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政思想史上梁启超的贡献是巨大而独特的，这表现在袁世凯当国、共和宪政已被破坏殆尽之际，梁启超从国计民生着想，把金融币制改革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并据此提出了详尽的实施方案。而最后无法实行，则不是梁启超之故。读者或梁启超的研究者的扼腕叹息是深长而复杂的。但至少包括了对梁启超博学多才的敬佩之情，甚至会发出感慨：这个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学问门类中，哪一门哪一类是梁启超不曾有过研究的呢？
1914年3月10日，币制局开局，梁启超就职。随后即撰写、草拟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文章、条例，计有：3月撰《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4月拟《银行制度之建议》；7月革写《拟参采国民银行以整顿商票维持金融办法》；《拟整顿东三省纸币办法大纲》；8月《拟铸造镍币大纲》、《拟处分旧币施行新币办法》；9月《拟推行国币简易办法》；lo月《整顿造币厂计划纲要》、《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
如果再加上梁启超于币制局总裁任上前后著作的《币制条例理由书》、《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便构成了梁启超完整的金融理论及改革思路。
可是梁启超依旧不能有所作为，当国者没有人对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有任何兴趣，他们想的、护卫的只是手中的权力，有权便有一切，改革币制干什么？
袁世凯给一个闲差，首先是为了面子，其次这个老谋深算的大总统对杨度说过：“梁任公爱文章不太爱钱，让他印钞票去吧。”袁世凯也担心这个总裁给了北洋系的人，会把新印的钞票用大汽车拉到兵营里挥霍掉的。
梁启超在币制局总裁的任上还是无所作为，他最后不得不承认：“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关于币制金融，梁启超自认：“夫以吾之摇笔弄舌，以论此项政策者垂十年，今亦终于笔舌而已。”
1914年底，梁启超辞币制局总裁，在清华园里度过岁末，接着将北京旧帘子胡同的家搬到天津三马路。
1915年1月，梁启超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于《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宣布脱离政界退回言论界，言辞恳切，似乎意犹未尽，读来却是满篇对于政治的失望和伤感。
梁启超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吾之败绩失据又明甚也”。梁启超还回顾入第一流人才内阁之际，“重以友谊之敦劝，乃勉起以承其乏。其问不自揣，亦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企图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则实在是“痴心妄想”。
脱离政治，实质上就是脱离袁世凯，梁启超已经感到“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却又怯于反袁会助长革命而沉默着，在天津主持《庸言》报，并出任中华书局创办的《大中华》杂志主编。袁世凯不想让梁启超做一点实事，却又不愿梁启超真的离他而去，还缠着梁启超要给他办报的经费。梁启超一回清华园，便会有夏寿田派出的人手持大总统请柬到访，无非是请客吃饭之类，梁启超只能谢绝，从联袁拥袁到脱离袁世凯，梁启超已经看见“举国沉沉，悉含鬼气”，因而告之社会：
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劂，学义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梁启超的这一举动不是发生在漂泊流亡的海外，而是满怀壮志雄心地归国之后，“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笑”。失望沉重得像山，压迫着一向达观的梁启超。
蛰居的时光，却也过得很快，无论是清华园或天津三马路住处，梁启超几乎谓|绝宾客，不谈现实政治，只是埋头著述。
不谈又谈何容易？不谈并非不想，这京津两地，历史铺陈着昨日的呐喊、朋辈的缸迹、逃命的仓惶，岂能一忘了之？至于欣然归国，轰动朝野，京津人士之欢迎，接连不断之宴会，组织进步党，选袁世凯做大总统，跟着熊希龄一起辞职，一样难忘！多少救国救民的宏愿，曾于深夜、黎明，怀抱希望而见之于笔端的大政方针付之流水了。宋教仁就能轻易忘记吗？否，这个精悍而又坚毅的湖南人，对民主宪政之热情追求，是与梁启超齐名的，虽然党派不同，政见有异，却于今日更明白惺惺相惜之理。
然而梁启超所寄身的国度也罢，地球也罢，都是不平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正在远离中国的欧罗巴洲(欧洲)弥漫，人类分成对垒的两个部分，以各自的血肉之躯武装着枪炮、装甲和飞机在厮杀。
