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寻寻觅觅于清华园,以及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未名湖,还记得梁任公吗?
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有几座房子是老房子,有几棵树是老树,先生们走过的路却已经改造过了,重新铺上了瓜片石,浇着水泥或者沥青,总是新的脚印踩着旧的脚印。声音也已经消散于窗外,会不会留在瓦楞上,或者由小鸟衔走,落在荒郊野外,长成一根青草,待夏日把露珠滴落?
万木草堂啊,木是当年的木,风是今天的风。
我曾于天津塘沽出发,走访过渤海海上石油平台并小住一夜。
身边的风浪,海上的明月。
一位陪同我的老海洋工作者对我说:“粱启超就是沿这条水路出大沽逃离中国的。”
那昼夜兼程、心惊肉跳的亡命之路啊!
真是故人不曾见今月,今月曾经送故人。
这就是历史。
人的历史千变万化,人啼哭着来到人间后便开始折腾,人的寿命有限,人的追求无限,于是便创造便破坏便写书便打仗便盖楼便拆房便赶路便奔走便贪污便腐败,自然也有无望却难于禁绝的抗争和呐喊……
但是,制约着历史前进的地理和环境,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变化却是细微的精致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是以千百年计的,却又最终决定着人类能否得以延续之命运的。比如太阳,一旦“热寂”,地球上的生命将不可能存在;比如海洋,本世纪开始的海平面以毫发计的升高得:不到改观,有一天大洪水将会把整个地球淹没成汪洋泽国。人类炫耀的物质文明,人们积聚的物质财富,一切皆付之东流。
老海洋说:“甲午之后,为海洋意识的觉醒而呐喊的不独梁启超,提出反对科学主义,主张物质与精神调和的,大概唯梁启超的声音传播最远了。”
老海洋是个老右派,而老海洋所以成为老海洋,则完全是因为读了从荣宝斋买来的梁启超的《郑和传》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想远航,想做郑和第二,想学三佛齐国王梁道明,想开发南洋,总之做着使中国为海上强国之梦。
他是走到梁启超的梦里了。
爱屋及乌,老海洋便搜罗梁启超的书,《饮冰室合集》40册,他通读了两遍,便跟夫人聊天说,“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真正的第一伟人是梁启超”。反右运动的时候,老海洋的这句话由他夫人揭发出来了,批斗时请来了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问他:“你这是反对鲁迅!”
“我崇敬鲁迅。我只是说在鲁迅的前面还有一群人,这群人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
“鲁迅与梁启超有什么关系?梁启超是资产阶级,鲁迅是无产阶级。”批斗者厉声道。
老海洋实在是中梁启超的“毒”太深,他本想谈鲁迅“国民性改造”与梁启超“新民说”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他也知道陈独秀、毛泽东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总而言之,他本可以从容道来,却不知怎的情急之下冒出一句梁启超的最不合时宜的话来:“那个时代,只有无枪阶级和有枪阶级……”全体哗然,极右是铁定的了。
“你算是吃了梁启超的苦头了。”
“不,我一点也不后悔,20年劳改,只要有可能我便读梁启超的文章,读他的学问,读他的性情,读他的胸怀。我甚至想总有一天,也许是2l世纪吧,中国会有‘梁学’出现。”
那一夜面对着老海洋,我的心里只有愧疚,也只能默然,无论梁启超或者老海洋,我都不是他谈话的对手,我感觉着另一种浪潮对我的冲击,想象着文坛之外的文坛风景线。
老海洋却是谈兴愈来愈浓,他说,“梁启超毕生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新民说’,实际上他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便指出,中国光有器物的现代化是不行的,还要有制度及人的现代化。”意犹不足,老海洋还叹道:“梁启超自己就是‘百科全书’,他的学问是全方位的,文学、史学、哲学、图书馆学、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财政、宗教、地理等等,无所不包,无人可比。”
在人的世界上,梁启超是海洋的一角。~这一角是翻腾的、生生不息的,在潮汐的支配下,彻底运动着自己,并以冲击浪雕塑着海岸,一点一点持续不断。
海洋在,这一角便在。
这一角便何其博大也,风云变幻着,潮头更新着,一浪接一浪地奔涌,又一浪接一浪被超越,在真的海洋里,更多的是浪与浪的重叠,是无穷无尽的过渡,是一次新与旧的交替之后紧接着的另一次、另无数次,是没有听众的呐喊,是不问收获的守望;是淹没一切的凶险,是普度众生的期冀;是此岸的坍塌,是彼岸的新生;是沙粒的垒积,是礁石的顽固;是翅膀的自由,是寻觅的孤独;是帆的向往,是锚的怀旧……
梁启超读海论海,曾对丁文江说过:“一个水分子的直径只有一厘米的70亿分之一,可说是至小至微了。而这至小至微的聚集便是至大至深了。”
丁文江长地质,好说地质年代,造山运动以及地层的褶皱、断裂与抬升等等,“我常常感叹自然界的伟力,不敢想象青海里怎么会生出青藏高原和祁连山来”。
梁启超:“那是因为7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的崛起吧?”
