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清廷在玩弄立宪骗局的同时，继续压制各种抗议力量，一个垂死的政权摆出了一副依然狰狞的面目，作最后挣扎。
是年5月，清廷为加紧控制预防不测，成立了以奕勖为首的，以超过一半皇族成员组成的“责任内阁”，其实是“皇族内阁”，立宪派大失所望，梁启超为形势所迫，思想再一次趋于激进。孙中山及革命党发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梁启超以《粤事感言》为题表示不赞同革命党人的某些具体做法，但他也明确指出人民的铤而走险，是因“政府之罪”造成的。
梁启超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圆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圆其说亦更甚。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芽滋长之资料，则导全国人心理尽趋于革命亦宜。”
而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梁启超明确了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
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这一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府
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茶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
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似此社会，非秉以炎火不足以易其形；似此人
类，非投诸浊流不足以涤其秽……以今日中国之人心风俗，其遭一浩劫，
殆终不可得免。
较之立宪运动初起时的梁启超，他又从落伍赶到了时代大潮的前头，这也正是饕启超被诘难的“多变”之又一证据。同时代人的苛求且不论，后人翻检旧史。不悲不替梁启超乍一辩自：天也之间风云忽星，一年四季拿暖交替，人习万象，思丝赶波，梁启超兰能不变？
所谓变与氏变都是相对的。时局变，应对的策略也变；目光变，对事物的看法也变；你不想变，他变了也不得不变。从另外一些角度看梁启超，也有不变的，奋笔疾书潜心著述几曾变过？匡扶社稷忧国忧民几曾变过？
变与不变都是一个大写的梁启超。
1911年的开头无论如何是忧郁而寒冷的。
梁启超读罢自己新写的又一篇文稿，放下笔，横滨早春的深夜黑到像墨，但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会使人想起广东的雨打芭蕉，雨雾蒙蒙中的北京的四合院会馆，大酒缸…．一梁启超换一杯茶，日本的清茶，味苦而香，浓浓的，他实在没有睡意，想和这暗夜、细雨作伴，感觉暗夜的流动细雨的落地，看那一只只看不见的手拽着新芽把柳丝拉长。
想起了庄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
想起了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梁启超忽然有了诗兴，因为悲从中来：
觚棱回首是河梁，十二年中各逊荒。
难以焦头完火宅，枉将奇梦发明王。
出生入死行何畏，转绿回黄究可伤。
青史恐随弓箭尽，鼎湖西望最凄凉。
一个搏击于大时代的智者，一个学富五车而又不断地开拓进取的勇者，他内心深处的悲凉只是因为根植太深而较少显露而已，他怎能没有悲凉呢？梁启超在更多的时候是著述，各个方面无不精心研究，也不时有惊世骇俗之笔。那是为使命感所驱策，偶然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叹。他倡导“政治小说”，他的那一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终未完成，但梁启超却很倾心于小说的开头，“于发端处，刻意求工”。
《新中国未来记》一开篇便是1962年正月初一，中国举行“维新50年大祝典”，并于上海开设盛大博览会，请出孔觉民老先生演讲“中国近60年史”为开端，倒叙60年前，黄克强、李去病游学欧洲，回国后联络志士等。待写到1903年，黄克强、李去病自西伯利亚归国，即搁笔，终未进入未来世界。
作者的小说便是作者的心影，当梁启超游历新大陆归来，由革命转向立宪后，小说的主人公便茫然不知所向了。
梁启超苦笑着。
他在想：1962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是年春天，梁启超下决心去台湾走一趟，稍稍放松一下，也好不负林献堂的盛情邀请。同行的有汤觉顿及梁启超长女梁令娴。踏上笠户丸号轮，又是海阔天空，梁启超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难得轻松啊！
梁启超怔怔地看海鸥起落，全然没有觉得令娴也站在一旁。
回首时不觉歉意顿生，漂泊在外，伏案无期，对家庭、对女儿实在关爱太少了。
