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饮冰室合集》的林志钧在序文中说：
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
是观而已。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
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
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
林志钧确是知梁启超者。
梁启超毕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到关乎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但无论文学、哲学、佛学、教育学、政治学、财经学、新闻学、图书馆学，均以史为经脉，如梁启超所言，平生好学，以史为甚。
从埋头着的典籍、稿笺中站起来，在书房里踱几步，抿一口茶抽一支烟为小息时，梁启超常常自言自语：历史是活的。
但，他也会叹息，自觉人生紧迫，要读的书要写的文章却太多太多。
梁启超从来不曾想过，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只是抓紧着做学问。从他告别官场到一病不起，不过短短的10年，这10年间，讲台与书桌是他长相厮守之处，也曾有过政治的冲动，甚至想组织第三党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但终于也只是想想而已。
就是这生命最后的10年，粱启超达到了学术成就最辉煌的巅峰，灿烂在20世纪，并且会随时光之箭走向21世纪。
我们当然还应该看到，在10年之前的20多年中，梁启超沉浮政坛，献身民主立宪，为之服务的大量论著，剔除了应景的、趋时的一部分，也是他后来走向学术巅峰的基石，有的也同样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启蒙的不朽名篇，如《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等。
1920年，蒋方震请梁启超写序。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思潮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处，便大加发挥，洋洋洒洒5万言，蒋方震大呼：“任公，这哪是序，是一部专论！”于是便有了梁启超用一周时间夜以继日写成盛名久负而不衰的《清代学术概论》，使先睹为快的张东荪、张君劢目瞪口呆，只是问：“任公，你怎么写出来的？”
梁启超累了，闭上眼睛慢慢答道：“早想写的，一直闷在心里。”
言毕，又加一句：“总算有时间了。”
本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学问家都明白，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地位，是历史演进中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不可不论，不能不论，而且应是高论，妙论，能传诸后世之论。
形象地说，清代的学术思想走到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同时又蕴含着未来社会的新的因素。
概而言之，它是破坏的，也是创造的；它是旧的，也是新的；它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它是残酷的，也是温情的。
张东荪治哲学，对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立论特别有兴趣，赞叹道：“任公，你以‘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定义为‘清代思潮’，实在是高远之思神来之笔。”
梁启超：“一个时代走到末期，所谓础润月晕总有先兆，破宋明理学是以‘复古’为其职志，动机与内容，相类欧洲的文艺复兴。”
张东荪：“看来人类思想文化之演进，所循者以反动求进步，以复古求解放耳。”
梁启超：“然。清200余年之学史，实为四步，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张东荪：“后人对乃师康有为及兄之学术地位，或有困惑。”
梁启超：“今文学运动之中心，非南海康有为莫属。何谓中心？乃可影响四面通达八方固守营垒之首领者。后起之中，为今文学派猛烈宣传者，新会梁启超也。”
张东荪既为梁启超的才情，也为梁启超的胸怀感叹不绝！
梁启超却正色道：“我是有生性弱点的。”
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有一章节专门袒露心胸，甚多自责，也明言了与南海康有为的种种道不同处。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在日本“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康有为“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问函札数万言”。总．是顾及到师门之谊吧？“启超持论稍变矣”，可是梁启超于内心却又不得太平，“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说了这一段心路历程后，梁启超自我解剖道：“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但，康梁在学术思想上的分途．．却终是无可避免的。当康有为在海外力倡保教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当时“国中附和不乏”，而梁启超却不以为然，并“屡起而驳之”：
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
学界光明，源于思想自由，梁启超的这个定论，着实让“定国教”的康有为不好反驳了，只能拍桌子大骂“妖言惑众”！
梁启超进而论道：
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
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
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