丁文江:“是的,一山凌空,万岭逶迤。”
梁启超:“严格地说,山也罢,海也罢,沙漠也罢,各种景观都是对人类的启示。”
丁文江:“海有潮声,山作何言?”
梁启超:“无需说,连稀声都不要,是为最大音。高山仰止,我总想一个民族总得要有自己的高度,伟人、伟业、伟想,然后便有追随者目标高远,社会自会生机勃勃,我且称之为人的高度,倘以海洋比之,则还有深度与广度。”
丁文江:“还是少年中国梦啊,‘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梁启超激动地站起来:“总是此心不甘--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925年秋,梁启超应清华学校之聘,为研究院导师,同时仍然著述不断。
讲台,如同写字台一样,对梁启超来说是同样熟悉的。上海的中国公学是梁启超全力关注的,他说过:办好公学“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同时,他又奔走于南开、清华、燕京等著名学府及外省各地,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欢腾。
梁启超的说和写其实都是一种风格,即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听讲者关心的话题,如是学术则务求有自己:独到的见地。
听过梁启超演讲的人,后来有过绘声绘色的描写:
梁启超不高的身材,额头以上头发稀疏,已经谢顶,显得亮光光的。
他的目光总是带点忧郁,让被扫过的人心里有震动,奕奕有神而又亲切慈祥。
他爱用手势,那手势有时显示自信,有时则又表达着某种遥远的思恋,他讲杜甫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时,突然大放悲声涕泗交流……课堂上静极,只有眼泪跌落在课桌上的声音。
他也笑,朗声大笑,如是冬日,把一个教室笑得暖暖的。他常常大段背诵引文,背得一字不错。偶尔也有背不出的时候,便用右手敲前额,敲得叮当作响,这时学生便笑。少顷,敲出来了,忽然又接下去背诵。讲完,他问学生:
“你们笑什么?”
他讲《桃花扇》,激动时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叹息。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便悲从中来,痛哭流涕,掏出手巾擦罢泪接着讲,思路从不会断,听的人有时却跟不上,还在擦眼泪呢。梁启超问:“你们怎么了?”
他讲得繁时不厌其繁,讲得简时又精炼动人,他讲《教育和政治》时脱口而出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这句话后来被称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格言。
青年学子爱听梁启超演讲.首先是他的名声,他的传奇色彩,那时这个与光绪独对、为慈禧通缉、和袁世凯共事又护国反袁的人物,在青年人眼里便有了不少神秘。待到梁启超一上台,把一摞讲稿铺开,却又几乎不看讲稿,滔滔不绝地演说时,他已经不再神秘了,他只是以他的学识和才情吸引着年轻人,“在万声欢呼中享聆伟论,如慰饥渴。”
他是导师,也是朋友。
他讲屈原,说屈原是千载文人之首,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之前早有文学,但有了屈原才有文学家。他认为“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他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融合中,论证屈原的文学成就,楚国人信巫鬼,很有神秘意识和虚无主义的味道,屈原“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梁启超还特意写到了屈原的放逐生涯,在南荒之地幽居苦想,便产生了《楚辞》这样的“特别的文学”。
梁启超用西方近代文艺批评的方法评价屈原,同时也有他研究历史必定讲究地理环境影响的一贯主张,现代《楚辞》研究由此开启。
他在东南大学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时,说要把国学当作“文献的学问”,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又要视之为“德性的学问”,以内省和躬行去感觉、体察。他提出的研究古籍文献“求真、求博、求通”三条标准,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他站在讲台上,有时一手撑着讲桌,头微微昂起,这时候他的眼神和闪光的额头便格外醒目,有过片刻的沉默,那是他陶醉于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声中呢,还是想到拈花一笑的顿悟?总之是极放松极平和极智慧极光亮的片刻,他像一座雕塑。
但,那声音仍然像涓涓细流一样吐出,历史的水分子如细小的精灵,跳跃在听者的脑海里。在更远处的山壁上挂着一幅瀑布,毫无保留地倾泻,从一个高度往下跌落,粉身碎骨之后重新流淌,滋润着山花野草,渗透在石头的裂缝里。寻找种子,寻找春天……
梁启超刚到清华研究院,亲家林长民前来看望时便说到了徐志摩。
志摩,梁启超的爱徒。爱其才爱其聪慧也爱他的莫名其妙的复杂和单纯的混合,梁启超说过,徐志摩是中国第一诗才。“他在忙什么?从欧洲回来了?”
