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能改变什么

    一年前，一位台湾左派作家朋友对我说，台湾的今天是靠人民一步一步努力争取过来的。他将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很有底气。然后他问我，“你们又做了什么？”很惭愧，我内心沉默着回复他，“我们在围观”。

    如果围观只不过是让自己在这围观的队伍中增加一个看客，就像甘地提倡的自杀论并不能改变希特勒极权的本性一样，那围观又能改变我们什么？

    语言暴力的美学

    修炼成老油条后，人总爱将粗话、脏话常挂嘴边，充当着防身武器。

    有的时候，说大话、套话、空话也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行为。它削减了细节和个性，毫无真实性可言，空洞而乏味，一点也不可爱，好比一张脱焦的照片，面目模糊。

    头发是个大问题

    少年时代，我最大的梦想是留一头长发，母亲毫无人情味地命令我去集市找剃头匠把头发剪掉。老师傅会一声不吭地给你围上理发围布，也不会问你要理什么发型，咔嚓咔嚓剪刀像推土机似的从头皮就碾了过去。

    大街上现在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发色都能见得到了。

    镜头中的谎言

    很多人一生坚信这种“谎言”，沉醉于“真实”的世界里，一生相安无事，没谁能动摇早已驻扎于他内心的这种真实性，当然他们也从不会主动去质疑这种真实性。

    知情权是一面镜子，当它被面纱遮蔽起来，什么也不会看见。而当面纱一旦揭开，呈现在面前的可能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一切，意味着失望、愤懑、惊喜、骄傲和自恋。通过这面镜子，我们甚至能看到之前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廉价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其向来就是危险的代名词。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价值判断。早已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购买日货、国货也不是评判爱不爱国的唯一标准。

    如何当一名中国作家

    时至今日，极权专制统治笼罩在每个人内心的阴影与恐慌渐渐散去。比方说政府已经默许并纵容全民娱乐化。

    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写作与阅读环境，造就了一大批娱乐至死的作者和读者。

    这就是目前的写作状况。一方面，政府默许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娱乐至死的写作，另一方面，在涉及精神生活等话题的写作却依然是敏感的禁区。

    再见，周克华

    很多次，大家都认为周克华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纵观众多凶手，我们发现越是变态的冷血杀手，往往越会做出让常人难以猜测和理喻的行为。

    在中国传统的评判体系中，好与坏，善与恶，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而要我说，他不过一个普通的凶徒而已，其作案动机以及目的，纯粹是为了金钱。

    关于记忆力的问题

    我记忆力最好的一次，莫过于小学时面对一位总欺负我的同学，和他打赌，他翻开语文课本随手抽出一段话或某个词，我来说明它的出处。

    我后来好像失去了这种天分。

    我也很忌妒那些口才好的人，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问题总比呆头呆脑费一番蛮劲要有效率得多。

    致我们暮气沉沉的青春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拥有梦想空间和土壤的时代，是一个有信仰支配的时代。

    有主流媒体前阵子指出80后这代是暮气沉沉的一代。那又是什么东西让80后这代青年，过早地进入了暮气沉沉的中年时代了呢？

    我身边几乎已经看不到那种激情四射的同龄人了。即便是一场很小的交通刮擦事故，最先想到的也是找某某某，而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

    路在何方

    一旦某种东西流行起来，传播的速度与力度，均超乎人的想象。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来到长沙，炎热的夏天体验到了劳动人民每天体验到的生活。这部分体验，使我后来对那些凭空虚构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充满了鄙夷。

    在时代的缝隙中，我们正冲锋陷阵着，文学作为一种理想，成了纯粹的乌托邦式的抒情，对这代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像前几代人那样靠文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冷漠的症结

    “冷漠”“旁观”这些词眼，并不是当今社会的产物。伴随冷漠，往往还有麻木、旁观、看把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心态。

    冷漠的命理症结，首先是从国家身上体现出来的，执政者平时向民众表露出来的态度，这种公权力的冷漠势必会形成一股连锁的消极暗示效应，这是导致“民不知有国”的内因。

    是什么造成今天“行善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做好事遭恶报”的现实呢？这恐怕不仅需要司法做出惩处、媒体进行督促、道德增加约束，更重要的还是要制度上的反思。

    温柔的暴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遥想不久的将来，七大姑八大姨的，坐在火炉旁，从你一年的工作情况、工资收入、人际关系、感情现状、未来计划问个底朝天，想想那时语无伦次的自己吧。

    据新闻调查，有七成的80后成“被催族”，被父母亲戚催婚催子催工作。这种族群的出现，客观上反映了年轻人对社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生活成本越高，年轻人的稳定性就越差，幸福值也就越低，对未来的期望值也就越高。

    道歉有多难

    一位中年女子经过多方打听，不辞劳苦，终于找到了我家的联系方式，给父亲打来一个电话，声言要登门前来替她死去的父亲赎罪。

    我尊敬任何能勇敢站出来忏悔、道歉的人。

    社会人类学家尼迪克特曾在《菊与刀》中，将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忏悔态度上的差别做出过对比，她归结于这是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的“耻辱文化”的区别。

    公民的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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