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才来过，他说袁世凯不日登基就要接受百官朝贺了。
蔡锷一直没有暴露，而且隐蔽得自然、妥帖，竟然连袁世凯也被蒙在鼓里。
梁启超与蔡锷、汤觉顿策划在必要时武装反袁的密计，时在1915年夏秋之交。
其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孙中山等尚在海外流亡，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收买得干干净净”，反袁讨袁可谓艰难之至。梁启超告诉蔡锷：“我的责任在言论，故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
蔡锷：“京城里不少人在准备写劝进表了，世界看咱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儿呢！”
梁启超：“你在军界要深自韬晦，万不可为袁世凯所忌，才能密图匡复。”
此后，蔡锷以梁启超的“不动声色”、“深自韬晦”为训，而作着一旦其师梁启超发令便即刻南下云南举兵的准备。为麻痹袁世凯及爪牙，蔡锷开口便是袁大总统德高望重。而有人谈及梁启超时却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先生实在是个好人，奈何太书呆子，不识时务。”杨度曾一再请托蔡锷劝梁启超，蔡锷却告之：“我先生这书呆子样哪里劝得转来？书呆子也做不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北京的将校联欢会发起改行帝制请愿，蔡锷带头“劝进”，消息传到袁世凯处，袁世凯不无欣慰：“我用蔡锷看来还是对的。”
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吉班妓女小凤仙处，蔡锷走动得更勤了，这也是袁世凯喜欢的，吃喝玩乐，贪污腐化，抽鸦片，逛妓院，倒军火，一概不管，只要听话不反对他做皇帝就行。在外界看来，蔡锷是消沉了，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也不时在军界流传，说这小凤仙床上功夫了得，把蔡锷颠得轻飘飘的了。蔡锷自己则在好友询问时也坦然道：“风月场所女人未必都坏，却一定有招有味儿。如果碰上一个心地善良且又善解人意的，岂非一大快事？”
即便如此，袁世凯仍然没有放松对蔡锷的监视，“登基”在即，梁启超骂几声乱不了大事，倘有带兵的造反，那才是袁世凯最害怕的。
蔡锷每一次去小凤仙处后约半小时光景，总会有几个人跟踪而来，到班子里打“茶围”。出手很是大方。蔡锷一走便问这问那，小凤仙与蔡锷交往久了，深知蔡锷的为人便据实相告，并问：“你是革命党吗？”
八仙桌上是几碟花生瓜子，蔡锷一边摆弄着《今古奇观》一边对小风仙说：“我要离开北京，从你这儿走。袁世凯的人一直在盯着我，你要小心。”
小凤仙：“后天是掌班的生日，院子里来往客人多，你在这里摆酒，我替你布置房间，这是个机会。”商量完，小凤仙又不放心地问：“你走得远吗？”
蔡锷：“先到天津。以后你会听到我的消息的，袁世凯要做皇帝，我得让他做不成。从此生死未卜，你自己多保重。”
小凤仙给蔡锷找了一间北屋，背窗而坐，面对穿衣镜，院子里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八仙桌上放着他的怀表。这些都是蔡锷的老习惯，总之一切显得毫无异常。
蔡锷一瞥穿衣镜，院子里走动的几个便衣刚好走进房间去了，便不穿衣不戴帽好像是上厕所的样子，出得大门直奔火车站而去。到得天津，面见梁启超，又与汤觉顿、王伯群等最后确定了武装倒袁的计划。梁启超神情肃穆，询问蔡锷军事上的把握之后说：“袁世凯一旦正式称帝，云南迅即独立，贵州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再迟一个月。然后以云贵的军队打四川，以广西的兵力攻广东，三四个月后，可望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蔡锷等人都认为梁启超的估计与大致安排是可以行得通的，并商定由汤觉顿、王伯群先赶赴云南、广西作准备。随后，蔡锷为避开军警绕道日本远赴云南，梁启超先离开天津到上海匿居再去广西。反袁首脑人物先后奔赴前线，避开北洋军的实力，以大西南为护国大本营。
梁启超动情地告诉蔡锷：“松坡，攻城夺地打响第一枪全靠你了！”
蔡锷避居天津，有时与梁启超协商至通宵达旦。时光紧迫，北国的朔风怒号着卷起彤云的日子，便表示着寒流到了。梁启超蓦然感到，此刻，真的不是纸上谈兵了，要举兵、用兵，而且志在必夺。自然，军事上的行军布阵战略部署由蔡锷潜心安排，梁启超仍然是文案上的功夫，以及云南、两广、四川、贵州的军情、民情、舆情的分析，以定护国讨袁的方针大计。
