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宪政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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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滨寒冷的冬夜,梁启超有诗记道:

    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

    独无兄弟将谁对,长负君亲只自怜。

    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

    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

    黯然神伤的梁启超不会就此罢休,悄然兴起的立宪运动,给了他一次不仅是理论上,而且是有可能进行实际操作的,尝试宪政的机会。

    清廷五大臣联袂出洋考察宪政,在欧、美、日转了一圈,历时9个月。五大臣到日本后,由于对宪政一无所知,便找梁启超暗地里出谋划策。梁启超大喜,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之类奏章20万言。梁启超在给徐佛苏的信中曾谈及此事: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抄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

    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

    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

    教。……此文请万勿示一人。

    1906年8月,五大臣考察返回国内后,载泽上书慈禧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日:“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日:“一旦改行宪政,列国之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日:“施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以达到“内乱可弥”。

    慈禧太后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反复密议后预备立宪,慈禧一刻也没有忘记大权独揽的重要性,因而强调立宪宗旨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宪政运动也由此展开。

    梁启超立即着手组织政党,拟名为“宪政会”,以期在宪政运动中捷足先登,至少不在人后。这个想法得到康有为的首肯后,梁启超联合杨度、熊希龄共同谋划,并拟在北京创办一份报刊,作为“宪政会”的喉舌。对于“宪政会”的主旨,康梁可谓用心良苦,立足于统一并集合立宪派的力量,既与革命党对垒,也可敦促清廷从预备立宪迅即过渡到实施立宪,从而使本派势力成为立宪党人的核心,与革命党争夺国内地盘。梁启超在论及“宪政会”的作用时表示:

    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尽全力与之

    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

    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

    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

    酝酿“宪政会”同时,康梁还变换了“保皇会”的招牌。1906年12月9日,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公告,宣布“保皇会”更名为“国民宪政会”,1907年又改称“帝国宪政会”。

    “宪政会”的牌子终究没有能够正式面世,原因是在立宪尚未正式开张时,党内派系权力斗争便已经开始。

    1906年12月,张謇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抢先把国内的立宪派集合到了自己的旗下。1907年春夏之交,杨度又与梁启超为争夺领导权而失和,梁启超愤而指责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得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

    康梁和杨度只能分道扬镳。

    为对付杨度的“着着先行”,康梁决定争取抢得先着,“速设一机关”,由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徐佛苏按照“宪政会”的筹划,另成组织,并设机关刊物。总而言之,立宪事大,立宪过程及以后事态倘无康梁参与,岂非一切落空了吗?

    1907年10月17日上午,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宣告成立。

    政闻社的机关刊物为《政论》,创刊号上发表了梁启超执笔的《政闻社宣言书》,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宣言书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今日之中国,殆哉岌岌乎”,因而他提出当务之急应该是“改造政府”,使之由专制变为立宪。梁启超还认为“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

    梁启超依然用大气恢宏的笔墨谈及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其最深层的原因,是推动这个社会的最广大的力量毕竟在于民众,“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必须义不容辞地和国民一起组织运动,形成冲击,成为力量,“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又知政府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望于君主矣”,立宪党人才“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梁启超的这些论点,其精要处都没有超过《新民说》,但“政府万不能自改造”,同时“改造之业”不能寄望于君主之言,却一时成为名言,并屡屡言中,这是后话。文化人中遇有持某一观点同执己见、冥顽不化的,便有人开玩笑道:“政府能自动改造吗?”

    政闻社由梁启超笔下宣布的政纲为:

    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读了政闻社宣言之后的人,包括革命党中的,无不惊讶了:政闻社谋求的立宪与清政府作出的立宪显然有着质的区别,这既是作为改良主义政治家的梁启超的理念表现,也是促使政闻社从群众社团迈向宪政党的重要一步。

    这也正是梁启超此时的雄心所在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梁启超已经没有退路了。就在政闻社成立当天,梁启超从黄滨乡下赶到东京锦辉馆,并发表演讲。他正在滔滔不绝时,同盟会的张继、陶成霉率数百人冲进会场,大骂梁启超为“马鹿!”