动辄禁止，国中有诺诺之官，无谔谔之士，思想闭塞，言路断绝，结果又如何呢？梁启超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
皆自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
攫：如群妇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状仰何可怜……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
生之结果也。
梁启超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痼疾不除，云何解放？
’
又为什么痼疾难除呢？中国人总是能找到当时当世一切的人类新思想之源泉必出于中国者，“吾先哲所尝行也”，或“吾先哲所尝治也”。此种痼疾，到20世纪行将结束，不是至今依然吗？
梁启超对此自谓“深恶而痛绝”，他说：
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松杉之老干，而沾沾自鸣
得意；吾诚爱桃李也，唯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松杉淆其名实者。
《清代学术概论》脱稿，读过的朋友无不叫好。梁启超是日家宴，座上宾客有夏穗卿、张君劢、张东荪等。
梁启超稍稍饮了点酒，心情格外好，谈及离开政坛便初获学术成果时，还告诉老友已写或正写的几个题目，《佛典之翻译》、《说华严经》、《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以及先秦诸子的《老子哲学》、《孑L子》、《老墨以后学派概观》、《论孟子稿》等。
夏穗卿已经很久不见了，梁启超总是那么忙，却从来不曾忘记过这个落魄潦倒的老朋友，只要得空便到夏穗卿处坐一坐，喝一杯酒，请教一番佛学。
酒精正在吞噬夏穗卿的生命，但，倘若没有酒，夏穗卿说：“我即刻就会死。”梁启超为一个才情横溢的老友伤心、担心已非一日了。
夏穗卿只是饮酒，端酒杯的右手有些颤动。晃着杯中的酒，眼看要泼出来时，夏穗卿便一饮而尽了，“好酒！好酒！”
粱启超既不想让夏穗卿扫兴，又想让他少喝一杯便道：“穗卿兄，你说说佛经如何？”
夏穗卿：“我早说过《楞严经》是假的，对吗？唯法相宗才是真佛学。”
梁启超：“是，在贾家胡同的小屋里。”
’
夏穗卿：“这世界充斥假的，连佛经都有假的了。任公，你是真的。”
梁启超感激地看着老友，眼圈有些发涩：“我知道自己，在思想界，破坏力不少，而建设则甚少。清末思想界粗疏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夏穗卿：“否。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心，任公算一个。”夏穗卿指指张东荪：“尔等却只能算半个。”夏穗卿又问张东荪：“任公这部书到底好在哪里？你说不出，且听我说，任公以佛法写史，一切流转相，倒分四期，生、住、异、灭而对应出启蒙之生期、全盛之住期、蜕分之异期、衰落之灭期。历史，何不称为流转史？”
众人赞叹之声不断。
夏穗卿的酒量已大不如前，却益发贪杯，似醉非醉地说：“任公乃觉世之英杰，传世之作当从现在始，不过觉世传世都很累，总不如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言毕，决意告辞，他要睡觉去了，他知道自己衣衫寒酸，身上有浓重酒气，从不在朋友家留宿的，喜欢醉意艨胧摇晃回自己的小屋。
梁启超扶着夏穗卿出门叫好包车付了车钱，又把几个银洋塞到夏穗卿的手里，夏穗卿坚辞不受，梁启超只好说：“几个酒钱如何？”
夏穗卿笑了，“知我者，任公也！”
遂挥手而别。
回到屋里，酒已经换上茶了。这茶却是刚才夏穗卿带来的一小包新龙井，满杯碧绿，满屋飘香。
梁启超举起茶杯，先闻后抿，道：“穗卿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常常不是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便是一言不发；他走，却发现他留下了很珍贵的东西，会想念他。”
众人唏嘘之后，张君劢问梁启超：“坊间传言，任公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确否？”
梁启超：“那是真的，不过，我总是对政治太有兴趣，耗其精而荒其业，实可一叹！”
张东荪：“任公学问，总是举世难求了。”
梁启超：“此言应属过誉，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均有大学问。再者，今之所谓学问与古之为学问而学问又相差甚矣，总而言之，应是有书呆子才有学问家，你们说我是书呆子吗？”
大家都笑了，笑得很愉快。
梁启超谈兴渐浓竟一发而不可收了：“追想起来，康南海、启超、谭嗣同等辈实生于学问饥荒之环境，冥思枯想欲构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即变法维新也，却为时代所不容。不过学问之路亦是不归之路，便一直走过来了。”
张东荪：“晚清思想文化演革运动的一种怪现象是，在西洋的留学生却不甚参与。”
梁启超：“是全体未尝参加此运动，良可叹惜！彼等本应是运动之原动力和中坚，却漠然于外，不屑回首。而由吾等一批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左冲右突上跳下窜，能力所限弊端难免。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张君劢：“无论如何，清学衰落，于是朝廷灭亡，封建土崩，轰然之间为新思想启蒙。”
《清代学术史稿》约略言之，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
梁启超认为，首要的是认清“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有清一代而已见其概。倘无敢破敢言的“清代思潮”，怎么会有后来的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乃至首创共和呢？“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次，“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梁启超解释“学者的人格”乃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他还断言：“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明确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一代人要为民族的先人“增加遗产”，“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对比学问，“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