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趣每天阅读从欧洲传来的战讯，并通过自己渊博的知识，对各个参战国历史、文化、地理等综合围力及民情的分析，作出了是次战争一些战役的大致无误的判断，但梁启超预测一次大战将会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却和最后的事实大相径庭。不到一个月，他写出了激动人心的洋洋6万余言的《欧洲战役史论》，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
欧洲的军事观察家们惊讶地注意到了梁启超的文章：“这是那个维新变法的梁启超吗？”
“正是。”
“当初变法失败，他何不统兵而起呢？他很懂军事，不要说慈禧，就是袁世凯也打不过他。”
“他没有一兵一卒。”
“可惜！可惜！”
这番话传到梁启超那里，梁启超自蛰居以来第一次开怀大笑，连站在他身旁的夫人也笑了，更使朋友们惊讶的是梁启超笑罢道：“我且作狂语，笔下能有千万言的，也可带千军万马！”众人愕然，只有蔡锷会心一笑。
梁启超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外～个预言却是极有见地的，即无论战局如何变化，均会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它将刺激中国注意世界形势、大国格局之变化，对比自己，以图进取。
清朝已经结束的中国，依旧是弱不禁风的病民病国。
战争，从来就有它的另一面：骁勇驰骋、宁死不屈，体验残酷与死亡中的奋起。自有人类以来，战争便相随相伴着，一部战史往往也是一部英雄史，一个在战争上屡屡败退的民族，将要元可奈乎地从一切方面败退下去。
“我们还敢言战吗？”梁启超自言自语。
继已经写成的《欧洲战役史论》之后，梁启超还拟写作的有《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战争哲理》等10本丛书，当时的读者或舆沦界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梁启超的新作新论，尤其是《战争哲理》，人们无法想象梁启超将如何去写战争的哲理或战争的哲学思考，但人们却知道梁启超笔下总有不一般的风采，总是不同凡响。
可是，眼前的中国时局的变化．使梁启超独坐书斋研究世界战争的可能又成为遥远了，亡国的危险再一次呼唤他站到了舆论界的最前列，他不能不重新谈政治了，因为对时势骤变惊涛骇浪的挑战，他保持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兴奋点，更何况中国的民众也在期望着他。
“不能再坐而论道了！”他对夫人李蕙仙说。
“官可是做不得的。”李蕙仙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能做，袁世凯要卖国了，吾当击碎之。”
夫人深以为是，赞许地一点头。
袁世凯总统独裁既定，种种复辟迹象表明，再往前一步就要做皇帝了。而日本看透袁世凯无心于国事，趁欧洲列强火拼之机，侵入山东半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梁启超走出书斋，梁启超不能再沉默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启超仰天长叹。
中国不得不面对日本，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中包括野蛮的占领、灭绝人性的屠杀可谓罄竹难书；而在这一反抗与斗争的过程中，也生动地显现了中国人的众生相。
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际提出的“二十一条”，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旅大租界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中央政府需聘用日本人为财政、军事、政治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与日本联手合办等。
日置益为了诱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曾表示：“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
日本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管道，在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袁世凯正处在恢复帝制的初期构想阶段，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当然极想得到世界强国的外交支持，因而，当日置益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会见时便直言不讳了：“中国如改换国体，日本将支持。”