首先起草的是《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
梁启超对蔡锷说：“我本书生耳！现草写此类文字，实是平生所未料。”
蔡锷：“吾师生平，精彩纷呈，弟子斗胆敢言，反袁护国之役，今世不作二人想。”
梁启超凝视蔡锷片刻，这个他心中最爱的得意门生马上就要奔赴第一线了。那是可以想见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爱怜之心，油然而生：“松坡，山高水远，务必保重。军情紧迫不及与我通声气时，务必果断，视下属为兄弟，护国军起后万不扰乱百姓，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蔡锷不觉有热泪要涌出：“本应随侍左右，万不得已，我只能先走了。先生之嘱我当铭记。大局宏旨随时电告，：天佑中华，天佑先生！”
1915年12月2日，蔡锷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改名换姓穿上和服，坐日本轮“山东丸号”东渡日本。随后即在石陶钧陪同下，再坐船南下上海、香港、河内，12月19日到达昆明。
蔡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真是“定策于恶网密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
从北京而天津，梁启超、蔡锷都处在监视和跟踪之下，靠着租界的保护及行动的诡密而没有败露。袁世凯最担心的是在北京突然失踪的蔡锷回到云南。云南军中有蔡锷的老上司老部下，易于发动。如今蔡锷真的已置身在南国的土地上了。
接风、招饮自是少不了。但蔡锷却无意贪杯，他必须马上了解北京袁世凯称帝的最后动向，他担心着他的先生梁启超的安危。
蔡锷抵达昆明的前一天，即12月18日，粱启超以赴美国求医为名，由天津港坐船抵达上海。一到上海人头攒动的世界里，梁启超马上避居一室，不开电灯不开自来水，“每日由远邻送饭两次来”，一步不出，一个杂客也不见，先是完成了对袁世凯最后进言的《上总统书》，然后密切注视袁世凯的动向，对蔡锷实行遥控指挥。
梁启超获悉，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本，以向日本天皇授勋为名，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对袁世凯称帝的正式支持。
梁启超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同时牵制日本政府，立即起草致蔡锷电文由冯国璋的顾问潘若海带至南京。潘若海携电文及密码回到南京冯国璋宣武上将军署发出，12月22日深夜，蔡锷接到电报后立即与唐继尧等39名将领齐集昆明，通宵会商起义大计。蔡锷宣读梁启超的电报后慷慨演说：
诸位，当此袁世凯窃国，我中华民族即将沉入黑暗倒退万劫不复之际，我们与其屈膝而生，勿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所为之战斗者、所为之流血者，不是个人权利地位，而是今日四万万同胞的人格，而是明日四万万同胞子孙后代的立足生存之地、新民富国之道。
鄙人还可以负责地通报各位，反袁反帝制，吾道不孤。吾师梁启超坐镇上海，联络各方。不日将亲赴两广与云南成犄角之势，同道中人团结奋斗，则民必助我，天必佑我！蔡锷并建议39名将领歃血为盟，以共同之誓言，负共同之责任，盟词如下：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共殛11915年12月23日云南方面发出敦促袁世凯《撤销帝制电》：
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日：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相拔，以此图治，非敢所闻……
电文接着指出，袁世凯“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作伪心劳，昭然共见”，要袁世凯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13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电文并警告袁世凯：
“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
