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万物苏生时节。

    潇潇春雨下了一夜，清华园里满眼枯槁不知不觉便已换成一园新绿，在这雨水浸染之后，那绿显得更鲜更浓。

    梁启超对前来看望并护送他去协和医院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说：“我听了一夜春雨。”一夜，不断地有血尿，精神既委顿，却又不能人眠。睡不着觉，又无力握笔，便读辛稼轩的词，心里是想把《辛稼轩先生年谱》早日写完。

    入住协和医院后，实行输血抢救并对症治疗，略见好转，梁启超便出院，丁文江说他只要有一点精神，便读书写字，愣把自己写垮了却仍然不当一回事。从医院出来的路上想好，清华研究院的教职是力不能支了，且辞去，“把余力留给辛稼轩吧！”

    梁启超要回天津了。

    赵元任和陈寅恪自然恋恋不舍，王国维投湖，梁任公辞职，清华四大名教授只剩其二了，陈寅恪说：“所谓孤单，如今略知。”

    学生们纷纷前来送行，这个讲台没有了梁启超的学识、智慧以及风采，将会寂寞几许？看着梁启超病体沉重，又岂能忍心强留？梁启超看着他们，心里都是爱怜。他们既不忍先生离去，便说要随先生回天津，好随侍左右。待病体康复，再一起回清华。

    梁启超一有学生围着，眼神里便发出兴奋的光，他要学生诸君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他说：

    “我在清华两三年了，诸君天天看我的起居生活，读书写作授课，一点不敢松懈。诸君在开始时来看我，大约主要是想看一个古董，跟西太后干过架，跟袁世凯打过仗，又整日里写文章作演说的梁启超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你们都看见了，极普通的一个人，这个人和所有的人一样，日光下一照会有影子拖在地上。”

    梁启超抿一口茶，家人示意他是不是该走了，梁启超摆摆手：“不忙，待我说完。现在的学校无非上课下课，文凭是最高目的，无所谓意志的磨炼、独立见解的养成。这是我最担心者。我希望于诸君的是追求知识的时候，切记也要追求个人的修养。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在事情上磨炼，万勿急功近利，以一鳞半爪便到处夸耀。做人做学问，趁年轻，你们努力向前走下去呀！’’

    梁启超说到这里便靠在椅子上喘气，累了也激动了。

    学生们都在抹眼泪，却又不敢放声哭出来。

    “后会有期”声中，梁启超回天津静养去了。说是静养，其实也难，探病的朋友每日不断，但总是用不着每天写教案上讲台了，催逼稿子的报馆先已得到通知，也算清静了。

    案头都是辛弃疾的资料。

    陪侍夫人那几个月，一心一意的读宋词，集长短句楹联，从此，不时有辛弃疾的影子在眼前闪过：吹角连营、挑灯看剑，这个从北方投奔南宋的爱国志士，可谓人中英才，词中霸主，豪放意态却又不是任意挥洒可得。读来荡气回肠，块垒顿消，人多说辛词之雄伟、刚健，却少有人知辛弃疾的惨淡经营、苦心孤诣。

    一首词牌为《破阵子》的祝寿词，写的是辛弃疾的妻兄范南伯，虽然只是如词前小序所云“为范南伯寿”，其实却有故事：范南伯在吏治和军事上都有长才，从北方到南宋后却怀才不遇，落寞失意，让他去做偏远的泸溪县令，范南伯迟迟不肯就任。辛弃疾便写《破阵子》既为祝寿又为规劝，营意用典之妙，用粱启超的话说是“可为三叹！”词日：

    掷地刘郎玉斗，

    挂帆西子扁舟。

    千古风流今在此，

    万里功名莫放休。

    君王三百州。

    燕雀岂知鸿鹄，

    貂蝉无出兜鍪。

    却笑泸溪如斗大，

    肯把牛刀试手不？

    寿君双玉瓯。

    闲来无事，梁启超便一边写《辛稼轩先生年谱》，一边品味、考证这《破阵子》中的典故。全词62字，用了范增、范蠡、陈涉、周盘龙、宗悫、子游六典，除周盘龙一典稍为冷僻外，均为熟典，为全词的生动内容的一部分，非耀学无生硬，得蕴藉隽永之妙，远胜于直接议论。

    第一句典出刘邦送玉斗给项羽谋士范增，范掷玉斗于地，拔剑碎之，可谓词以碎玉始；而结句是辛弃疾献玉碗以祝寿，则为完玉终，其间，捕捉心态，造语灵动，以万里功名上对千古风流，下启君王三百州，而大宋三百州此时已剩下不及一半了，完玉之业吾辈岂能以一己之得失而置之度外乎？