现在，袁世凯面对的是沦中国为日本附属国的二十一条，是由经济利益发端进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本想秘密地私下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哪想到小日本竟然要鲸吞一切！
袁世凯不能不有所考虑，并命令夏寿田“所有帝制之论一概停止”。经过再三权衡之后，袁世凯还是想在老百姓面前有所表示，便暗中策划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通电全国，声称：“拒绝二十一条，不惜一战！”
袁世凯早已为日本人摸透了，知道他这一手是做样子的，日本政府电告日置益：
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
袁世凯犹豫过，最后却还是重开秘密谈判。
袁世凯毕竟是西太后的宠儿，他要把已经残缺的主权继续出卖，对内独裁、专制，对外献媚、投降，对他来说十万火急的是赶紧登上皇帝宝座。
1915年4月，当中日双方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最后阶段谈判时，伦敦《泰晤士报》率先披露了条约的全部内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以及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愤慨与反抗。反日浪潮席卷全国，游行示威、抗议演．说、抵制日货遍及海内。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呼声震撼着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
蛰居天津的梁启超在得悉“二十一条”的内容后，怒不可遏，毫不犹豫地中止了《战争哲理》的写作，而漏夜命笔连续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一系列文章，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批驳日本侵华的种种谬论。
日本强加于中国“二十一条”的最荒谬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梁启超指出，如果日本不去侵略别国，东亚和平本无所忧。其时，美国无意扰乱和平，德国在东方已成强弩之末，且欧战正烈。梁启超写道：“日本人宁不知德国在东方之战斗力已扫荡无余，难道德人在欧战期间能有力以复攻青岛、有力以复夺胶济铁路？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
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目的不过是想趁欧洲列强拼杀之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人，强占中国的利益，“攫取优越之权，使彼等立于他日不能竞争之地”，进而“谋蹙我于死地”。
生活在20世纪末年的年轻一代总是无法理解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顽固以及狡辩，置铁一般的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不顾，反而口出妄论等等。其实这是一部分日本人的传统，这些蛮横的侵略者早在抛出“二十一条”的本世纪初叶，便对着被他们屡屡宰割的中国制造再一次侵略的借口说：“中国侮慢日本。”
梁启超反问道：“我国今日所处何时何处何地，而敢侮人耶？推挹之言，良不敢当。若云无诚意耶，则客观的论评，吾侪亦何能以主观的自为强辩。抑吾闻之，唯以诚感人者始以诚应。假膺惩之手段以致人之诚，吾未之闻也。”
中国人中的不忘国耻者始终不敢轻信日本人，那是因为中国血泪斑斑的近代史的相当一部分是被日本侵略，是当国者的怯懦退让，是子民百姓的奋起反抗。日本人出兵攻占青岛，理由是为“保全中国领土”，这不能不使梁启超正告日本当局：
国中多数人民观日本近日举动，恒窃窃私议日：日本人果欲友助我中
国耶？抑欲翦灭我中国耶？
梁启超并且指出，如果日本一意孤行，“若必逼吾国使出于铤而走险之一途乎，则吾国必为玉碎，而无复丝毫瓦全之希冀，自无论矣。”
梁启超的言论戳穿了日本人的谎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在这“二十一条”秘密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当局及舆论所怕的不是袁世凯手中的枪，而是梁启超手中的笔。
《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一发表，日本的官员、文人接踵前往天津拜访梁启超，说是叙旧其实是企图收买。
梁启超对日本人说：“尔等视大和民族为大和魂，我视中华民族为中华魂，其理相同，梁启超何等人哉？或毁或誉均是等闲，唯中国人耳，唯珍我惜我中华魂耳，果有直言且还将直言，请谅之。”
日本人悻悻而退。但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这个蛮横流贯血液的鬼子走到书房门口又转身道：“君不知朝鲜乎？”
梁启超一笑：“日本侵略朝鲜，始有吾国甲午之耻，始有康梁‘公车上书’，始有百日维新，尔知否？日本视中国为朝鲜，可与日本合邦，错矣。中国固积弱日久，中国人不甘心亡国并有惊人之举，尔等似应读读中国的历史。”