令娴特别能体贴父亲，也以这个名满天下的父亲为自豪，并最能猜度梁启超的心理：
“爸爸，你一定在思念一个老朋友。…
“谁呢？你说说看。”
“反正是个老朋友。”
“是个老朋友，不过……”
“那就更对了。”
“什么？你说是谁？”
“章太炎。”
“天哪！你怎么能看见爸爸的心？”
“儿子能看见妈妈的心，女儿能看见爸爸的心。”
“这又是什么道理？”
“有些事情是没有道理的，反正就是这样。”
“哦，颇有禅味。”
“爸，你说说禅好吗？”
“拈花一笑，冰上过烈焰。”
“这就是禅？那我是什么？”
“你不是你。”
“那么，你呢？”
“我不是我。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章太炎呢？”
梁启超竟让女儿问出无数伤感来。1898年，章太炎从台湾来日本，特地到横滨看望梁启超。同是维新一派，同在文坛笔耕，戊戌之后章太炎逃到台湾暂避，如今又在异国相聚，自是不胜感慨。酒罢，章太炎到嚆文人本色，说来日本的船上因为无聊作了一个上联，减征下联。
上联为：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章太炎并说，对子对得妙，由他请客，寿司、清酉、生鱼片。
梁启超及在座几位都是从小对对子惯了的，本应热稔此道，哪知一听上联顿时相顾失色：绝对也！
绝在何处？章太炎心思用绝了，到底是国学大师，巴今古三个更生巧作编排，若非详知生平、官职、著乍者，便会坠入五里雾中。
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居中垒校尉；每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号称北江先，因上书触怒嘉庆帝被发配新疆，获释后便自号更；第三个是康有为，南海人，戊戌之后逃跑得快而每免一难，乃改名更生。
梁启超是公认的才智超群敏捷非凡者，却也只好摇摇头，说了一个字：“难！”
曾经想过这下联，后来顾不得了。再后是政见不合，笔战两年多，章太炎在《民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各自构筑笔阵，万炮齐轰，同在东京，都为爱国，一起沦落天涯，何苦来着？即便如此，章太炎还是主张笔战要文明，要尊重梁任公，“言辞不应粗陋”，为此还与孙中山、汪精卫大吵了一架。
从沉思中回过头来，梁启超凄然一笑：
“章太炎留下个上联，爸爸至今对不出。”
令娴：“让我想想。有了！”
梁启超惊讶地：“你说说看。”
令娴：“不是‘今古三更生’吗？我对‘上下一千年’。”
梁启超拊掌：“好！难的却在下面。”
令娴念念有词：“中垒、北江、南海……”稍顷，令娴脱口而出：“李唐、赵宋、朱明。”
梁启超倒要好好琢磨了：
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上下一千年，李唐、赵宋、朱明。
“就算不错了。”梁启超笑着看自己的女儿，“想不到，想不到！”
令娴自然高兴：“回国了，我去找章太炎伯伯，让他请客。”
“对！”梁启超开怀大笑，“我作陪。”
1911年3月28日，梁启超到达基隆，在台湾停留两个星期，14天中满眼所见尽是太阳旗日本兵，能不感慨万千？其时，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16年。一个好端端的宝岛，中国的第一大岛，为什么拱手让给日本人了呢？无非是贫穷、落后之下的一蹶不振，战败之后的割地赔款，如此朝廷，如此政府，仍然奢谈九庙、邦国、万民，除了聒不知耻还有什么？
梁启超台湾之行的每一处，或演讲，或座谈，都离不开伤感，离不开台湾与大陆的情结，国家何日强大？台湾何日回归？梁启超诗兴大发，写了89首诗，填了12首词，“满载感慨而返”。
4月中旬回到日本，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忽然心生一念：“我回日本干什么？”
5月开始国内的消息日益使人振奋，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因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列强而掀起了“保路运动”。梁启超当即角笔投入其中，在《为川汉铁路事告全蜀父老》一文中，梁启超动情地写道：
吾侪千言万语，危词苦口以哓哓于我父老之前者，惟有一事，日：求
我父老速谋以蜀人之力办蜀中之路而已。吾蜀之铁路办亦办，不办亦办！
办而办者，其权在我，而蒙大利于无穷；不办而办者，其权在人，而受大
害至不可思议。
蜀中闻梁任公之言后，一时奔走相告，洛阳纸贵。
同时，梁启超又写了《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这是用愤怒之笔刻划的一篇声讨清政府的愤怒檄文：
今者妖孽之政府乃至无业坐食之官吏社会全体，曷尝有尊重法律之观
念，稍稍芥于其胸中者？……孟子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
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者，今一一俱之。
