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虞的著作，沾溉后人，十分长远。齐梁以下，有许多论撰文学的人，都出不了他的规模。任昉的《文章缘起》，昭明太子的《文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些书都是在《文章志》和《文章流别》所打开的道路上走。任昉《文章缘起》原书，已丧失了。现在所传的，照清《四库全书总目》里讲，是唐朝张绩所补，大概就是张绩所依托的，不是完全真的。但虽然是依托，而大致总是依照原式。任昉的原书，本来叫作《文章始》，最初见于《隋书·经籍志》里，是这样称呼的。后来宋朝王得臣的《麈史》里说：“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契约，凡八十五题，可谓博矣。”于是就通名《文章缘起》了。他考求每种文章名目，是始于何人。这也是挚虞《流别》之类。不过他是专言外表的名目，不管内容。又是专就秦汉以下而言，不管秦汉以前的。有些人指摘任昉的谬误，往往忽略这一点。例如任昉说三言诗起于晋夏侯湛，而唐刘存以为起于《诗经》“鹭于飞，醉言归”。昉以为铭起于秦始皇会稽刻石，而刘存以为黄帝有巾几之铭（参看清《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文章缘起》下），其实他们都不曾注意任昉是只说秦汉以后的。他这种看法也不错。原来一切文章体裁，都可说是始于六经；《文章缘起》的序已经自己说：“六经旧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足见任昉也不是不知道。不过诗文自成一类，而脱离那些论道经邦的书的范围以外，总是后来的事。所以从秦汉以后说起，比较是有具体成形的标准。实在我们辩论文体，岂能一件件定要回复古初。譬如古代的碑，不过是宗庙里系牲口的石柱子，并没有刻文字，《礼记·祭义》里，有“入庙门，丽于碑”；又古代所谓铭，是死人出殡时棺柩前的旗帜，《周礼·春官·司常》，有“大丧共铭旌”，但是后来的人，就有墓碑墓铭了。所以文体的变化，实非人力所可阻止。秦汉以后和秦汉以前文体的差别，大有鸿沟之别，任昉从这里说起，也正是大有别裁了。

    任昉的书，我们略略知道他这些意思就够了，不必深论。让我们现在来研究昭明太子的《文选》。

    挚虞的《流别》，既然已经失传，我们就以昭明太子的《文选》为编“总集”的正式祖师。我前边说过，凡是选录诗文的人，都算是批评家，何况《文选》一书，在总集一类中，真是所谓“日月丽天，江河行地”。那么，他作书的目的，去取的标准，和所有分门别类的义例，岂不是在我国文学批评学中，应该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吗？我们要研究《文选》，先要读昭明太子自己的序。

    《文选》的总标准，是：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凡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都在他所略去之列。大概总是以后世单篇整齐的诗文为主，像那些经典子史大部诸作，本也另是一回事，无从割取；所以他就专录后世的篇翰，而大致以“入耳之娱”“悦目之玩”为目的。这样一来，把文学当作欣赏玩悦用的，不必当作道德事功上实用的东西，这种观念，是因他而建立了。

    至于他分别文体的方法，又是兼有挚虞、任昉之长。挚虞好像一切以最初的形体为标准，他的批评，也多半是古而非今。任昉又只断自秦汉以后。昭明太子就不同了。他知道本，也知道末；不执末而忘本，也不执本而忘末。王充《论衡》里说：“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昭明太子没有这样的毛病。他以为一切文章，固然皆有最初的发源，但是到了后来，一定会有变化，不必都和发源时代一样，这种“时义”，是不可不知的。我们看他的《〈文选〉序》说：

    ……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交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他标出“时义”二字，真是有绝顶的聪明、过人的领悟。本来，数典忘祖，固然是可耻的事，而食古不化，也未尝不可笑。人间事无不受环境的变迁和思想的潮流所影响，文学也不能例外。知道“时义”，才可以算个通人。譬如挚虞说诗，以四言为正，其余非音之正（看张溥辑本）。昭明太子则以为：

    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

    知有自然的异涂，而不必强加正伪之分别了。又譬如挚虞说赋，以《楚辞》为善，而昭明把“骚人之文”当作赋中之一种，对于其他述邑居，戒畋游，纪咏风云禽鸟草木虫鱼的赋，也都一律作平等之观，和刘向《七略》、班固《艺文志》记载诗赋的方法是一样的。他这种圆融广大知古知今的气象，真是不可多得。他选文的次序，以赋诗为首，其次才是论序诏令书奏哀祭一类的文章。这种也是深得文章的源流。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有诗赋一类，为后世目录家所列“集部”之滥觞。“总集”是把“别集”总合起来，也应当依照“集部”发生的历史。文学自成领域，本是汉赋所开辟，其他论序表奏那些文章，严格说来，都不是纯文学。照刘向父子和班固的目录学，凡是这些文章都应该就他所说的内容，分别归在六艺诸子之流的。昭明首赋诗而次杂文，正是大有条理。再者他把赋放在诗的前面，又是很有用意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类，本是赋在诗先。“三百篇”后，就有骚赋。所以上接“三百篇”之文统的，正是赋，而不是汉魏的五言诗。况且五言诗也本是发生在赋之后的。那些束皙、韦孟的四言诗，不过略存一格，绝不能上接风诗冠冕这部《文选》的。所以昭明在《〈文选〉序》里，论断得十分清楚。他说：