袁世凯在限定的25日10时以前没有答复，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李烈钧、戴戡5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告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云南独立。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大校场誓师讨袁，昆明万人空巷一片反袁护国的热血之声。
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拍案：“谁把蔡锷放走了的？”
震怒与慌乱的片刻后，袁世凯恢复了镇定，口授电文：通缉梁启超、蔡锷，捕获之后，就地枪决。接着又密令驻扎岳阳的曹锟部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赶往云南镇压兵变。与此同时，袁世凯在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由他自己坐镇指挥，前线所有战报“立送大总统阅览”。
做完这一切，袁世凯透了口气往沙发上落座，一边捻动胡须一边唤来夏寿田：“把《讨袁檄文》拿来。”
夏寿田嘴里答应着，却垂手而立不见动静。
袁世凯一挥手，自言自语：“写文章我写不过梁启超，打仗我还打不过蔡松坡？”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檄文后，又从头仔细读着，夏寿田有点纳闷：这檄文好看吗？
袁世凯却对夏寿田说：“什么样的人都要见识，什么样的文章都要看。尤其是梁启超的，这些东西都是他替蔡松坡写的，你得抓紧看，不看就看不着了。”
夏寿田似懂非懂。
袁世凯：“抓住梁启超就地正法，你还看什么？”
夏寿田：“不知梁启超藏身何处？”
袁世凯：“上海，冯国璋的人保护着。话就得这么说，通缉令就得这么写，抓住了我也不会杀。”稍顿，“还是梁任公文章写得好！”
夏寿田：“大总统何不由他写文章去？”
袁世凯：“这话我可说，你不可说。”
1916年新年伊始，“护国军神”蔡锷率护国军主力，按照他与梁启超商定的部署，开赴四川前线。与护国军对垒的是曹锟部10万精锐北洋军，蔡锷的护国军不足1万，但士气高昂，行动神速。于1月21日攻克川南重镇叙府，蜀中震骇。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继而护国军攻入湘西：1月31日川军刘存厚所部阵前反戈倒袁，配合蔡锷攻打泸州。
西南战局大出袁世凯意料，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发来的“火急”、“十万火急”告急电接踵而来，袁世凯怒不可遏：“混蛋！混蛋加三级！都不会打仗了？”但，袁世凯还有兵可调，他一个人摒退左右冥思默想，决定以绝对优势兵力在沪州与蔡锷决战，并获取胜利，然后大局一举可定。
运筹帷幄于上海的梁启超，在密室中研究战局，指阵方略，前方将领的重大进退决策经以电报请示梁启超后定夺。梁启超不得不冒生命危险暂留上海，是为了利用上海这中国唯一国际港口城市的便利筹措财政，策划舆论。
云南素来贫瘠，护国军跨省远征，财政开支逐渐一筹莫展，梁启超为此“渐汗焦灼，不可言喻”，梁启超致书蔡锷，先将政府所收盐税全部充作军费，他认为这是“目前财政救急第一策”，要蔡锷“断行勿疑”。同时又派女婿周希哲前往南洋募捐，以解燃眉之急。
在军事上，他指令蔡锷毫不犹豫地坚持“全力光复三川”的主攻目标，蜀中历来兵家重地，他提醒护国军将领：“盖必能奠蜀，然后才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梁启超尤其告诫蔡锷：在八方人士云集昆明之后，团结的问题“不可不深自警惕”。他断言，并要求护国军将领务必做到--“凡事若不从一身或一党派之利害上打算，则天下断无不可调和之意见。”梁启超英明地预见到护国之役以后的政局，“勿以一毫将来权利思想杂于其间”。
梁启超的高瞻远瞩，使护国军在一开始便有了较之中国旧军队从未有过的精神风貌。
蔡锷的军队在泸州一带与曹锟所率北洋军的战斗极为激烈而艰难，袁世凯源源不断地派出援兵和运出军饷银元之后，北洋军从实力、装备到后勤补给的所有方面都处于优势，凭着护国的正义之气战斗的蔡锷频发急电给梁启超，务期广西迅即独立以为后援，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以期最终克敌制胜。
梁启超当即致函广西都督陆荣廷，劝其勿再观望，共同护国，值此危难之际，为国家、民族立一大功。陆荣廷一直在坐山观虎斗，他面对袁世凯促其出兵贵州，在云贵之间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使陈宦得以减轻压力、使护国军腹背受敌之令一直拖延着。