梁启超最后问道：
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
1921年，对先秦诸子情有独钟的梁启超写了《墨经校释》、《复胡适之论墨经书》、《墨子学案》、《墨子讲义摘要》等。有关佛学的则有《翻译文字与佛典》、《佛学之初输入》、《读异部宗轮记述记》。
1922年，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影响深远，读史研史论史者必读的巨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梁启超的这部巨著，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是梁启超在南开大学主讲一年的《中国文化史稿》的结集。
梁启超总是陶醉于历史的巨大中。这巨大有时是辽阔无垠，有时是细若山泉；有时是阳光灿烂，有时是阴影笼罩；有时若明月之清丽，有时若烛火之闪烁；有时美极，有时丑极。但，总而言之，它是无声的，作废墟状，却埋伏着温热的碎片，几个古泉上的古文，龟板和陶瓷的一角……
历史便这样活着。
张东荪曾有一次因为激动而大声地问梁启超：“人活在现世，匆匆起路，是走向未来呢，还是走向历史？”
梁启超也大声地回答：“问得好！且存疑吧。”
梁启超在清华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同时，正撰述《五千年史势鸟瞰》作为《中国通史》的若干章节，这一宏伟的计划因天不假年而未能完成，但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均是梁启超授课的讲稿，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梁启超观照中国史的思路及唯梁启超才有的特色。
梁启超是从民族史开始切入中国史的，并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梁启超认为所谓“民族意识”即是“谓对他而自觉为我”，．而这个“我”亦即是“中国人”的代名词。
根据神话、传说及相关文献资料，他认为“中国人”的观念最早形成于上古时代，是多民族的集合体，梁启超说：“吾民族自名日‘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
‘夏’而冠以‘诸’，抑一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
梁启超说民族意识的确立及用诸夏之名，“可推定起于大禹时代”。那是因为“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其次因遭大洪水浸没，各部落纷纷迁居高地，“又以捍大难之故，有分劳协力之必要，而禹躬身其劳而集大勋，遂成为民族结合之枢核”。再者，“与苗族及其他蛮夏相接触，对彼而自觉为我”。
从此以后，…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意识中，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梁启超还考察了上古时代的满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等民族的地理分布、语言特点、生活习性及相互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书，则是梁启超专为说明中华民族繁衍及一体化过程而写的。他的总的观点是：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极巩固之民族；这个民族的形成曾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华民族的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的可能性。
历史是离不开年代及地理环境的。
梁启超称之为“空际”与“时际”。
梁启超认为：
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吾尝言之矣，日“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于地理及年代托始焉。
梁启超在1922年清华学校讲演的《地理及年代》，谈到环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时，有极为精当、重要的论述。梁启超说：
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粱启超并且特别告诫：“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
梁启超告诉当时及以后的读者的，是这样的名言至理：一切平凡或者伟大的人类活动，无不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唯其如此，这一定的环境便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有梁启超这样对环境及其作用有深刻认识的，还有第二人吗？
这就是梁启超的深厚。
他总能找到可以开掘、铺陈、叙述的凭借，所有的史迹都离不开这样的“山阴道”。
这就是梁启超的魅力。
他总会发出自己的新论，而这样的新论能使历史和地理都不再枯燥，活鲜着，让人惊讶。
一条奔腾不息浊浪滚滚的黄河，是最能说明历史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依相存相斥相争之紧密关系的。梁启超从地理的角度以18条理由，说明黄河流域为什么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祥地的。实录前7条，便可略知梁启超的学识与目光了：
1．中国黄河流域原大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以邃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
2．该流域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衍，无冈峦崎岖起伏，无湾琦仮离旋折，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故能形成一种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中庸爱平和为天性。