    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

    分明是说古来的诗和现今的赋，虽名目不同，而内容确是一脉相承的了。至于他选那些论序书奏的杂文，也不苟且。他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他的意思，是说对于这些书应当求其意，不能专求其文，并不是说他文章不好。本来六经诸子，如果整部地搬进《文选》里去，岂不要把这部书胀破了肚子吗？反过来说，如果要割裂挑选，岂不是又将好好完整的东西，弄得破碎不堪吗？况且选又如何选法呢？所以他一概不要，而但取那些原来自成篇幅，整齐有首尾的文章了。六经诸子的文章，并不是不好，但是我们看后来那些高头讲章的书，什么《周文归》（明钟惺选）、《古文观止》之类，割裂经典，乌烟瘴气地闹些什么“起承转合”，贻误学人，就知道昭明太子这种森严的界限是有深远的眼光了。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是大可不作的。此外还有苏东坡《志林》里说《文选》编次无法，大概他看《文选》的分目太过于零乱琐碎了。其实《文选》是以赋、诗、杂文，为大段的类别，他自己序中分明说得很清楚，并且说：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数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就是告人以大段的分类为主。至于内中各别的子目，不过各依原名，集在一起，便于观览罢了。苏东坡又说他不取陶渊明的《闲情赋》，为强作解事。又有人说：昭明不取王羲之的《兰亭序》，因为“丝竹管弦”四个字用重复了，于是讥昭明未曾查过《汉书·张禹传》（孙梅《四六丛话》引《懒真子》）。但是这些地方，我们认为昭明太子偶尔遗漏也可，认为他体例谨严也可，都是无关轻重了。

    总而言之，我们从《文选》这部书，可以得两种好处。一是得了辨别文章源流之正轨，知古亦可知今，执末而不忘本。二是得了欣赏文学的妙趣，拿文学来怡情悦性，比较是一种超远的观念，不必一定看作“经国大业，不朽盛事”那样的严重，那样的拘泥。清孙梅《四六丛话》卷一的小序，专论《文选》，可以当作《文选》的小赞：

    ……若乃悬衡百代，扬榷群言，进退师于一心，总持及乎千载，吾于昭明见之矣。……揆厥所长，大体有五。曰通识。《五经》纷纶，而通识训诂者有《尔雅》。诸史肸蚃，而通述纪传者有《史记》。《选》之为书，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余年间，艺文备矣。质文升降之故，风雅正变之由，云间日下，接迹于简编，汉妾楚臣，连衡于辞翰，其长一也。

    这一段是说《文选》之综集艺文，与《尔雅》之综训诂，《史记》之综纪传，鼎立而三。又铺陈文章的流别，使人知道质文升降风雅正变的源流，为“总集”之大规模。又说：

    曰博综。自昔文家，尤多派别。《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论》诠邺下之贤。《选》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载数十篇。诗笔不必兼长，淄渑不必尽合。《咏怀》《拟古》，以富有争奇。玄虚、简栖，以单行示贵。其长二也。

    这是说昭明太子的门庭广大。不拘拘于一派的文章。他绝无门户之见，也无拘守时代风气之见。又说：

    曰辨体。风水遭而斐亹作，心声发而典要存。敬礼工为小文，长卿长于典册。体之不图，文于何有。分区别类，既备之于篇；溯委穷源，复辨之于序。勿为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园册子之用。其长三也。

    这是说昭明辨别文体，极其精微。对于某种文体，以某人为擅场，考究得很清楚，不是随便钞写作类书的。好像《西京杂记》里说：“扬子云曰：‘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人各有能有不能，体各有善有不善。昭明选文，对于这一点，大有眼光。不但每人的佳作，都已入选，并且所选作品，多半足以代表各个人一生的精神。又说：

    曰伐材。文字英华，散在四部。窥豹则已陋，祭獭则无工。惟沉博绝丽之文，多左右采获之助。王孙、驿使，雅故相仍；天鸡、蹲鸱，缤纷入用。是犹陆海探珍，邓林撷秀也。其长四也。

    这又是说昭明所选，有许多沉博绝丽之文，可以供给作文者以极丰富而又极雅醇的辞藻材料。学者得此，可以免除俗陋之讥。最末他又说：

    曰镕范。文笔之富，浩如渊海；断制之精，运于炉锤。使汉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还，激昂而竞响。虽《禊序》不收，少卿伪作，各有指归，非为谬妄。谓小儿强解事，此论未公；变学究为秀才，其功实倍。其长五也。

    这又是称赞昭明太子选政之公，去取之当了。

    我们试想想看，假如没有《文选》这部书，我国文学界是何等的暗淡。要正式认识中国文学，还有哪一部书比《文选》更可以做中心的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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