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17年的12月。
又要贴春联了。梁启超从碑刻的拓片中抬起头来，心里涌动的是时光不再的叹息，梁启超又想到，此种叹息总是由古及今延续到将来，其实它与时光无关，只是“我的岁月快完了”、“我的岁月已完了”，如此而已。“我们的孩子正青春年少，不是刚刚开始吗？”
长女令娴就坐在梁启超对面，温顺地微笑着，她正在听父亲讲国学源流。
梁启超难得有这样的时刻，在女儿眼里，这个时候的父亲梁启超是那样的亲近和广博，他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他的博闻强记更使令娴吃惊，还有他的精力，梁启超似乎永远是不知疲倦的，不知疲倦地读书，不知疲倦地著述，不知疲倦地奔跑，不知疲倦地聊天，偶尔也不知疲倦地做官。
入夏，梁启超焚膏继晷写《中国通史》，这是他的一个毕生之愿，想留给后人关于治学的某种参照。与其说是梁启超笔下史的本身的价值，还不如说是他对史学的慧眼独具--早在《新民丛刊》上，梁启超就写过“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为着铸造一面宝镜，为着掘通一处源泉，梁启超夜以继日地写作，竟日渐消瘦而毫无察觉，后来又有胸闷胸痛，一想爬格子的人终日伏案，难免有类似的职业病，便忽略了。夏秋之交，已完成战国前各卷十多万言，梁启超心里稍有安慰的同时，却开始发烧咯血，梁宅为之惊动，求医问药之下诊断为肋膜炎和肺炎，需静养一段时间，不得已中止写作。
1918年10月，有记者来访。病中的梁启超侃侃而谈：“一年以来，闭户自精，略成十余万言，但所就仅十分之一二。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方能尽吾天职。”
梁启超养病时一般都住在天津，偶尔因为检查、就诊也在清华园小住，由李蕙仙夫人及女儿令娴陪着。因为到访的朋友多，倒也不显得寂寞，为了大家都别太激动，好像是有约在先一样，闲谈的题目也就是历史、掌故、轶闻，间或还能哈哈一笑。这使令娴特别开心，一来可以学到不少知识，二来父亲还能放松一下。笑一笑，十年少，令娴多么希望自己的父亲总是年轻的，与病榻无缘。这一次梁启超咯血，一家人都惊吓得面如土色．．仿佛那血是从自己的心肺里吐出来的，令娴还偷偷地哭，她告诉母亲她什么都不怕，父亲再去护国打仗她便跟着，她就怕父亲死了。
李蕙仙夫人也揪心，还得安慰女儿：“傻丫头，父亲怎么会死呢？”
女儿在爹妈面前总是长不大的，便抹去眼泪，相信父亲不会死，听他们聊天，张君劢和丁文江在，他们在说《四库全书》。
丁文江：“中国的史学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有两千多年传统。可怜的是文学，唐诗宋词之外一部《红楼梦》而已。”
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从来中国史家，以为天下者皇上一人之天下，没有一书是为国民而作的，这叫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国相传的历史便被局限着了，倒是那些传说、神话、野史反而虎虎有生气。”
张君劢：“读史也危险，不读则耳目失聪，人越活越单薄。如任公所言，世世代代的读书人读到最后便是只知皇帝不知百姓，只知朝廷不知国家。总之是愈读愈糊涂，吾辈之中读明白了的，康梁、孙逸仙、章太炎几人而已。”
丁文江：“康南海未必，先是明白，后来再糊涂，糊涂到弼德院里去了。”
梁启超总是小心地避开在背后议论乃师：“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简而言之是无数墓志铭之大成，而无数墓志铭又以同一格调和程式完成，歌功颂德而已。”
令娴忍不住了，笑着急切地问：“爸爸，那到底该怎么写史呢？”
梁启超：“大千世界贵乎史者，贵在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述一群人所以休生养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人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然后有群体、有民族之延续，辉煌灿烂之吸引，群智群策群德群力之发生。史贵乎此种种也。”
令娴点头：“爸爸，你说得真好。”
张君劢：“《时务报》及《新民丛报》而后，中同于史学观上受任公影响的日渐多起来了，不过总因乱世茫然，收效甚微，殊为可惜。”
梁启超：“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两千年之习惯的，从来历史为朝廷专有物，大清既亡，民国已立，弄不好就是民国专有物，民国是谁？孙逸仙？袁世凯？非也，民国非个人、非个别党派，民国四万万民众之国。民国之历史应是四万万民众之历史，四万万逐一写来当然不可能，杰出者、推动历史前进者便是这四万万人代表，此其一。其二，要写出精神来，历史的精神就是理想，吾民吾族之理想。”
丁文江半日不语了，慨叹道：“任公，你不做财政总长实在太好了，就这么聊聊天，胜读十年书啊！”
梁启超～笑，对令娴说：“告诉妈妈，备饭，要有好酒。”
张君劢：
“且慢，任公，你病中示教，吃饭的事别操心了，我请客，会仙居如何？”