    梁启超大惊,他曾在别的场合见过陶成章,是个刚烈之人。不料今日冲进会历,进而还要冲到讲台上,口中高喊“痛打梁卓如!”斯文如梁启超怎么受得了?也想规劝几句,诸如“你们有话也可到台上来讲”或“君子动口不动手”之类,舌还没有出口,台下已开始撕扭在一起,“革命与改良固真水火不相容吗?”梁启超逛发此念,心想这是可以在《政论》上做一篇文章的,突然几只草鞋朝他袭来,躲不及,或者说梁启超根本不会躲闪,竟被击中脸颊,着实吃了一个“草鞋巴掌”。

    政闻社不得不向日本警方求援,日警赶到,陶成章等数十人才退出会场。

    东京警视厅又派于员调查,考虑是否用法律手段解决此次纠纷,梁启超当即派告之日本警方:“会场之稍稍纷扰,纯系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请贵厅勿介意事。”如此才算平息。

    有政闻社中同道问梁启超:“公何以如此宽宥?”

    梁启超:“有比宪政事更大者乎?”

    梁启超的退让基于多种方面的因素,首先它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斗,家丑何必外扬?其次他不想与革命党人结冤更深,梁启超实在不习惯或不屑于看见种种的粗暴,但他也知道革命党中不乏忠心赤胆、爱国爱民之士,何忍拔拳相向?更何忍让日本警方拘传同在天涯的流亡者?

    革命党人却并未理解此意,自马相伯到东京出任政闻社总务员之后,陶成章等又“遍发传单”,甚至放言“杀立宪党”,这都让政闻社中人坐卧不安。

    清政府的态度又如何呢?按理,梁启超是在鼓吹推动立宪,并不是呼吁革命、推翻清廷,他为了取得合法资格,还曾向社会公开宣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

    梁启超的这几句话说来不易,写来心痛。

    梁启超与清廷结怨太深了,只要慈禧还在,岂能容得康梁?动辄以“朝廷通缉要犯”相胁,对政闻社非欲除之而后快。

    这就是梁启超的天真。

    他总以为他的词章、学说、文采总有~天能打动上方。

    而梁启超对清政府“绝无干犯尊严之心”的表白,“绝无扰紊治安之举”的表白,又明确无误地被革命党人当作靶子狠批猛斗,“焦头烂额矣”!

    正在这时候,章太炎在《民报》上以《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为题,详记梁启超是日被殴被辱之状:

    阳历10月17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由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亦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斥之日:马鹿!起立,又呼日:“打!”400余入奔向前,启超跳,自曲楼旋转而坠,或以草覆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伺机格之,金刚自后槛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好在这种种不愉快,因为马相伯的到来币得以冲淡了。

    马相伯,时年70岁,著名学者马建忠的兄弟。早年毕业于法国大学,精通宅理、法政诸学,并熟悉拉丁、罗马、美、德诸国文字,天主教徒,在国内文化教界深得众望。百日维新期间,他与梁启超交往密切,一起策划成立编译学堂,后著又创办震旦大学。马相伯到东京就任总务员后,政闻社便有好转的迹象,马相伯自德行加上他富有宗教情怀的演说,为各界所欢迎。立宪派的声势走向壮大。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往上海,并立即派员赴各地活动,签名请愿运开国会,并致电宪政编查馆云:“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

    政闻社的举动大有康梁卷土重来之势,这使得被梁启超在《清议报》骂作“牝鸡司晨”的慈禧大为不安。为防意外,北京的气氛又紧张起来了,增派兵丁,明查暗访,防止康梁潜回,并明令学生不得干预政治,禁止在京师开会请愿。

