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为文献记载时期。
三峡景观奇特，众多旅途经过或是专门慕名前往的文人墨客多为三峡那雄壮幽奇的景观所吸引，留下了数量巨大的作品。据统计仅关于三峡的诗作就有4000多首，因此又有人称之为“诗歌三峡”。关于三峡的早期作品有宋玉的《神女赋》和《高唐赋》、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盛弘之的《荆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唐宋以后，众多的诗词歌赋名家过往三峡，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李白、杜甫、陈子昂、张九龄、孟浩然、刘禹锡、寇准、三苏、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欧阳修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欧阳修的《峡州至喜亭记》等。这些文献虽然很少有直接记载或科学研究汉晋墓葬，但是对于了解古代峡江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风俗、宗教信仰等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研究峡江地区墓葬文化现象的一个必备基础，因为墓葬文化现象与周围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习俗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毋庸讳言，目前峡江汉晋考古研究并未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而是偏重于类型学和分期研究，当然这和峡江地区汉晋考古刚刚起步有关。利用峡江地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近年获得的大量考古资料来复原峡江地区社会、历史将是峡江考古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有些文献直接记载了汉晋时期墓葬资料。《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为落牛滩，径故陵北，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亦犹枳之巴陵矣。’”后经发掘并未发现巴陵，却发现许多楚墓、汉墓及晚期墓葬。还有些崖葬的记载，陆游《入蜀记》记有：“二十二日，发巴东，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窦在峭壁绝高处，人迹所不可至，然仿佛若有榄楯，不知所谓夫子何者也。”劭伯温《闻见后录》卷三十：秭归棺木峡“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小历历可数”。许缵曾《东还纪程》：奉节风箱峡“数仞绝壁中，叠置木匣如风箱甚多”。孟郊《峡哀二首》：“树根锁枯棺，孤骨袅袅悬。”等等。地方志关于墓葬材料就更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些文献为今天的墓葬考古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多已得到考古工作的证实。
这些文献多是在游历过程中记录下来，并非出于研究目的，大部分语焉不详、不求甚解，更不用说科学的考古研究了。此种情况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
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之前（20世纪70年代以前），汉晋墓葬考古初步发展。
1887年巴伯氏在重庆发现空石棺一具，并在旁边得石器一件，因而推断为石器时代，其年代显然有误，郑德坤先生认为是“汉墓之发现石器”。峡江地区科学的汉墓研究始于1932年，美国人罗岑斯顿氏（Loransten）在万县建筑房舍时发现一座汉墓，后将墓砖捐赠于华西大学博物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学者迁居重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峡江地区墓葬考古学的发展，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许多汉墓。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国立中学农学院、江北培善桥、沙坪坝等地发现多座汉墓，此时发现的汉墓时代多为东汉，墓葬形制有砖室墓、崖墓。郑德坤、葛维汉、卫聚贤、郭沫若、常任侠等学者对这些墓葬的时代、形制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考古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地区为配合基建发现了许多汉墓。50年代为配合三峡工程的规划曾经对峡江地区进行过调查，也发现了一些汉晋时期的墓葬。60年代未见相关的资料。
自30年代初，峡江地区不断有零星的汉晋墓葬发现，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讲，墓葬资料较少，影响不大，且多限于重庆市区附近，重庆以东少有发现。墓葬多为汉代，三国两晋的墓葬几乎未见。
但是毕竟科学的墓葬考古工作开始了，并获得初步的发展。
第三阶段，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时期（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
葛洲坝水利工程始于1970年，1988年竣工，为了配合水库的建设，此间调查和发掘了一批汉晋时代的墓葬。此时期的发现仍以汉墓为主，但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材料逐渐增多。主要的墓葬有冬笋坝汉墓，宜昌前、后坪汉墓，重庆临江支路西汉墓，巴东东瀼口东汉、六朝墓，涪陵三堆子东汉墓，涪陵东汉崖墓，重庆市水泥厂崖墓，忠县涂井崖墓，秭归卜庄河汉墓，宜昌、巴东也发现有几座魏晋墓葬，此阶段的墓葬材料后被收入《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三峡考古之发现》，其中以宜昌前、后坪和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最为重要，下面予以简要介绍：