3．以地形平衍且规则正故，其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故其文化绝不含神秘性与希伯来埃及异，居其地者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渺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
4．天惠比较的丰厚，不必费极大之劳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顺应之即已得安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又以第2项所言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故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又以爱乐天然顺应天然之故，故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5．此一区域中，别无第二个文化系，而本部(即第一部)地势毗连不可分割，故随民族势力之发展，文化亦愈益扩大，结成单一性的基础。
6．以第2项理由故，中庸性质特别发展，唯其好中庸，万事不肯为主我极端的偏执，有弘纳众流之量，故可以容受无数复杂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唯因周遭之野蛮或末开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实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而此性格亦愈显著。
7．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雅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磨砺相滋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
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与此相关的地理、文化的分析比较，实际上明确并回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其不可毁灭的深厚的历史、地理根源，而由同样的根源上生出的却是传统文化的单讽与保守性，因此并有了文明衰退、经济落后的中国近代。
所谓“李约瑟之谜”，其实梁启超早已作出回答了。
梁启超还论及中国“大一统”主义的产生，其原因也是“文化起源起自黄河流域，次及长江流域，此两流域平原毗连，殆无复天然境界可以析划，与欧陆形势极异。我民族以此地为枢核，则所谓‘大一统’主义自然发生。故幅员虽大于欧陆，而欧陆以分立为原则，以统一为例外，吾土正反是”。
在“大一统”之下，“致地方自治不能发达”。梁启超曾力倡“联省自治”，在保全主权、统一版图的前提下，联省独立、自治，类似于古希腊的小城邦，以期竞争和促进，并遏制军阀势力。这是梁启超的又一个破灭的梦想，但他终于从中国的相连于地理环境的历史演进中找到了答案：“地势既不适于分立，又难于发育自治，其势自然超于中枢专制。”
原来，“大～统”与“中枢专制”是一块光洋的正反面。
梁启超在撰写本文的1923年时，已经看到了科技必将改变人类生活的趋势，他说：
在所举地理影响于历史者，崖略可视矣--然此类地理之权威，近代既日以锐减，例如海运及国境上之铁路既通，则连山大漠不足为对外交通之障……工商业渐渐发展，则重心趋于都市，而自治之可能性愈大，诸如此类，今日皆有异于古所云。
然而，梁启超也明确指出：历史、地理铸就的民族心理，是很难改变的--特前此影响之留迹于心理者，其蜕变非旦夕间事也。
70多年后，梁启超所说的“留迹于心理者”，在中国仍比比皆是；而且从地理环境而言，“山脉与河流皆自西而东”，这是无法改变的，水土流失使中国分分秒秒都在大出血，边远的贫困地区贫困依旧，地理制约历史之后必会制约现实，否则伺来历史呢？
注视着梁启超学术成就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杨度。
曾经是好友，曾经不避风险当梁启超还是清政府通缉要犯的时候，便上折请赦保荐的杨度，后来却因为袁世凯称帝，梁杨反目，直到杨度被通缉。其时筹安会在国中几乎人人皆日可杀，护国归来再造共和的梁启超得知杨度逃匿天津后，便告诉相关人士：“不要惊动他。”
“抓不抓呢？”
“一介书生，抓他干什么？”
“不是通缉了吗？”
“你通缉不到不就得了？”
“明白，明白。”
杨度便读佛学，写偈语，有时还设坛讲经，自号虎禅师。与同时拥袁称帝的夏寿田过从甚密，老友相见，却总是免不了要说起梁任公。
夏寿田：“梁任公也退守书斋了。”
杨度：“凭任公一支笔，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
夏寿田：“清华有小友给了我一份任公谈黄河流域的讲稿，论史及地，气势、眼光确实非常人所能有。”
杨度：“任公乃通才，人言其博而非精，谬也！他的史论是最能显示其精深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在他笔下都是活的，推论周密、演进有序，读的人能看见历史在一定的地势下展开、回旋、冲突，此非精耶？至于相关的语言文字、风俗民俗、宗教礼仪等等，乃是博为精之辅，博也广大，精也广大。”
夏寿田：“确实。任公也有浅疏的文字，大抵是为宣传用的。”
杨度：“为政治所害也。然而倘无政治欲念，梁任公也不会有如此眼界和阅历，弄不好也就是广东新会的一个教书先生。”
夏寿田：“任公一弄政治便败北。”
杨度：“不！打赢了我一次。”
两人大笑。
杨度：“中国的史学、中国人治史，如梁任公这样重民族、重时空、重察古而知今者，鲜见其人也：梁任公之后会有一批人，loo年之内，史学界只能以梁任公为老祖宗。”
夏寿田：“开路之人乎？”
杨度：“于历史的大暗中开了一扇天窗，有阳光和星月。”
夏寿田：“兄与任公交情之深，似可见见面，尽释前嫌的。”
杨度：“多少人尽在思念中。政潮伏波烟消云散之后，留下的也就是人，可交之人或不可交之人，如是如是。不过，与任公再见却不必，总是为袁项城做皇帝，打得太凶了。”
夏寿田：“不就是笔仗吗？’”
杨度：“我与任公是笔仗，护国之役的缘起，我难推其咎，南北开仗生灵涂炭，我之罪也。或可说，与梁任公之私嫌大不足道，而以家国论之，则我愧疚无颜。”
夏寿田：“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啊！”
