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便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再一次卷入了重建国会、修改宪法的政潮之中。
1916年8月1日，国会在北京重新开会，段祺瑞为新内阁的国务总理，史家都曾再三指出梁启超从此开始拥段，其景况也类似当年拥袁。公平地说，梁启超确实拥段，想借段祺瑞的力量实现其最关心的修改宪法、确立政体之理想。
他在顽强地圆他的宪政之梦。
8月16日，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
此次国会之恢复，实以无量数人之血换来。国人曷为甘出此极重之代
价？凡欲求产出善良之宪法，为国命民命永远保障耳！苟宪法终不能产
生，则议员将何以谢天下？
制宪伊始。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等人组成了“宪法研究会”，国民党人张继、丁世铎、孙洪伊等人成立了“宪政商榷会”。从此两系开始争斗，集中在梁启超主张省长由中央任命，“商榷会”则力主省长民选、地方自治。其他如国会设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等，两派均互不相让，激烈吵闹。
真正的关键在于：“商榷会”的目的想通过扩大国会权力，加强地方自治来限制北洋军阀的势头，从而为国民党求得生存与发展空间。而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则其战略恰恰背道而驰，即缩小国会权力，限制国民党发展，迎合段祺瑞的专制独裁。
舆论对护国之帅梁启超开始又有了微词，人说：“即便一个伟人，只要卷入党派之争，就会立即显出‘小’来。”
当国会中制宪的争论尚未了结，应否对德国宣战。又成了时局的中心和舆论的焦点。
在弱不禁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任何一次政局矛盾的背后总能看见外国势力的牵制和影响。视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的世界强国，从来都把掠夺弱小国家、分割势力范围、寻找代理人作为外交的支点。当日本表示中国如果对德宣战。日本将提供参战军费后，美国当即提出：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中国政府在与美国协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美国非常清楚，日本鼓动段祺瑞对德宣战，是为了保住已经得手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美国岂甘人后？
大国之间矛盾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政局的冲突。黎元洪不主张对德宣战，是因为担心段祺瑞趁机扩大权力；段祺瑞力主参战，为了加强北洋系中皖系的实力，并趁机扩充军队的装备及财源，以左右中国政局的走向。
1917年3月初，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匆匆通过了对德绝交咨文，送请黎元洪盖印，被拒绝。段祺瑞当即宣布辞职，并离开北京到了天津。黎元洪担心造成事变，不得不妥协。3月10日、11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对德绝交案。
段祺瑞力主与德国断交对德国宣战一案，梁启超是全力支持的。梁启超曾经是极为自信的德国必胜论者，但战局发展到后来，德国是必败无疑的了，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认为立即参加对德战争，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认为这一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段祺瑞以亲日为前提，企图扩大皖系军阀实力而主战，同梁启超谋求在国际社会中提高中国的地位而力主与德断交，出发点自然是不一样的。梁启超所说的他主张参战的目的“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一语，并非空言。
但，主张对德战争的各种人物，却都受到了中国舆论的激烈批评。
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00多人发表了反对对德绝交、参战的通电，指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滋生事端，耸情政府”而将遗祸无穷。外交总长伍廷芳致信梁启超，说自梁主张从速与德国宣战以来，“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梁启超为此“20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伍廷芳忧心忡忡地问梁启超：国内政局极为纷乱，府院之争日趋恶劣，政府与国会交恶，中央和地方不和，如此国情之下“岂能战德”？伍廷芳认为对德开战的唯一结局是内乱突起、内战爆发，而内战将导致中国灭亡。
伍廷芳诘难道：“兄数十年倦倦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
对舆论及反对者的批评，梁启超表示，对德宣战，自已是“赞成”而并非“首创”，“将来兹事如误国也，余不敢辞罪；苛其利国，吾不敢贪功。然吾之所信，吾固始终守之弗渝也。”