林长民说,徐志摩正跟王受庆的夫人陆小曼爱得死去活来,前些天曾邀了他一起泛舟南海,梁启超听不下去了:“你应该叫他们各自回家。”
林长民:“两颗心已经胶着,怎么掰得开呢?”
梁启超:“这个徐志摩可恶,我得教训教训他。”
林长民:“志摩的诗还是写得好。”
梁启超接过林长民手中的诗稿,一边读一边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着我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恋爱!
梁启超:“志摩写诗的时候,心里会滴着血,他大概也只能写恋情诗。”
林长民:“他的恋诗能传下去。”
梁启超:“我跟胡适说过,诗还是让志摩写,小说还是鲁迅写,你就治你的哲学吧。”
林长民:“也是,胡适一写白话诗就打油,我叫他‘胡打油’。”
自从一年前夫人李蕙仙辞世,梁启超在痛苦中生出了更多的紧迫感,紧迫于讲授、著述,但一个礼拜写出6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34个小时不睡觉写《戴东原哲学》、“三日而成”《陶渊明年谱》却已是昨日之勇了。
梁启超素来自持的“贱躯索顽健”,已使他感到力不能支,小便中常常带血,红的。
1921年到梁启超生命的最后一年--1929年1月--笔者抄录了一份不全的有关文化的梁启超著述的书目,以为管中窥豹:
《墨经校释》
《复胡适之论墨经书》
《墨子学案》
《墨子讲义摘要》
《慎子》
《诸子考证及其勃兴之原因》
《翻译文字与佛典》
《佛学之初输入》
《读异部宗轮记述记》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中国地理沿革图序》
《情圣杜甫》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教育与政治》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国文化史稿》《先秦政治思想史》《佛教心理说浅测》《说大毗婆沙》《大乘起信论考证》《清初五大师梗概》《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想》《朱舜水先生年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桃花扇注》《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历史研究法补编》《儒家哲学》《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
以上所录是一角的一角,却足以告诉世人,梁启超是真正的天才的大学者、大作家,“大”之于梁启超是真实的,毫无时下的夸张意味的。
胡适来清华园看望梁启超,先是问起居问病况,又说徐志摩与陆小曼准备结婚了,有事求先生。
徐志摩欧游归来便看望梁启超,谈欧洲,谈学问,谈诗歌,梁启超总是兴趣盎然,他早就提倡“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而且本世纪初“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便是由梁启超创刊的。徐志摩恰恰便是受梁启超熏陶应运而生的一群中的、走到了梁启超身边的一个。
梁启超爱徐志摩,也怨徐志摩。
在梁启超看来,徐志摩遗弃发妻已是大逆不道,追求林徽因不得之后,又去爱另一个朋友王受庆的夫人,那是大逆不道之最了。
“为什么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呢?”有一次梁启超问徐志摩。
徐志摩爽快地答道:“先生,我实在控制不了,我都跑到欧洲了,天天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喝到要醉要昏,仍然忘不掉小曼。”
粱启超叹一口气,人要说真话,连鬼都害怕。
胡适总是充当和事佬:“为爱火烧着,苦痛可见。”
梁启超不语,他知道胡适的婚姻,想起胡适27岁不得已回乡结婚时写的那副对联:三十夜大月光,廿七岁老新郎。而且此兄怕乡下老婆,好歹总比徐志摩好,糟糠之妻没下堂。
胡适告诉梁启超,徐志摩要他做证婚人。
梁启超:“你做,我不做。”
胡适:“志摩苦苦哀求他父亲,徐申如老先生才算首肯了,但提出‘必须由梁任公证婚,胡适作介绍人’、‘结婚费用自理’,事到如今这个地步,不成全他又怎么办呢?”