    1928年9月24日，晨起，梁启超便伏案，编至辛弃疾52岁时，突然痔病发作，三天后到北京就医，得《信州府志》，欣喜若狂。稍觉安定后即携药带书出院返津。虽然时有发烧，心情郁闷，仍然以续写辛弃疾的年谱打发日子，只是一到晚上，书斋窗外秋风阵阵，心里便有悲凉之感，会想起往事，夫人及已故的友生朋辈。梦见过蔡锷，与康有为对坐，中间有一石凳，青石板上是一盘棋的残局，梁启超甚觉奇怪，想上去打招呼，却因着蔡锷与康南海的静默而不敢出声，静默到像一个地洞，望不透的黑色。看周遭地势，颇像长沙岳麓山下橘子洲头，只是湘江无水河底朝天干裂着，有各色卵石散列，一个拾石头的人始终弯着腰，梁启超走近想看个究竟，刚走一步，便听得有声音在心里发出，于外界却毫无关系，蔡锷与康南海依旧静默，弯腰拾石头的人也履石无声，那声音却在心里重复：“任公，别往前走，任公回来！”

    梁启超偏要往前走，却飞来一粒卵石，奔驰的黑色，惊讶间，梁启超醒了。

    1928年10月12日，梁启超写到辛弃疾61岁，是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于不胜悲痛中作文略寄哀思，梁启超在“考证”一栏中写道：“全文已佚，惟本传录存四句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

    梁启超写完最后一个“生”字，搁笔。

    这一支笔忽然间沉重如山，梁启超再也扶不起来了。

    这是梁启超写下的最后几句话、最后一个字。“生”--陌生的“生”--生命的“生”--生于斯、长于斯的“生”--生前身后的“生”--多么沉重的一个“生”字啊！

    《辛稼轩先生年谱》文末，有梁启超弟梁启勋写的一段小跋，可以真实地看见生命最后的梁启超：

    伯兄所著《辛稼轩先生年谱》，属稿于十七年九月十日，不旬日而痔疮发，乃于同月之二十七日入协和医院就医。病榻岑寂，惟以书自遣，无意中获得资料数种可为著述之助，遂不俟全愈，携药出院。于十月五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继续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十月十二日，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到北平入医院，遂以不起。谱中录存稼轩祭朱晦翁文，至凛凛犹生之“生”字，实伯兄生平所书最后之一字矣！时则十二日午后三时许也。稼轩先生卒于宁宗开禧三年丁卯九月初十日，年六十又八，此谱止于六十一岁，尚缺七年来竟。

    1928年11月27日，梁启超被送往协和医院急诊抢救，由柏格兰教授亲自听诊检查，发现痰中有一种罕见的病毒。

    梁启超自知病将不起，在病毒源未查出前曾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这是除了思想、情操、才学之外，连同躯壳都想奉献出来的一个人。

    探病的朋友、学生络绎不绝。

    或有清醒的时候，和颜悦色如在讲席之上，挥挥手，与到访者打招呼。

    或者昏睡，状甚安详，无怨无艾。

    总之是在走向终点。

    广大而平静的终极之路啊1

    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充满激情叱咤风云几十年的一颗堪称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梁任公累了。

    梁任公永远睡着了。

    在由梁启超自己清醒地认识到的他所处的“过渡时代之中国”，他但开风气，一往无前，只求觉世，不为传世，如今他已经过而渡之了；为少年中国的梦想，连同这个多难多灾的过渡时期，都留给后人了。

    梁启超的辞世震惊了中国社会各界。

    唁电、唁函、挽联、挽诗如雪片一般飞来。

    1929年2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多人在广惠寺为梁启超公祭。广惠寺门前高高扎着一座蓝花白底素色牌楼，横幅上书有“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的黑色大字。进得牌楼是祭台，祭台前素花万朵搭成又一牌楼，并缀出“天丧斯人”四字。

    门前屋内挽联挽诗密布，时人估计至少约有3000余件。社会名流如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陈衡哲、任鸿隽、袁同礼、谢国桢等纷至沓来。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哭任公诗二首》一时传诵：

    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

    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

    忧周死未已，新民志可期。

    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

    此身终报国，何意计勋名。

    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

    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同日上午9点，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公祭梁启超，陈散原、张元济主持，蔡元培、孙慕韩、姚子让、唐蟒、高梦旦等致祭。静安寺佛堂“四壁均悬挽联，白马素车，一时之盛”、“礼堂中悬任公小像，诇几之前，遍陈鲜花水果。”

    摘抄两地公祭时挽联若干副，当时舆情亦可见一斑：阎锡山联日：

    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

    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冯玉祥联曰：

    矢志移山亦艰苦；

    大才如海更纵横。王士珍联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真天下健者；

    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唐蟒联曰：

    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

    愧藐躬事业未就，门墙忝列，伤世长为屈贾哀。蔡元培联曰：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蒋梦麟联曰：

    海内溯文豪，又弱一个；

    岭南论哲学，自有千秋。钱玄同联曰：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杨杏佛联曰：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沈商耆联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杨度联曰：

    事业本寻常，成固亦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王文濡一连为梁启超写了’8副挽联，时称最高纪录，挽联的自序写得尤为真诚典雅：