    总部迁回上海后的政闻社,虽然吸引了不少立宪党人及青年学子,但处境仍然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梁启超想用釜底抽薪计,运动两广总督岑春煊,挑拨他与奕勖的矛盾,告奕勖倒袁世凯,以趁机扩大生存空间。

    徐佛苏曾有文记录:

    此社(即政闻社--笔者附识)于丙午年秋成立,后即派员归国,分赴各省,各界签名预备向清廷请愿,速颁宪法,开国会,声势颇振。清大吏窃恐人民要求立宪后,准拨两难,急欲事前中伤之。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勖植党揽权,又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深恐留日学生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

    、

    1908年7月25日,清廷下令将政闻社成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陈景仁是梁启超的至友,清廷中可以通声气者。为配合政闻社在社会上的活动,陈景仁曾电奏清廷,“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于式枚为清廷考察宪政大臣、吏部侍郎,上书痛斥立宪派,反对召开国会,因而为立宪党人所恨。

    革陈景仁职不过是小试牛刀,借题发挥而已。不日清廷便下旨查禁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并严令各地官员“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查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政闻社成立不到一年便消失,立宪,或推动立宪,又谈何容易!

    中国的改革之路总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

    梁启超从政闻社的查禁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呢?立宪派对宪政运动的满腔热忱,至少部分是得到了清廷预备立宪姿态的鼓励的,然而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企望封建顽固派的幡然醒悟是一厢情愿。

    ’

    由是观之,至少革命党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正确的,梁启超不能不服。

    对于政闻社的天折,梁启超深知除了慈禧太后仇视康梁,清室权贵对预备立宪本来就缺乏诚意外,另外还有一个人依然坚持戊戌政变时的敌对立场并大权在握,此人即是袁世凯。

    在康梁的备忘录上,慈禧位居第一,袁世凯次之。

    政闻社的结束却并不是宪政运动的尾声,梁启超恰恰看到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诚然,死战革命党一役他是败下阵来了,然而因为梁启超系统的宪政思想得以发挥,并为后来的宪政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启超便也成了宪政专家,更有称其为宪政灵魂的,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梁启超虽然一直为“康梁”相偕相联而脱不得干系,但梁启超总是不同于康有为,即便清廷中的某些要员,也视梁启超为学问家还多几分敬意,对康有为便是敬而远之了。

    朝廷中昏昏然的大官实在太多了。一辈子就是三跪九叩首,起承转合那几句文章,懂得什么宪政呢?五大臣请梁启超代写考察报告之后,又有清朝法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纠纷事,亲自致书梁启超讨教宪政学理,希望“开其鄙塞”。梁启超自然何乐而不为呢?借清朝大吏之口宣传了自己的立宪主张且不说,以自己的宪政学识,

    “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梁启超不仅自信于自己的文章,也自信于政治家的最高夙愿--执政理想了。

    梁启超决心走宪政一路之后,一方面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待时机;一方面潜心著述,韬光养晦,遥控国内宪政运动。梁启超为自己确立的置身宪政前列的目标鼓舞着,并告诉徐佛苏:“此身唯有奉献之于政治界耳!”

    梁启超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隔一天先后辞世,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载沣为摄政王统揽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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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之死,康有为悲从中来,使其依靠“旷代圣主”再度维新的美梦化为泡影。但梁启超却是喜大于悲,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政治有可能出现的新局面,宪政宏图或许能得以实现的天赐良机。概而言之,光绪之死无损于宪政大业,因为“枢机不在君主而在国民也”;而慈禧之死却绝对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为这个专权残暴的老女人象征着一个顽固的堡垒。

    梁启超把握舆论的导向,在20世纪初叶,可以说无人可与之匹敌;但在对政治大局的判断上往往失之文人气,不过这一次却是例外。光绪之后,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军权在握而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势必会与摄政王载沣发生冲突,而摄政王尚有能力将袁世凯除掉。