袁世凯为陆荣廷早日领军开拔，又拨给陆荣廷饷银100万元、枪5000支，殷殷期待，发电说：
“前线将士翘首以盼，聚歼蔡锷非兄莫属。蔡锷既除，余皆不足虑。”袁世凯并提醒陆荣廷：“梁启超或有可能潜入广西，是此变乱，梁乃首恶，务必严加防范”云云。
陆荣廷读罢梁启超的信，内心震撼之下想到：不能不有所选择了。“民国之大都督岂能为袁皇帝之马前卒？”陆荣廷对心腹谋士陈祖虞道：“你我各于右手掌心上写四个字，以定大计。”
片刻，两掌推出。
陆荣廷一掌上写道：请梁入桂。
陈祖虞一掌上写道：反袁护国。
陈祖虞旋即昼夜兼程赶赴上海面邀梁启超，同时陆荣廷发电请梁启超到广西共商大计，表示“朝至，桂夕发”。“夕发”即发兵助蔡锷也。
梁启超自然大喜，又觉得陆荣廷出兵之事办得太容易，如同陈祖虞的到来相当突然一样。而且，“发兵便发兵，何必非要我先到广西呢？”
几天后，陆荣廷又派唐绍慧面见梁启超方疑团尽释。唐绍慧告知粱启超：“陆荣廷颇有自知之明，他对我说，‘我在广西保境安民则可以，替蔡松坡打一阵子也可以，然号令全省百姓，许以反袁以后安民建设等等，没有任公前来施展长才，能行吗？…
梁启超一听，当即昂起头来，面现红光，兴奋地答应了：“好！我便到广西走一一趟！”
1916年3月4日，江南春寒料峭，黄浦江上的风依然是冰冷而尖厉的，只是那些稀疏的树木已经可见泛青的迹象，谁能阻挡得了春天的到来呢？梁启超偕同汤觉顿、黄溯初、唐绍慧等一行7人，悄悄地潜入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号轮离沪南下，到香港换船至海防。
从上海到广西何必绕这么大的弯子？原来追捕梁启超的探子一直防备着他的广西之行，陆路上的主要关卡如广州、梧州、南宁车站早已暗探密布，一手提着匣子枪一手捏着梁启超的照片，穿梭巡防。
梁启超不得不坐船，如同戊戌以后偷渡至日本一样，白天不敢露面藏在锅炉旁的斗室里，夜间，待“群动尽息”，他才能“窃蹑船栏，一享凭眺”，那是并不陌生的夜幕中的大海，视野所及是巨大的混沌，感觉特别活跃，感觉海风感觉海浪感觉湿润感觉一往无前的流动。
3月7日，“横滨丸”抵香港。香港巡捕立即登船严加搜查。所幸的是梁启超起草的《广西独立宣言》、《广西讨袁檄文》及康有为致陆荣廷书密藏于一个小包中未被搜走，然后兵分两路，汤觉顿等5人由香港经梧州先期赴广西，并带去梁启超起草的一系列通电文件。
梁启超由黄溯初陪同，偷渡海防再去广西。
梁启超谓黄溯初：“我这一辈子，几时可不作偷渡客？”
黄溯初笑答：“弟跟着梁先生也算是偷渡一回了。”
载着这两个偷渡客的是一只运煤船“妙义山丸”号，满船都是煤，梁启超与黄溯初相对无言时，眼睛里却都要冒出火来。蔡锷在前线军情火急，陆荣廷枯坐而待，因为是偷渡，又急不得，越南的法国当局在接到袁世凯的通报后，正严密捉拿梁启超，实在无奈时梁启超便自言自语：“听天由命吧。”
黄溯初是乐天派，因为责任不一样，他自然没有梁启超的焦虑与沉重，“天亡袁世凯，才是天理。任公，咱们到海防喝椰汁去。”
渴！梁启超想着高高的椰子树。
1916年3月16日晚8时，梁启超在海防附近白龙湾登陆，17日清晨，梁启超义被送到帽溪山下的帽溪牧场。
白龙湾，水碧沙白，各种形状的石岛峙立海水间，怪石上有奇花开放，嶙峋中有异草生根，直到在帽溪牧场的一间小屋里安顿下来，梁启超仍然为白龙湾感叹：“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美景。”但，帽溪牧场的10天却也是梁启超一生之中最为艰辛的，被褥污秽，跳蚤横行，不敢躺下又不能不躺下，提心吊胆，昼夜难眠。如此景况，那就在一灯如豆下读书写字吧，又偏偏碰上烟吸尽、纸写尽、书读尽。在几十张信笺上写极小的字完成了《国民浅训》一文，然后在小屋里四处寻找自己扔下的烟屁股，再吸，味极佳，连烟屁股也吸尽了，终于茫然若失。
帽溪山下烈日如炙。主人曾一再告诫梁启超，出门时务必以一块黑布裹头，梁启超忽略了，被烈日灼脑，当时便得了当地一种可怕的热病，多亏当地人以草药救治，两天后退热，如再拖延一天，“亦无救矣！”
病中的梁启超恍恍惚惚，总是想着椰子树以及椰汁的清凉，呼唤爱女令娴的名字，也曾梦见夏穗卿，瘦瘦的夏穗卿对梁启超说：“任公，这地方连我都不敢涉足，你去干什么？”梁启超只是问夏穗卿要纸烟，大红门、强盗牌都行，夏穗卿却掏出来一壶绍兴“女儿红”……“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
1916年3月26日，广西陆荣廷的专使抵达海防，梁启超方始离开帽溪牧场，跋涉两天一夜，进镇南关。梁启超仰天长叹：“此乃国门也！”关上彩旗猎猎，兵士列队欢迎簇拥梁启超人关，离沪南下一个月风餐露宿、贫病交加、衣冠不整，梁启超此时此刻倍觉精神抖擞，山川、树木、太阳和风还有期待的目光，那都是中国啊！水深火热之中的当地百姓、士绅等待梁启超多日了，知道梁启超冒死南下，为之鼓舞，“悬旗燃爆，父老相携，迎送十里外”。抵达龙州时，“全城爆竹声，喧天沸地，父老儿童皆感极而泣”。“我怎能不爱国，怎能不护国？”梁启超在当地的演讲会上说。
