。文学家固时时有一种宏识孤怀，但他既然写出作品来，他的孤怀，也未尝不期望与人以共见。《诗·大序》所说“正得失……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虽然是很古的话，但也正是说明诗是人类性情互相感动的东西。古往今来自然也有一班文人，生性很孤僻，不希望自己的情愫得人家共表同情，但这种人是很少的。伟大的作家，都是要和一切人类同好恶同歌哭：天下之乐，与天下共享之；天下之苦，与天下共怜之。有这种心胸的人，他的作品必定永远不朽。如果像钟、谭这种说法，人人都把自己的情愫这样隐僻起来，以等待杳杳无期的一二知己，那未免领着一世人去索隐行怪了。他们对于所选的诗文都加有详细评语。清《四库全书总目》说他们“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实在深中他们的毛病。譬如《诗归》上，录有《史记》所载的伯夷、叔齐《采薇歌》，他对于里面“黄农虞夏，忽焉没兮”一句，所加的评注说：“放开殷家，妙甚。”又对于孔子的《去鲁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他评注说：“入一盖字，挺然森然。”这种看法，实在琐碎附会，十分可笑。杂书上所传许多古逸诗，本都纷纷难信，《史记》取材也很杂，钟、谭都一律用这样附会巧妙的方法去看，真未免太过支离了。但钟、谭的议论，毕竟有一种很重要的影响。我在书首导言里说过，凡是看别人对于某种文学的批评，千万不可忘了自己也有批评的本能，又不可听了别人的批评，就自己以为可以得了某种文学的真相。钟、谭提出这种空无依傍独运灵心的读书法，正是一班有胸无心、贵耳贱目的人的当头棒。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取于钟、谭的态度。
当时陈继儒，也是一个博雅的文儒。他对于文学上的欣赏也是力求新颖。袁宏道选有《明文隽》，陈继儒为他作《标旨》，有互相发明的地方。《四库总目》里总集类存目，说此书恐是伪托。但继儒自己选有《古文品外录》一书，就可以略见他的主张。至于他的《评点琵琶记》，更是久已通行的了。《古文品外录》所选，皆是古往今来普通人不大注意的文章，取其颇有别趣，超于恒品之外。他的意思，以为世人对于那些正式的总集，自昭明《文选》以至于宋朝那些人所选的，都太过受他们的牢笼，好像以为一定要守他们所选的范围，丝毫不敢跳出圈子外，来一领略别种的风味。所以这《品外录》有王衡一篇序，引眉公（继儒）自己的话说：“昭明以降，选者莫烦于宋……要之乎世囿文，文囿识矣。非但自囿其识，遂耳而递目之，抑且囿百世之下读者之识，抑且百世以前作者之神情、笑貌、筋骸……亦囿焉而不得出矣。”又说：“余所为如是者，欲使学者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他所选的，都很隐僻，像《汉武帝内传》里《答上元夫人》和《杂事秘辛》里《汉桓帝选后》，这些极幽隐的文章，皆以入选，斑斓五色，奇趣横生。当前后七子等抱守典型规规雅步之后，一班人厌肤壳而求清新，平正通达的人，就提倡清深疏畅的笔调；聪颖秀特的人，就不免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都来打通壁子说亮话了。弄手眼，掉机锋，闹口舌，纷呶不休。因此，明末的文学批评界，可算得异彩四射，极一时之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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