    1908年12月,梁启超给蒋智由的信上说,因为大丧所以载沣“虑失国体”而不曾动手,“大约在百日服满后必有异动”。不出梁启超所料,信发出不到一个月,载沣便以袁世凯足疾为由将其开缺回河南老家了。

    梁启超得悉袁世凯终被开缺后,不胜喜悦,顿时觉得满目光明,立即给肃王善耆写信,希望他转达摄政王,公布袁世凯的种种罪状,并广招贤才,以不负“天下之望”。

    1909年初,粱启超拟就《上摄政王书》,请求列宪,陈述宪政之利国利民。

    宪政大潮,在慈禧死去。、袁世凯开缺后,又一次汹涌而起了。

    1909年12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梁启超立即派徐佛苏加入并常驻上海。不久徐佛苏北上京师,主持“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刊物《国民公报》,粱启超在该报开办的数月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实质上,梁启超又以自己的思想统领了《国民公报》的言论,精心指导又一波宪政风潮。

    其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到政权土崩瓦解的不可避免,摄政王载津维持朝政也日趋艰难,浑然不觉的大概只有小皇帝溥仪了。

    行将没落的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封建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力量,相反,它必然要以更大的努力作垂死挣扎,因为它与皇室宗亲官员大吏的既得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清政府一手仍施以高压,而另一手则是拖延。清廷曾许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宪政,光绪去世后改为宣统八年,’在一片抗议声中又改为宣统五年。梁启超则断然宣布:“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连属成一名词者。”

    这是梁启超作出的清王朝即将寿终正寝的预言。

    革命党经历落败之后,梁启超及时调整策略,与徐佛苏商定《国民公报》的大计方针,即:“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不对革命党及他派下攻击”,“专对国民发言”,使《国民公报》真正名副其实,避免分散力量四面出击。

    19lo年3月,梁启超等人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梁启超为总撰稿人,为国会请愿活动、立宪政治推波助澜。1910年夏天,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均因清政府的无理拒绝而告失败,8月31日,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长文《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指出清政府的“所谓筹备者,乃无一事不出于欺罔”,梁启超用激烈的语言警告当局:“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间。此绝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

    顺应潮流,梁启超完全站到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无日不与政府宣战”。

    1910~1911年两年间,梁启超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直接论述或详尽解释宪政的就有29篇。文中梁启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可谓超越时人,功在后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日益嚣张地侵略中国,并连连得手。作为一种悖论,中国人恨日本、怕日本,却又以日本为榜样,企图找到一条富强之路。梁启超也不例外,在他流亡日本后一度为之影响,主张“以日本宪政为规”。而随着他对宪政政治的深入了解,梁启超修正了自己的宪政观,主张学英国式的虚君制,而不是日本式的二元制。他告诫同人,走日本之路,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中国要想真正实施立宪政治,“则将来政权所趋,其必成英国式之政党政治,而非复德国日本式之官僚政治焉矣”。

    梁启超的此一主张或许早被历史淹没了,但钩沉者却不能忘记告诉后人,清朝末年的立宪政治有真有假,梁启超的观点成了真假之间的分水岭,并成为后来民国初期曾尝试实行过的议会政治的模式。也就是说,梁启超是中国真正的推行政党政治、力主三权分立的第一人。

    对于几千年习惯于封建统治而其时又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而言,立宪、议会、政党云云都是陌生的。梁启超不厌其烦地著文论证这一切,此一时期如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宪政启蒙时期,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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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不谓之筹办宪政”。

    梁启超构想中的国会是什么样的呢?

