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关键》虽是祖谦教授初学的书，但是影响很大。所有后来在古文家这一条路上走的人，都脱不了他的眼法。宋朝接着他起来的有楼昉的《崇古文诀》（《直斋书录解题》作《古文标注》），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再到后来，像明朝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清朝蔡世远的《古文雅正》，康熙御选的《古文渊鉴》，乾隆御选的《唐宋文醇》，乃至桐城派诸家的古文选本，都是在一条路上。宋人本来多讲古文，当时选本存到现在的，也就是楼、真、谢这几种，去取虽略有不同，而皆从吕祖谦的书脱化而出。
祖谦的书，第一种开启后人的，就是专取韩愈、柳宗元、欧阳脩、王安石、曾巩、苏氏父子这几个人的文章，好像建立了一个古文正统，好像建立了后来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名目。自来选文之书，最早的像挚虞《流别》，固然已经失传，所存的像昭明《文选》，都是包括古今，不拘一格。此外如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自己的《宋文鉴》，又是断代的书，只备一代之文，而不计工拙，不立宗派。到了吕祖谦这部《古文关键》出来，兼包唐、宋而非断代，专取一体而非兼体；六朝的文章体制不同，固绝不收入；秦汉的文章和六经接近的，他也不收。好像以为古文正统，集于这几个人身上。在他自己，或者是为教授学徒，先取法于近代的意思，或者因为自韩愈倡为古文，开了这种专学六经的风气，所以说到古文，不妨断自韩愈以下，做一个段落。其实他这种观念，也本是宋朝自欧、苏以来一代的风气，非他所特创，不过他选了这部总集，当时颇为一班学人所传习，遂成了定论了。
其次，祖谦这书的特点，就是将文章的篇章、用笔、字法、句法一切用意、遣辞、结构大体，详细批了出来。这也是前人文学批评的书所不曾做过的。以前的人评论文学，不过略说大概。谈诗的人，或者偶然举出某人一两句诗，加以批评，但是论到散文，都未曾如此。一切选录诗文的总集，皆没有这样的批评。祖谦这书，虽是为初学而设，但是影响很大，开了后来的“评点之学”。他这书，在每篇文章夹行之中，旁注小批，又于文中紧要的字句旁边，画一直线（评点家所谓“掷”或“抹”），使人注意。初学的人看起来，确是很足以启发的。后来方回的《瀛奎律髓》有评注，有圈点，也是这一路。到了明清两朝诗文家，以圈点来评文的，更是不计其数了。
他的书的前面，有几句很重要的批评。他对于这几家的文章，评论得极好。他说：
看韩文法：〔简古〕。一本于经，亦学《孟子》。学韩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文。看柳文法：〔关键〕。出于《国语》。当学他好处，当戒他雄辩，议论文字亦反复。看欧文法：〔平淡〕。祖述韩子，议论文字最反复。学欧平淡，不可不学他渊源，徒平淡而无渊源，则委靡不振。看苏文法：〔波澜〕。出于《战国策》《史记》，亦得关键法。当学他好处，当戒他不纯处。曾文专学欧，比欧文露筋骨。子由文太拘执。王文纯洁，学王不成，遂无气焰。
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古文家的手眼，发韩、欧各家所不肯自言之覆。古文家都说上法六经，而实在专学六经的，只有韩愈。古文家最忌的是诸子百家的杂霸之气，所以除了韩一人而外，像柳的“雄辩”，苏的“不纯”，都在所必去之列。祖谦这样辨明，很有功于古文之学。至于“简古亦须学法度”，“议论要反复”，“平淡要有渊源”，“学王不成无气焰”这些话，对于文章的境界，极能引人向上，极能掘发各家的文髓了。至于步随祖谦而起的楼昉《崇古文诀》，传本不多，见者甚少，但楼昉是祖谦的门人，《直斋书录解题》说其“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录自秦汉以下至于宋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学者便之。”那么，这个书的好处大略可知，他从秦汉选起，是略广于祖谦。
古文家本近于理学家。但理学家简直不言文，古文家虽亦尚理学，而亦不废文，韩愈所说“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就是这个意思。宋朝理学极盛。欧阳脩等是古文家，固非纯然理学家，而且像苏东坡，尤其与理学相反，所谓洛、蜀二党的争论，是很显然的。但像欧阳脩这种取法韩愈，比较多注重道的一方面的人，就与理学家更为接近了。我们看上边第二十七节所引欧阳脩论古文的话，可以证明。到南宋时理学更盛，一班讲古文的人，像吕祖谦等，实在本是理学家。他所取的文章，都以义理纯正为主。稍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这部大总集出来，就代表纯粹理学家的文论了。真德秀这书，完全以“穷理致用”的文章为文章的正宗，否则不是正宗。他的序上说：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昭明《文选》、姚铉《文粹》……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不录。
他这样宗旨鲜明，所以去取极严。他所选的是从《左传》《国语》以下直到宋朝之诗文，分为四类，一曰辞命，二曰议论，三曰叙事，四曰诗赋，以内容质素而分，不是以外貌形体而分，这就是他以言理为宗旨的意思。即如他选诗歌，也与别的诗家观念不相同。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西山先生（即德秀）以诗歌一门属余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勿取。予取汉武帝《秋风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词为悔心之萌，岂其然乎？”意不欲收，其严如此。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太半，又增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收。
完全以理学的眼光来看文学，当然是如此。顾亭林《日知录》里颇不以真德秀为然。顾说：“《文章正宗》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顾氏一切立论，本都是鉴于明代理学家太过，流为迂腐而发，这几句批评真德秀之言，固然也本于普通的文学观念，但尚未搔着痒处。德秀此书，乃专为严立他的宗旨，故不惜一切异于他人。单拿普通的文学观念来责备他，他不见得心服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是专学六经，像真德秀这种书，当然是不背经义；所差者，就是不能将六经的主义各各地分别来看。六经不是专明一义的，各有各的面目，各有各的主义。《礼记·经解》里，不是有“洁净精微，《易》教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等等的话吗？这分明是告诉人，各部经书，有各部经书的用意。理学家穷理之学，本近于《易经》的路数，而不一定能兼有《诗经》的道理；《诗经》是切于人情的东西，人情很复杂，所以诗歌一类的文学，也体貌不一。风雅颂赋比兴，各有其特性，所以各种诗都不能偏废。如果一种诗，专以“世教民彝”做正面的说法，那就和《易经》的卦词相近，和后世的格言相近，而与抑扬反复、情感动人的诗教大不相同了。《文章正宗》这种书，所以诗赋一类最为人所议，其原因在此。至于所选的那些散文，其去取标准，和其他古文家，并没有什么大异。在文章的思想和作用上吹求，也本是根据古义，我前边说过很多。真德秀尤能把这种古义严格地表现出来。他和邵雍那种忘情论，近于佛家道家别一境界的观念不同。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也是为教示士子习举业之用，大旨也和吕祖谦《古文关键》相同，都是理学家和古文家两层眼光混合一起的文学批评。他把文章分为大胆文和小心文两种，以为学文者先要大胆后要小心，这种看法，也很别致。至于他门人王渊济跋他这书，说他有表彰大义清节的寓意，也或者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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