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敏锐地感到，去国一年，中国更加动荡了。为列强操纵的军阀相互打得死去活来，一片混战声。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从寒冷的北方，踏过冰河雪原，带着丝丝清新的冷气，渗入了中国大地。
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从危机与机遇的裂缝中迸发出来的呼声，从此新文化浪潮更加势不可挡，各派政治力量组织团体，创办报刊，提出了疗救中国的各种药方。
梁启超是不甘寂寞的，他的通过社会改革最终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没有一天动摇过，更不用说放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反对“过激”的革命，而主张“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即发展经济。梁启超还认为中国不能跨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而谈别的主义，否则后患无穷。
4月，北京春暖时节。
张东荪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编辑部，张东荪力邀梁启超接掌这一刊物。
张东荪的办公桌上凌乱地堆放着报纸与稿件，风吹过，一张纸在屋子里飘了一圈，落到梁启超的手上。
梁启超接过一看是份传单，名为《北京市民宣言》，上面为中文，下面为英文。梁启超饶有兴趣地看着，却不知道张东荪在说些什么？张东荪走过去：“这是去年五四风潮时陈独秀干的。”
梁启超：“听说他也被抓了？”
张东荪：“差一点让段兰贵枪决了。”
梁启超：“一个拼命宣传新思想的人。”
张东荪：“他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读的人很多。”
梁启超刚回国，《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梁启超知道，也翻过一两期，以为是几个激进的青年人所为，没有太注意。“是些什么人写稿？”梁启超问张东荪。
张东荪答道：“陈独秀掌舵，还有李大钊、胡适之、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是很会做文章的。”
梁启超：“鲁迅的《狂人日记》我读过，实在是另一种声音，中国文坛将来是鲁迅他们的。”
张东荪：“由兄执掌《解放与改造》，或可集结有识之士，再徐图进取。”
梁启超沉默不语。
1920年的中国，混乱与活跃几乎分不出界限，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学识了。梁启超知道，1919年五四以后，想继续由自己来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已经不可能了。这自然是无奈的，却又是不可阻挡的。
梁启超叹道：“我们老了！”
但，梁启超还是勉力为之，接掌《解放与改造》后，自1920年9月起更名为《改造》，梁启超主编，在发刊词中梁启超的办刊主张大致如下：
政治上谋求国民在法律上的“最后之自决权”。国家“以地方为基础”，缩小中央权限，实行地方自治。
经济上树立“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立”的观念，发展资本主义。
思想文化则致力于反对大一统主义，吸收“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融合中西。
废兵，即废除常备的国防军，兵民合一。
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并视之为民治之根本。
不妨把上述的主张看作是《新民说》的延伸或部分修正，但，梁启超所取的是缓和的、渐进的，以发展生产和资本主义为主要途径，然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理想，仍然贯串其中。
梁启超显然是落后了。
这是一个激进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谁的口号更左就是更革命的，左比右好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
也许，中国最缺少的是一种可以讨论的环境，以及能够听取各种意见的听众。
1920年10月下旬，罗素偕情人陶娜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近一年的学术访问。是次访问，是梁启超为首的讲学社发起并邀请的。
作为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威望正是如日中天，他的哲学主张别具一格，即既非唯心也非唯物，他认为构成世界的材料既不是纯粹的心也不是纯粹的物，更不是心与物的二元对立，而是非心非物、似心似物的“中立一元论”。
罗素的到来，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空前的罗素热，如同早些日子一样由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的杜威一样，实在是国际文化交流的盛举。
罗素讲数理逻辑、物的分析、心的分析、哲学问题与社会结构及唯心论、因果论等。但对中国社会冲击力最大的却是如何改变中国贫困现实的主张。罗素认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当务之急是兴办农业，发展教育，而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
罗素还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差别，无须进行阶级斗争。
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讲演回到上海后，撰写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现在与将来》等文，发表在《时事新报》及《改造》杂志上，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梁启超在时隔一个月之后，也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作为唱和与支持。
也许，客观地公正地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论点，尚有待时日，笔者只是稍作引述。