段祺瑞是愈来愈像乃师袁世凯了。军阀就是军阀，他总是把刀枪和权力捆绑在一起，文人的悲哀却在于当军阀闲来无事偶然邀他饮酒赋诗之后，便以为诗文是可以征服一切的，及至见到枪管里伏着子弹、刀尖上冒着杀气，才又重新感叹，痛苦地失落，想起往事。
1917年4月。段祺瑞把各省督军召集到北京，然后是“公民请愿团”包围正在开会的国会，要求立即通过对德宣战案。倘不，“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
上一次是“刀选”总统，这一次“刀选”战争。
段祺瑞真的敢跟德国打仗？一切只是为了以宣战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借款，然后更新装备扩充兵员，为武力统一夺取中国最高权力作准备。宪政与民主就这样被宰割被强暴，所有的抗争都面临着流血牺牲的命运。
为抗议“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内阁中的商榷系官员相举辞职，国会决定“缓议”对德宣战案，并通过改组内阁决议。段祺瑞解散国会，黎元洪则以罢段祺瑞国务总理、陆军总长作为回答。段祺瑞通电煽动军方反对黎元洪，一时北京政府瘫痪，黎元洪无计可施之下想到了张勋。
张勋，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曾参与袁世凯小站练兵，官至提督、江防大臣。辛亥革命时，张勋在南京与起义的新军激战，后败退徐州，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民国以后，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做民国的官，做复辟的梦，此公脑后仍留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他的军队自然也被禁止剪发，张勋部时称“辫子军”，张勋本人也被称为“辫帅”。
1917年5月底。黎元洪电召张勋“进京调停国事”，张勋当即环顾左右：“天赐良机也！”便率领4300辫子军，号称l万，杀向北京。
张勋此举，断不是为黎元洪做什么调停，他是要到紫禁城把废帝溥仪请出来，再坐龙廷恢复大清年号。为使是次复辟做得有声有色，张勋电邀康有为火速进京共图大业。
6月8日至13日，张勋在天津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14日，张勋率部进入北京，北京的老百姓突然看见那么多的辫子晃荡惊骇莫名，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却是欢欣鼓舞，复辟之日终于到了’。6月15日，张勋着前清朝服，以跪拜大礼在养心殿谒见溥仪，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溥仪表示择日恢复宣统年号，“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复辟序幕拉开之后，王公贵族、遗老遗少纷至沓来一时云集京城。
这时候康有为乔装成一个老农民，正在北上途中，6月27日，康有为抵京，张勋手舞足蹈，如此之后，复辟的步骤抓紧推行，康有为轻车熟路地密定计划，通电各省，封官授爵等等，一应上谕激昂慷慨奉天承运写来如行云流水一般。
1916年7月1日，张勋、康有为及清室亲贵遗老遗少把溥仪拥上皇位，宣布恢复大清国，张勋拥戴有功，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紫禁城头，龙旗飘扬，一个死去的王朝真的还魂了吗？
短暂的震惊之后，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对复辟--尽管苦难的民国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男人不留辫子女人不裹脚，总也是个进步吧？
北京不少商号及老百姓拒绝挂出龙旗，在上海除了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之外，各报纷纷声讨复辟。上海商界“一体悬挂国旗三日，以表拥护共和，尊重民国之决心”。广东的士人百姓发起“国民哭灵大会”，誓与复辟派不共戴天。孙中山得悉复辟消息后，发表了《讨逆宣言》，声讨张勋复辟，维持民国国体，在又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成了中华民族的共识。
反对张勋复辟，梁启超再一次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7月2日，梁启超和段祺瑞一起，从天津赶往河北马厂，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7月3日，梁启超代段祺瑞起草的讨伐张勋通电发往全国。7月5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挥师直上北京，梁启超为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段祺瑞是役的首席幕僚。
其间，梁启超又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电》，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昊天不吊，国生虺孽，复辟逆谋，竟实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国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国顺逆，所在无俟鞫讯。但今既逆焰熏天，簧鼓牢笼恫吓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妖气所播，群听或淆，启超不取自荒言责，谨就其利害成败之数为我国民痛陈之。”