最高兴的是令娴，居然还能说出“稠浓汁里煮肥肠，一声过市炒肝香”的诗来。不过丁文江更知道梁启超的口味，说还是吃南味菜清淡些，到天然居吧。
梁启超：“好！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去过天然居，并读了那副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至今仍然想起便惊心。这对子说了一个绝妙的哲学命题，‘正反都一样’。”
众人愕然。丁文江：“任公，再往下说。”
梁启超：“走！前门外观音寺街，天然居可是有年头了，道光年间开的吧？”未了，梁启超又对丁文江道：“只是想过，却不得要领，天假以年的话，除了史学我还想再写点哲学。”
张君劢：“眼下先做一回天上客吧。”
天然居夜宴，话题却转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三杯热酒下肚，张君劢借着酒兴开了梁启超一个玩笑：“任公，你少有走眼的时候，‘一战’刚开始，你却是告诉我德国必胜的。”
梁启超爽快地点头称是：“惭愧！惭愧！”
张君劢：“不过，你力主对德宣战乃是高瞻远瞩。”
梁启超：“其时德、奥败局已定，谈不上多少眼光了。不过接下来的‘巴黎和会’至关重要，徐世昌总统可能要我去一趟欧洲，作为非官方的舆论鼓吹，争一点中国的权益，到时要借助二位。”
张君劢、丁文江当时又推荐了蒋百里、徐新六、刘崇杰，就算是一言为定了。
漫游欧洲，是梁启超早已心向往之的，但还没有迈出国门便觉得十分沉重了，按照徐世昌的意思，梁启超此行要弥补中国正式代表团人数少力量弱的不足，通过民间外交利用梁启超的声望为国家效力。国内舆论也大声疾呼，希望梁启超“化私为公”，梁启超说：“我责无旁贷。”
北京政府为表示诚意，特拨6万元经费，朋友故旧筹资4万元以壮行色。梁启超称此次出游“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国际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1918年12月初，梁启超从天津赶到北京，向当局请示外交方针，当局对他提出的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特权的主张，不置可否，其实中国政府与日本早有密约把山东与满铁的特权拱手给了日本，梁启超自然蒙在鼓里。会见日本代理公使芳泽时，谈到胶州问题，梁启超说：“我国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当然没有了依据。”
芳泽冷冷地回答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解释。”
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是一个预兆，芳泽说完这句话以后就不再有下文，冷淡而傲慢，就像一个强盗劫了你的家产，还板着面孔，那意思是说，我高兴了还要来劫掠，你怎么着？
这就是日本强盗！这就是中国人几百年来一直念叨着同文同祖、一衣带水，却全无人性地侵略中国、劫财占地、杀人无数的日本强盗。
梁启超起而反驳道：“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
1918年12月24日晚，梁启超一行离开天津，26日上午到南京，随即赶到上海。27日晚上与张东荪、黄溯初宴聚，吃过饭后都不想离去，梁启超说：“咱们秉烛夜饮吧！”
张东荪击掌：“妙，难得今宵。”
张东荪治哲学，主张要有清明的社会风气，然后才谈得上改革云云，这一点颇为梁启超欣赏。谈了一通学问后，张东荪忽发感慨说：“任公，做学问的人实在不能再往政治这火坑里跳了，否则多少年以后，我们早已命归九泉，后来人偶然翻检故纸，会问：‘梁启超是谁？张东荪是谁？”’
丁文江：“日前与任公兄谈历史，史为镜也，这一面镜子里可以留几言对后人发出声音。可以使之比照现实的，真是非智者非学问莫属了。”
梁启超：“我是真应该忏悔一番的。今夜这烛光下我有一言：舍弃政治！请各位监督，互相勉励，在思想界尽些微力。”
张君劢、张东荪等无不赞许梁启超的态度：
“吾等朋辈从此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梁启超不由得心潮难平：“看这蜡炬，生命之火烛照之辉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张东荪：“正是，正是。”
梁启超：“少小时，我祖父摇头晃脑念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只觉得好笑，这几年却常常想起，陶渊明的淡泊岂止于‘采菊东篱下’，那是生活着就难免尴尬，甚至难堪，于死淡泊才是真淡泊，淡之永久，泊之恒远。”
梁启超稍稍沉默片刻，这片刻却又显得沉重，空气里仿佛有一片一片乌云压到了各自的心头。座中人张东荪、黄溯初等都是才情过人、心雄气豪之辈，或者说都曾经历过意气风发之年，尤其是对梁启超，少年举人开始，叱咤风云到北京“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流亡逃命、拥袁反袁、护国从军，都知道其中的坎坷！
弹指一挥问，青春不再了。
会想到死，要谈到死，能面对死。