黄溯初为梁启超感叹说：“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可见矣。”
万里奔波，或蛰伏、或偷渡、或昼夜兼程，只要稍得空闲，梁启超便握笔为文，云南、两广之独立，护国军重大决策的宣布等等，无不出自梁启超的手笔，除此之外，仍有回顾与指导反袁斗争的多种著作问世。
这一特殊的时期，使书生的梁启超、使多变的梁启超、使激情洋溢的梁启超得以沉淀自己，当命运把他推上护国战争首要人物的位置时，他不畏强权，：运筹自如，号令三军，游刃有余，显示了作为政治家梁启超从未有过的旷达、高远、成熟的风采。
香港至海防的“妙义山丸”上，梁启超写了《在军中敬告国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文人梁启超已经把自己置于“军中”了，行伍之一员了。蔡锷兵起之前，梁启超决策乎先；蔡锷兵起之后，梁启超遥执军政。可以想见，对于护国一役，梁启超是九死而无悔的。《在军中敬告国人》则恰恰是此种心迹的披露，表明了与袁世凯联手而后不得不“相见于疆场”的心路历程。他追记说：
当元二年之交，国论纷孥，启超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颇思
竭其驽骀，翼赞前大总统袁公，亟图建设，以为以袁公之才而居其位，我
行草偃，势最顺而效最捷。
梁启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迁就、退让，甚至一度被指为“帮凶”，但袁世凯愈走愈远，梁启超也终于看出了此一时期袁氏的真正面目：
处今日文明之世，而行中古权谲残刻之政，外袭众建之名，内蹈专欲之实，黜全国之智，箝全国之力，涸全国之资财，摧全国之廉耻，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成一姓篡窃之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取子毁室，率兽食人。循此迁流，更阅年载，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而中国更何自由存于世界者。
梁启超对袁世凯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然而梁启超之不同于其他痛恨袁世凯称帝的人，却是暂罢书生论道，纸上谈兵，发动并参与指挥了护国之役。
梁启超坦露心迹道：虽然“夙耽溺于平和之梦”，因而“几经踌躇审顾，惩前毖后，不得毅然决然，挥泪沥血，从诸贤之后，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
为什么“挥泪沥血”呢？梁启超毕生惧怕革命，不主张暴力，何况曾与袁世凯相知？决然奋起，谈何容易！而这非同寻常的时刻，却又与梁启超对自己的检讨密切不可分割：“痛念频年以来，颇不免缘党派偏见，误断事理，间接以酿国家隐患。中间又尝以悲观弛惰，自荒匹夫之责，致国民活力，生一部分之损耗。今以国脉安危，迫于眉睫，不敢不沉痛忏恨，请献此身，以图自赎。微诚所贯，舍命不渝。功不敢承，罪不敢避。”
光明磊落的胸怀，在这些文字中历历可见。而“功不敢承，罪不敢避”这样的金石之言，无论岁月怎样流转，都不会淹没其真正的稀声大音的。
梁启超策动的广西独立对整个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川前线，蔡锷统率的护国军重新发起攻击，重创张敬尧所部北洋军。从此，川、滇、黔、桂联成一气，北洋军已溃不成军，在这胜败立判的时刻，早已受梁启超影响的冯国璋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乡铭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
袁世凯看着冯国璋的电报，长叹一声，跌坐在沙发上：“大势已去！”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取消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护国战争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了胜利。消息传来，蔡锷、李烈钧等护国军将领及前线将士无不雀跃，枪炮一阵阵对空鸣放，欢呼声响彻云天，谁愿意打仗？谁不希望安居乐业？与之对垒的北洋军的战士也从战壕里爬出来，把帽子把步枪抛向空中。