对卖国求生的清政府，梁启超已经完全看透了它的真面目，不再有任何一星半点的希望可言。但如何推翻现政权，实现立宪政治，却一时计无所出。6月，康有为赶赴日本，议定利用满族亲贵间的矛盾，以宫廷政变计除掉奕勖等人，逼使载沣实行立宪。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武昌起义的枪声响了1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第一枪，三天内光复武汉三镇，辛亥革命的风暴终因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而席卷大江南北。诸多省市的新军、会党纷纷起义，因清政府推行假立宪而受骗的立宪党人也竞相策应，清朝的末日真正地到来了。
梁启超对风暴之将临一直有预感，但，当这一风暴真的以摧枯拉朽之势卷过中国大地时，梁启超还是为之震动，并且马上根到就在自己的立宪派著书立说、坐而论道、签名清愿的同时，革命党人正以自己的行动、鲜血及果断的魄力强行登上了历史舞台，一着先机，雷霆万钧。
梁启超现在面对的可渭是真正两难境地了：他不可能投身革命党，但他又不能反对这一革命；他仍然坚信中国应走立宪政冶之路，然他的活动空间已经微乎其微。
密切注视国内局势的梁启超一则静观其变，同时又与康有为一起制定了“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的行动计划。
具体而言，梁启超派员运动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统领的新军和载涛、良弼壳领的禁卫军，拟发动兵变，控制北京，推翻皇族内阁，立即召开国会。同时发起‘各省督抚暂倡独立”，得到张鸣岐、岑春煊等地方大吏的响应。
武昌起义19天后，即10月29日，新军第20镇统领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篮天蔚发动“滦州兵谏”，通电清廷，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在年内召开国会，重断组织责任内阁，特赦、消除皇室特权等。声称如不应允，便攻打北京。清廷资政皖中的立宪派也趁机呼应，历言上奏。内外交困之下，清廷于10月30日颁布“十九信条”，开党禁，赦党人。与此同时清政府同意袁世凯的出山条件，委以内阁总理之职，并全权指挥水陆各军。
形势的瞬息之变把梁启超推到了袁世凯前面，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梁启超恨袁世凯入骨，戊戌以后被梁启超骂得最凶的，慈禧之下便是袁世凯了。曾经不共戴天，现在怎么办？梁启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梁启超横滨住所，清廷于“滦州兵谏”后的上谕就在梁启超的案头，其中“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等语，梁启超读来心酸！
不再是梦里家山了！可以回国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却又远非是丽日晴空，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因为袁世凯的出山，并集内阁、兵权于一身而更加经纬万端。
一个最想除掉的人又出现了。
一个最不想碰面的人又要碰面了。
这个时候更需要梁启超的大智慧和大勇气。他不能反对革命，这一点梁启超非常明白；他也不可能并且没有力量再去“倒袁”，尽管心有芥蒂却也无可奈何。倘若衡量全局，则革命党以浴血之举，为改变中国政局已经先拔头筹；而袁世凯重集北洋三镇旧部之后可挟天子以令天下，也万不能小看。相比之下，立宪党人要想成气候是最难的了，因为在这实力较量的非常时期，它显得有理论而无力量，有运动而无组织。
梁启超客观地估价时局后，第一判断是立宪党人在目前阶段万不能轻易树敌，首先应寻找合作对象，站稳脚跟后使以后的政局走上立宪政治，到那时立宪党人的理论特色将会发挥作用，然后是组党、竞争、伺机执政。
梁启超当即写下了八个大字：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这“八字方针”一定，梁启超看到一条可以曲径通幽的小路，他也知道就是走这条路也万万粗心不得，多少荆棘尚难预料。
“和袁”，此乃万不得已，也有梁启超认为资政院立宪党人占多数可以制约袁世凯的估计在。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有消息说孙中山那边，黄兴、汪精卫也在策划与袁世凯联手，你不与他和，这不是被动挨打吗？
“慰革”也不仅是一种姿态，东京死战两年多，现在缓和敌对情绪，携手对付清廷，这是梁启超的高明之处。
梁启超也有为一党之见而急功近利、言过其实的疏漏，足以让敌之者攻之，敬之者惜之。
袁世凯出山之后，梁启超便写信道贺，如果是策略上的应酬，或者为“和袁”计，以作铺垫，徐图将来之发展倒也罢了，哪知梁启超一落笔便把袁世凯捧得昏昏然了。如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梁启超并且代表人民发言了：“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倘是政客，什么话都可以说，自不足为怪。但，梁启超把袁世凯比作拿破仑、华盛顿便不可思议了。