勇敢地承担起再次护国重任的梁启超，以他对外交、财政的分析，断言：“就外交论就财政论就军事论，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苛延性命之理。虽举国人士噤若寒蝉，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
梁启超认为宣统复辟不过两个月，但这不等于说当时的形势是不险恶的，复辟已经出现，观望者不少，尤其是掌兵的“南北群帅”。民国以来的种种弊端，又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理由。梁启超认为，政治不良，不容讳言，但复辟倒退是绝对不行的，并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其师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这两句话是梁启超最难落笔的，他为恩师可惜。康梁的疏远，由此达到冰点。
1916年7月12日，张勋的辫子军不敌段祺瑞之后，段祺瑞所部分三路攻入北京，甚嚣尘上的复辟势力顿时土崩瓦解，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则在4天前先已逃进美国使馆，后又化装逃出北京。
康有为一路逃跑，心里最为怨恨的是梁启超，在他看来，自武昌起义之后，这个才情洋溢又不好驾驭的弟子越走越远了。
康梁歧途，简言之，康有为要千方百计复辟；而梁启超则坚决批判倒退、反对复古，竭尽全力想在中国建设一个平和的、有秩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
护国战争爆发，梁启超潜入广西前出于礼节派汤觉顿前往康有为处辞行。反袁讨袁，这是康有为所力主的，但为何而反，康有为的目的却是复辟清室。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写道：
(南下讨袁)最费踌躇者，则告南海先生与否也……仍使觉顿往谒将意，南海深嘉许，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则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觉顿咋舌，唯唯而已。
护国战争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公开复辟主张，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呼吁清室归来。
梁启超忍无可忍，写《辟复辟论》，对康有为痛击：“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胺者相续，大憝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宇未复其半，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须，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
自此，“逍遥河上耆旧，仰首伸须”，几成为康有为的专用语，形象而生动。
梁启超痛惜恩师康有为的泥古不化，又顾全到万木草堂授业之恩，能让则让，能避则避，实在无可避让时便发出声音，那声音自然是康有为的反调，“不得已而为之，奈何！”
康有为更加切齿，恨之入骨，并视之为忘恩负义，禽兽不如。“南海彻底浑浊也！”有人说。
康梁交恶，不仅于政见，而且已公开在文字中了。梁启超坚守不能复辟的理念，还说过“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
梁启超在护国战争时军情火：急、形势险恶的万般无奈之下，对趁机煽动复辟的康有为判之“与袁贼同”了，然后为文讨之“与袁贼等”，康有为拍案怒喝：
“好一个忘恩负义之徒！”
事后。此说传到梁启超那里，梁启超说：“师恩没齿不忘，但国体大局万民所系，吾不敢苟同者仍不能苟同。”
又为好事之徒把梁启超的意思说给康有为听了，康有为仍怒气冲天：“他梁启超放屁？君宪之说岂我独创耶？”
梁启超闻之道：“此南海最为可悲者，大势骤变，民国既立，仍想着皇恩浩荡顶戴花翎，倒行逆施也。”
有人问梁启超：“足下上马草檄，诚为文士得意之笔，然昔日庾公子之期、于子濯孺子，不忍于夫子之道反害于夫子。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
梁启超：“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梁康梁，曾经是亦师亦友一唱一和驰骋南北，如今弦断绝响。
康有为写诗咒骂梁启超道：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梁启超却不会这样对待康有为，除了复辟清室这一至大原则外，梁启超心里仍然念念不忘授业恩师，分手或分道，却是无需掩饰的了。
人世间哪有不散的宴席？
张勋复辟失败，民国得以保存，梁启超是又一次功不可没。陈寅恪先生送梁启超一联云：
旧时龙髯六品臣，新路马厂元勋列。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所托非人引狼入室被迫下台，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进京，重任国务总理，梁启超是随同段祺瑞凯旋而归的，段祺瑞新内阁当然要借重梁启超及研究系，国民党则被完全排斥。
内阁九部大员为：
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外交：汪大燮；农商：张国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军：刘冠雄；陆军：段祺瑞。
