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新大陆之行是梁启超渴望已久，而成行之后又是极富收获的一次游。他所到之处，备受华侨的欢迎。其间他前往著名学府哈佛，拜望了已76高龄容闳先生，向他请教谋国之大计方针。梁启超并与国务卿海约翰会谈了两个小，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波士顿留给梁启超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他在这里停留了9天，有一半时间作演。当地新闻媒界以浓重的笔墨、大版的篇幅报道了梁启超极为动情动人、富有思魅力的演讲，以及盛况空前的欢迎场面。
1903年5月26日的《波士顿晚报》说：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入街颤抖。梁启超借助描绘未来之新中
国，唤起了潜在的爱国热情，东方的马克·安东尼告诉中国人，他们怎样
处在奴隶的地位。
梁启超的演说，常常是在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之后，听众仍不愿离去，这个时候在讲台上频频挥手的梁启超却是百感交集的。
他刚从波士顿港口来到这个讲台上。
．
波士顿港口是一个平常的港口，却因为偶然地成了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线所在。而不朽于美利坚的史册。波士顿倾茶事件源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夜袭英国货船，们将几十箱茶叶倾入海中，由此触发美国独立战争。梁启超漫步波士顿港口，看旨舶来往，听汽笛嘶鸣，能不想起广州虎门炮台以及林则徐焚烧鸦片之举？在梁启看来，发生于中美不同时期却同是针对老牌英帝国的两个事件极为“相类”，结壬却天差地别：“美国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独立。而我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
波士顿，你能告诉梁启超什么？
梁启超是满怀着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憧憬与向往前往美国的，到了美国之，他却声言他将告别共和。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政见，这是极为个人化的，但因为这个人是叱咤风云勺梁启超，其骤然之变便语惊四海了。笔者已经在前文中写到过促成粱启超不主张乓和的原因之一，是对美国华人社会的种种失望，由此想到中国人的素质，中国国己性的弱点，促使他对能否立即在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制度作出新的思考与判断。
这一思考与判断的结果是：梁启超又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营垒中。
也就是说，百日维新失败而逃亡日本，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并对旧社会不惜坏的梁启超，在与康有为曾经拉开很长一段距离、被革命派视为“同志”之后，回到康门之下了。
这真是使人意想不到的。
难道这是新大陆给他带来的新转变？他看到了土地广袤、河山秀丽，也看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方面均与他过去所见之世界迥然不同的新大陆，且为之叹服，如此之后，他应该更激进更革命才算不虚此行。然而梁启超却毫不饰他自己的“思想退步”，自美洲回日本，宗旨顿改，言论骤变。
但，不能就此说便是判若两人了。
因为无论自己怎样变，梁启超仍然以救国救民为第一要义。他的不少理论的要性，则远远超出了革命与改良的分界，他丝毫也没有松懈过自己的斗志，他从也没有放松过为“少年中国”鞠躬尽瘁的努力奋斗。
他只是惧怕革命了。
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以及别的一些文章中认为，中国一旦耋施革命，未得其利却先遭其害：
中国无革命者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引狼人室、外敌入侵、民族分裂的危险。
梁启超断然宣布“反对破坏主义”、“与共和永别”。
梁启超并不反对民主共和体制本身。
他只是认为其时中国的社会情状及国民素质，实在不适合采用这一体制。而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能只根据制度本身的优劣高下，还应结合该国电民的教育状况、思想素质、国民心态加以判断。
佳酿虽美，人人可以得而饮之吗？
珠宝至珍，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吗？
梁启超无奈地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
我不适何？
梁启超从革命回到改良的转变，也可从另一些方面予以考察，即梁启超与康确为的关系的起落及影响。自从逃亡日本，梁启超思想的激进，言论的高昂，加上《清议报》、《新民丛报》影响之广，实质上已经彻底拉开了康梁之间的距离，康有为再三震怒，却也奈何梁启超不得。
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与革命党如孙中山的关系理应紧密却并未紧密，他被兴中会人群起而攻之。于是处境就十分难堪了：既不得师门之爱，几被逐出；又与革净派分道，便处在被夹击之中而深感孤立无援。
1903年前后，国内革命形势汹汹，唾弃康有为保皇主张的人愈来愈多，保皇派对梁启超口诛笔伐，徐勤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
此事实卓如为罪之魁也。……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万木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且卓如
特其弟子攻之已也，其所最崇拜而重托者，一为之，一荫南，然一则阴险以害之，一则糊涂以累之。卓如若欲另立一党，弟子可决其不旬日即败矣。
徐勤此信说明了梁启超处境之不妙，同门中人已视他为叛逆了。
1903年夏天，“苏报案”发生，被囚禁的章太炎于狱中发出的一封信，也强烈也刺激了梁启超。
章太炎在信中指责吴稚晖叛变，向清政府告密，致有“苏报案”发生，这一指空使革命党中人群情激奋，也不免为难。