为了配合葛洲坝水利工程，宜昌市博物馆等单位在前、后坪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100多座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其中大部分为汉墓，墓葬形制有土（岩）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出土了大量的器物，以陶器居多，陶器组合以鼎、盒、壶、仓、灶、井模型器为主，另外还有铜、金、银等器。其遗存受秦、楚文化影响为主。
1981年四川省文管会在忠县涂井清理了15座崖墓，墓葬形制有单室、双室、多室三类，出土了大量的器物。陶器有罐、釜、甑、壶、钵、盆、碗、灯、灶、井、水塘、房、动物及俑等，瓷器有碗、碟、盘口壶、四耳罐、唾壶、水盂、洗、坛等，铜器有釜、甑、壶、钵、盘、洗、摇钱树等，另有少量的铁、银、骨、琉璃器。其中的摇钱树、白毫相俑、铜佛像、陶房模型、胡人俑等备受关注。尽管四川发现大量汉墓，但可以判定为蜀汉、两晋的并不多，这批崖墓资料对于魏晋墓葬考古以及研究汉墓向晋墓的演变都有重要的意义。
此阶段的考古发掘主要是配合葛洲坝水利工程，葛洲坝库区分布于鄂西沿江地区，所以此时峡江东部发现的墓葬较多，峡江西部的发掘仍主要是配合城市基建，墓葬发现相对较少。
研究性文章有所增多。悬棺葬和忠县涂井崖墓是此阶段的研究热点。悬棺葬研究自80年代初期以来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各种文章从不同方面对悬棺葬进行研究，成为一个“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课题”。忠县涂井崖墓出土了一批重要材料，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朱小南先生从出土的陶房来分析三国蜀汉民居的时代特征，更多的文章则关注墓中出土的白毫相俑、铜佛像，并结合其他地方佛教遗物研究佛教的南传。赵殿增、袁曙光对巫山出土的鎏金铜牌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初步的解释，认为铜牌中的阙和画像砖（石）中一样，应为仙界的天门。罗二虎先生对四川崖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涉及峡江地区。
此阶段墓葬考古的主要特点是在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的带动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以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为汉晋墓葬大发现时期。
三峡水利工程中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博物馆对三峡库区沿线进行了两次调查、勘探，以后还对一些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如中堡岛、朝天嘴、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但直到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之后，大规模的调查与发掘才真正开始。
此阶段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墓葬，峡江西部汉墓较多，而东部则发现不少晋墓。主要有重庆晒网坝晋墓；丰都汇南墓地，发现一批蜀汉两晋的墓葬，并进行了初步的分期研究；丰都杜家包汉墓；丰都赤溪、槽房沟、冉家路口三处墓地发现了一批蜀汉晋初的墓葬；巫山麦沱墓地发掘了几十座墓葬，出土了很多器物；巫山瓦岗槽汉墓；巫山双堰塘汉墓；巫山江东嘴；万州安全汉墓；万州庙湾墓群；万州大坪墓地也有一批东汉、六朝墓；万州大地嘴汉墓；万州大周溪东汉六朝墓；万州松岭包墓群；万州胡家坝汉魏墓葬；云阳走马岭墓地，此墓地发现30余座汉墓；云阳晒经汉墓；忠县仙人洞与土地岩墓地；奉节宝塔坪；奉节县三塘和拖板发现了一批蜀汉两晋崖墓；秭归蟒蛇寨汉晋墓地；秭归老坟园墓地，其中M5为“泰元五年七月十日”（公元380年）的纪年墓；秭归彭家老屋墓群；秭归小厶姑大墓，这是峡江地区首次发现六朝时期高等级的墓葬，有大型的石羊、石人俑；秭归马岭槽与孔岭东汉墓；秭归东门头；秭归陶家坡；巴东宝塔河墓群；巴东龙堆包墓群；巴东罗坪墓葬；巴东孔包河墓群；巴东旧县坪；巴东红庙岭；巴东东瀼口墓地，以两晋的墓葬为主；巴东宝塔河蜀汉后期至两晋墓葬，等等。此阶段的墓葬材料大部分收录在《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和第六卷，《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1998年卷、1999年卷、2000年卷、2001年卷和2002年卷中。
随着考古发掘的大规模开展，重要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视点被吸引到峡江地区，峡江成为一个地域考古热点。
峡江地区秦汉墓综合性研究以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最为详细，该文对峡江地区的秦汉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在类型学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期研究，然后对该地区的墓地制度、墓葬结构及方向、墓内配置进行了专门讨论，并与中原地区秦汉墓进行比较，确定了“汉制”在峡江地区形成时间。艾露露以初步建立重庆地区汉代墓葬的时空框架、探讨文化发展脉络为目的，对重庆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与器物演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墓葬进行分段与分期研究，同时利用分期结果对该地区汉代的文化动态发展过程进行初步考察，并就合葬墓、文化地区差异、崖墓等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一全通过对汉墓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及器物的形制特征分析，把峡江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分为八期，其突破之处在于对峡江汉墓所反映的文化因素、丧葬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杨金东对峡江地区在对汉代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析的基础上，将该区汉墓分成八期，突破内容在于结合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不同将峡江地区汉墓分成三个亚区，分析了各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联系，并对峡江文化传播提出自己的观点：汉代峡江地区的文化传播并不是顺长江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传播，而是两端向中间汇聚，形成一种内聚的格局。后三位研究者的墓葬、器物类型学和分期研究等内容基本在蒋晓春的研究范畴内，只是在细部上有所突破。余静的《中国南方两汉墓葬研究》也谈到峡江地区汉墓情况。