梁启超：“魏晋风度，论家常常忽略的是当时的‘杂诗’，杂也者其实是另一种单纯的别称，表现自己的情怀，直写胸中块垒，色彩愈是忧怨，思想愈是自由，不隐锋芒，不避异端，不趋时，不附势，是为杂，源于建安遗风，境界却稍有不如曹植的‘高台多悲风’。”
梁启超说毕，朋友们却都在期待，很久很久没有听梁启超谈诗说文论古道今了，总是被政治激动，在政潮中穷于应付，人和文章都会走样。梁启超于这静默中体察到了这一点，便高兴地说：“我给你们念几行吧--”
日月不肯迟，四时紧相迫。
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
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
素标插入头，前途渐就窄。
家如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日月不肯迟，四时紧相迫”。张东荪闭目吟哦罢，却是一番妙论：“诗的最高境界便是哲学，自占以来诗人目空一切、傲岸千古实在是有道理的。”
张君劢：“不过，那得是真正的大诗人，世间有一真物长物便有千百附庸风雅的，假冒伪劣也，最后连那一点真也落得可悲可叹。”
梁启超：“或可这样说，唯其如此，真的善的美的方能于艰难险恶中葆其生命之美丽，如曹孟德‘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生几何’之慨，悲凉入骨。而庄子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则是一孑L明古今，其潇洒飘逸可谓出于生入于死。”
12月28日早晨，梁启超登上了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号，开始了一年的欧游历程。
横滨丸号，又是横滨丸号！
两年前，护国军起，梁启超为了策动广西独立，亲赴第一线，离开上海潜赴广西时，坐的也是横滨丸号，梁启超躲藏的那间储煤间还在，而使梁启超不胜惆怅的是，当年一同登舟南下始终追随梁启超左右的汤觉顿已经作古，生命何其轻忽！
梁启超伤感地在甲板上踱步，蒋百里、张君劢连忙过来陪着说话，说是到伦敦需航行45天，得有一个打发日子的计划，请梁启超定夺。梁启超惯于亡命在海上熬日子的经验多，便不加思索地说：“每天早起看日出，之后早餐，学外语，各读自己精通的一门，到12点止。下午彼此当教习，学另一门外语。傍晚打球，晚饭后吹牛或者各自写作，也可喝一杯，如何？”
众人皆说甚好。
日出，海上日出是一种何等的壮观啊！
梁启超对张君劢说：“简直无法形容。”
张君劢：“只有自然博大，人生渺小的感觉。”
梁启超：“这个世界倘没有海的滋润、日的照耀，便不可思议了。”
张君劢：“人又算什么呢？”
梁启超：“人还是万物之灵，只是人心太坏，社会便日见肮脏。如有这样一种机制似海一样涨落有律，生生不息，能吐纳，能自净，世界将会美好许多。”
忽然间一个巨浪打来，溅出的水花一直涌上甲板。湿了梁启超和张君劢的一身衣衫，两人却只是开怀大笑，那种放松，倘不是身处这样的环境，又能向何处去求得呢？
然后是大声地在甲板上读外语，英文、法文、日文皆有，像小学生一样放开嗓门念，天之下海之上的这条船，船上的这几个特殊乘客，一个个都显得年轻了。
晚饭后吹牛，便是以梁启超为核心了，他读的书多，且见识又广，从光绪到袁世凯，从日本到美利坚，真个二黾海阔天空了。
梁启超的一生与大海有缘，生于西江入海之冲7个小岛的中央，从小便感受着南海的涛声；然后于戊戌出逃经渤海而漂往日本；由日本出访新大陆，饱览太平洋上风光；归国后反袁护国经东海又绕道香港，潜赴海防、广西……
蒋百里见梁启超痴痴地望着大海，便悄悄地也靠在船舷上抬头看天。其时，夕阳由波涛所托，仿佛一团火球不甘于沉没水中，或者竟是那冰凉的海水怕被火球烫着而缩了回去，最后却终归是落水了。大海若吞若吐似封似闭，一点一点地终于把夕阳吞没，但这时候夜还远未深沉，星月像由海水洗濯过一样的清爽明亮，远处的暮云却是踏着海浪渐渐地沉重并且向着横滨丸号合围了。
梁启超“在舟中日日和那无垠的空际相对”，最使人感慨莫名的便是“几片白云，自由舒展”了，梁启超认真地想过，也尽目力所及，从早到晚地观察过，却实在“找不出它的来由和去处”。
人世间多少事物是不能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判断的，因而便苦苦地寻觅起始和终极，所谓终极关怀，大约想象与心灵的成分居多了。
“天上太安静。”
“生命无声地对视着。”
“太阳寻找过月亮吗？”
“陨石是为最后的闪光而自毁的。”
“伟大只存在于无人的世界。”
“静极。”
“最美的音乐是天风海韵。”
“唱给白云听。”
“唱给日月听。”
“唱给时光听。”
梁启超的心里不断涌出这样的思绪，仿佛是与海浪与云絮与涛声对话。
当蒋百里催着梁启超到码头上走一走时，船已经停靠在锡兰了。喝椰汁，看满山的槟榔树，跟土著少女合影留念。
“椰子槟榔，满山遍谷，那叶子就像无数的绿风，迎风振翼。还有许多大树，都是蟠着龙蛇偃蹇的怪藤，上面有些琐碎的高花，红如腥血。”
锡兰，梁启超还这样写道，“哥伦波在楞伽岛，岛上人叫他做锡兰，我佛世尊，曾经三次来这岛度人。”
梁启超和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样，对佛经都有研究，因而在锡兰短暂停留，便更添了一层绵绵佛意。相传，佛祖第三次到楞伽岛，在岛的最高峰顶说了一部楞伽大经，人、神、鬼、龙、虎、夜叉、阿修罗都跟着菩萨、罗汉围绕敬听，大慧菩萨问偈108句，“世尊句句都把一个‘非’字答了，然后阐发识流性海的真理，后来这部经人中国，便成了禅宗宝典”。