杨度：“落伍之人自不必再往前挤。不过昨夜得一梦，却使我感叹至天明，你道梦见了谁？”
夏寿田：“梁任公？”
杨度：“袁项城。还是原先的仪态，执手杖，踽踽独行，却不像在三海之中，也不是河南洹上景象，山要高峻得多，树则奇形怪状，其枝干倒插于地，根须四散冲天而起。”
夏寿田：“可作本末倒置解，还是皇帝做不得。”
杨度：“项城先问：‘皙子。别来可好？’我一时语塞，项城继而说，‘我知道你受苦了。”
夏寿田：“倒是不忘旧情。”
杨度：“我在梦中却又清醒着，自言自语道何来此梦？不料袁项城却点化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梦与非梦，都是虚空，虎禅师意下如何？”’
夏寿田：“这袁项城居然还知道你念佛？”
杨度：“岂只如此，项城还说他对不起三个人，一是梁任公二是章太炎三是杨皙子，说是泉下枯坐，待相会之日客当谢罪。”
夏寿田：“此乃兄心造之影也，对项城还有所思，兄说呢？”
杨度：“当然，人老了。梦也凄凉了。”稍顿，杨度又说，“一切的喧嚣一切的不公平，待到最后都会死寂，得大公平。”
1922年《申报》上梁启超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发表，同时代人中无不惊叹梁启超的笔下雄风依旧，对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50年间，亦即同光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作了十分精辟的叙述。时人论曰：“或可说梁任公登高一呼妙笔生花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梁任公的‘史笔’落下，却仍有惊雷之响。盖其才气学识过人，且愈发平静、老到之故也！”
事关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可谓头绪繁多莫衷一是。梁启超却只是以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递进的方面，有层次地概括近代中国的变化过程，其中糅合了他的亲身经历，贯串了他的敏锐洞察，如今读来仍是光彩照人：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50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州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因为那时读书的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
梁启超用浅显的文字，把50年间“器物上感觉不足”所引起的洋务运动，写得准确而生动。中国人要向外国学习的艰难也跃然纸上，因为那时就连“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也还没有，制造局译出的那几本书便是天下无二的“珍品”了。
能不能说，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这样开始探求的呢？它从一开始就有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了！它是由器物开始的，文化滞后，思想更谈不上。
我们一直在做着没有人的现代化的现代化之梦。
梁启超由第一期的器物谈到了制度：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
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
“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
这一段文字告诉读者，变法维新曾经是一股潮流，失败之后唯一留下的便是废科举、开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可以说是变法维新的仅剩的果实。以后的中国史，却无论怎样也离不开北京大学及别的学校了，往国外派留学生也是这一时期开始的，不懂外国文字的历史从此结束。
梁启超还指出，第二期经过的时间比较长，从甲午海战到民国六七年间，约20年。“政治界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这20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其实不然，因而有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梁启超还写道，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梁启超说的“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新青年中当有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并自谦地认为自己也在落后之列。
《新青年》的崛起，使思想文化界陈独秀时代的到来已经渐显端倪，而梁启超正如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写的那样，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只是潜心著述，从讲台到书桌，文章仍如潮水一般涌来，并且爱护着后来者。
笔者无法一一列举梁启超的作品，诸如先秦思想，佛学研究等等，都是集中子梁启超的智慧和胆识的精华，它们将不朽于中国的文化史，是毫无疑义的。
梁启超推崇先秦，在他看来，先秦是漫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最重要的一段，也是他倾注了热情为之歌颂的一个时期。春秋以前，中国学术文化开始孕育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百花齐放，万水奔流，达到“全盛”。
梁启超说：
以思想家的资格创造思想，唯先秦诸哲独擅其能。
梁启超甚至认为：
若研究过去的政治思想，仅拿先秦做研究范围，也就够了。
研究先秦思想史，梁启超的殚精竭虑，可从下面的著作目录上窥见一斑：《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孔子》、《读孟子界说》、《庄子天下篇释义》、《苟子评诸子汇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等数十种论著，还对包括司马迁、班固在内的秦汉学者作了评介。《先秦政治思想史》即是一部资料丰厚，目光远大，从整体上再现着先秦诸子风采的代表作。
