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呜呼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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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4月初,江南草长莺飞,北国春意朦胧的时节。

    胡适告诉梁启超:“泰戈:尔不日到上海了。”

    梁启超为泰戈尔的到访设计、.检查一应细节,然后由他的爱徒蒋百里、胡适等逐项落实。梁启超既倾注了极大热情,又感到责任非同小可。60多岁的老人,印度的国宝,世界级的大诗人,应梁启超及共学社之邀来中国讲学,实在是天赐良机,却也要小心照拂。

    住的问题好说,通风、舒畅即可。饭食要软,印度人喜食咖哩,胡适说已经准备好了,北京的烤鸭太油腻,浅尝即止,以淮扬帮菜为主。但,北京的炸酱面不能不吃,加上窝窝头。

    最使梁启超操心的是翻译。

    泰戈尔说英语,国中说英语的不少,但为泰戈尔讲学做翻译却需:一是口译,反应快,词汇量丰富;二是懂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及熟悉泰戈尔的作品;三是年轻,跟着泰戈尔在国内到处走,同时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

    梁启超对胡适道:“你做翻译如何?”

    胡适摇头:“我不太合适,那一口牛津英语我就说不了,有两个人,金童玉女,一左一右,再合适不过了。”

    梁启超:“说说看。”

    胡适:“志摩与徽因。”

    这两人都从英国留学回来,都喜欢英国的浪漫诗派,确是难得。

    梁启超:“好是好,就是志摩太浮。”

    胡适:“以弟子之见,志摩在泰戈尔面前不会浮,但其机敏聪慧却无人可及,更何况志摩也是诗人。”

    梁启超:“好,叫他到我这里来一次。”

    胡适:“志摩一直想来,说‘念及恩师,孤悬英伦三岛时,几致泪下’,但他又不敢来。”

    梁启超:“爱其才情,恨其浮杂。”

    胡适:“志摩是有点荒唐,不过像他这样的诗人一点不荒唐,那就更荒唐了。”

    梁启超:“你叫他来。”

    胡适:“我让他在门口罚站呢!”

    那是难忘的1917年的秋天。

    秋风送爽,枫叶红了。

    一日,张君劢带着一个年轻人到访,交谈之下却是掩不住的才气横溢,普通话带着浙江口音,眉清目秀,典型的江南才子。此人便是徐志摩,当时的名字叫徐章垿。

    即刻就要拜师,梁启超竞也无法阻止,何况本已喜欢他了,心里暗忖:“小子可造。”

    拜完师之后,徐志摩说他读过《新民丛报》,“对吾师心仪已久”。

    “你对哪些文章印象较深呢?”梁启超问。

    徐志摩:“《新民说》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其时,徐志摩在北京大学法科专修政治学,一代青年攻读政治,希冀造就中国的新民,可说都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

    从此,徐志摩就算是大师门下之人了,梁启超既视为爱徒,也等同家人,梁家大门,徐志摩直进直出,无所顾忌的。在梁宅,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蒋百里、丁文江、胡适等一批名人。

    徐志摩与张君劢之妹张幼仪喜结良缘后,又远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帽就要戴上之际,却又到了英国,为的是找罗素。此举让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老先生气得拍桌子,梁启超却很高兴,认为爱徒有眼光有出息能特立独行。

    也是在伦敦,因为听林长民的一次演讲,而结识了林长民的爱女、其时也在英国留学的林徽因,两个人谈华兹华斯、朗诵济慈的诗,议论中国新诗的去向,竞一见如故。

    林徽因婷婷玉立的身影,再也无法从徐志摩的心E抹去。

    康河边上,芳草地中,乃至霏霏雨下,都留下了两个人的足迹。

    一个有妇之夫,穷追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徐志摩昏了头了”。

    还有更昏的。当林长民携林徽因不告而别匆匆归国,林徽因与梁思成订下口头婚约、正在热恋之际,徐志摩赶回北京了。

    北海公园松柏图书馆,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幽会之地,穷追不舍的徐志摩常常不请自来,梁思成不得不在门上贴一纸条,用英语写的:Lovers want to be alone.翻译过来便是:恋人不愿受干扰。