    一、国会的法律性质“为制限机关与主动机关相对峙”;

    二、国会的政治性质为“代表全国人民各方面之势力”;

    三、国会的功用为“以奖励竞争之形成,行调和竞争之精神”;

    四、国会的最终构想乃“国民全体之意思,为国家之意思”。

    五、国会的组织以“两院制为宜”。

    梁启超构想下的国会其职权受到高度强调,具体而言,周会应拥有如下权力:

    参与改正宪法之权;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议决预算、审查决算

    之权;事后承诺之权;质问政府之权;上奏弹劾之权:受理请愿之权。这

    些权力“苟其缺一,即不成为国会”。

    国会的组织,梁启超力主实行英国式的两院制,对右院即相当于英国的下议

    院,梁启超特别强调了“平等以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他反对有限选举制,尤其反对选举人的财产限制,认为人民既已向政府纳税,也就

    有了参政议政的“当然之权利”。他主张右院议员由普遍选举产生,倘若不是这样,

    “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梁启超大体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构想中国国会,同时他又突出了国会的普遍性与

    人民性。国会既成之后,梁启超的进一步设想是正式组党、发动舆论、公平竞争,取得国会的多数席位,以控制或自己组织政府,从而建立起立宪派,也就是梁启超理想中的宪政国家。

    梁启超的眼前真是一派大好风光。

    国会召开后,“堂堂正正之政党”应能出现,“揭健全之政纲以号召天下,而整齐步伐以从事运动,则国会势力必为所占。以之与无主义、无统一的官僚内阁相遇,其犹以千钧之碧溃痈也,进焉者取而代之,退焉者使官僚内阁唯唯服众也必矣”。

    梁启超的目的是要通过组党来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席位,以便以政党的资格组阁,使资产阶级多党制政党政治得以取代封建独裁的专制官僚政治。

    梁启超的这一构想无疑是中国20世纪初叶的最伟大的构想,倘若近代中国贫乏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库中没有了梁启超这一时期关于宪政、国会的多种宝典,势将空空如也。

    梁启超不仅是大构想家,而且也是大实践家;不仅以知识和文章去探求资本主义内核,而且身体力行谋求立宪政治在中国的实行。

    虽有英雄动时势,却总是时势造英雄。读者将会看到梁启超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在这之前,我们却先要回溯过程的辉煌。

    杨度留学日本时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后来虽为立宪组织事失和,却并没有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根本友谊。

    或者可以说,梁启超以后的关于宪政的一系列有系统、有理论、有中国实情的文章,使杨度深感到未来宪政大业,舍梁启超其谁?

    国会请愿活动屡兴屡败,1910年夏秋间,梁启超同时谋求开放党禁,如是可以省却遥控,在国内直接从事政治活动。梁启超的同学好友潘博为此奔走于载涛、载洵、善耆等王公大臣之门,说情疏通;徐佛苏则在国会请愿代表中鼓动;罗杰提议于资政院。他们希望通过多途径活动能使清政府识得形势,摒弃前嫌,开放党禁,同时赦免戊戌以后获罪流亡的“逋臣”。:清廷中的顽固势力自然要阻挠,载沣名为摄政王却为多方制肘,有碍先朝钦犯,一时不好撤销通缉令,所有活动再一次无功而返。

    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杨度挺身而出,不是活动于幕后,而是白纸黑字明文上奏,只一个晚上,写好了《奏请赦用梁启超折》。

    其时,杨度正在清廷宪政编查馆任上,官为四品京堂。

    1911年新年伊始,杨度的这一奏折一时传遍京师,引为佳话。究其原因当是戊戌以后敢为康梁“要犯”公然上书请赦请用的,只有杨度了。其次便是杨度的文笔,所谓奏折皆是文章,文章做得好便能打动“天听”,但这做得好却是大有学问的,要拿捏时机与所奏事由的分寸,语言不能唐突,却又须一针见血,且要在娓娓道来中陈述利弊,击中要害。至于旁征博引,用典精当就更是基本功了,康熙、雍正以来,不少臣下因为奏章中用错典故或偶有文字生涩,一生仕途便告完结。雍正曾有言,连文章都做不好还能做官?