不再厮杀的时候，面对面一瞧不都是中国人吗？“袁皇帝下台了！我们不打仗了！”双方士卒都这样呼喊着，曾经流血，现在流泪。
相传，1916年的春天，云贵川十万大山中杜鹃开得火一样鲜红，那是IIiL染的土地，所有掩埋于黄土中的尸骨都在祷祝中国和平。
1916年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宣告成立，这是梁启超关于护围战争的第二步计划，统一军政，组织临时政府，拥戴黎元洪为总统。
护国军都司令部由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其时，广东都督龙济光虽已宣布独立，其部下大都拥护袁世凯，经常与护国军发生冲突。5月5日，梁启超亲赴广州，在观音山与龙济光商谈十多个小时。次日晚，龙济光设宴，梁启超走进宴会厅，只见龙的几十名部将佩枪端坐，这是鸿门宴无疑了。
酒过三巡，龙济光的部将胡令萱先是出言不逊继之破口大骂护国军，还不时手摸枪柄凶相毕露。
梁启超是有备而来的，半个多月前，为商讨两广独立善后事宜，各方代表在广州海珠岛水上警署举行联席会议时，龙济光的部将颜启汉突然开枪，当场击毙了梁启超的代表汤觉顿等多人，史称“海珠惨案”。
梁启超痛失好友，拍案而起手指龙济光道：“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枪匹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的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
梁启超一边说一边拍桌子，玻璃杯东倒两歪叮当乱响，浩然正气镇住了龙部悍将的凶焰。回到住所又是另一番景象，几百士兵团团包围，喧嚣叫骂，声言要杀梁启超。半夜里溜出广州城，同行者说：“羊城虎狼地也。”梁启超虽然吃惊不小，但成立军务院的想法已为龙济光接受，也算不虚此行。
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在肇庆宣告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任抚军。
军务院成立后，发布了梁启超起草的一系列宣言。第一号宣言宣布：袁世凯“紊乱国宪，公然倡乱，自居皇帝”，应受弹劾裁判。因裁判机关不能行使职权，故由军政府督率大军，围捕该犯，待日后召集国会，实行判决。宣言尤其指出，袁世凯称帝后，其大总统资格已不复存在。
第二号宣言宣布：前大总统袁世凯犯罪缺位，照宪法应由副总统黎元洪补缺。
第三号宣言宣布：军务院直接隶属大总统，代行国务院职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
梁启超还起草了一系列布告致各国公使，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与此同时，军务院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对袁世凯进行北伐。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他是实际上的军务院的首脑或核心，他的政治、外交的才干，使得军务院有理有利、生机勃勃、步步主动；在政治上，以《约法》为依据，否定了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军事上，统率西南，始终保持了对北洋军的压力；外交上则因为梁启超通晓国际各项惯例，再加上笔下有事实有条理之分析、综论，争取了一些国家对护国战争的理解，以至迟迟不承认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在撤销帝制后仍观望委蛇，这一切都使袁世凯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完了！
军务院的成立，使护国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即这一功垂青史的运动，在梁启超的直接领导下，在军事的对抗取得初步胜利后，适时地转化成了根据《约法》的政治的较量，从而使中国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力量有了可以凭借的舞台，所谓挽狂澜于既倒，舍梁启超其谁？
梁启超个人的力量当然有限，但梁启超投入护国战争的是他一生的政治资本、斗争经历，并且以不怕死的无所畏惧使南方将领无不心服。正是梁启超的远见卓识、政治韬略，才使那些一方霸主的都督们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没有使这一战争成为攻城掠地的军阀之战。
“功莫大焉！梁任公！”时人纷纷感叹。