梁启超一行上岸游山，望见对面有一峰，好像四方城子，朝拜者“都是四更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礼拜，那就是世尊说经处了”。
山里有一处名胜叫坎弟，海拔3000尺，有一大湖，湖边是从前锡兰土酋的宫殿，宫外便是卧佛寺，黄遵宪有名的锡兰岛卧佛诗，写的就是这处。梁启超游湖多矣，唯独这坎弟湖着实让人难忘。一则，这里是“热带里头的清凉世界”，在山下挥汗如雨，到湖畔却是春秋佳日了。其次便是“那古貌古心的荒殿丛祠”，能在人的意识中催生出神秘感，“像是到了灵境”。
梁启超、张君劢一行实在流连忘返，便在湖畔小住一夜。那天正是旧历腊月十四，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记道：“差一两分未圆的月浸在湖心，天上水底两面镜子对照，越显出湖水的莹澈。我们绕湖一周，蒋百里说道，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中间有一个笑话，我、张君劢碰着一个土人，就和他攀谈，谈什么呢？他问那人你们为什么不革命，闹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对。”
是夜三更，别人都归寝了，梁启超一个人倚栏对月，把记得的楞伽经默诵几段，感觉着心境的渐次开阔，真是未曾有过。天亮了，但见雪白的云盖满一湖，太阳出来之后，白云又变成一条组合的彩练，其美丽、飘逸，真个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船期匆促，匆匆出山，赶到码头时汽笛大鸣，离拔锚只有5分钟了。
横滨丸号继续着它的航程。
印度洋是最平静的，就像在长江里坐船一样。红海的落日“着实没有法子把它形容出来”--梁启超如是说一一“那云想是从沙漠里倒蒸上来，红得诡怪。”红云满天倒映在海里，“就像几千万尾赤色鲤鱼在那里游泳，海，整个儿是鲜红的了，红海真是名副其实的红海洋”。然后进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的狂风巨浪之中后，“那船竟像劣马，跄踉跳起来”，横穿地中海之后再西行，过直布罗陀海峡，45天后，船泊伦敦。
“正月十二日，居然到伦敦了。泰姆两岸，葱葱郁郁，烟雨楼台，隐约可辨。前面若断若连的一块大陆，我一生几十年光阴，就要划出一小部分在那里栖息，准备上去罢。”--梁启超远航即毕初见伦敦时这样写道。
伦敦，当时的世界名城，如同巴黎一样也是梁启超心仪已久的，可是满目所见，都是战后的凄凉，住在上等旅馆里，吃不饱饭，煤、电极缺，室内苦寒，屋外雾冷。火柴与糖是稀世之宝，梁启超好吸纸烟，但是“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不吸。偶尔能借火，便大吸。
一日饮茶，隔座有一贵妇人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梁启超心想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呢？蒋百里与梁启超耳语道：“西人饮茶莫不还有什么讲究？”只见这贵妇人从金盒子里取出一小方块白糖，劈一半放进自家茶杯里，连客也不让，另一半“仍旧交给她的项圈”。，
梁启超和蒋百里相对愕然。
这是他们踏上欧洲土地之后的第一课，梁启超说：“世人总以为只要有钱何求不得，今日也知道钱的功用是有限度的。”
蒋百里：“战争之后人民的痛苦，看来是无分胜败的。”
梁启超：“在物质的组织之下，全社会像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停摆，那苦痛真说不尽。从今以后，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总有些变动罢。”
蒋百里：“走，出门瞧瞧那雾去。”
“苍天已破黄天立”，这是黄遵宪《伦敦苦雾行》中的第一句，这一回梁启超是实实在在看见了，坐在马车上，坑坑洼洼的路面，“咯吱咯吱”的声音且不说，天上的那一团雾漾的光要判定它是日是月，却要“几个人费了一番彻底的研究”。
梁启超一行上街散步，那自然得小心翼翼，因为雾重一切都影影绰绰，恍恍惚惚，最严重的是日、月、灯的判定不清。有一回但见一团朦胧红气，梁启超说是街灯，还有人说是钟楼，其实是月亮。
走在这雾里，梁启超却又生出另外一种感慨，一个总是风和日丽的地方，人太舒服了，国民性中奋斗不息的素质会不会下降呢？如伦敦和英伦三岛，就这样的浓雾一年要有好几个月，便摸索、耐心、坚韧、沉郁而顽强地往前走着，这就是英国人。
梁启超欣然命笔道：
英国人能有今日，只怕沾了这雾不少光哩。可见得民族强盛，并不能靠绝对平顺的天惠，环境有些苛酷，才真算玉汝于成。
梁启超除了在伦敦戒烟、赏寒、看雾之外，短暂停留中最想拜访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国凌烟阁’威士敏士达寺”。从托拉福加广场，经白宫街、维多利亚街到泰姆河畔，眼前屹立一长方形古寺，双塔高耸，庄严气象，令人敬畏，这便是威士敏士达寺了。