这时候，中国近代史上有趣的一页便开始出现了：在戊戌政变后几乎人人皆日可杀的袁世凯，竟然成为他的对手们--从梁启超到黄兴等等立宪党人、革命党人争相联合的众望所归者。
这里有荒谬的成分，却也并非完全荒谬。说到底。袁世凯不仅有力量而且有手段，当他还在彰德河上钓鱼养足疾时，便审时度势地提出了重新出山的六个条件，这六条实际上已为自己留下了足够与革命党、立宪党回旋的余地，从而使自己站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即既能代表清廷，又可以面对革命党人；既有力量打仗，也有权柄言和。
袁世凯的六条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起义诸人；解除党禁；委以军队指挥全权；给予充足军费。
以后的事态将会证明：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都失去了问鼎政权的最宝贵的时机，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自身的轻信，历史只是证实了政治斗争中的另一种可悲：人格与理论敌不过刺刀和枪炮。
梁启超经过一系列策划布置后，心里存着“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的期待，准备乘长风破巨浪扬帆归国，并将亲赴北京完成“拨乱反正之大业”。这时候，他不能不想起袁世凯，“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行以言论，转
、侈国民心理……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1911年11月6日，梁启超搭乘“天草丸”号离开日本，驶向大连港。
海上冷夜，月下寒风，梁启超不能不想起13年流亡的家国之梦，如今尽管胸有韬略自信能为一番事业，然而这海洋的渺茫却启示着：人生啊，也许只有风浪只有艰难才是永恒的。
从渤海出逃。由黄海归国。来去都是海啊！
梁启超提笔写诗道：
其一
冷冷黄海风，入夜吹我裳。
西指烟九点，见我神明乡。
昔为锦绣区，今为腥血场。
嗷鸿与封豕，杂侧纷相望。
兹栝安可触，驰恐难复张。
仰视云飞浮，俯瞰海汪洋。
天远亮可知，回向恻中肠。
其二
亭亭须磨月，穆穆双涛园。
地偏适我愿，栖仰费盛年。
我有所爱女，晨夕依我肩。
念我行役劳，送我忍汛澜。
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遭。
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
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
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园。
11月9日，“天草丸”号轮抵达大连港。
汽笛带着海上归来的疲惫，声声鸣响，梁启超久别之后乍见故国山河，不禁黯然泪下。真是无法形容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的心境，萧条也，萧杀也，一时难以细说，而收拾旧山河的种种设想一旦身临其境后，却又变得扑朔迷离，无从做起了。
也许仅仅是巧合吧？梁启超动身回中国的当天，袁世凯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吴禄贞，不久蓝天蔚也被免职，这是两个握有军队、梁启超回国后倚重的人物，如今一切落空了。
“君看愚叟志，太行曾可移”，即便如此，梁启超还是想有所作为。
梁启超得知，京中方寸已失，但禁卫军等要害部门均为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其时“都中虚无人焉，旧内目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司”。总之是人心惶惶。
按照原先的设想，梁启超此次归国是想挟兵勇人京都以定大局的，他在轮船将氐大连港时写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上说：“吾无论如何险难，必人都。都中若忽有他篷，无论何国使馆皆可暂住，决无他虑，可极放心。人都后若冢骨(即袁世凯)尚旨人心，当与共戡大乱，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
可以想见，梁启超确曾以为，他一旦回国便有万众来归势不可挡的局面，甚至丁以“取否唯我所欲”，所以才决心“躬赴前敌”的，书生如梁启超真以为从此‘更无险象”了。
当军队的凭借失去之后，梁启超考虑到清廷内部值此纷乱之际，会有不利于立若党人的变化发生，又怕革命党人乘机占领京师再得先机，便仍想冒险入都。时任篝天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蒋方震对梁启超“终身敬之如师”，再三与梁启超晤谈，“似管运动军队之接洽”。梁启超既然入都之决心已下，总不能单刀赴会，至少也得‘挟百数十军士往”，以壮声威，危急时也好可供驱策。
正是抱着这一线希望，梁启超准备离开奉天，直赴京师。