粱启超在《序论》中说：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发展途径，如前文已谈到的由中国的地理制约的历史，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发展之路，既有异于希伯来、印度的“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而“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倡”；至于“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亦微微不足道”。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在全人类文化中“占一位置”呢？梁启超说：
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此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持此。
梁启超又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文人好谈政治，实在是有根子的，而且这根子又长又远：“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论先秦就离不开先秦的政治思想，先秦诸子谈人生、谈学问、谈人世、谈出世，其实都是谈政治，儒、墨、道、法四家概莫能外。
梁启超称这四家为先秦“政治思想四大潮流”，是这一时期的“思想之主干”，并为这四大潮流作了画龙点睛的诠释：
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干涉，结果谓并政府而不必要，吾之名曰“无治主义”。
儒家：谓社会由人类同情心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分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吾名之日“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
墨家：其注重同情心与儒家同，唯不认远近差等，其意欲使人人各撤去自身的立脚点，同归于一超越的最高主宰者(天)。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平等理想之上，而自由则绝不承认，结果成为教会政治，吾名之日：“新天治主义。”
法家：其思想以“唯物观”为出发点，常注意当时此地之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之神圣。其政治论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而不容主治者以心为高下。人民唯以法律容许之范围内，得自由与平等。吾名之日“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结论部分，梁启超感叹道：“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摭拾欧美学说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动则‘诬其祖’日‘昔人之无闻知’。”
梁启超自然是不排斥学习西方的，但作为本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学问家之一，他最知道中国古代先哲的“精深博大”，而今天的人在汇集人类文化的全部精粹以为我用时，也必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
这是不可能让先人“代吾侪解决”的，只有“当时此地之人类善为自谋”，为此，梁启超提出了两个直到20世纪行将结束却仍然有着实际意义的问题--
“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梁启超说，人类有别于禽兽，在其有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又“不能离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物质的发展、人对物质的追求很容易陷入无度，所以“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
物质生活怎样才能与精神生活相适应呢？
梁启超说：“太丰妨焉，太缺亦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缺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
梁启超又说：“物质生活不过为维持精神生活之一种手段，决不能以占人生问题之主位。”梁启超并且预见到“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他所希望的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状态之下，如何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缺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
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之外，梁启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梁启超说：“据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规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他还同时指出，“毫无所疑墨法两家之主张以机械的整齐使个人同治，一炉同铸一型，结果使个性尽被社会性吞灭，此吾侪所断本能赞同者也。”
“一炉同铸一型”的社会是要不得的，社会对个性的影响却不能小视，尤其进入近代以后，古代社会的“简而小”已成为“复而庞”，改造也难，建设也难。而“在恶社会之下，则良的个性殆，不能以自存”。
梁启超的理想是：
如何能使此日扩日复之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势并进而时时实现，此又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梁启超不可能开出一张万全万有的社会政治的药方来，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则毫无疑问是超越了当时的，超越了阶级的，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