梁启超读到此一信函的抄件后，感慨良多，他坚持认为从事社会改造的人，妊页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道德责任感，吴稚晖卖友求荣，梁启超震惊之余问道：“似此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
与此同时，康有为的营垒却仍然欢迎梁启超回头是岸。康梁之间的情谊本来非司寻常，尽管康有为一再怒斥梁启超，甚至动手痛打，但康有为又如何忍心将这位吕满天下的高徒真正逐出师门呢？在这一点上，康粱的分寸都拿捏适度，且留下了导自后退一步的余地。
从美洲归日不久，梁启超思虑再三，终于主动作出姿态，给徐勤写了一封信，嘻中说：
长者(指康有为--笔者附识)处因相隔太远，而弟往书颇疏，故生出种种支离。实则弟自问一年来对不住长者之举动甚多，无怪其恼怒，一切严责之语，弟皆乐受。因长者知我为可责之人，乃肯见责也。前日之事实，或有实由弟之悖谬者，亦有出于无心，而既生支离后，愈滋支离者。今弟所自认悖谬之处，悉以诚心悔改，其他出于无心者，亦断无不可解之理。
梁启超认错知罪表示“诚心悔改”之日，便是他重归康门回到改良营垒之际。
有论者认为，这是梁启超的悲剧。
以笔者看，其实谈不上。对于本世纪初叶这样一个大时代而言，多一个激进的荸命派或渐进的改良派，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梁启超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并且从理论的高度系统架构了国民性改造的方针大计，仅此一点，梁离超在中国思想史上，便具备了越党派和政见的地位。
这是中华民族于救亡图存的年代何等宝贵的思想启蒙啊！
笔者在后面的文字中将会写到一种颇有兴味的现象：梁启超之后的年轻一无论党派、倾向如何，却无不以梁启超为楷模。幸哉，任公！
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了中国近一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孙中山为首，提出了“驱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内涵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并在东京立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
同盟会成立后：到一个月，清政府于内外交困，为应局面而派出载泽、方等五大臣前往欧及日本“考察政治”次年9月，清廷根剞五大臣的密奏，颁型了“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即是预备立宪。
康有为一派闻之雀跃，他们似乎看至了君主立宪政治理赵的一抹曙光。梁启超在给蒋智由的一封信中天真愉快地认为：
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以后
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
但，梁后超又不能不忧心忡忡了。
自同盟会成立，因为其政纲明确，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一时热潮滚滚，珲命的旗帜和口号席卷东京。更多的人投奔同盟会，改良派的阵营便显得不那么富确生机了。
1906年11月，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
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近日举国若
狂矣。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
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在死战革命党这一点上，梁启超表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梁启超所谓的“死战”，乃笔战与舌战，火药味很浓，却是飘散于字里行问了，并无真枪实弹刀光剑影在。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双方的笔墨与口舌之争便从未间断过，所取的方法大体二便是你办一报，我亦办一报；你去一地演讲鼓吹改良，我也搭台宣传革命。改良匠在香港、广州有《商报》、《岭海报》，革命派便以《中国报》抗衡；改良派在旧羔山有《文兴报》，革命党便发行《大同报》等等。
这一时期双方的争论不甚激烈，也不算精彩，究其原因一是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不甚分明；其次便是言论的大将较少出场，如梁启超内心倾向过革命，有时便隔观火。因而争论无论规模和影响，均为有限。
同盟会既成立，康梁为之震撼，再加上清预备立宪，双方宗旨既定，改良派一方又因启超彻底回归，于是以《新民丛报》为主阵，连连发炮。1905年，新的旷日持久的论战始了。
同盟会这边，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为，以《民报》为基地；改良派则以梁启超为表，据守《新民丛报》，大有独挡一方之势。
以笔力及文章影响论，革命党中人无人可梁启超相匹敌。唯有章太炎国学功底极为深，笔下功夫也不一般，只是梁启超始终有自的报纸作凭借，从《时务报》、《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文名早已如日中天。再加上“报体”这一新的文体由梁启超首创，因而尽得声，自当无疑。或许梁启超踌躇满志宣称死战革命党”时，也考虑了这些因素，以为操胜券的。
殊不知双方一交火便显出了总体力量的强弱，革命党中集合了一批年轻有为，章也写得虎虎有生气的人才，如汪精卫。梁启超初读他的文章，以为是无名小，及至读完不得不叹道：“好生了得！” 改良这派中，真正能写大文章的康梁而已。康有为其时名声已经太旧，又不时“衣带诏”及华侨所捐款项问题困扰，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于是便只有主帅梁启超一个人实行挑灯夜战、车轮大战。夜著作，今日与孙中山论，明日和章太炎战，后天再同汪精干，实在是累极。