这时候，在北京活动的亲信汤觉顿匆匆赶来，报告说京师已有布置万不可前主，当即返日本为上策。熊希龄也在大连给梁启超发电报打电话，说情势大变，急崔东渡，“半日不许逗留”。
梁启超感到了又一次的幻灭！
返国只10天，身在关外，遥望京师，千百往事，涌上心头。
又是汪洋大海。
那涛声日日夜夜地呼叫着，归去来兮，胡不归？
渐行渐远的是中国的海岸线，地球由水浸泡着，内心由风浪撕裂着。
回到日本后，梁启超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内保持联系，以便把握时机；同时里头著述《新中国建设问题》。
这篇著名长文，在纵论世界大势、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时，也比较了各种共咱政体的优劣得失，提出了与康有为相仿的“虚君共和”论，实质是君主立宪的代吕词。
梁启超显然已经看到了清王朝之必然灭亡的各种迹象，君主立宪已到了很快就蕈无君主可言的状况，退一步到“虚君立宪”，从哪儿去找君主呢？康有为的异想民开是推举孔子后人为虚君，这大约是孑L老二始所未料的。梁启超也说“吾民族中芎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辱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
梁启超千方百计与康有为一起，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找个皇帝，且于光绪辞世、善亥革命发生之后，实在是大不得人心。也反映了梁启超在革命大变动时期思想的挂退失据。
进退失据的日子也过得很快，1912年开始，“虚君共和”之想又彻底化为幻彰，人民不会接受，且清帝逊位，已在旦夕。
1912年元旦，一元复始之际。孙中山坐沪宁线专列花车起程，由沪赴京，就任扣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上海各界、人民代表相送者万余人，下午5时抵达南京下关乍站，礼炮轰鸣，军乐齐奏，长江江面的军舰上也传来了21声隆隆巨响。
晚11时，大总统授任典礼。
孙中山誓词说：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
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
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随即下令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用公元纪历，1912年亦为民国元年。
当这些消息，连同孙中山的就职誓词传到日本梁启超案头时，梁启超惊呆了：“时不我待也！”
梁启超痛感到，距离是多么的可怕，他甚至后悔不该返国10天又匆匆回到日本，如果不是这样，即便一个人毅然人京，又能怎么样？或者既然知道革命已是势不可挡，何妨联络黄兴、章太炎诸公？如今已是一切落后了。
梁启超有一种被时势抛弃的感觉。
梁启超只有一条路可走：回国。
当武昌起义发动，其时孙中山也不在国内，然而同盟会中人前仆后继不畏死难，以行动、实践打响了第一枪，遂有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议和的形势，进而有中华民国之成立。
历史，总是艰难地跨出了一步。
梁启超也预料到，中国的政局变数仍然太多，袁世凯如何动作将是关键。自“和袁”之策既定，袁世凯对梁启超也有种种不同寻常的表示，先是组阁时，名单中有张謇、杨度、梁启超，给梁启超派了个法务部次官，算是延揽人阁；梁启超坚辞不就，既因为对袁世凯不放心，“项城之心，千疮百孔”，又因为这“次官”由梁启超去做，实在不伦不类。
袁世凯却一直在催，函电不断，谓“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又云：
“执事热心匡时，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行，不恩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就倾。”
袁世凯是求贤若渴，不记前嫌了。
这时海外立宪党人中主张“迅赴北都”、“尽早入阁”，而担心坐失再一次良机的是极大多数，梁启超却还是在观察、等待。
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15日，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临时大总究之职，权倾一时。梁启超知道，除了联合袁世凯以外，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珞了。
梁启超当即致电袁世凯，贺其就任。
继而，又写一长信，吹捧之外再献上安邦定国之策，并最终发出了归国合作的言号。对梁启超来说，这封信写得并不轻松，他有很多理由作为解释，但总觉于心不安。
梁启超一番字斟句酌之后，写道：