梁启超对中国的未来，既满怀着希望--那是基于文化的层面；又忧心忡忡--那是因为现实的纷乱。梁启超在文末借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的“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者有之”叹道：吾终身之忧何时已耶？吾先圣哲伟大之心力，其或终有以启吾愤而发吾悱也。
梁启超是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思想界最轰轰烈烈的一位，却又有多少人看见了他贯穿其毕生的内心忧患？
他生于忧患。
他还将死于忧患。
读梁启超的人，如果读出了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因着忧患产生的紧迫感也给梁启超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他总是在急着赶路，急着写作，急着读书，如先秦研究，对殷墟甲骨文，梁启超便忽略了不少，这个题目如由梁启超做，本来是可以让殷墟生气盎然的。
梁启超沉浸于巨大而深邃的历史时，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评论家，而且还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家。
窥测梁启超的苦心，为历史论，梳理千百年的经纬万端，为彰显先哲思想文化之圣明而不致为现世的繁杂淹没；为人物传，则是要让活的历史通过人物而有动作，在理想之中更含一种可亲可敬可悲可叹的形象。可以说，梁启超惊人才智的一个部分是融化在历史中的。
梁启超所著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影响较大的有《谭嗣同传》、《康广仁传》、《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王荆公》、《管予传》等等。
所有这些传记，都是由梁启超精心选择题材，并使人物在特殊的非常时刻的’环境中展开，不求全、不是编年史的，以一生中最有影响的时间段作叙述和评：判。根本目的都在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苦难暗夜中的中国人民、尤其是求索中的年轻人，燃出几堆亮火，多少有一点光明的希望，自然希望也往往带着苦涩。
《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梁启超详记了张骞与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人民的交往，以及班超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世代相传的“凿通西域”之盛举，活跃在梁启超笔下：
汉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与汉不两盛，而皆以西域为重……
论者或以功归于卫青、霍去病、窦先诸入，而不知其赖张、班之谋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黄族之威，震于域外者，以汉为最，而博望始之，定远成之。二杰者实我民族帝国主义绝好模范之人格也。
梁启超讴歌张骞、班超，也为他们可惜没有继续西进以达地中海，如是则中国与西洋文明的沟通，不知会提前多少年！
梁启超最为感叹的，是张骞、班超的冒险进取精神，没有能得到后人的发扬和继承，一个不再冒险不敢进取的民族，便只能安以闭关自守，其民族精神的江河日下，其物力心力的日渐衰败，便是必然的了。
梁启超为郑和作传的意义及重要性，也许超过他所有别的人物传记。
1905年，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在《郑和传》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直到2l世纪仍然是中国人觉得新鲜的话题：我们认识海洋吗？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始于陆地终于海洋的悲壮史实？
我们或可借用今天的语言说，近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的海洋意识已经敢为天下先了。
前文写到过，梁启超在探求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时，曾有论断说，中国文化的起始是“平原文化”，沿革之后则是“大陆文化”，这一种文化之所以没有引导近代中国走向强盛，是因为它的单调和保守性，换言之，是因为没有海洋文化的冲击与调和。
梁启超认为，海洋文化是大陆文化的高层次发展，中国人不重视海洋，不敢到海上去与别国抗争，相反禁海400多年，隔断了大风大浪，一个走不到海上去的民族怎么能强大呢？
况且，我们并不是没有先驱者。
郑和下西洋较哥伦布发现美洲早60多年，比维嘉达哥马抵达印度早70多年。不同的只是在西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之哥伦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量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梁启超的此种分析已经触及问题的本质了，我们有陆上“凿通”西域的张骞，有海上远航的郑和，有世界发明最早的火药、印刷、指南针等等，却为什么在以后的岁月里，沦为任人欺凌，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一个缩头缩脑的民族呢？
即以航海论，当时明成祖的目的何在？史料记载，明成祖是害怕建文帝逃到海外，便扬帆出访以斩草除根，而明里的宣传则是为了恩加海外。梁启超说：
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之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迹适应于此希望而止……呜呼，此我族之所以为人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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