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焰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此文章本色也。
以“本色”为主，是他论文的根本见解。他又以为凡是没有本色的人，绝作不出好文章，所以他接着说：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哉。
他以为一切文章格律，都不必苦求，凡是本色不高的人，虽苦求格律，也不会作出好文章，何况完全没有本色的人呢？他用这样眼光来观察文学，所以他平日对于古今的诗人，曾经提出邵康节的诗，为三代下第一人（《与王遵岩书》）。不但因为邵康节的诗全是本色语，并且说：“诗思精妙，语奇格高，诚未有如康节者……古今诗庶几康节者，独寒山、靖节二老翁耳，亦未见如康节之工也。”这种见解，可算得极其特别，都是根据他所提倡的“本色”论，以为但要有“本色”，就一定会“工”，不然，绝不会“工”。所以他对于当时的那班讲摹仿复古的人，就大加指摘，他《与洪方洲书》说：……开口见喉咙，使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杨子云闪缩谲怪，欲说不说，不说又说，此最下者，其心术亦略可知。近来作家，如吹画壶，糊糊涂涂不知何调，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
至于说到“本色”，他认为不拘一格，不必一定儒家的文章才有本色，无论什么家数，都各有其本色。他《答茅鹿门知县书》又说：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于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为言，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是以精光枵焉。
当李梦阳等一派人气焰大盛的时候，他这种批评，正是最好的针砭。本色的文章当然是好；但是他的话，也有和自来古文家不同的地方。韩愈对于文章的技术，也时有讨论，不像顺之专任本色。我们看《易经》上说“言有序”，《论语》上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足见得作文学工夫的人，对于修辞技术上，也不能不考究，太过粗鲁鄙俗的文章，总不能入于文学之林。唐顺之深恶当时七子的文章太过没有本色，所以他的议论，也实是以救弊为动机，因此不免主张太过。以邵康节那种率意信口的诗为千古第一，恐怕不容易服人的心。再者韩愈、欧阳脩这些古文家，都以儒家为宗，诸子百家杂驳的文章，虽各有本色，但都是他们所不取。韩愈对于儒家荀卿、扬雄，尚且说他二人是大醇而小疵。唐顺之只以为有本色的即是文章，不管是什么派的思想学问。所以就古文家的家法而言，这一层也是顺之的特点。顺之晚年颇好道家之学，所以他不一定守儒家。他欢喜邵康节的诗，大概也因为康节的学问杂有道家气味的缘故。顺之同时的茅坤，选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为后来一两百年言古文的人家弦户诵的书。茅坤虽和顺之同道，并且时时称述顺之之言，但他看文章的眼光和顺之略有不同。顺之本也选有一部古文集，叫作《文编》，从周朝的文章一直录到宋朝，并且诸子的文章，像庄子、韩非、孙子等，都有入选，不专以儒家为主，所以清《四库总目》说顺之此书并非以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为蓝本，因为德秀书主于论理，而此书主于论文。《四库总目》这个解释是很对的。茅坤此选，专录唐宋八大家，不远录唐以上文，又专以合于六经的宗旨为标准。自宋吕祖谦选《古文关键》，专录韩、柳、欧、曾、苏、王等的文章，隐然建立“唐宋八家”的名目。明朝初年，有一个朱右选此八人之文，名为《八先生文集》。[2]到了茅坤，遂明白定出“唐宋八大家”之名了。当前七子等高唱文必秦汉的时候，像茅坤这样脚踏实地地拿唐宋的人作切近的门径，不必惹起光怪陆离的赝古，这种态度是很得当的。茅坤这本书的自序说：
……六艺之旨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辨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宋欧阳公脩偶得韩愈书，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材旨小大、音响缓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之者也。
这样严定“六艺之旨”为去取的标准，是唐顺之所不曾正式宣布的。他又以为七子之流，胸中横了一个时代的观念，抹杀唐以后的文学，未免不公。他这序中所说：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则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陈，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罍牺樽之设，皆骈枝也已。
正是极好的批评。本来文学的工拙，全在乎各人的造诣如何，不一定后人就不能及古人。七子等成见在胸，断定三代秦汉不分纯驳，一切皆好，唐宋以后，一切皆不好。这种见解，实无理由。茅坤又对于他们下了一个根本的批评：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俊辐辏，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滥，而互相剽裂已乎。
即是认为他们不合于六经之旨，不过自骋才华而已。这种说法，算是正式对他们提出纠弹了。明七子等，专摹仿古人的才调，不在性情志意上做工夫，我前边已经讨论过。茅坤说他们不合于六经之旨，即是指着这一层而言。茅坤对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各予以很精密的批评。他这书的前面，又有一篇《论例》，大意是说：屈原、宋玉以后文章之雄伟广大莫如司马迁，渊雅莫如刘向、刘歆，好像认为这两个人为六经以后文家之极则；自此以后，韩愈的文章突兀惊人，柳宗元巉削凄清，欧阳脩遒美逸宕，苏轼浩荡酣畅。除了韩、柳等八家而外，他又提出王守仁为一大家，他虽然未选他的文章，但他很郑重地提出这一点，教人注意。又说叙事文以欧阳脩为最好，因为最能得司马迁之风神。韩愈的叙事文，稍觉险崛，不能得司马迁的好处。他认司马迁为文家之最上品，而欧公又和他最近，所以他意中似乎于八家中，偏爱欧阳脩。这种远尊司马迁而近爱欧阳脩的态度，自茅坤和归有光表现之后，此后的古文家，都隐隐中奉此为归宿了。
归有光在古文家里面的地位，当然比唐顺之、茅坤等更高。他诋王世贞为妄庸巨子（《震川集·项思尧文集序》），态度尤为严厉。他一生的精神，差不多全部集中于《史记》一书，他所有对于文学上的批评眼光，也完全射在司马迁一人身上。《归氏史记评点》遂成了后世古文家的秘宝了。有光的文章，本最近于欧阳脩，也是很得《史记》的风神。所以黄宗羲的《明文海》上就说：“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他这《史记评点》，可算得自吕祖谦《古文关键》以来“评点学”之最上乘。因为普通各家的评点，不过随便圈出诗文中的好句子，或比较精彩的一段圈点出来。到了后来，时文八股家的圈点，就更为琐碎无聊了。有光这部圈点，简直是一种很精心结撰的著作。他对于全书只加圈点，不曾有评语，一切精神意脉，皆见于圈点之中，只附带有一篇《圈点例意》。他的圈点很大方，用五色笔分别表示出来，大概是除了句子或内容精美之处略略圈点之外，最好是能将司马迁的大义微言、意脉所在，表露给人看。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清朝方苞也有《史记评点》，后人将他二人的评点合刻起来，所谓《归方评点史记》（如王拯辑本、张裕钊辑本），清朝桐城派古文家，往往传为研究古文方法的指南针了。
像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差不多都是注重古人的“本色”，在精神意脉上着眼，不像前后七子之流，只揣摹语气句调。但他们也未尝不讲格律法度。例如唐顺之虽然好像专重本色，但也说到文章的法度。不过他晚年学道，越发不欢喜谈文，所以往往主张本色太过了。他早年所选的《文编》自序上说：“文者，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然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法者，神明之变也。”就是说文章本是出于不得已之情，不是无病呻吟的。但既是不得已，也当然有一种不得已的法度。求这种法度，也应该从作者精神上去求，就是从他不得已的地方去求。虽然不能专从句调格律上求法度，但也未尝没有法度。这种看法，又和袁宏道、钟惺等抹杀一切法度的论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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