军政院成立之后南北对峙的焦点是：袁世凯是否下台？梁启超力主“国事至今日舍项城退外，更无弭兵之望”。对袁世凯自称不做洪宪皇帝退下来仍是大总统的说法，梁启超讥讽道：
“再醮之妇，更求归奉宗祧，不徒悖于大礼，且亦难以为情。”同时梁启超又推重段祺瑞、冯国璋，但前提是袁世凯必须下台，“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梁启超在致段祺瑞的电报中说。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直到最后一刻自知回生乏术之后，袁世凯长叹一声道：“总统应该就是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要回洹上养老了。”
袁世凯至死不说一个“死”字。
洹上风光，太行迤逦，这是袁世凯最后的眷恋吗？而在前一天，稍稍清醒时，他望着爱子袁克文：“你还做诗吗。？”袁克文满心悲怆无言以对，就是为了那首劝他父亲不要做皇帝的诗，他被软禁在中南海的。袁世凯回光反照，神情亢奋：“你念给我听听。”
袁克文：“父亲安心养病，那是儿子胡诌的，你不要再操心了。”
袁世凯：“念！”袁克文轻声念道：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东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听罢闭目，喃喃说：“好！写得好！”稍顿，还想张嘴说什么时，却又昏迷了。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的军事活动完全停止。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后中国又会怎么样呢？
梁启超是5月底得到其父不幸病逝的消息的，多少年漂泊流亡，近年又忙于军中护国，几与家人断绝音信，不能侍奉老父病榻之前，心中悲苦顿时成为两行热泪。
梁启超不假思索，辞去军务院本兼各职，闭门居丧，声称不忍复与闻国事。
袁世凯去世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先是一惊，实在出乎意料，这些日子从两广跑到上海反复动员冯国璋，为的就是逼袁退位，哪知道袁世凯生不退死退，一退到底了。
“死了？”梁启超环顾左右。
“死了！”梁启超的左右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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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7日，梁启超无法再闭门居丧了，政治，像海里的浪涛一样永远消失不掉的政治，或者推着你向前运动，或者把你沉没，有时使你直上巅峰，有时却又将你扔向谷底，若生若灭。若进若退，若高若低，若毁若成的政治冲浪，再一次把梁启超卷入其中了。
虽然，那不是刀枪相对的战争，可是就其复杂的程度而言。又岂是战场可比？南北对峙、派系纷争依然激烈，南方要求北洋军北撤，并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临时约法》；而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北京政府却坚持武装统一，主张恢复袁世凯的民国三年的约法，段祺瑞居国务卿的有利地位，得陇望蜀已经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了。北洋系的另一实力人物便是坐镇东南扼守长江之险的冯国璋，他拥兵自重，因为和梁启超的私谊，因而主张对护国军多作一点让步。
而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则比较倾向于南方的护国军，因为只要恢复《临时约法》，那么大总统的位置便非他莫属。
梁启超面对的是真正的错综复杂，纵横交错。但，从指导思想而言，梁启超主张尽早罢息干戈，南北统一，稳定全局，恢复国会，实行资产阶级立宪政治。
无论如何，护国之役是结束了。
你方唱罢他登场，社会大舞台不就是梨园小戏台的加宽放大吗？
作为护国战争的主帅、是次南北统一的力倡者，梁启超自然声誉日隆，并为黎元洪总统电邀进京，作总统府秘书长，称梁启超为“泰山北斗”、“模楷人伦”。梁启超婉辞了：“自审才器所宜。觉今后报国之途，与其用所短以劳形于政治，毋宁用所长以献身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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