9名阁员，研究系占6席，达到了研究系从政参政的鼎盛时期，梁启超也坐上了向往已久的财政总长的显赫位置。
梁启超总长财政，与其说是官位的诱惑，还不如说源于他对财政大业的浓厚兴趣。自流亡海外以后梁启超便倾心尽力研究金融，多有著述，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中国封建的财政制度改革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在当时中国既堪称一流思想家，又居于中国近代财政学开创者地位的。衮衮诸公之中，唯梁启超一人而已。
雄心勃勃的梁启超接到任职令后第三天，即1917年7月19日致电冯国璋，宣布就职：
南京大总统钧鉴：七月。九日敬承
策令，俾长财政，感惊莫名。启猥以疏
才，膺兹重寄，艰虞所迫，义不容辞。
顾念邦基再奠，国计维艰，此后因时阜
用，端秉训谟，敢竭股肱，以期康济。
除正式呈报外，特此电闻。
梁启超人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险着”，凭梁启超护国及再造共和的功勋，倘能退居书斋，专心著述，实在是保全自己的万全之策，又何必应付于官场而呕心沥血呢？
是年7月30日，梁启超在研究系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自己及研究系同仁的入阁，是为了“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
梁启超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追求者，他喜欢参与，历尽周折却九死而无悔。这一切的最大的推动力，首先是他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其次则是建立资本社会的宪政理想。
在他的理想还没有最后毁灭之前，他还会走下去，生死沉浮，潮涨潮落，梁启超看来都已平常，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不是失败而是失去机会，有时候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好在梁启超还没有感到疲倦，20多年来生命的付出，那是可以汇成血泪长河的，波澜壮阔之下的悲凉便被悄然掩盖了。
总长财政之后，梁启超的头脑中只有八个字：改革币制，整顿金融。这一大计方针如能贯彻实行，那么国家的财政情况、日益凋敝的民生便可得到舒缓。
梁启超面对的是一堆烂账，一个债台高筑的烂摊子，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历来就是北洋军阀的金库，想怎么报销就怎么报销，想怎么贪就怎么贪。梁启超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便首先让王克敏作他的次长。此公善于交际，与外国各大银行熟识，且是北洋军阀几个显要的座上客，由他去周旋，梁启超的负担可以减轻不少。
政府、国会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寄望于梁启超，而梁启超除了确实懂得财政，想为战乱之后经济濒于崩溃的中国作一番贡献之外，他的运气也是不错的。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公告世界对德、奥宣战，成为协约国之一员。协约国一致决议：将中国每年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5年。也就是说，在5年中问，中国可以每年减少1300万银元的支出，也就等于每年增加了1300万银元的收入。
熊希龄建议梁启超，以缓付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为改革币制打下基础。更使梁启超喜出望外的，是他在日本时结识的好友犬养毅已出任日本国外相，当即修书一封要犬养毅“考量”善后借款，并极言币制改革对于中日两国都有好处。8月28日，第一笔1000万日元借款签约，两个月后又借得450万元。
有了这几笔钱作底子后，梁启超亲自拟定了’《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规定政府发行3000万元公债，以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旧欠”陈债，可百以后这两个银行则不得滥印钞票，“所发钞票皆须十足现金准备”。
梁启超知道中国极为混乱、脆弱的金融现状，仅仅靠中央财政部门的宏观控制还是得不到磐石之安的，因而他又制定了《整理币制办法大纲》，分两步走，以结束混乱及货币贬值的态势。
第一步，先以银为本位，统一硬通货；铸造新的主币与辅币，划一种类、重量、成色；同时严定主辅币交换规则，整顿造币厂。
第二步，统一纸币。梁启超建立了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第一个币制委员会，以加强监控，还设立了战时财政金融审议会。为使财政部的官员换换脑筋多一点现代气息，梁启超还派出了7人财务行政视察团赴日考察学习。
梁启超的种种改革措施，是切合实际而且触及到了中国财政金融根本弊端的，梁启超在财政总长任上，比任何时候都忙，漏夜不眠，事必躬亲，他对夫人说：“较写文章累，较流亡逃命累，甚至比在广西护国反袁也累！”
李蕙仙总是劝他：“哪怕少做一件事，多睡两小时也好。”
梁启超：“民不聊生，情何以堪？积重难返，来日无多！”
李蕙仙知道劝也是白劝，便退出，刚到任上，却又怎的来日无多呢？
梁启超即使面对夫人，也是有口难言，何况他是一向不主张夫人干涉政治的，想要埋头筹划、算账，却怎么也算不下去了。