    徐志摩正想拍门,那一只手却在那一张字条前僵化了。便在北海转,低着头,撞了无数次的树和假山,直到静园才怏快离开。

    这一切,梁启超都风闻了。

    儿女的私情,梁启超一向不愿多管,林长民也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算是很开通的人了。在他们眼里,徐志摩永远是一个有火一般的炽热,有大才情,大发展的弟子、小友、忘年之交。

    自然林长民要比梁启超洒脱一些。

    林长民跟徐志摩直言过,“你比我女儿大10岁,我比你大20岁”。这是讲的年龄,而没有强调自己曾经有家室后来又离婚的尴尬。梁启超面对这爱徒狂追着未来儿媳的时候,只觉得又气又好笑,“这些年轻人都怎么了?”却又不便明言,梁思成偶尔也会提到,比如那一张逐客的字条,梁启超笑笑说:“你和徽因不是要到美国去吗?”

    正是春色渐浓时,林长民与徐志摩一起游湖泛舟。林长民心中,又何尝不喜欢这个一表人才的青年诗人呢?但,倘若将爱女许以终身,总有点放心不下,便在伦敦略加开导,林徽因是个内向、聪敏之极的女孩,当然不会违背父亲的意愿,遂有不告而别匆匆归国之举。

    徐志摩是弄得很惨。为了林徽因他跑到正在柏林的太太张幼仪处,办完离婚手续,此时.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出生刚刚一个月。

    当徐志摩从柏林赶回英国,要把离婚的消息告诉林徽因时,林徽因--徐志摩心目中的“雅典的少女”已经回中国了。

    于是才有前文写到的徐志摩追到北京之举。

    徐志摩追林徽因及婚变等等,梁启超都听说了,惜人才之难得,梁启超为此气闷了好几天后,写一长信告诫徐志摩:“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以予多数人无量之痛苦。”唯恐意犹不足,梁启超继续晓之以理:“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然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身而已耳。”

    信末,是梁启超的大声疾呼:

    呜呼志摩!天下且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未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徐志摩一生最敬畏的就是梁启超,自从投奔门下,凡学问、文章乃至人生教诲,梁启超每有所言,徐志摩从来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一次远在万里之外的英伦三岛因爱林徽因而决意和发妻离婚,首先震怒的是徐申如老先生,大骂“逆子”,朋友中也是人言啧喷,徐志摩均不在乎。唯独梁启超的信,他读了又读,思之再三,这一次他是决心造反了,连恩师的话也不听了。

    徐志摩写了一封同样激烈的复信。他不认为他是在用别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欢乐。徐志摩信上说:“我之甘冒世之不讳,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教度耳。人谁不求庸福?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言哉?”

    对于自己之所爱,徐志摩是追求定了的,他声言他决不回头:“我将于茫茫人海之中,访我唯一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徐志摩向恩师敞开胸怀道: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以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秽其纯洁。我之不入堕落,流入庸腐,流入卑污,其几人,微矣!

    谁又能断言,徐志摩所追求的是不该追求的呢?

    梁启超读完信,闭目片刻,再读,一言不发地把信放到书桌上,心里却是翻腾着。是的,徐志摩是太浮太杂,心里却又是一片大光明,不顾社会,不顾恶言,不顾规劝,只顾自己追求着,追求的是爱与美,那与卑污应属两个世界。即使事情发展到眼下,梁启超与老友林长民将要成为儿女亲家,痴痴迷迷的徐志摩仍然在心里恋着林徽因时,无论外界流传什么风言恶语,梁启超与林长民仍然把他视作小友、弟子,内心里爱怜着。

    “自己不曾自由过,难道还不让别人自由一回吗?”有时,梁启超甚至这样想。

    “呜呼志摩!”

    “嗟夫吾师!”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漂洋过海踏上了中国上海的土地。4月下旬,泰戈尔抵北京,梁启超率蒋百里、胡适等数十位文化界名流,在天坛草坪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选择天坛也是梁启超颇费思量后裁定的。比较而言,天坛作为中国帝王的祭天之处,要庄重、肃穆一些,而不是颐和园的仅仅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另外考虑到泰戈尔年事已高且长途跋涉而来,在天坛转一转,范围也要小得多,不致太过劳累。

    梁启超先致欢迎词。

    接着鬓发斑白的泰戈尔,由徐志摩右扶、林徽因左搀,上台发表演说。长髯诗翁的智慧凝聚在他的目光里,他说中国,如数家珍,他谈到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以及什么是真理,都是平缓地由内心吐出来的,而不是惊涛骇浪。他是在和你谈家常,思想原来也并非全是如烟如雾的,它就在你身边,比如春草,比如露珠,比如冬天树要凋敝春天枝要发芽,比如雨不能不下虹不能不美……

    梁启超组织的泰戈尔中国之行,可谓世纪盛举,当时新闻媒体的镜头自然离不开泰戈尔,却也同时对准了徐志摩和林徽因,并且有绘声绘色的记述:

    林小姐入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淙

    淙可听。

    这是一幅何等令人神往的画面!

