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几部诗话：皎然的《诗式》，孟棨的《本事诗》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释皎然是谢康乐的十世孙，是天宝、大历间人。刘禹锡的《灵澈上人集序》里说当时江左的诗僧，以画公（皎然字）“能备众体”（《唐文粹》）。皎然对于诗道，当然自足名家。但可惜我们所有的这部《诗式》，已经丧失了真面目，怕是伪托的了。清《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里，辨出其可疑之点，因为参照《直斋书录解题》所载的卷数和体裁，都不相符。我们看这个书，的确很琐碎。虽然不少刻骨之言，但大体是不大方。我们不必深论。孟棨、司空图都是晚唐的人。孟棨《本事诗》是略取历代诗人缘情之作，叙述作诗的本事，使人知道某诗是为某事而作。大抵是专以人事情感上所触发的诗为主，所说的，又多半是才调清美的诗。可以代表晚唐诗人欣赏的兴趣。作者把他所讲的分作七类：一是“情感”，二是“事感”，三是“高逸”，四是“怨愤”，五是“徵异”，六是“徵咎”，七是“嘲戏”。他的叙述，颇能描写作者各人的才调。唐代诗人的轶事，多赖以存留。至于他的主张，好像以为诗是纯粹发挥人事情感之用，他的《本事诗序》说：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

    我前边讲过，《左传》里已经有诗本事。《毛诗》小序更是具体的诗本事。古代采诗，当然专就那咏叹时政咏叹人事一方面来着眼。但是后世的诗，像我前边引刘彦和所说正始仙心，江左玄风，宋初山水，乃至于初唐王、孟之兴象，白香山所说的“闲适”，这些诗，实在都不能一一求其本事。如果一定要求本事，就不无拘泥之过。这也是后来的诗轶出“三百篇”范围以外之一点。孟棨高攀“四始”，固然是不符其实，但即便论后世的诗，也实在不能一律用这个办法。他对于诗，好像完全主张发挥才情，不主张攻苦的作品。他叙李白赠杜甫的诗，说：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

    这段话，太过于扬李而抑杜，不足为据。李、杜并不曾互相排诋。《渔隐丛话》卷五引《洪驹父诗话》，谓李有《尧祠赠杜补阙诗》，不仅“饭颗山头”之句，又卷六引《学林新编》，谓杜赠李的诗，所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正是赞美太白善为五言诗。都说得有理。清《四库全书总目》所以说孟棨这段话，“论者以为失实”。我们看唐末韦庄著《又玄集》，选唐人诗，自己说：“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总其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又玄集序》）五代时蜀韦縠所选的《才调集》，完全以晚唐人的眼光为宗，清冯班评《才调集》，又推为西崑正宗，《四库全书总目》说韦縠是“以秾丽秀发为宗，救当时粗俚之习。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集中无杜诗”。这都是晚唐人的才调观，孟棨也正是这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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