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美社会的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是判断某种主义优劣利弊的基本前提。在欧美，最迫切的是改善劳动者的地位，而在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中国老百姓首先关心的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而不是“有产无产”，因为“全国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因而，梁启超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才有改善可言”。
梁启超进一步剖析道，从中国现有工人的数量而言，“区区百数十家工业矿业所收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个”，总数不过百余万人，而中国是一个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结论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是鼓励发展生产。社会主义强调分配，但分配需以生产为前提，否则拿什么去分配？即便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劳动阶级谁来传播社会主义？而劳动阶级的产生总是以资产阶级的产生：为前提，“故必有资产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
梁启超的意思很清楚，在他看来，社会发展的程序以及中国贫困落后的现实，都使之不能不大声疾呼：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
资本主义阶段到底能不能跨越而过？本来这是一个理论上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实际上当时的知识界“寻求根本”解决的呼声已经高于一切、压倒一切了。
新起的、革命的、狂风巨浪一般的年轻理论家们，已经不再对梁启超恭而敬之了。
《新青年》9卷1号上，李达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批评梁启超说：“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期间。”针对梁启超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可取“矫正”和“疏泄”之言，李达认为“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知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
“疏泄”、“矫正”等等其实是空言，只能对资本家有利，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在这一论战中，梁启超从未声言反对社会主义，而只是主张循序渐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等等方面的论争时，梁启超取了明显的反对态度，并且发明了在当时传播甚广的两个词儿：“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
梁启超坚持改良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开宗明义地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即广大人民群众与军阀之间的矛盾。梁启超内心里更担忧或者说惧怕的是，一旦革命风潮席卷，图谋改变困境的“无枪阶级”从“有枪阶级”那里夺枪，再自造各种的土枪，于是，内战和内乱将不可避免地更加扩大，人民只能在水深火热中残喘。
是的，梁启超确实惧怕杀人、流血。
梁启超对苏俄的看法，历来被当作反苏反共来批判的，他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的信中，首先强调的是他自己的经济主张：
我不懂什么人类最大幸福，我也没有什么国家百年计划，我只是就中国的“当时此地”着想，求现在活着的中国人不至饿死，因此提出极庸腐的主张是“在保护关税政策之下采劳动调节的精神奖励国产”。不妨害这种主张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我都认为友，妨害的都认为敌。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宣示：凡是对中国有经济侵略行为的，梁启超一概视之为敌人。
具体到对苏俄，梁启超认为，从沙俄的历史观之，“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从前是‘沙’的脚下草，现在便照例充当执行委员会的脚底泥。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
梁启超对苏俄的戒备是根深蒂固，但，任何公正的人都应答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侵略成性的沙俄帝国主义引起的，中国人民曾经深受其害，这不是夸张。梁启超在这封信里还提出了一个无论在当时或以后都极为尖锐的问题：凡是称为共产党的，就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梁启超说：
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茅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梁启超预期苏俄的侵略性、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破产，这在当时是绝对反潮流的。如同社会主义的态度一样，梁启超认为“共产主义好不好，和我们中国相宜不相宜，且不管，算是好，算是相宜，苏俄应否以外国人来替我们干也都且不管，让一百步，他果是为共产而运动共产，我们对他总可以几分原谅、容赦。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的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筋斗会变成新经济政策来？”
可以说，梁启超对苏俄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这里既有梁启超个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信念的缘果，也有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上，警惕苏俄侵略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汹涌于中国大地上的时候，梁启超纵然一生多变，这一回却是坚持着，他对张东荪说过：“无论时局怎么样，我却深信，中国除发展生产积累资本一路外，别无坦途。”