    白髯老者扶之以花挽之以郊寒岛瘦,谓之松竹梅三友图,实在是妥帖得很。

    更有论者谓:

    东方文化的气韵、意境,其珠联璧合的神妙,尽在这一画既似泼墨写意又似工笔重彩的画幅中了1

    1924年5月3日北京《晨报副镌》发表了梁启超在天坛公园草坪欢迎泰戈尔的致词。梁启超谈到了古代的中国和印度:

    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不能够像地中海周围各民族享有交通的天惠,我们躲在东亚一隅和世界各文化民族不相闻问。东南大海,海岛上都是狂丕獠獠的人--对岸的美洲,五百年前也是如此。西北是一帮又一帮的犷悍蛮族,只会威吓我们,蹂躏我们,却不能帮助一点。可怜我们这点小小文化,都是我们祖宗在重门深闭中铢积寸累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文化的本质,非常之单调,非常之保守的,也是吃了这种环境的大亏。我们西南方却有一个极伟大的文化民族,是印度。他和我从地位上看、从性格上看,正是孪生的弟兄两个。咱们哥几俩,在现在许多文化民族没有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对于全人类应解决的问题着实研究,已经替全人类做了许多应做的事业。印度尤其走在我们前头,他的确是我们的老哥哥。

    据梁启超考证,从西晋到唐朝,“我们的先辈到印度留学者”为187人,有姓名可考的105人。而从汉永平十年到贞元五年,印度大学者到中国来的共24人,加上克什米尔来华的13人,总为37人。

    梁启超说:“咱们哥儿俩事实上真成一家人,保持我们极甜蜜的爱情。”

    梁启超笔锋一转,感叹道:

    诸君啊,我们近年来不是又和许多“所谓文化民族”往来吗?他们为什么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土地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钱来,他们拿染着血的炮弹来做见面礼,他们拿机器--夺了他们良民职业的机器--工厂所出的货物来吸我们膏血。我们哥儿俩从前的往来却不是如此,我们为的是宇宙真理,我们为的是人类应做的事业。

    这是一种情真意切的感叹。

    我们现在常常说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最耀眼的,超越了时空,至今仍闪着光泽的,却是佛典的大彻大悟、不二法门。

    是7000卷一部《大藏经》!

    泰戈尔的到来,徐志摩是非常高兴的,既是崇仰这位世界文坛的大师已久,今日得以当面聆听教诲,自然是三生有幸。另外,又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林徽因在一起,听她的声音,看她的背影,徐志摩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想重续旧情,想问她一句“你究竟爱不爱我?”

    林徽因对徐志摩总是彬彬有礼,保留着那一份曾经有过的美好,却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只有那蒙娜丽莎似的谜样的目光,落在徐志摩的身上或心上时,都会有涟漪泛起……

    1924年5月7日,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将于下个月和梁思成一起到上海候船去美国,一次无可挽回的很长很长的分别。

    徐志摩一时无语只有黯然。

    真的要结束了。

    徐志摩留下了这样几行诗送她远去:

    在那山道旁,一个雾蒙蒙的早上,

    初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窥视,

    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

    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

    我不曾开言,她亦不曾告辞,

    驻足在山道旁,我暗暗的寻思:

    “吐露你的秘密,这不是最好的时机?”

    露湛的小草花,仿佛恼我的迟疑。

    在另一首短诗里,徐志摩写道:

    在云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暗淡,

    不见了鲜虹彩--

    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

    徐志摩小心翼翼地收拾好诗稿,赶往梁启超处,商量赠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事情的起因,据梁启超记述:“泰戈尔很爱徐志摩,给他取一个印度名叫做SonSire。”泰戈尔给徐志摩取完印度名字后,却又要梁启超给他取个中文名字,梁启超满口答应。过两天见面,泰戈尔问:“我的名字取好了吗?”