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士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我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袁世凯做大总统以后面临的一大问题便是财政，罂启超认为只有“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衰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司之”。
梁启超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刍己知识渊博、深悉舆情、广知民意的特长，替袁堡凯作分析、陈利害。他认为活跃于今日中国政治肇台上的不外乎三派，旧官僚、旧立宪、旧革命派乜。他希望袁世凯以旧官僚派的熟悉行政之长而为行政部中坚”；以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有政治思虽者”组成“健全之大党”。梁启超还不失时机建迎袁世凯“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己以奏整齐严肃之治”。
也许，梁启超这封信的最后部分应是最难落笔勺，既要发出归国合作的讯息，又不能降低了自己勺身份，语言之妙，尽可观来：
数月以来，承我公不以常人相待，国士之
报未尝或忌。既辱明问，用竭区区。交本非浅，
至不觉言之深也。犹憾所怀万千，非褚墨能罄其一二。客冬事变之方启，无日不欲奋飞内渡，以宣力于左右。徒以方处嫌疑之地，为众矢之的，恐进不以时，为知己累。又审我公大计其定，凡鄙见所怀欲陈者，早已次第实行。枵俎旁舞之时，绵力亦未由自效。是以履次方命，良用渐增。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为大君子所不弃耶？
从仇袁、倒袁、和袁一变而为与袁世凯合作联手，梁启超走出了他政治生涯最为艰难也最为矛盾的一步。
梁启超从此始，与袁世凯函电往来便日见频繁，同时还派汤觉顿到北京面见考世凯，详述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
和袁联袁，到了实际运作的阶段。
应该指出，梁启超尽管对袁世凯有过过分的捧场言辞，但却不是为了委身袁，或者说两者之间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互相利用。张君劢给梁启超的信充分诌明了这一点--“然长处超然之地，又势所不能，唯有择其比较适于建设者，则歹如联袁。数年之后，我们可以造成一大党，为建设事业之中坚，袁亦将听命于我。”
同时代人中，谁能责备梁启超呢？革命党中人不也在纷纷联袁，把个临时大启统都让出来了吗？
袁世凯催促梁启超早早归国，各方人士也函电敦请，亡命天涯的日子可以盔束了。
1912年11月中旬，梁启超启程归国。
11月16日，船抵天津港，当年被清兵追着从天津出逃，如今北洋系军政大点张锡銮、唐绍仪等隆重迎候。及至到达下榻处，三天之中，登门拜访者达200人与此同时，“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梁启超兴奋地说：“此次声光之壮，真捌料不及也。”
11月28日，梁启超离津赴京师，各界欢迎，盛况空前。到京4天后梁启超绛女儿梁令娴写信说：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外，概不先施。国务院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垄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20分钟谈话为约……
谁都有喜欢热闹、喜欢众星拱月的一面，梁启超也不例外，他告诉令娴：
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盖此十二日问，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犹为快意者，则旧日之立宪党也……
梁启超在北京小住12天，既有“极人生之至快”的荣耀感，也有“极人生之至苦”的受罪感。食不甘味，卧不安枕，“每日不得饱食”，因为所有请客吃饭都以为梁启超久居海外，已习惯于刀叉牛排了，“日日望得一京菜，而不可得也”。至于会客，“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云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傻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姓名，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梁启超归国抵京后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实在出于诸多原因，也是社会众生相的一次大演示。首先是梁启超自戊戌以后的威望及学术、文化成就，一个在国外艰难流亡十多年的人，没有颓废没有沉沦，而且几度成为“中国言论界之骄子”，归国时可说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由此而言，这一切梁启超当之无愧。