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国家财政总收入为’7000余万元，支出高达9300万元，财政赤字2300万元。这2300万元从何来？怎样才能达到收支平衡？梁启超束手无策之际，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讨逆军费清单185万元，段祺瑞白纸黑字写着“请即予报销”，梁启超敢不报销吗？然后是各种账单涌来，如果全部给予报销，财政赤字将高达6000万元！梁启超只得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以吐苦经并求对策。
就在这一次的国务会议上，段祺瑞根本不顾财政艰难，强令财政部再提600万元，供陆军部随时支用。
梁启超说：“我已经无事可做了。”
总是想做一番事业，总是做不成任何事情，这就是中国政坛的怪圈。
梁启超改革财政举步维艰，政治上的处境也在不断恶化。段祺瑞的军阀本色，在是否恢复国会的问题上暴露无遗时，梁启超却站到了段祺瑞一边，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国会是一个多难而仍不失其进步意义的象征，在这国会里毕竟开始了政党政治，毕竟抵制过袁世凯、段祺瑞，毕竟有过宋教仁这样的为宪政流血的政治家。
段祺瑞重掌权柄之后，始终想踢开碍手碍脚的国会，而不予恢复，便托辞先召集“临时参议院”。梁启超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不可多得的宪政大师，自然知道国会意义之所在，他对旧国会恢复的担心是相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新国会而言的，却被段祺瑞利用，成为违背《约法》解散国会的理论依据。再从当时梁启超身为内阁重要阁员处处对段祺瑞让步观之，也是难辞其咎了。
是年7月24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就召集临时参议院一事征求意见，各方强烈反对。第二天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为段祺瑞说法。
梁启超已经处在进退维谷中了。
直言者如姚雨平指梁启超以召集临时参议院取代国会是“徇～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姚雨平进而问梁启超：“前筹安会发生时，执事曾以贤者不得逾法律而为善，责问杨皙子，今如报载，执事意在改良约法与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种种，故有此举，岂今日贤者可逾法律而为善乎？”
曾琦执弟子礼致函梁启超，认为梁启超爱国之心人所共知，然“九关虎豹，终不能使公挟国家以人坦途”，袁世凯、段祺瑞这样的独夫军阀可以一时“暂合而共谋”，却不可能“久处而无间”，劝梁启超激流勇退。
中国没有人才吗？非也！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只需庸才、奴才，而不要治国之材。
因为庸才听话，奴才乖巧，使唤起来顺手、舒服，就像家养的狗还可以看家护院。
几千年的奴才效应之下，就连人才中的一部分也不得不向庸才和奴才看齐，大家一起诺诺，天下太平。
梁启超痛定思痛，只能引退了，他在给代总统冯国璋的辞呈中说：“此次人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只能“负疚引退”。
梁启超坚辞，冯国璋坚留，只好暂时维持。这时国内政局因为北洋直皖两系的冲突公开化，而更形艰难。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举起了“护法”的旗帜，海军总长程璧光脱离北京政府，率第一舰队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参予护法。孙中山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任大元帅，举兵北伐，宣判段祺瑞为民国叛逆。
南北重新对敌，又是金戈铁马，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休生养息？
段祺瑞自恃北洋军能征善战，决心以武力统一南方，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为此，扩编军队，增购军械，陆军部辖下的部队已从袁世凯时代的13个师32个混成旅，增至17个师43个混成旅，总兵力为43万人，段祺瑞所取的战略是师出湖南以制两广，兵临四川而镇黔滇，然后双拳出击，置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死地。
段祺瑞还不是袁世凯那一套？
有京中文士往访梁启超，谓：“任公兄，拥段之后几时讨段？”
梁启超愕然。
夏穗卿病中不能出门，托人给梁启超捎话：“离那些军阀政客远远的，写文章为好。”
梁启超：“你带我去见穗卿。”
来人却告之道：“穗卿有嘱，他需静养，不见客，任公能听他一言，则远胜至病榻前问候。”
梁启超自言自语：“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梁启超告诉来人：“你对穗卿说，好好养病，我听他的，从此脱离官场！”
在冯国璋的逼迫下，无法收拾局面的段祺瑞辞职，梁启超“连带引辞”这一届段内阁也只维持了4个月，梁启超却觉得跋涉太久，精疲力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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