受资料限制，此前的汉晋墓葬考古工作较为薄弱，所以此阶段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基础研究工作，如墓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与分期研究。《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与诸要素的适应性研究》一书中对峡江地区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学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该书尝试用文化生态学和进化论理论解释峡江型考古学文化系统，立意新颖，但是由于该书是多名作者完成，内容和立意略有脱节。《三峡湖北库区墓葬初步研究》对三峡湖北库区墓葬进行了综述，设有汉、六朝墓葬章节，但是该书以资料叙述为主，研究上并无突破。《峡江地区西汉墓葬研究的若干线索》、《巫山东周两汉墓分期及分区》、《丰都地区两汉—南朝墓葬的初步研究》、《长江三峡地区的六朝时期墓葬》等文章讨论了峡江地区汉晋墓葬分类、分期问题，并结合相关背景进行分析，宋治民先生的《战国秦汉考古》、罗二虎先生的《四川汉代砖石墓的初步研究》、何志国先生的《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和《浅论四川地区王莽时期墓葬》等文章也涉及到了峡江地区汉晋墓葬的分类、分期问题。
其他文章多对墓葬某一问题进行讨论。吴春明、王炜讨论了峡江地区的崖葬内涵、时代、性质、族属等问题。罗二虎先生《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涉及到了峡江地区画像砖石墓。李大营、肖贵田讨论了重庆地区东汉六朝时期合葬墓中的有关问题。蒋廷瑜先生通过巴东西瀼口出土的汉晋墓砖探讨此地墓砖的形制、制作及其产地。石磊、高嵘对渝东地区东汉墓出土的墓砖，从颜色、工艺、种类、纹饰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墓砖的基本特点、成因及意义。邹后曦、白九江对三峡地区东周至六朝铁器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朱顺龙、褚馨综合文献和其他民俗学研究成果对峡江地区汉代陶器的地方特色、发展面貌、以及与周边的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吴桂兵介绍了秭归出土的摇钱树情况，并对其来源路线进行论证。峡江地区出土的鎏金铜牌是比较有特点的器物，自90年代初赵殿增、袁曙光先生对巫山出土的鎏金铜牌进行了初步介绍和讨论后，巫山文管所对巫山发现的鎏金铜牌饰进行了详细介绍，后渐引起学者的关注。曾繁模对巫山地区汉代乐舞俑进行了讨论。武玮对峡江地区汉晋墓葬出土陶屋模型进行探析，认为峡江地区的陶屋模型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但干栏建筑和带有檐廊房屋模型的流行则体现了这一地区陶屋模型的地域特色。对于峡江出土佛教遗物的研究也比较多，依然偏重于佛教传播问题，相关讨论南方早期佛教的文章也多涉及到峡江的佛教遗物材料。尹俊霞对汉晋时期长江流域出土的胡人俑进行了研究，涉及到峡区胡人俑的问题。钟礼强、吴春明和高蒙河对万州的聚落进行了讨论，潘碧华对云阳聚落进行了研究，其中均涉及到汉晋时期的聚落问题。蒋晓春还专门撰文讨论了峡江地区“汉制”的形成及其背景，另外对目前峡江地区汉唐考古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刘自兵等对三峡地区砖(石)室墓建筑进行了研究，也谈到了汉、六朝墓葬建筑情况。
此阶段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考古研究在三峡水库建设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库区范围大、发现汉晋墓葬数量多，提升了汉晋墓葬考古在峡江考古乃至全国考古中的地位。此前峡江地区考古研究偏重于先秦以前，特别是以巴文化的问题最受关注，对历史时期考古并不重视，然而峡江地区发现的历史时期墓葬、遗址却是最多，虽然不能完全改变研究者对于先秦考古的嗜好，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者们对峡江历史时期考古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以往视峡江地区为最贫瘠地方的观点，实际上汉晋时期此处有着丰富而特殊的物质文化面貌。
国家的重视、媒体的宣传和接连不断的重要发现使峡江考古受到全国关注。但三峡库区大规模发掘终要结束，如何在大规模发掘之后继续保持峡江考古的地位，这是峡江考古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及时将众多重要的资料发表出来也许是继续吸引研究者目光、提高研究水平的办法之一。
总之，峡江地区很早就有墓葬发现，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科学的汉晋墓葬研究才真正开始并取得初步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基建发现了一些墓葬，但是数量很少，影响不大。至三峡水库建设开始，峡江考古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汉晋墓葬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限于基础性的工作，少见深层次的研究。峡江地区处于交通要道上，文化因素非常复杂，如能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峡江复杂文化面貌进行剖析，对于研究峡江社会、历史会有重要帮助，也会进一步推动峡江地区考古研究的深入发展。可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少，《峡江地区西汉墓葬研究的若干线索》、《巫山东周两汉墓分期及分区》等文章虽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是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时代，而且受到文章篇幅的限制，所以本书希望能继续深入这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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