其次，当总统府专为梁启超举行欢迎会之后，各部门、各团体轮番请客，则不仅是只为梁启超一个人了，也捎带着趋奉大总统袁世凯的意思在。而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旧友，也“日日来邀”，并为他举行欢迎会，希望他加入国民党，这里却有宋教仁与梁启超私交不错的因素，也有共组统一战线的味道。梁启超在北京时，正值北大学生闹学潮，罢课的学生一听梁启超来了，便连忙提出请愿，要求梁启超到北大当校长。
在京的商会、团体，包括佛教协会、八旗生计会都来上门请客，这且不说，就连“向不请人”抠门传代的山西钱庄也把梁启超请去着实吃了一顿，一时北京人“咸以为奇闻”--为梁启超，山西人居然也花票子了！
梁启超所受到的礼遇，从他被安排在贤良寺下榻即可想而知了。贤良寺，岂是等闲之地，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据说为此项安排，北洋政要还颇费思量，最后请袁世凯定夺，袁世凯捻动胡子说：“任公够格，住贤良寺！”
汤觉顿便把这句话传给了梁启超，并问：“贤良寺小住感慨如何？”
梁启超一笑：“房间典雅舒适，惜乎钥匙在别人手里。”
演讲自然是少不了的。梁启超擅长于写而不太善于说，尤其是一口广东话，曾经让光绪皇帝听得莫名其妙。后来跟夫人学国语，流亡十多年也没有少登台一呼，北京的旧友都说：“卓如出洋归来，嘴上功夫有大长进。”
其实，归国之后的每一次公开讲话，每一篇发表的文章，对梁启超来说都并不轻松，他必须有所解释和交待，他不能不面对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及共和政体的问题，他也无法回避改良与革命这两种不同主张的存在。他不能像康有为一样死硬，也不能一变之下就完全成了袁世凯的北洋门下或国民党的新党员。于是当检索历史从故纸堆里重新聆听梁启超的声音时，便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既识时务不甘人后，同时又巧妙地左右周旋，并适时埋下伏笔，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的人物。
梁启超慷慨陈词，拥护辛亥革命．．并且对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主张巧妙地一笔带过了：不是“不慊于共和”，只是考虑到君主专制的难以改变，不得已而图权宜，‘岂有对神圣高尚的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理论上必然之结果。”
梁启超还指出要推翻一个政权，离不开“报馆鼓吹之功”，这固然是意在提醒人们对言论界从而也是对他自己的不可小视，却也道出了不少真谛，舆论之作用实芷非同小可。“去秋武汉起义，下数月而国体不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次之功最高。”
他对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的功过评价，显然打上了自己这一派的烙印，但也不能说毫无见地，“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事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改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
梁启超开始小心翼翼地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了。
梁启超在北京天天应酬，不仅是体面而且是荣耀之极了。袁世凯不时派人送菜来，这大约是前清遗风，皇帝一高兴就把饭桌上吃不完的菜装上盒子，赏给某个心腹大员，以示恩宠有加。
这一天傍晚，梁启超离京在即，无论如何摒退了所有的餐会，与夏穗卿、杨度约在前门外大栅栏致美斋小酌。这才是梁启超渴望的，前门外，大酒缸，当年落魄时发过狠心，如今名满天下荣归故土，能不快哉！谈政治，难免畏首畏尾，客套和应酬也更是千篇一律，只有和旧时文友把酒临风，才能稍得心安。
夏穗卿先到，还是落魄的样子更加瘦骨嶙峋，梁启超由致美斋老板陪着正在门口迎候，两个人一拱手，不觉相依在一起了，夏穗卿平时不说话，这一见面却说了一句热得火烫的话：
“国人盼君归，如梦之长，弟亦在其中。”
梁启超心头一热，眼眶里却是湿漉漉的了：
“穗卿，想你想得好苦啊！”
夏穗卿复归于沉默，梁启超：“生活如何？”
夏穗卿：“有钱沽酒足矣。”
“身体如何？”
“能饮酒便好。”
“佛经还在研究吗？”
“无聊便读书，有酒即开怀。”
“常与皙子和文友们聚聚？”
夏穗卿摇摇头：“常去菜市口，想谭嗣同的那一副眼睛，砍头而犹不瞑目，敦对复生说，‘昨日之日不可留’，便狂饮想匆匆了此残生到地下一会。”
梁启超：“复生寄望于我辈，兄当珍重。”
夏穗卿摇摇头：“世界之不可救，乃人心之不可救也，兄亡命十数年体面荣归之日，即已陷落政治之泥潭，而无分派别，从今往后弟只有一言相告，‘毋忘谭脯同’，如是则尚可保得良知清白，余皆身外之物惜它何用？”
梁启超：“弟当铭记。”