建筑把时间的一部分凝固了，梁启超心里略觉震动，当时便想到得让儿子梁思成好好地学学建筑，万不可搞政治，也不要靠舞文弄墨为生，威士敏士达寺始建于1l世纪。用的是11世纪的材料和工艺及匠心；13世纪末亨利三世改建，11世纪便和13世纪相混合了。近千年间，累世都有所增修，仿佛是岁月的积木，使之凝结的是几代人的智慧，渗透着矗立的历史感，钟声响起时，沉醉于钟声里的人听来，这钟声更多地是属于历史的，总是历史呼唤未来，现实太匆匆一如人生之迅忽，归入将来是无穷之迷茫，融进历史是无穷之深厚。
威士敏士达寺，你以为如何？
欧洲文明从何而来？梁启超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想到了一个字眼：蜕变。
威士敏士达寺，你就是这样蜕变而来的。据梁启超考证这寺内的部分重要建筑建于1376年，落成于1528年，“约经一世纪半的长久日子”。
这是不能不让人感叹系之的！“当绘图的时候，随种一株杉树，还可以等它长成来充梁柱。他们却勤勤恳恳依着原定的计划，经一百多年，丝毫不乱，丝毫不懈，到底做成功了”。
在英国，梁启超认为，“无论政治上法律上宗教上道德上风俗礼节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蜕变，几百年前和几百年后的东西常常同时并存”。
中国人可有预备100年后才造成的房子吗？
明知一生一世不能完成的事业，却有人坚定着去做，既不打算见到功
成之日，更别说自己享用一番了。后来人还有和这样的前辈具一样魄力一
样品格的，把事业继承下来了，锲而不舍，终成大业。
梁启超对张君劢说：“欧洲文明从何而来，就是靠这一点；人类社会能够进化，也只靠这一点。”
众人点头，心里无不钦佩之至。但用梁启超的话说，“回想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真是惭愧无地；悬想我们中国人的将来，更是惶恐无地了”。心里便像铅一样沉重着。
威士敏士达寺是英国国教的大教堂，是王室和国家的大礼堂，历代君主加冕与大葬都在寺内举行，“却依然是全英国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典礼拜祈祷之所”。教堂里埋葬了英国几百年来的名人，既有君王，也有政治家、学者和诗人及艺术家。怎样才能死后得葬于威士敏士达寺呢？凡有功于国家的人，“不是拿王室的功臣作标准，是拿国家的人物作标准”。梁启超还认为这“就是一种极严正的人格教育，就是一种极有活力的同民精神教育”。
梁启超一行继而又到英国下院旁听，“听了双方辩论两点多钟，真是感服到五体投地。他们讨论国家大计，好像家人围在一张桌子上聚谈家务，真率是真率到十分，自己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地尊重他。”
伦敦停留一周后，梁启超一行前往巴黎，甫下行装便知悉因为中日密约致使和会期间中国外交受阻。梁启超事先不知道曾有此密约，所谓密约即是段祺瑞以牺牲山东权益为交换条件，得借款20lDo万元以武力征服中国南方。日本在密约中得到的是有权在山东筑铁路，有权驻军青岛、济南。
愤怒的梁启超于1919年3月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交还青岛，中国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闾，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入所败坏，实堪惋惜。
梁启超的电报发回中国并揭载报端之后，全国民气沸腾。张謇、林长民、熊希龄、范源濂等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声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活动，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协会公推梁启超为理事、代表，并致电赞扬他在巴黎的活动，“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并希望他鼎力主持外交协会的工作，竭尽所能，使山东问题能；有“涓埃之补救”。
1919年4月22日，美、英、法、意四国外长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国务卿提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协约同。日本政府获悉后，立即胁迫英美，并训令其全权代表：“若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1919年4月30日，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西方战略考虑，英、美、法三巨头悍然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地位，而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并议定了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巴黎和约》156、157、158条款。
梁启超闻讯拍案而起：“强盗！这是强盗行为！”
张君劢、蒋百里当即问梁启超：“我等当如何动作？”