梁启超还是不答应,“这要让世人笑话。”
胡适继续恳求:“先生,实在事出无奈,倘若你不给这个面子,便是连你也把他抛弃,他说他将彻底无面目活下去,其实他也爱得好苦。”
梁启超终于松口了:“一定是志摩逼着你,做好套子来套我。但,我有言在先,证婚时说些什么话却由不得你们。”
“自然,这当然由先生随意说。”
胡适一身轻松,找徐志摩交差去了。。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于北京六国大饭店举行。媒人席上坐着胡适,证婚席上坐着梁启超。宾客如云都为一对新人道贺,陆小曼的前夫王受庆也送来了贺礼。
其时北京,关于徐志摩、陆小曼之恋已经沸沸扬扬,总算有了个结果,证婚席上坐的是德高望重的梁启超,朋友们算是为徐志摩松了一口气。
一切如仪,证婚人致词。
梁启超在满堂宾客喜盈盈的目光期盼下走上讲席。
梁启超说: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胡适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徐志摩、陆小曼自是羞愧难当,婚庆的礼堂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人,却又是满礼堂的人,俟众宾客从惊愕中渐渐醒过来,心里都说:这就是梁任公!
梁启超说:“我平生演讲无数次,唯这一次为最特别。”
徐志摩说:“我听了先生多少次讲课、谈话,唯这一次更刻骨铭心。”
次日,徐志摩携陆小曼到清华园梁府拜访,连声说:“先生,你教诲得对。”
梁启超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远在海外的梁思成、林徽因:
昨天我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的夫人,与徐志摩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徐志摩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为姑息志摩之故,卒循其情。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座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老朋友对他此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摒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会弄到自杀……
有一段时间,大约半年光景吧,梁启超陪侍在夫人的病榻旁,因为夫人的呻吟而痛苦“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提笔写作的情趣几乎没有,便不时地翻读汲古阁印的《宋六十家词》及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每每读到佳句,便拼接集句做对联闹着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
那时,骈俪对偶之文已经不时兴了,梁启超也是在心情极坏之时的偶一为之。不过,梁启超还是指出“这种文学,固自有其特殊之美,不可磨灭”。梁启超又说道,“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附庸之附庸。然其佳者,也能令人起无限美感。”
对联集句,盛行已久,但所集的都是五七言诗句,长短句便少见了。
陈师曾先生辞世,梁启超参加追悼时,读到了一副令他一时动心的集姜白石句的对联:
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荫春渐远,汀洲自绿;
画桡不点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
梁启超叹其工整,心想不妨一试。
梁启超说:“我所集的最得意的一联,是赠给徐志摩的--”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碧环;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这一联极能表示徐志摩的性格,附带还记着故事:徐志摩陪泰戈尔游杭州西湖,“在海棠花下作诗个通宵”。
赠蹇季常的一联,也为梁启超喜爱:
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
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处如归。
季常的朋友见了无不拍案叫绝:“梁任公集了一个活生生的季常出来了!”
梁启超专为赠人的就这两联,但,他却把别的几百副对联一一录出,“请亲爱的朋友们选择,选定了便写给他。”
刘崧生选的是:
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鸯;
屡回头,最可惜一片江山。
丁在君挑的是:
春欲暮,思无穷,应笑我早生华发;
语已多,情未了,问何人会解连环。
胡适之选了这样一副:
蝴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
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却偏偏喜欢这一联:
曲岸持觞,记当时送君南浦;
朱门映柳,想如今绿到西湖。
听说梁启超那里集有几百长短句楹联,任挑任选,梁启超还一一挥毫写来,新朋旧友以及听过他在清华研究生院《书法指导》课的学子们,一时纷至沓来,求联求字,好不热闹。
梁启超忙着应酬,忙着挥毫,这一忙倒是冲走了心头不少冷冷的凄凉。
群朋散去,夜静更深,自不免想起夫人的种种,容颜在遗照上,那活的脚步声却是随她而去了。
梁启超裁纸、研墨,他要为亡夫人写一联,他相信夫人的在天之灵能读到:
寒雁先还,为我南飞传我意;
江梅有约,爱他风雪耐他寒。
日间便有朋友传话过来了,诸多求联求字者中,尚有杨度和袁克文,说极想亲趋梁府,又怕宾客如云中小生枝节云云。梁启超当即对传话的朋友说,今晚专为他两人写,你明天来取吧。这自然又是勾起一番旧事旧情,慨叹岁月匆匆,心里却是温馨的,梁启超知道袁克文醉酒妇人的荒唐却极有才华,写诗劝袁世凯不要做皇帝。此公撰联语又是一绝,写哪一联给他却费了一番思量:
小楼昨夜东风,吹皱一池春水;
梧桐更兼细雨,能消几个黄昏。送给杨度的是:
呼酒上琴台,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
明朝又寒食,正海棠开后,燕子来时。一时兴起又挥毫一联,却是送给蔡锷的,北海公园里的松坡图书馆正待扩修:
芳草接天涯,几重山几重水:
坠叶飘香彻,一番雨一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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