孙中山长期从事反清革命，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在政治上考虑又胜过梁启超一筹--比如对中国老百姓极有号召力的平均地权”说，革命党主张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改变现土地占有关系，实行社会革命，以解决民生问题，而“举政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如果说梁启超在这场论战的最后是占了下风的话，归结起却是因为，进入20世纪的中国民众对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失去最后耐心。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实现平均地权、民主共和的愿望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而，梁启超不可能在势显然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保守主张的情况下力挽狂澜。
但，这并不等于说梁启超对种族、政治及社会革命问的所有理论都是错误的，相反在时间的观照下，梁启超的少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有远见卓识的。
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处于高潮时期的、轰轰烈烈的动，可以掩盖某些事物的本来面目。一般来说，借助着岁月逝之后的反思，才是冷峻而富有智慧的，因为成功者的光也已经黯淡了。
梁启超不赞成以反满清为内涵的种族革命。在他看辣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主张是一种简单的也是可怕的“复仇：义”。梁启超认为满人在入关之初确曾有过种种残害汉民族暴行，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满汉杂处，同朝议事，已是争之事实，“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资格”。
梁启超还认为实施种族革命会招致亡国之祸，“复仇则！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共和必致亡国”。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详述了中国不能实施主共和制度的理由。他认为中国人“既缺乏自治之习惯”，不识团体之公益”，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政治觉悟均属“未格”，离民主共和的前提条件还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能武力战胜旧王朝，也必然会出现军队专权的局面，又何来议民主？梁启超还认为，退一步，就算议会成立，以中国人的质，如何运作并实现三权分立，以达到权力的均衡与制约，属不可想象。这时候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有军队背景的行政首或议会首脑的专制，民主共和徒托空言而已！
既然此路不能，还不如“君主立宪”或曰“开明制”--梁启超认为。
梁启超对革命党各项主张中最深恶痛极的大概是“平地权”了。也正是在这一关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权益所的问题上，梁启超因为坚持己见而处在了一个很不利的置上。
然而，梁启超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无论过去或现在，渗透着他对现代文明的洞察，以及他认为的中国必须“奖资本”的远见。
梁启超认为革命党以土地国有作为手段来平均地权之所荒谬，是革命党中人根本不知道私有制度乃是“现代一切：明之源泉”。
进而，梁启超又说，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从人类的利己之心出的，如果夺去一些人的土地所有权，其结果必然是使人们不去勤劳，不敢致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再有心理动力，势必从根本上“危及政体之基础”。同样的道理，梁启超也反对革命党“节制资本”的主张，他并不否认革命党有着为劳动者谋利益的良苦用心，但他又认为假如在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欧美实行这一方针还算对症下药。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资本主义仅仅能见到一点萌芽，而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是何等重要！此时此地，资本在哪里尚且不明晓，谈何“节制”呢？而是应该“奖励资本”，让资本家尽其财力。．国家则实施保护民族资本，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可以跟欧美抗衡。如是，便能够从根本上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梁启超并且警告说，如果过早地“节制资本”，势必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除了受穷一路别无他途，无异于自取衰竭。
对于革命派社会革命的观点，梁启超说：
“虽以匕首椹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日：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梁启超是本世纪初叶的中国无可争议的一大思想家，同时又是学者型、文化型的政治家。他理论中的积极与进步一面可以把他推向前进，而消极和保守的一面却不能掩饰梁启超在众多问题上的真知灼见。
后人常常评说的梁启超理念中或心灵上固有的保守与消极的一面，是以他的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因而是具有顽强的根底的。粱启超的多变，以及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的激烈言论，却又悄悄地掩盖了他的保守和消极，有时甚至给人以完全相反的感觉。比如他一度深信并认为“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与之呼应，梁启超也鼓吹“破坏”之说。