梁启超：“唯有将巴黎和会的实情告诉国内，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并力主不签字，以示抗议。”
梁启超当即起草电文，通告外交协会，建议在全国发起反对签字运动，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注意，电文称：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
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
示决心。
和会期间，东道主法国曾先后宴请了各国政要和新闻界人士。梁启超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列为第四次宴请的主客。席间，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发表讲话说：“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梁启超讲话毕，满堂掌声，参加是次宴会的5名日本记者自始至终不发一言。
到底要不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巴黎到中国，一时成为分水岭，陆征祥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曾经在和会上以一口流利的英语风度翩翩地舌战日本代表的顾维钧苦于回天乏术，他知道这个字要签了，那便是做定了卖国贼，怎么回中国？不签，陆征祥是首席代表，而且北洋政府已发出同意签字密电了。
林长民在接到梁启超的电报后，立即撰写了一篇《山东亡矣》的新闻稿，刊登在5月2日的北京《晨报》上。林长民如实介绍了和会情况，惊呼“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举国抗议，誓死救亡，北京各大学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了。
由北京而上海而山东，全国响应，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余封国内警告电，国民外交协会在电报中干脆警告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爱国大潮席卷着中华大地。
决心卖国到底的北京政府，置亿万人民的民心民意于不顾，仍然命令陆征祥签字，千钧一发之际，梁启超义无反顾地把北京政府命令签字的消息以及国内抗议的情况，及时通报给在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1919年6月28日，这是预定的和约签字日，留法学生会同留法的中国劳工包围了中国代表的驻地，声言谁敢出门去签字，就一刀杀死谁。
中国代表被迫拒签和约，并对巴黎报界发表声明，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能拒绝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一次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并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梁启超及时发回国内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功绩实在是不应埋没也无法埋没的。
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使1300万人民、3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战败国领土供列强瓜分、宰割。一个强权世界的格局，已经大大方方地露出地平线，中国人收回山东主权的热望终成泡影，“正义人道梦”也被彻底撕碎了。
梁启超亲历了这一对人类而言应是十分重要的时刻，那么还有谁能比梁启超更为失望呢？
梁启超不愧是精通历史的思想家，由历史而现实，由现实而未来，在其时多如牛毛的关于巴黎和会的评论中，梁启超在《巴黎和会鸟瞰》中的阐述是最为深刻的。信手写来的梁启超不知道他实际是在揭示一次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的动向，并率先发出了二次大战不可避免的红色信号。梁启超写道：
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拿部历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遥遥相对，后先辉映。维也纳会议由几个大国鬼鬼祟祟地将万事决定，把许多小国牺牲了，供他们的利益交换，这回还不是照样吗？维也纳会议过后有个俄、普、奥三国同盟，这回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维也纳会议后，大家都红头涨验地来办法国革命的防堵，这回又有个俄国过激派供他们依样画葫芦的材料。唉，天下事有哪一件脱离得了因果关系？十九世纪种种祸根都是从维也纳种下来，如今他们又在那里造孽了。