日本人的造访反而给了梁启超更大的刺激，中国舆论界为梁启超欢呼：梁启超还是梁启超！梁启超回来了！
这个时候，梁启超显出了爱国的猛士本色；这个时候，也是中华民族在危急关头最需要梁启超挺身而出的时候；这个时候，梁启超联袁拥袁当司法总长时的无奈甚至猥琐，已经一扫而光了。
袁世凯自然是不高兴的，他召来杨度：
“梁任公能有一日寂寞可以不说话吗？”
杨度：“任公本已宣言不问政事埋头著述了，蛰居之后，我都很难见他。”
“近日谈锋甚健。”
…二十一条’之下，想让任公沉默，乃异想天开。”
“那么你作何想法？”
“我深知大总统之为难，然各项条款却惨不忍睹。”
“倘跟日本再开战端，是其时乎？有其力乎？得胜算乎？不求和睦，大事将一筹莫展，国体如能定下徐图进取尚有后日，否则什么都谈不上。”
袁世凯所说的“大事”、“国体”，指的就是帝制自为，这是杨度极力主张、拥戴的，如此说来杨度觉得袁世凯之言不无道理，便默然也算是默认。
“你去跟梁任公说说，吹吹风，今后还有多所依仗之处，你就说我想跟他谋一面。”
杨度奉命赶到前门火车站坐夜车去天津时，梁启超正在浏览日本报章，开骂梁启超的同时，并称梁启超为德国人所收买，摘取梁启超文章中的片言只语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分送驻东京的各国使馆，请他们注意梁启超“袒德之实证”。
梁启超一笑，对夫人李蕙仙说：“小鬼含沙之射，我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我不言也。”
李蕙仙当然理解夫君，也只是在与梁启超对坐时偶尔有所建言：“家山国事自是立根之本，马虎不得的。”
梁启超歉然一笑：“你先休息吧。”
夫人替梁启超泡好茶，又提来一壶开水，方始离去。梁启超此刻静思默想的是一个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局在此次交涉中应负何责？
梁启超断然写道：“吾以为我政府承诺日本此次之要求，则当承诺之日，即为我国国际上地位动摇之时，此最不可不猛省也。”
梁启超不得不几度搁笔，深思良久，政府向何处去？袁世凯向何处去？辛亥以后的种种表现。其脉络已经明明白白，袁世凯复辟帝制或者说帝制自为，当在“二十一条”之后进行。主张此事最力的，朋友中首推杨度，谓其“君子立宪”之志始终不渝，中国民智未开，共和既难共也不和，唯得皇帝“定于一”而再推行宪政。
梁启超知道杨度此论，无非是自己曾力主的“开明专制”论，然而时光已经不再，历史已经前进，共和已经确立，怎么能再违时而动逆潮而流呢？就在这一瞬间，梁启超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内心里的震颤却是因为悲哀莫明：本当推进和平建设，使积弱之国渐渐复醒，却又横生出如此粗重的枝节，多难之国啊！
梁启超在《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一文的末尾问当局：“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夫此岂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
“勿为祖国罪人”，梁启超抿一口茶，却是凉的，一个不眠之夜又过去了。
杨度的到访，在梁启超意料之中，为谁所命、为何事而来，是不言自明的。但，总是老友了，离多聚少，已是难得一见了。
杨度毕竟文人本色，说话很少绕弯子：“大总统让我转告，兄于中日交涉事言论尚需注意平和。”
梁启超：“然日本之‘二十一条’平和乎？”
杨度：“大总统也确有难处。”
梁启超：“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匹夫有责。弟尽匹夫之责为匹夫之言而已。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便解散国会驱逐议员，总统一人负责之总统制由他而定…总统之责为何？百万之兵不求一战；国土主权拱手相让，此为难乎？”
杨度：“战亦难。”
梁启超：“投降当然容易。”
杨度换了个话题，征询梁启超的意见：“关于国体问题。兄有考虑否？”梁启超：“共和国体，宪法所定，还要变更吗？”
杨度：“共和实不合国情，兄以前也曾持有此论。”
梁启超：“不错，弟长期持‘君主立宪’论，然辛亥一役，清帝退位，国体变，此大势也潮流也，复辟的事情做不得也做不成，皙子兄，你当三思而后行。”
杨度：“大总统之意似已确定，我当助之。”
梁启超：“我亦有言在先，倘若总统变皇帝，我必反对，兄弟阅于墙非我之故也。”
杨度：“何忍分道扬镳？”
梁启超：“更何忍山河破碎？”
杨度：“大总统对兄之才情、学识、人望，是时时想借重的。”
梁启超：“弟退让过、谋划过，凡财政、司法均有几万字的建言，所图者国家不再积弱，人民可以脱离水深火热，结果如何兄也知道。退让亦有限度，如退临大海、深崖，还能退到哪儿去？”
杨度：“袁大公子克定一直想和兄一聚。”
梁启超：“不忙。我倒想见见袁克文，此公放荡形骸，其实精神独具。”
梁启超送杨度出门时，两个人都是心事重重，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以后再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或许就这样分手了。