当历史作出选择之后，梁启超显然落后了。但，历史从来都是阶段性地向前发展的，古人已经不再前瞻的时候，后人却总是在反思与回顾中，因而我们总能发现“惊人的相似”，我们不得不替历史还债或者补课，在喧嚣的现实世界里，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闭上眼睛就能感到我们不能不生活在历史的巨大阴影中。
历史的丰采，有时源于先行者，有时来自于落伍者。
没有了昔日光芒四射、应者云集之盛的梁启超，是更加具体、更加平静、也更加真实的晚年的梁启超。从戊戌到20世纪20年代，近30年间，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笔下风云，唤起了多少仁人志士。尽管他追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屡屡受挫，但，作为一个大爱国者的思想与风范，却堪称一时师表。辛亥而后，反对帝制复辟再造共和的业绩，足可以称之为丰功伟绩。20年代以后，晚年的梁启超，又将展现什么样的风貌？
梁启超仍然在寻找着救国的不二法门。
他发现自己开始喜欢回想了，也许还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同时代人、这个苦难的国家与民族走过的路。
回想的时候，往往要少一些激情，回想能出真知灼见。
梁启超说：
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还不是个军阀吗？……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人士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的吗？
毫无疑问，在这一番回顾以往的叙述中，梁启超就是甲，而其时的国民党便是乙。看似平淡的叙述，却充满了反思。梁启超几次从政，对袁世凯、段祺瑞都曾抱有极大的幻想，最终文人的笔却终于扭不过军阀的枪和刀，“结局不过被人利用”。让军阀打了军阀，梁启超指的大概是孙中山在南方的所为了，说的也是事实。
梁启超继续写道：
两派本心都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功夫，
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真想同两派人士一起，“着实忏悔一番”，从立宪到国会到拥袁反袁到南北分裂到巴黎和会到梁启超奔走运动的“联省自治”，总是两派在斗，斗出了两败俱伤的结果，落个“书痴”的下场，而广大国民却日益感到失望和冷漠。
梁启超由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看到了在中国精英政治的无望，仅仅“二三豪杰为时出”，是不可能更新天地整顿乾坤的。要“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政治问题”，梁启超还认为，“一个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来看，无成败可言。”梁启超断言，没有国民的真正参与，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华民国。
既要运动国民，就得有“国民运动”，梁启超寄望于国民教育的“无可限量”的作用。从百日维新开始，梁启超一直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最高统治者、当权派身上，直到《新民说》的提出倡导提高国民素质、树立与新的世界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这时的梁启超才成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国民运动”的思想，是《新民说》的发展，梁启超实际上提出了对中国人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人的近代化--由此而走向国家近代化。
梁启超努力追求的，是要使国民在意识、心理和精神上摆脱掉封建桎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赖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并不是所有优秀的理念，都能获得生存空间的。
在激剧变化的大时代面前，梁启超倡导的温和、改良、不带革命色彩的这一运动终于无声无息。但，它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在本世纪20年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的呼唤：
国民运动，是由少数弱者的自觉，唤起多数的自觉；由少数弱者的努力，拢成多数的努力。
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
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
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一直是鲜明的，也是他眷恋国民运动的唯一可以慰藉的记忆，他始终认为“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他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
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会使每一个关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史的人，既感到困惑也得到启迪：在这贫困、战乱的年代里，梁启超构想的国民运动虽然终成泡影，但，思想学术界却有相当的自由度，各种学术主张的争论以及对国家发生的某一事件的评论等等，都是百花齐放的。
1923年春夏之交，北京清华园内，气候渐渐变暖了，残留在角落中的最后的春雪融化之后，树叶开始繁茂，各种花卉都在显示自己或者明丽或者妖艳的姿态。
是月2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说，先是轰动京城，继而波及全国几个大城市，当时的报章称之为“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张君劢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为理论支配，人生观却多赖直觉；科学离不开分析方法，人生观则是综合的；科学决然难离因果律，人生观却是自由意志的体现；科学起源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起于人格的单一性。