    杨度做的自然是一篇大好文章了。

    杨度奏赦梁启超而不是康有为,这也见他的选择和拿捏的分寸,梁启超人脉、口碑皆胜康有为,且于宪政有精辟的见解,正与朝廷用人之际相谋合。

    杨度此折,不能不录:

    奏为恳恩赦用逋臣,以裨宪政,恭折仰祈圣鉴事:臣闻人情穷极则呼天,劳苦疾病则呼父母。天地之大犹有一物之不容,父母之慈犹有一子之所失。以臣所见,逋臣梁启超者,殆其人也。启超自戊戌去国,至今十余年矣,流转于欧、亚之间,究心于政学之事,困心衡虑,增盖所能,周知四海之情,折衷人我之际,著书立论数十万言,审论国情,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此士夫所能谈,中外所共睹也。

    杨度京中文友夏寿田等论及杨度一折时道,这开场白中“周知四海之情,折衷人我之际”实在是大家手笔,令读过的人不能不再思三思,与奏折开头的“天地之大犹有一物之不容,父母之慈犹有一子之所失”互为呼应,给人平和通达之感。这就是杨度的本事,摄政王一看奏折的题目定会大吃一惊,但读下去却能心平气和。

    继而,杨度又写道:

    惟臣所欲言者,则以启超爱国之心久而愈挚,忠君之念在远不渝。数年以前,海外乱党孙文之流,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煽动浮言,期成乱。寡识之士,从而风靡。启超独持君主立宪主义,以日本宪政为规,力辟其非,垂涕而道,冒白刃之危,矢靡他之志,卒使邪说渐患,正义以倡。近年海内外谈革命者,改言立宪,固由先皇帝预备立宪,与民更始,有以安反侧而靖人心。然天地不以覆载为功,圣人不以成功为烈,则启超言论微劳,不无足录。

    夏寿田谓,自此开始,妙文出焉,轰动海内外的梁启超死战革命党一役,在杨度笔下反败为胜了,但奏折中所列各项,如“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梁启超确曾竭力反对并一一批驳过。“力辟其非,垂涕而道”是清皇室喜欢看的,盖其时风雨大作需有力挽狂澜之士。

    夏寿田并当面问过杨度,写此一折不少推敲吧?杨度答:一挥而就。夏寿田更惊讶了,如“天地不以覆载为功,圣人不以成功为烈”,能一挥而就乎?

    杨度奏折的第三段仅80字,为梁启超请赦,不能不写戊戌之变,又不能多写,用的是四两拨千钧法:

    且启超之获罪,以戊戌倡言仿行各国宪政故耳。十余年中,宗旨如一,不为异说所摇。复以负咎之身,忍死须臾,悲号奔走,致皇上为立宪之神圣,国人为立宪之臣民。孤孽之心,亦云苦哉。

    这80字可谓了得!那是在给康梁平反,倡言仿行各国宪政而获罪,何罪之有?接下来杨度所言却是动之以情了,据野史笔记称,摄政王载沣读到这里时连声叹息,且看杨度如何写来:

    今朝廷立宪之期已定,海内延颈以望太平。而当日违众建议负罪效命之入,独使窜伏海隅,鹪鹁枯槁,睹故国之旌旗,恸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白,将槁死于殊乡。是则庶女之怨,不达于彼苍;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此臣所为欷放而不能自己者也。

    杨度明确指出朝廷已定立宪之期,而梁启超则只不过是当年建议立宪之人,何至于“睹故国之旌旗,恸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白”呢?“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这是专门说给载沣听的,宣统皇帝还只是个顽童,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杨度的奏本写到这里已入佳境,哪知道杨度又添一笔,论人君、臣子、朋友之道,如诉如泣,至情至理,并以自己性命作担保。夏寿田有言:读到这里如不为所动者,铁石之人也。杨度谓:

    臣闻处事不以恩怨。用入不以亲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通,荣辱不易其心者,臣子之义也。别嫌明微,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责也。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返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死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二。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诫。