日本人对梁启超的攻击还在升温中，当梁启超堂而皇之地就日本出兵侵占山东半岛向参政院提出质问案后，日本的报章开始大骂梁启超忘恩负义，梁启超反驳说：
吾侪立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当国家遇此大变，是否有发言质问当局
之权利及责任？若谓我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
耶？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不当也；使鄙人而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袁世凯必须承认“二十一条”。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频频增兵、调防青岛、沈阳等地，日本兵扛着太阳旗已经磨刀霍霍了。
5月9日，陆征祥、曹汝霖代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绝不会承认“二十一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尤以汉口、沈阳最为声势浩大。学生和市民群起捣毁日本商店，抵制卖国条约，袁世凯出兵镇压，不敢跟日本人打一仗的北洋兵在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却又不惜枪弹，年轻人的鲜血，是中国国耻日的第一朵红色蔷薇。
也有人为条约的签订而庆幸，说是“和平解决了”。如同中国实在没有力量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论调一样，梁启超始终没有作出让步，他说：
今举国之兵且数百万矣，国家岁出用于军事费者什而七八矣，曷为而
等于无一兵，曷为而实际无一械？且以中国土宇之广物力之厚，而财政曷
为日以窘闻？此极浅显之事理，人民不问责于政府而谁问者？
一个专制总统、腐败政府之下，便是丧权的土地、缩头缩脑的官僚，中国人永远在问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中国向何处去？
那时候，梁启超的声音便如同烛光炬火了：“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
梁启超并严正警告日本人：
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梁启超的声音重新又成了中国舆论界的骄傲，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他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成了大众的代言人。
而学生、民众的呼声，梁启超自然听见了，不甘亡国的大群的声音啊，那几天，每读报章，梁启超便兴奋，“学子，吾国之希望也。”他的心和那些奔走呼号的学生紧贴着。
袁世凯拄着他的那一根拐杖，在中南海里来回踱步，从丰泽园后走到景福门前。读者万勿真以为袁世凯足疾严重，其实这根拐杖是某种装饰，也可以看作象征性的权杖，可以给他威风，而且“笃笃”有声，杖尖上包着亮闪闪的铁皮，他喜欢弄权，在通常情况下，袁世凯以自己的一定之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不是一个软弱无能者。
辛亥以后，袁世凯走了几大步。
一是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联手，逼清帝退位，结束了大清朝从而也是中国封建帝国的历史。接着又以武力摧垮了在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然后废国会、踢开“第一流人才内阁”作终身总统，并重写《约法》，揽大权于一己，踏上了专制权力的顶峰。
正在走的最后一步，是制造舆论，准备悍然称帝。
袁世凯废国务院设政事堂，政事堂就在总统府内，为听候差遣方便。政事堂设国务卿，由绝对可以放心的亲信徐世昌担任。各部总长除例行公事外，一切事务需经国务卿核阅，再转呈袁世凯定夺。
对于这样的设置，袁世凯自己便极为欣赏，对夏寿田得意地说：“凡事都需大胆改革，军机重要都由相国过一下手，我这里办起来就顺畅了，光是开会吵架顶什么用？”
所谓政事堂就是前清的军机处，相国徐世昌做起来自然熟门熟路了，他的做官格言倒也简单只是两句话，徐世昌一当国务卿便谆谆以告左右：“大事不要问我，小事不要问总统。”
政事堂设在丰泽园遐瞩楼、总统府勤政殿旁，“政事堂”匾额左右为徐世昌手书的一对楹联：
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这一楹联传到外界后，便有人代袁世凯拟了一则总统府的楹联：
我总我统我行我素，人脉人缘人散人消。
袁世凯听说后哈哈一笑：“相国会撤去吗？”
袁世凯设政事堂由徐世昌当“军机首辅”之后的另一举措是尽撤陆军部、海军部，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王士珍、段祺瑞等是大办事员，蔡锷则是小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