张君劢因而得出结论说，人生观没有客观标准，人生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科学只是能说明自然现象，却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也难于管束人类的精神现象。
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只有靠人类自身。
人类不必为了人生观，而求之科学，即便求了，也是徒然。
最早也是最强烈地对张君劢笔战的，是他的同一阵营中的好友丁文江。这两人都曾跟梁启超游历欧洲，丁文江专长地质，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和张君劢自然相去太远，便在《努力周报》上以《科学与玄学》为题，批评张君劢是玄学鬼附在身上，要打这个鬼。
丁文江说，科学方法不仅为追求真理所必需，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丁文江坚持一切物质与非物质，都可以用科学加以分析和研究，“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张君劢与丁文江的争论，想不到点起了一场大论战的火把，这是因为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和民主即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关注变得十分迫切了。
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论战，使其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诸多著名人士卷入其中。胡适、吴稚晖站在丁文江一边，张东荪、杜宰平支持张君劢的观点，一时各逞锋芒难分高下。陈独秀、瞿秋白也有文章参战，用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方法了。
当时，梁启超正在翠微山中养病，长期以来想清静一番尝一尝“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闲云野鹤之散淡悠哉，山泉林木，风吹草动实在让梁启超喜不自胜时，北京那边论战的火药味却愈来愈浓了。
梁启超看到论战双方都是对他执弟子之礼的生平挚友，唯恐言论愈来愈激烈，更要者梁启超自己对科学万能也有一番痛彻的话要说，便于5月9日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人梁启超宣言》，为论战双方拟定“公法”如下：
一、问题集中，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另作专题，再辟论坛，以避死缠烂打。
二、既然所论之题为庄重之题，措词务必庄重，态度一定诚恳，不可有嘲笑咒骂之类的恶语，一方偶然不检，对方不能效尤。
梁启超的公法是为双方弟子着想，却也是他对学术论争的一种君子之态，自此之后，论战的言辞稍有缓和，但双方似乎少有新的发挥，梁启超决心介入其间。5月29日，他发表《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一文。
梁启超强调自己“是一个观战的新闻记者，把所观察得来的战况随手批评一下便了”。他认为张君劢所说“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十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他还说“君劢尊直觉，尊自由意志，我原是赞成的，可惜他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且有错误”。而丁文江，则“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错误”。
梁启超写道：“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而“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似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科学…。
粱启超的结论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梁启超在作出这两个“绝对”的定论之后，进而分析道：“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诸多论者认为，梁启超对科学与玄学之争是调和折中，更有人把梁启超也划入玄学派一列，说梁启超更倾向于“玄学鬼”张君劢云云。其实，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所谓主观唯心是近乎大逆不道的，谁沾边谁倒霉。可是，普天之下人的存在离得开主观吗？一颗活着的心所产生的如此微妙的情感世界，难道是科学可以替代的吗？情感超然科学，科学并不能代替终极关怀，梁启超何错之有？
更有意思的是，梁启超提出了“爱先生”与“美先生”一说，倘若和“五四”以后盛行的“德先生”、“赛先生”并列，则四先生之下，政治、思想、道德情操的互补，所勾勒出的几根线条，却如锥划沙一般凸显了这一时期知识界思想的活跃。
文人打笔仗不像军阀之间开战必得攻城掠地争个胜败的，还是古人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场论争大概因为论战双方都已口干舌燥，再加上梁启超出面摆平，便也不了了之了。
翠微山的风不会把已经过去的岁月重新席卷而归，但会使人心澄如镜，在谋划以后岁月的去向时，梁启超已经把目标定到了南开与清华学校。从1921年底至1923年初，他奔波于京沪线上，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济南、南京、南通、长沙、武昌、苏州、上海。有时一周演讲7次，每天奔波不息，张君劢为他的身体担忧：“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
梁启超的每篇讲稿都认真准备，绝不停讲或改变日期，即使心脏不适医嘱休息，他也照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讲而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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