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齐梁之交，沈约是个大作家。他以声律论文，自矜独得之秘。曾经著有《四声谱》。《南史·沈约传》说他：“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四声之发明，或者不始于沈约。《隋书·经籍志》有晋张谅《四声韵林》，又有刘善经《四声指归》，也列在沈约之前，都是小学一类的书。钟嵘《诗品》也说：“王元长创其首，沈约、谢朓扬其波。”大约沈约的地望尤为高华，所以他就独擅其名。四声的专论，当然是小学音韵一类的学问。况且他的书，又已失传，详细不得而知。我们所重的，是他以声律论文的话。《南史·陆厥传》说：

    时（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诗人玉屑》里，又引沈约所谓诗病有八，所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些名词，《唐音癸签》里都有解释。都是诗的戒律，也不知是否确是沈约的意思。我以为沈约的精论，尚不在此。他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据《文选》参校）

    这才是他的结晶的批评，这才是他“商榷前藻”的妙论。本来《尚书》里“声依永，律和声”，和《周礼》里“六律为之音”，都可以说是论诗言声律的先声。但是古时这些话，是就以诗入乐而言；既有音乐做标准，考较文字上的声律，当然容易。后来的诗，不用入乐，而且也没有定谱。文人作诗，都是随意命笔，不必协于唇齿。沈约提出声律，也可算是探本之论。文章本要动人观感，如果扪之无气，读之无声，就未免索然少兴。《尚书》里所谓“歌永言”，似乎就是说“文气”，至于“声依永，律和声”，即是说声律了。文气以声律为借，声律又以文气为根本。魏文帝以文气论文；沈约的声律论，足以补充魏文帝之不足。《诗·大序》也说：“长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长言”即是气，“手舞足蹈”，即是声律之形容了。但是沈约四声八病之论，实在不过是一种外形的标准，他所注重的，是“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所以他《答陆厥书》（《南史·陆厥传》）说：

    ……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此。

    分明告诉人说音律之变动参差，要各人自悟，要自启天机，不是几句外形的标准所能说尽。如果外形标准可以说尽，岂能算作“独得胸襟”呢？钟嵘《诗品》里讥刺沈约，以为“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他这话拿来指摘专拘声病不求根本的人，确是很对的，但不能罪及沈约。沈约的主张，本和钟嵘不甚相远。我们又看《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沈约的话：

    凡为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一切都要“易”而不要艰涩，正是他精神的表现，哪里还有拘忌呢？但是这个“三易”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虽然不可以拿琐碎的拘忌做惟一的法宝，但也未尝没有自然的法度。参差变动，自有天机，总要自己悟入。他这三易之说和声律之说，正是两两相需，相成而不相反，是文学论评中千古的珍秘，我们不可漠视。沈约之诗，任昉之笔，一时并名（梁简文帝《答湘东王书》张溥辑本），但是任昉总嫌笔底质重，诗也“不能有奇致”（钟嵘《诗品》）。《北齐书·魏收传》里，也有“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沈之所以优，正是因为能主张三易了。清新谐畅，总是文家的高致。滞重庸俗的骈文，局促拙劣的散文，乃至于佶屈的诗，都应该拿沈约的话，来医它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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