从根本上说，梁启超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到了海外汲取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决定了梁启超在政治道路上的走向。他真正顶礼膜拜、心向往之的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无血的破坏”，此种演革的结果或者理想是美好的，世上也不能说绝无仅有，可惜在中国行不通，或者说变革时期的中国历史无可奈何地已经选择了革命与破坏。再者，梁启超无法回答革命党的反诘：百日维新平和而有秩序，皇帝诏令变法绝对谈不上破坏，可是谭嗣同被砍头了，你说不流血行吗？
改良时代过去了，无论如何。
梁启超是目送这个时代过去的，却心有不甘，仍然编织着改良的蓝图，惧怕革命与破坏的到来。正如他对康有为所言：“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梁启超畏惧破坏和暴力，认为“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计；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这是梁启超的仁爱与智慧，可惜成了抱残守缺的借口。倘若此时梁启超不是与革命党对立着死战，而是革命党中一个理论权威的诤言者，则革命与梁启超都将大放异彩。
对温文尔雅的变革的向往，是和梁启超温文尔雅的气质性格相一致的；同时他又不能受到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制约。康梁是一段历史，曾蜚声世界，但后来却也成了包袱压着梁启超，师门旧谊及康有为的顽而不化，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至于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影响，可说是最为举足轻重的，这是两个人的互爱及友谊使然。他告诫梁启超只有“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才能够“君权民权两得其平”，而不应“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
革命党中汪精卫等发表的《民族的同家》、《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文章，也让梁启超大伤脑筋。革命党中人抓住清政权已成为卖国政权的立论，并注意划清统治者和普通满人的界限，这就破了梁启超的“种族复仇”论，在政治革命问题上，《民报》认为没有革命的剧变，就不可能真正开启民智，此论一出拥护者甚为众多，大家都盼着革命了。
梁启超的追随者，《新民丛报》的读者群，纷纷倒戈，投向孙中山及《民报》。
双方死战正酣时，正在中国大陆求学的高一涵后来回忆说：
“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及《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显而易见，论战双方思想理论的传播已经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一江春水向东流矣！
是役笔下死战，革命与改良两派在国内外20多种报刊上先后交锋，历时两年余，论战文字超过100万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虽说其结果是梁启超不支而落败，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梁启超反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但这绝不是说他的所有观点都是不足取的，他的学识与才情依然熠熠生辉。
梁启超认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共同组成的理念，在其时是超前而英明的，他认为：
我中国现在之领土，则黄帝以来继长增高之领土也；其国民则黄帝以
来继续吸纳之国民也；其主权则黄帝以来更迭递嬗之主权也。
死战的结果，却是梁启超始所未料的。
后人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这两派论战的一胜一败，正是革命党有了梁启超这样一个“言论界之骄子”的对手，才使这场论争的影响扩大至极限，并且为以后的中国的变革实行了一场世纪舆论总动员。
胜败并不重要，参与了拯救中国的世纪动员才是重要的，至少梁启超应属败而无憾。
1906年11月，梁启超通过徐佛苏向革命党人发出了停止论战的建议，宋教仁的日记记下了徐佛苏的一席谈话，可以印证当时：
四时，至徐应奎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
“梁卓如于
《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舅是也。《民报》动辄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
日记中所记的徐应奎即徐佛苏．．梁卓如即梁启超。
同年，《新民丛报》第1l期发表了徐佛苏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正式呼吁停止论战。但，革命党方面，孙中山、胡汉民等均不以为然，未加理会。梁启超只好自己收兵，结束死战。1907年4月，《新民丛报》报馆及上海支店接连遭受火灾，加上书局营业不振，难以为继，8月，《新民丛报》停刊。
一个阶段结束了。
永存于人间的是它的过程，是万众争阅《新民说》的前天，也是死战革命党的昨天，梁启超抚着最后一期《新民丛报》不忍开卷。告别读者，这对他来说才是最痛苦的，可是他实在太累了，已经力不能支了。以梁启超的敏锐。他怎能看不到当时在中国的潮流所向？他可以坚持自己的不少观点，他仍可为自己的某些立论及学说自豪，无论如何，他却是落伍了。
这总是在撩拨他心绪，又使他不得安宁的政治啊，梁启超想，我何苦来着？写文章办报不是挺好吗？
是年隆冬，梁启超蛰居横滨乡下。
横滨乡间小路，梁启超独自漫步，那风刺骨也刺心，万里投荒不觉又是一年了，三十初渡，百事茫然，天上彤云，脚下旷野，却都是陌生的，异乡哀日寸客也。
梁启超难得有此时的寂寞。
梁启超是不甘寂寞的。
那不是一个寂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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