    任公逝矣！综论一生，以龙卧虎跳之才，建震天动地之业，不凝滞于己见、物见，而权衡在心，屈信因时，随大势为转移交化焉，发挥焉，以尽其务而底于成。故其始也，变法蒙难，任维新之先觉，其继也，倒袁讨张，成革命之元勋；指挥若定，大功不居，退隐折津，杜门著述，雅怀高致，操、莽之军阀曾不得而污之焉。文学虽其余事，而整理国故，扶大雅之轮；扬抑古人，秉阳秋之笔。《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共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皆是也。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也世皆疳！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死者的评价要真实得多，因为活着的发表意见的人可以少很多顾虑，当然那些专门欺负死者，往别人棺材上泼粪的政治无赖们不在此列。

    悼念死者的真意是悼其人而追其魂。

    有时候，这种悼念是并非刻意安排的，是不经意的发现了梁启超的痕迹，钩沉近代史的衮衮诸公，谁能绕得开梁启超？

    正如北京大学的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中所言：

    在晚清文坛上，梁启超首开风气，用明确、极端的语言强调文学变革的必要性，呼唤“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而这一切，又是基于文学尤其是小说在改良群治中有决定作用的理解，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他的“文学救国”思想；更推而广之，使之成为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理论支柱，促进了这个运动的形成与全面展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的声音笼罩了整个近代文学界，其回声既广且长。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以康梁开始，后来又由梁启超独举大旗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不仅演化成了摧毁清朝统治从而也是结束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力量，而且也是五四运动的前奏。

    钱基博写于1930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

    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大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

    移者！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

    循此线索，我们再看看别的一些人物是怎么看待梁启超的。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称：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这一年之中(1904年)，我们都经历了思想上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郭沫若的《少年时代》中说：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

    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国民性改造”、“为人生的艺术”等“五四”以后新青年们口号的提出，包括邹容在《革命军》中强调的“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及“以进为中国之国民”等等，都有着梁启超思想的影子，或者说是由《新民说》的启发而发展的。

    鲁迅主张启蒙运动“首在立人”，1925年3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记述了鲁迅读梁启超编《新小说》后为之大受影响的往事。鲁迅的弃医从文，想从文艺人手影响或改变国民精神乃至提倡科学小说，无不闪烁出梁启超思想的光芒。

    周作人更明确地以亲身经历指证，“为人生的艺术”，即是梁启超“文学救国”的延伸：

    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之性质与种类，后来意思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梁启超克己省身，待人宽容、讲求恕道，无论对曾经爱他提携他后来又骂他甚至动手打他的其师康有为，或是朋辈中人，总是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但梁启超一生多变，屡屡为人攻击。即如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国内的旧派人物如章士钊等火急火燎地等待梁启超欧游归来与新文学作殊死之战，哪知道梁启超却用白话写了《欧游心影录》，使旧派和新派的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震惊过后，章士钊拍案大骂“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矣！

    梁任公泉下有知可以自慰的是，关于他屡被诟病的“善变”、“屡变”、“反复无常”等等，却由郑振铎在《中国文学论集》中一辨是非了：

    他(指梁)如顽执不变，便早巳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迹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章士钊骂梁启超，其实也是一时糊涂，后来他周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并且一度曾是中南海里毛泽东的座上客，不是也得变吗？

    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梁启超是一个伟人。

    毛泽东曾学梁启超的“任公”的号而取笔名“子任”。毛泽东阅过的部分《新民丛报》现存于韶山纪念馆，对《新民说》等一些文章不仅认真钻研而且写有批注，对“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格言大为赏识。毛泽东在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后，曾向社会呼吁：

    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毛泽东于1918年组织学生社团时取名“新民学会”，无疑受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毛泽东习惯称“梁康”而不说“康梁”，直到晚年仍如此，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文章披露，毛泽东称青年时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五四”之后，是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梁启超的余响一直回荡在20世纪，回荡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身上，这些人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以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等等。

    我们说历史不会重演，是指时光之箭不会倒退；我们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因为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一个国家，其民族性、国民性的改变是长期的、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有反复的。由是观之，梁启超在100年前或近100年前奔走呼号的变法、及“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和改变国民意识的“新民之道”，不是仍然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眼前吗？

    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个时代都呼唤着自己的伟人。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而言，再没有比获得一个伟人的声音更重要的了。

    这个声音将会落到无数人的心里，成为智慧的种子，萌芽在寒冷的季节，收获在孩子们的瞳仁里。

    这个声音无法被埋没。

    如同梁启超，以及他的《饮冰室合集》，无论尘封多久，那声音总是亲近的，因为他说出了那个时代渴望说出的话，并且仍然能使今天的人振聋发聩：

    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像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哪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哪里去了呢？远的且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派势，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哪里去了呢？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分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的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伟人是历史的影子。

    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呜呼！任公，当你仙游68年后，中国或者说世界又到了世纪末，诚如斯言，我们已经看见了更多的物的堆砌，也目睹着土地与河流的衰败；梁任公，你已经不肯说话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声地喝问一句：

    人啊，何去何从？

    1995年7月～1996年3月

    于北京苇斋

    蒿里秋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