蔡锷，梁启超门生中最得意者，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遵梁启超嘱回到广西创练新军，为云贵总督李经羲赏识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后，蔡锷即在云南举兵响应并被推为都督。
北京政局风云迭变，梁启超归国后联袁拥袁，蔡锷便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梁启超告以四字诀：“不动声色。”因而以后的府院之争、国会取消等等，蔡锷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对外界乃至个人升迁似乎一概淡漠。
蔡锷有了参与袁世凯核心军机的机会，并留意着北洋军的实力、布置、指挥及后勤系统，使其了然于胸。
天津梁宅，蔡锷的突然到访使梁启超又惊又喜。
蔡锷告诉梁启超：“袁世凯称帝，已无可挽回。”
梁启超：“不到最后时刻，你还是不动声色，且要多加提防。”
蔡锷：“谨遵师命。”
梁启超：“袁克定约我一见，看来也是称帝一事了。”
蔡锷：“应该是。袁克定见人，一般在北海团城，如更重要的客人则在京郊汤山别墅，由北洋军守卫，要不要一二随从照拂吾师？”
梁启超：“不用，谅他奈何我不得。”
蔡锷正要告辞，梁启超按一下；占手示意稍待片刻：“杨度近况如何？”
蔡锷：“死心塌地了，与袁克定过从甚密。”
梁启超：“静观其变，心有戒惧，你不妨带头劝进，以为障眼之法，一应大事之策划，随时告我，勿写信，坐夜：车为宜。”
蔡锷匆匆告辞。
京郊汤山之夜，晚空寂寥而广大，新月冷冰冰地照着。等候在门口的袁克定面有焦虑之色，袁克定一旁站着杨度。
梁启超如约赶到，寒暄毕，宾主落座。
袁克定：“今夜小饮，来一点日本清酒如何，卓如兄？”
梁启超：“不，绍兴花雕。”
杨度嘱咐侍者：“用热水烫温。”
袁克定倒是开门见山：“有一事家父想托我征询兄之意见。”
梁启超：“请只管说。”
袁克定：“共和病体，诚如兄之预见实不合中国国情。”
杨度：“更换国体事，外国人也多所建言，以为帝制最宜。眼下亟需卓如兄一言九鼎之助，以明国体之变非大总统私心，而是为国家民族久远计。”
梁启超：“助大总统变皇帝，我实不能助。盖选举大总统时，反对之声盈耳，我投了大总统一票，大总统就职宣誓‘谨遵宪法’，其人其声均在光天化日之下。”
杨度：“当初‘公车上书’、‘戊戌起事’，兄乃为光绪也，设若变法既成，兄与康南海辅助光绪帝与今有别乎？”
梁启超：“大有别，昨日之日不可留。否则大总统又何必在辛亥后使清帝退位？彼时取而代之可也。立国于今世，必有今世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而自封。终将淘汰。风云际会大势所趋也。”
袁克定不好再说帝制一事了，只说袁世凯如何借重梁启超等等。梁启超却不接这些话题竞说起了袁克文：“令弟颇有诗才，近来可好？”
袁克定惨然一笑：“整天不务正业，家父爱其才又惜其不成材。”
梁启超：“杭州的友人寄我一副楹联，令弟所作，读来荡气回肠，‘右通岳墓，左接苏坟，忠骨香魂都咫尽；后倚孤山，前临西子，潭光塔影共徘徊。…
杨度知道梁启超的脾气，汤山小宴到此为止了，客客气气不欢而散。
1915年的春天和夏天，因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言论，以及对帝制自为的态度，梁启超又成为中国舆论界的焦点人物，就连坊间市井都常常有传诵梁启超文章的。“梁启超这样说的”，一时成为标准；“梁启超说话了没有”却是含着期待和信心。
梁启超自己也觉得较之于周旋官场要自在得多而且充实。3月，袁世凯接连抛出两次绣球，梁启超都避开了，12日，袁世凯颁总统令任命他为政治顾问，梁启超坚辞不就；31日，袁世凯委以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也未躬奉其事，得之则失之，失之则得之，只要一枝笔是自由的，所得稿酬还能养家糊口，夫复何求？
其间，梁启超还曾南下省亲，为老父亲祝寿，少小离家，归来之日已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茶坑村依旧，西江水依旧，听涛声掠过风帆，看凌云塔扑来，亲切地说：“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漂泊东洋，浪迹天涯，看见烛光而不能回家的日子，是碎心割肉的日日夜夜。旧房子多么可爱，它永远包装着昨天，珍藏着理想放逐之前的童真与稚嫩，却为人生之开始之最不可多得。大路小路歪路正路是属于明天的，明天总是那么虚幻、杂乱、荆棘丛生……
6月到南京，正是江南草长莺飞的时节，秦淮河畔夜饮，鸡鸣寺中听雨，与时为江苏都督的冯国璋几番切磋后相约：联袂进京，力阻袁世凯称帝。
到京后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已经等候在居仁堂门口了，一手拉一人，状极亲切，这一天是6月22日，梁启超不会忘记。
袁世凯：“二位用茶。”
冯国璋旁敲侧击：
“帝制运动，南方传言颇盛。”
袁世凯坦诚说：“华甫，你我患难与共，当知道我的心事。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差别？贵为帝王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克定六根不全骑马摔断了一条腿；二儿克文倒有才具却成天与清客票友鬼混，假名士也；三儿子从小不谙事理．是个混混。余皆年幼，岂可付天下之重？”