    杨度奏折的结尾一节,仍然从容不迫,说古论今,“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是最为精彩处,且预期党禁之必开,赦宥之必至:

    臣固知朝廷宽大,必不容党禁之长存,宣统五年颁布宪法之时,凡在逋亡,必蒙赦宥。惟以启超学识渊邃,冠绝等伦,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启用人材之日,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昔晋襄求士会于奏,齐桓赦管仲于鲁,以今拟古,事或不伦,然片壤寸流,宜亦不为圣朝所弃。臣以为人才难得,幽抑宜伸,用敢冒昧,具折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摄政王载沣读罢,闭目沉思良久。他深知即便自己同意杨度之请,今日一批王公亲贵必然会扼阻。但,眼见得风云四起,危机跳跃,民生衰败,国运凋敝,几年之后必有大变,天下不知归谁手,奈何!奈何!

    因为得罪先朝“碍难赦用,留中不发”,倒也没有申斥杨度,这便罢了。哪知出来一个御史胡思敬,上了一本《劾四品京堂杨度折》,把“该逆杨度”置之为“罪魁祸首”之外,自然要痛骂梁启超,“夫康、梁之罪,定自先朝,已成铁案”。胡思敬以为先朝铁案是翻不得的,其实这并非胡思敬不晓历史,而是在朝之人为己之想,哪有今朝不翻先朝案的?

    胡思敬的奏折也着实将了载沣一军:“陛下如以叛逆为当用,满洲为当排,祖宗为可辱,内外传播逆书,一切均应置之度外,臣亦何敢哓晓置喙,以一身遏众流之冲?若犹上念九庙,下顾万民,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宜必有以处之。”

    载沣不赦梁启超,也不以胡思敬之劾而追究杨度,说载沣糊涂也罢,和事佬也罢,恰恰这不是载沣的无能,而是清廷实在没落而无力了,谁也得罪不起了,混吧,混一天算两个半天。

    杨度,王闽运门下高足。

    杨度奏赦梁启超的折子传到王闽运处时,王闽运喜极而呼:“妙哉!皙子可成大事!”

    梁启超在日本得悉后,闭门而泣,泪湿稿笺。

    被梁启超眼泪打湿的稿笺上写的是《中国改革财政私案》。一旦宪政既行之后,国家可以走上轨道,国计民生一刻也离不开财政。梁启超便在系统地论述国会、政党的形成与运作同时,撰写了研究财政学和清末财政的文章。这也正是梁启超的惊人惊世之处:他几乎没有不精通的,他研究任一问题必有建树。他虽然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但谁也不能怀疑当时之世真有经国之材的,梁启超当是少有的最杰出者之一。

    他著述的《中国古代币材考》、《地主财政先决问题》、《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币制条议》、《节省政费问题》、《外债平议》、《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各省滥制铜元小史》等,使他成为中国近代财政学创始人之一,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宪政理论体系。

    在写了各种文章之后,梁启超的目标是:以西方近代财政制度,来改造取代中国传统的理财术。

    他的财政改革方案包括:整顿税赋,整顿币制,开源节流,举办公债。

    梁启超论述财政问题时,正是清政府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之际,他尖锐批评这一依靠外债度日的腐败政权,是饮鸩止渴、剜肉伺虎之举。背着一屁股债,却又贪污成风,腐败横行,观之达官贵人无不富得流油,举目荒乡僻壤饥者十之六七,除了政息人亡,岂有他哉?

    梁启超反复强调财政及改革币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的影响,可说眼光独到。在他所处的这个乱世、浊世,梁启超潜心研究的这一切,更多的是为了未来,为了他所梦想的少年中国。有梁启超的研究者认为梁启超的宪政理想无从实现,“财政改革主张当然也只能流于空想”,此论谬矣!梁启超无从实践者,自他之后得益于他财政理论的有多少?况且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一个思想家同时必须是实践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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