    梁启超这才紧张起来,找到徐志摩,好好作一番推敲,泰戈尔名满天下,这中文名字实在不好取。

    徐志摩刚见到梁启超还有点不安,怕先生追问他和林徽因的交往,梁启超却只是客气地让坐、请茶,说商量一下给泰戈尔取个中文名。

    徐志摩一颗悬着的心又落到了实处,还是有点惊魂未定地答应着。

    “志摩,你总是魂不守舍。”

    “先生,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取。”

    “好取,还用得着叫你吗?”

    “先把泰戈尔原文的意思弄清楚,或许好办一点。”

    这倒启发了梁启超,泰戈尔说过,他的原名的第一个字是太阳,第二个字是雷雨,最好能以中文涵盖这两层意思,老泰斗一定会满意的。

    徐志摩:“印度过去称中国叫什么来着?”

    梁启超:“震旦。”

    徐志摩:“从这两字想开去如何?”

    梁启超:“不!就是它,轰然一震,万象昭苏,丽日出海。”

    徐志摩:“妙极了,这‘旦’字就了得,何况副之以‘震’,海洋的水平线上,吞吐一轮朝阳,何等境界!不过还得有个姓。”

    梁启超:“自汉以降,西来古哲都有中国名,大略都是以所来之国为姓,安世高从安息来便姓了安,支娄迦谶从月支来便姓了支,印度古称天竺,竺法兰、竺护法均是历史名人,就让泰戈尔姓竺如何?”

    徐志摩高兴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太好了!竺震旦!”

    1924年5月18日,泰戈尔64岁生日。

    北京协和大礼堂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寿大会,梁启超致词并赠泰戈尔中国名:竺震旦。泰戈尔微笑着欣然接受。

    梁启超致词毕,舞台帷幕前大放光明,聚光灯下是一个灿烂的造型:古装少女及一稚童,仰望着一弯冉冉升起的新月。这一造型取意于泰戈尔的名诗《新月集》,直让泰戈尔看得泪花满面,满场雷动的掌声,一直轰响到新月隐去,帷幕拉开。

    帷幕开启之后,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演员一律用英语,林徽因、徐志摩联袂担任主演。

    徐志摩在后台看林徽因化妆毕,说道:“徽因,想不到我们还会登台演戏。”

    林徽因笑而不语。

    “在一个台上。”

    林徽因仍然只是笑着。

    “散场的时候你也该走了吧?”

    林徽因还是微笑着,却愈来愈凄凉。

    “我在舞台上会看着你。”

    林徽因无言地点点头。

    徐志摩在台上的风度、表演,以及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连梁启超、胡适也为之击节。至于林徽因,少女的柔情、羞怯、淡淡的哀怨更是淋漓尽致,那眼神在流盼间的美丽倾倒全场。

    ,

    泰戈尔对胡适道:“这两人,徐、林,天生的一对。”

    胡适:“可惜不是。”

    泰戈尔:“中国人说的金童玉女就是他俩。”

    掌声中帷幕拉上了。

    徐志摩与林徽因互祝演出成功。

    徐志摩:“我真希望这个舞台一直是我的。”

    林徽因:“志摩,我们再见了。”

    徐志摩还是愣住了,他仿佛从来不曾想过林徽因真的会走。胡适却匆匆赶到后台,拉着徐志摩说:“陪泰戈尔消夜去。”

    5月20日傍晚,北京前门火车站。

    月亮刚从东方升起,暮色正从四面八方随着川流不息的过客涌来。

    徐志摩陪同泰戈尔离京去太原,送行的人挤在月台上,林徽因也来了。

    徐志摩搀着泰戈尔上车后,回首一望,林徽因也正看着他。列车马上就要启动了,一切的一切,都会带到远方,让时间和空间使炽热冷却,把化不开的浓烈冲淡,叫生命流走……

    徐志摩怎么也离不开林徽因怅惘的目光。

    “咣当”一声,徐志摩的眼泪夺眶而出。

    列车启动了,甩下站台上人们的惊叹:“徐志摩哭了!”

    “再见。徽因!”

    那一只手伸出车窗外直招到看不见另一只手。

    那一只手想要成为路旁树上的一枝一节,时时等候着,把绿荫给她,把微醺的风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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