梁启超这一番话的远见，是凝聚着历史的睿智的，他不仅揭示了巴黎和会的分赃实质，而且预言了因为分赃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即：世界总有一天会陷入更大的战乱灾难，其矛头必定是首先或主要对着俄国的。
梁启超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列强虎视下的中国所处的环境，以及对国际联盟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强权外交还会进行，而中国人倘不改变自己的恶习，那么什么主义也是救不了的，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国人：
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行返抵上海，一下船即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对国内流行的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进行反驳道：
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堕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
在上海稍事停留后，梁启超北上，3月19日到北京，拜见总统徐世昌报告欧游经过。3月23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43名学生领袖侦讯结束，移送法庭审判。社会各界纷纷疏通、抗议，梁启超闻讯专门致书徐世昌，请释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过去之陈迹，启超越在海外，靡悉其详。要其出于爱国之愚诚，实天下所共见，至其举措容或过当，此自血气方刚之少年所不能免。政府若诚以父师自居，而爱之如子弟，则充其量不过收二物之威，断无取绳以三尺之法。
梁启超说得再明确不过了：爱国是无罪的，只有腐败无能的政府，断没有腐败无能的青年学子。
欧游的震荡，依然在梁启超心里翻腾，一个战后贫困、社会混乱的欧洲，给梁启超的启迪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向何处去？
细细地翻阅《欧游心影录》，这部梁启超晚年的重要著作，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的种种实录和看法，透过这些历史的轨道再前溯二三十年前梁启超“心醉西风”的篇什，我们可以看到多变的梁启超，其实在政治、学术的根本性的观点上，往往是修正而不是推倒，是蜕变而不是突变。实际上梁启超也有始终如一的另一面，如对西方文明他坦承“心醉”，也坚决反对中国一些文人夜郎自大的“西学中源”说；而对于“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的民族虚无主义，梁启超同样鄙视之。
梁启超主张融合，而既非“全盘西化”，亦非复古。
梁启超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地端着名流架子，以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欧洲的。他的同情心总是在弱者、贫困者、不幸者一边，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他目睹物质贫乏、通胀严重，进而慨叹道：“那富人便有钱也没处买东西，那穷人从前一个钱买的东西如今三五个钱也买不着，这日子怎么能过呢？”他也为战后欧洲的两极分化而忧愁：“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困难。”穷人不得温饱，而资本家呢？“今日赚5万，明日赚10万，日常享用，过于王侯。”
战后的欧洲，是悲观的欧洲。
追根究源，梁启超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西方将科学和物质凌驾于一切事物之故，过于相信了科学万能。
梁启超认为，科学或者说科技发展，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困扰：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一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这一段写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的著名议论，曾经被广泛引用也被广泛攻击。但我们决不能据此便认为，梁启超是反对科学的，不，他仅仅是反对科学万能，或者说他是在警示后人：生命的质量并不仅仅以物质作为标志的，未来岁月里人类无疑还要在物质和精神的两难境地中探求、摸索，简言之，人到底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按照美国学者勒文森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的观点，梁启超努力做的是一种可以称为“新的综合主义”的工程，融合中西文化中的优秀特质，再造中国新文化。显然再造工程的精神是重要一端，梁启超强调并借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他认为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时代及社会，人类所缺乏的往往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精神的饥荒。梁启超开宗明义地说过：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