客厅里的气氛顿时变得随和而不那么沉重了。袁世凯如诉家常言辞恳切，梁启超、冯国璋不仅坠入五里雾中，而且连往下的话也没法再说了。
冯国璋想得更多，追随多年，鞍前马后，大总统今天这一番话可谓知己之言了。激动之下便也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了：“国体骤变，百废待兴，今日再匆匆而为帝制，诚不可取。大总统心迹，真是可昭日月。不过将来国家富强了，天与人归，大总统却是不能谦让了。”
袁世凯一听冯国璋所言，正色道：“华甫，此话不可讲。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即或今后再有人逼我做皇帝，我便浮槎于海，我走还不行？”
梁启超虽然心里明白，知道袁世凯不可信，却还是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倘说表演，这也是绝对一流了。不过既然和冯国璋商定一起进京的，总得有一句话撂下，也算不虚此行，便对袁世凯说：“三海之内，于老百姓是禁地，总统身边的人为帝制奔忙，却并非空穴来风。诚愿大总统言必行，行必果。”
一出新华门，冯国璋便对梁启超说要去看看徐世昌，从相国那儿得一佐证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梁启超要赶回天津，两人便就此别过，约好互通声气，梁启超并谆谆以嘱：“袁世凯之言可听而不可全信。”
冯国璋先回下榻的六国饭店休息，晚上徐世昌招饮，问及帝制事，徐世昌只是问：
“金陵夫子庙前，还是盛况空前吗？”
冯国璋再问：“请相国告之帝制真相。”
徐世昌继续打哈哈：“南唐遗址小虹桥可在？”
冯国璋只是莫名其妙：“小虹桥？”
徐世昌：“李后主被俘北上挥泪对宫娥，便是从这小虹桥上走过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啊！”
冯国璋：“相国，今天你唱的什么戏？”
徐世昌：“空城计。”
冯国璋：“那我赶紧逃走。”
梁启超回到天津，本想稍事休息，北京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说明，袁世凯帝制自为已处于紧锣密鼓的关键阶段。
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子论》一文称，辛亥革命后，中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明确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古德诺之后，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撰文《共和宪法持久策》，说中国只有走日本君宪一路，才不致分裂云云。
梁启超读罢这些文字拍案道：“此乃真无耻也！”
与此同时，袁世凯授意杨度拼凑的“筹安会”成立，何谓筹安？“筹一国之安也。”杨度如是说。再看“筹安会”中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6人，自称学术团体，挂出招牌于北京石驸马大街，“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为宗旨，但已经研究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
这是公开的伴随着锣鼓声的有板有眼的粉墨登场了。
1915年8月22日，梁启超给爱女令娴写信，愤然表示：“吾实不能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告诉令娴，因为“不能忍”，他已经写了几篇批驳谬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中就有轰然震响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其时，杨度仍然在作争取梁启超的最后的努力，他知道凭杨度及“筹安会”中人的笔杆子可以对付任何反对者而绰绰有余，却绝对架不住梁启超一个人的口诛笔伐。杨度委托汤觉顿专程赴天津与梁启超协调商讨，汤觉顿从天津带回二f匕京的却是一封致杨度的断交信，梁启超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事，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同时带回的便是墨迹刚干的梁启超的文章。
杨度顿时惊呼：“大事不好！”
杨度读完梁启超的信，先已后脊背发凉了，他实在不想失去这位曾经患难与共的朋友。再读梁启超的文章，浩然之气直逼杨度乃至袁世凯：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世凯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此次皇帝之产生，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亦蠕蠕而动；彼长官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
蠕蠕而动，皇帝出矣！