夏穗卿还正想接着说话时，杨度翩然而至，满面春风地打招呼，到雅间落座，侍者端上“一品大夫八珍香片”茶，并轻声说：“这是老板特意配制的，老板说三位先生不日就是当朝一品了！”
杨度朗声一笑。
夏穗卿把盖碗一推：“温酒来。”
梁启超知道夏穗卿的脾气，绝对只喝江南绿茶，最好是龙井、碧螺春，而且，曲是讨厌官场和政治。如今夜这样的聚会，要是没完没了地说立宪论共和，他就会只顾自个儿喝闷酒，差不多了，踉跄着扭头便走，连个招呼也不打的。于是便一边招呼侍者换茶，一边把话题引开：“皙子兄近来写什么文章？”
杨度叫苦连天，说是大总统那边时有“垂询”，国体初变，宪章典制，无不待建，累死人了，“哪还有时间写文章？”
杨度的话音刚落，夏穗卿便道：“皙子兄，今儿晚上你就不必太正规，致美斋也不是总统府，袁世凯便袁世凯，什么大总统小总统的？”
梁启超知道夏穗卿还有大不敬的话在后头，赶紧插上，说实在想吃几个家常祟，比如木须肉、锅塌豆腐之类，最好再加一碟王致和的臭豆腐。
话犹未了，老板引着大厨把菜单交给了梁启超，引见之后介绍说大厨刘九蛇是粤邦菜系的祖师爷之后，所以称为九蛇，是料理一蛇九吃炒爆烹烧羹汤外加蛇血豆腐、蛇胆泡酒、蛇皮春卷冠绝京城，从雍正爷吃起一直吃到光绪爷，没有不是吃了还想吃的。
夏穗卿看着老板问：“慈禧吃不吃？”
“不吃，老佛爷说一想蛇的样子便害怕，吃不得。”
夏穗卿开怀大笑，对梁启超说：“任公，当初你们造反，往颐和园仁寿殿弄一万条蛇就好了，想不到她也有可怕的。”
最后的菜单算是定下来了，一蛇九吃之外，加木须肉、锅塌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还得临时上街去买，好在致美斋对面就有杂货店。
老板并且不容分说地有言在先：
“三位贵客，请都请不到，小店请客，本人作东。”
夏穗卿长叹一声：“我带了钱的，怎么办？”
杨度：“沽酒去！”
夏穗卿：“尔本官场人，我乃酒中仙。”
杨度倒也不见怪：“事出无奈，以后任公大约也不会有时间陪你喝酒了。”
梁启超：“那还了得，就是不回家，也得陪穗卿喝两杯，倘不人生也太无乐趣了。”
夏穗卿举杯：“我满饮三杯，一杯为任公归来，一杯为复生等六君子，一杯为皙子兄的一篇好文章。”
夏穗卿喝酒能喝出声音来，“滋溜滋溜”的，“从舌尖上淌下成一条线，可以牵动你的心”，这是他亲口对梁启超、谭嗣同说的经验之谈。梁启超估摸着这一条线差不多已淌下了，便也一饮而尽：“穗卿，谢谢你！”
杨度却茫然地问：“还有我的一杯？”
夏穗卿：“你那折子。”指的当然是《奏请赦用梁启超折》。“你写了好文章自反而忘了，什么狗屁垂询却记得清清楚楚的。”接着，夏穗卿闭目吟哦：“臣闻处葬不以恩怨，用人不以亲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通，荣辱不易其心者，臣于之义也。别嫌微明，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责也。”稍顿，这雅室里却睦满目悲凉之气，杨度从侍者手中接过酒壶，默默地替夏穗卿又斟满一杯。
静极了。
梁启超入京后天天热闹，唯有此刻，是真的静极，静到像一片黑色的云一团白的雾一片秋霜之后的黄叶子。
享受这静便是享受生命。
静静地呼吸，静静地回想，静静地默视旧友，如同静静地面对历史。
这静却又总得打破，声音像雨滴穿过云穿过雾让黄叶子发出秋声。
梁启超：“总是前程渺茫！”
夏穗卿：“好文章都写完了！”
杨度：“天下谁人不识君？”
夏穗卿一挥手：“那有什么用？誉满天下必定谤满天下，任公才具举世无匹敌者，一旦从政则文坛少一主帅，政坛多一政客而已。”
杨度：“何出此言？”
梁启超：“此言不谬。然政治于我，总还是诱惑较大。”
夏穗卿：“六根未净也。”
杨度：“总得有人做事吧？”
夏穗卿：“总得有人饮酒吧？”
梁启超：“穗卿兄，今晚只是叙旧，不谈这些如何？”
夏穗卿：“怕皙子兄不允。”
杨度：“倒是真的，袁世凯问起多次，任公何日离京，是否前往告别一下？”
夏穗卿：“不去！不去！有这时间还不如跟我喝酒。”
杨度：“怕有要事相商。”
夏穗卿：“无非是给派个次官，任公几曾作过次笔却只能当个次官？”
梁启超：“烦皙子兄转告一言，说我以后再去拜访。目下政事起伏，险象环生，说话亦多有不便。”
杨度：“任公如何看目下政情时局？”
梁启超：“与前清末年相比较，不惟不进步，甚至有退步之象。”
杨度：“共和其实就是一块招牌，任公先前所提之开明专制实在是符合中国匡情的。”
夏穗卿已经按捺不住：“今晚的酒喝完了，好文章已经没有了，共和、专制教均不感兴趣，就此告辞。”梁启超知道夏穗卿的独往独来，便执手送出门外，叫了一辆人力车，付好车钱，扶着夏穗卿上车坐稳当，一握手，互道保重，夏穗卿抹一把眼泪却不回头径自去了。
重新落座，杨度小声地：“大总统于你恐有重托。”
梁启超略一思索：“毕竟归国不久，北京圈内圈外的人物俱皆浮躁，容我想想再作判断。”
杨度：“倘若社会一切皆为美妙，何苦流亡何苦著书立说呢？”
梁启超：“回国后袁世凯待我不薄，若投身政治，则组党为一途，可以聚集瓦道磨砺思想，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此种污浊空气今就胜昔，如不抵抗，仍是病国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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