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从物质为出发点。
梁启超在哲学上固守并坚持的是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梁启超在探求救济精神饥荒的同时，对物质文明所取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他是绝对有远见而又相当天真地想为科学划定一个适用的、哪怕是极为广大的范围；他知道科学的不可阻挡，他承认科学的价值，他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向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学习；但，他也的确看见并预见到了一个以科学万能为主旨的社会的另一种虚弱及混乱。
梁启超在欧洲游历，凭吊古战场，为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所慑服，为艰难困苦下的人民所进行的保卫家园的浴血奋战所震撼，梁启超认识到这是欧洲战后的另一面，因而欧洲文明绝不会破产，“他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因而梁启超断言：“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
梁启超对欧洲亦即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正负两个方面均由后来的历史证实为不谬之词。
那么，这个“很结实的桩儿”是什么呢？尽管游欧一年总还是匆匆来去，梁启超没有细加论述，但倘若我们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时便可以找到答案了，那就是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即基督教文明。
欧洲的教堂是遍布欧洲大地的，无论都市或者乡村，面对战火之后废墟之上残存的十字架，梁启超心里怦然一动，这不正是欧洲的脊梁吗？
或许，古希腊文明中的精于律算渐渐演化成了西方文明中实用的一部分；而中国人始终更为陌生的基督教文明则成了西方精神的强大的支柱，并由此派生出灵魂上的自律、赎罪，为了走进天堂之门苦苦地守望。
梁启超又毕竟是中国人。
法国著名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会见梁启超时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好像子孙承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遗产，而且叫遗产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文明总有它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
梁启超深以为是。
欧游归来，梁启超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满腔热情地希望使之与西方文明“综合”或“化合”，再造更灿烂的中华文明。他并没有如有些研究者判定的那样彻底回归传统，梁启超确实认为中国古代的“孔老墨三位大圣”都有“因小通大，推肉合灵”之奇妙，其中孑L子的“尽性教化”，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其哲学意义上的永恒与终极关怀无与伦比。
同时。梁启超对作为西方文化观念核心的“自由精神”仍然是一往情深的，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缺乏是渊远流长的，梁启超已经涉及到东方文化专制主义了：
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启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我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梁启超已经是在仰天长啸了：一个不准自由、禁止批评的国度，是毫无希望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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