杨度等不及读完，兹事体大，赶紧奔往中南海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默然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我待梁启超不薄。”
袁世凯希望梁启超此文不公开发表，便以给梁太公祝寿为名，派人专程送去20万元寿仪，梁启超婉言谢绝了：“家父寿辰已过，谢谢大总统关爱。”退回20万元同时又抄录一份《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寄给袁世凯，以示光明正大。
袁世凯紧接着又派梁士诒拜访梁启超，这是来者不善了，称兄道弟，落座看茶后，梁士诒眉头紧锁道：“我奉大总统之命来，有一句话不好说。”
梁启超：“但说无妨。”
梁士诒：“说出来不好听。”
梁启超：“是人派你来说，非我派人去听。”
梁士诒：“兄已亡命十余年，此种况味，既曾饱尝，今日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可亡命，也不愿苟活于浊恶之空气中。”
梁士诒：“这不是我的话。”
梁启超：“你可以复命去了，启超无所惧亦无所求。”
1915年9月3日，北京英文《京报》汉文版刊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人，《京报》被抢售一空，“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馆请求再版”。后来报价涨到“每份三角”，而求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次日，《国民公报》转载，但限于篇幅，不能一次登完。因而4日、5日两天北京公共场所的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急切地询问：“君有3号之《京报》否？今天或昨天之《国民公报》亦可。”
《国民公报》销售量大增，“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直到9月6日，求购者仍络绎不绝，报社方面只好在7号将梁启超的大作印成单行本发行。
这真是：任公大笔一挥，京都三日纸贵。
梁启超的文章所以能如此强烈地震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冈为他袒露了自己的良心，毫不犹豫地公开举起了保卫共和体制、反对复辟封建的大旗。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几乎已经麻木很难有什么能激动人心的时候，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聚合到了梁启超的大旗下，语气中有了急迫感，眼睛里开始发出光来，有人传诵，有人落泪，有人呼号……梁启超说：“天不亡我中华也！”
梁启超文笔的特殊魅力更使他的文章传诵一时，令年青人觉得新鲜生动，使同辈人想起《时务报》和《新民丛报》。反复的排句若波涛涌来，逼人的设问丝丝入扣，行云流水一往无前--
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所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是对辛亥以来中国政局动荡、袁世凯弄权的鲜活写照，针对其时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而又表白无意恢复帝制的欺骗性，梁启超的笔锋直指袁世凯的心坎了，他说若改行帝制，谁做皇帝呢？“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对得起袁大总统吗？“若即欲求堵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
梁启超极尽揶揄和挖苦，紧接着写道：以上种种“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耶？”什么样的非常之举呢？即推戴袁世凯做皇帝，梁启超说：“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梁启超当然不会放过古德诺，他直言道古德诺的文章其内容与十年前《新民丛报》上他的著作相类似，唯独其水准，古德诺不及梁启超百分之一。古德诺把墨西哥“五总统争立”以及“中南美葡萄牙之丧乱”视为共和之病，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墨西哥之乱，根本原因恰恰是统治者“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其教训是专制的教训，不足引为中国不能实施共和的根据”。粱启超认为，奇怪的倒是“政客如林，学者如鲫”的中国，为什么对如此浅显的理论与事实“无所觉识”，非得“借一外国人之口为重”呢？偏偏这外国人又是歪曲事实的，但从袁世凯到“筹安会”中人却都说外国著名学者古德诺如何如何。
古德诺又怎么样？他举着西洋镜说他就是光明的指路者，可是很快就被梁启超戳穿了。古德诺不是不知道梁启超，经过这一回合的交手后，不知他是否明白中国还有脊梁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