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文章，在唐朝并不很看重。后人这样推尊韩愈，实在是宋朝欧阳脩所发起。所以陈善《扪虱新语》里也说：“韩文重于今世，盖自欧公始倡之。”我们看欧阳脩集中有《书韩文后》一篇，他说：

    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敝箧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1]。

    这就是欧阳脩继柳开、穆脩等而做复古大将的动机。但是欧阳脩的立论，比较韩愈还有更严的地方。韩愈固然是效法六经，但是当时裴度还批评他不应该“以文为戏，而不以文立制”（裴度《寄李翱书》，见《唐文粹》）。就是指他作《毛颖传》那些游戏的文章，以为他的文集里，很少有关经术治道的文章。所以明末顾亭林《与李中孚书》，也说：“如韩退之但作《原道》《平淮西碑》诸篇，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他们这种批评，都还是根据古义在思想和作用上讲究。古文家最注重的，本也在此。所以欧阳脩一谈到文章，也就根本以文章为末务。对于技术上，毫无所陈，不像韩愈还有不少的文章格律之论。欧阳脩《答吴充秀才书》说：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弃百事不关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耳。……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又《送徐无党南归序》说：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本来韩愈的宗旨，也完全和这些话是一样，都是以为“道至而文亦至”。不过韩愈似乎还免不了唐代文士之习，以文章做应酬品，上书投赠颂扬夸张的地方还是很多。欧阳脩比较这些习气删除殆尽，他修《唐书》，又自己作了一部《五代史记》，上法《春秋》，可以算是“以文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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