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竞争的基本要素

    对于取得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的客观知识来说，科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其他类型的劳动者，也都可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也应像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而不应该被看成是不可雕塑的，甚至看成是两个世界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家若有几分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气质，在他的狭隘的同事当中几乎当然是佼佼者。

    在这一心理学的多元论的前提下，我们假设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才能，是动机和兴趣的一种和谐安排，那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对科学概念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的科学哲学家肯定更接近于纯理论的科学家；而且，后者和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距离更远了。提出有条理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接近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接近工程师。科学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一个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细致研究和实验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师，可能会从小说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绝对地区分开，我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以科学家的名义领工资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做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初级大学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读过化学杂志，依照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位化学家。这个人还不如一个对化学反应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也许他们距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具有科学精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离任，然而，他也一本正经地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会称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指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区分过于简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那样，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与一般化的残疾人相比，前者能够做更多事情。

    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修养的科学家，比起一点艺术修养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研究一番个人历史档案，这点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兴趣，并不是狭隘的“纯”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概括地说，依照科学的多元论可知，迈向知识和真理的途径有很多条，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精神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在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

    这个事实至少有三种涵义，科学家，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真理的追求者，为了做好他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再者，当一种文化改进了，社会的全体人民的健康也随着改进，对真理的追求也改进了；另外，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通常有助于知识的探索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追求学术的自由，有较好的工作条件，有较丰裕的薪金待遇，等等。

    研讨科学知识

    从科学的范畴来看，这不是论述传统科学，而是批判传统科学——批判它所依据的基础，它的未经证明的信念，它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公理和概念。事实上，科学必须作为哲学中的一种哲学知识来审查的，它应拒绝那种传统的但未经审查的信条——传统科学是达到知识的途径，或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无论是从哲学、史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种惯常的看法十分幼稚。

    传统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原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是西方的而不是全球的。“常规”科学家没有意识到，科学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不是一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必然不断前进的真理。它不仅在时间、空间和局部文化上是相对的，而且从特性学的角度上看也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相信，与一种更成熟的、普通人性的、全面广阔的生活观相比，传统科学不过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强迫执著的世界观的一种远更狭隘的反映。在心理学领域中，这样的弱点变得突出了，因为心理学的目标是认识人和人的行为与工作。

    尽管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曾经避免了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写过许多论著印证他们更广阔的科学观，把科学看作几乎与一切知识同义而不仅仅是以受到尊崇的方式达到的知识，但遗憾的是，这些论著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正如库恩所说，“正规科学”的时尚并不是科学的巨匠——范式制定者，发明家，改革家——所建立的，而恰恰相反，是由“正规科学家”的大多数所建立，他们很像那些微小的潜水动物在建造一座共同的珊瑚礁。在这种前提下，科学开始被理解为主要代表耐心、谨慎、细致、慢功夫、不出错的艺术，而不是勇敢、大胆地争取巨大的可能性，孤注一掷和全力以赴的精神。

    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认为科学是机械论的和非人性的传统看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广大、更概括一切的、机械论的和贬低人性的世界观的局部声明或表现，如对这一发展过程有兴趣，可以阅读弗劳德·马森的《残破的形象》中的精彩论述。

    但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对抗的哲学一直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兴起一般反叛机械论的和贬低人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的浪潮。或许这可以称为一种对于人和人的能力、需要和抱负的再发现。这些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正被重新纳入政治、工业、宗教领域中，而且也纳入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

    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虽然使星体、岩石和动物拟人化是没必要的，但我们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完全没有必要贬低人类或否认人的目的。

    科学中正逐渐融入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原则，甚至在非人类的和非人格的科学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新人性化。这一改变是一种更广大、更“人本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在当前，这两大哲学趋向——机械论和人本主义的趋向——是同时存在的，就像遍及全人类的两党制一样。但需要指出一点，“再人性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必须是终局之谈，甚至在“再人性化”确立之前，超越它的一种世界观雏形已经可以辨认出来了。

    马斯洛认为，他自己使科学和知识重新人性化（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努力，正是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理性发展的一部分。很显然，它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贝塔朗菲1949年指出：

    “科学的演化如果说是一种在理智真空中的运动，例如，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表现，又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论的观点如何投射到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的基本概念——严密的因果关系、自然事件的相加性和偶然性、现实的终极因素的超然性等等——不仅支配着物理学理论，而且也统治着生物学的分析观、相加观和机器理论观、传统心理学的原子论和社会学的一与全的对立。承认生物是机器，现代世界的统治靠技术和人类的机械化，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延伸和实际应用而已。科学中近期的演化标志着理智结构中的一大改变，它足以和人类思想中的历次伟大革命并列而毫无逊色之处。”

    马斯洛于1934年以另一种方式对此做了说明：

    “在心理学中，对根本论据的寻求本身就是一整套世界观的反映，即一种科学的哲学，它假设有一个原子论的世界——其中，复杂的东西是由简单的元素构成。这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所谓的复杂还原为所谓的简单。还可以用分析法完成，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分割达到不能再简化的元素。这项工作在科学中的其他领域曾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个时期是如此。在心理学中并非如此。这一结局突出全部还原尝试的根本理论性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尝试并不涉及全部科学的基本性质。它只是科学中一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蕴涵的活动，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种世界观的价值。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尝试，并非抨击科学总体，而是抨击对待科学的一种可能的态度。”

    在同一篇论文中他继续写道：“这一人为的抽象预想或用还原的元素进行操作，曾经很起作用并已成为一种习惯，使抽象者和还原者很容易对任何否认这些习惯的经验效度或现象效度的人深感惊讶。他们经过平稳的阶段已使自己信服，这就是世界真正构成的方式，而他们会很容易地忘记，尽管抽象是有用的，它仍然是人为的、惯例化的、假设的”。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造的系统，然后强加给一个流动中的、有内在结构的世界。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这些关于世界的特殊假设有权在常识面前炫耀。但当它们不再能提供这种便利时，或当它们变成障碍时，我们必须抛弃它们。如果只看到我们强加于世界的东西而看不到真实的世界，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让我们说得更明白些——在一定意义上讲，原子论的数学或逻辑是一种关于人为世界的理论，心理学家可以拒绝接受依据这种理论对世界的任何说明，因为这并不适合他的目的。很显然，方法论的思想家有必要继续前进并创造新的逻辑与数学系统，使之更适合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

    在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领域中，传统科学的弱点表露得最明显。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人希望认识人或社会时，机械论的科学就完全破产了。总之，论述科学心理学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内做出的一项尝试，力求扩充科学的概念，使它更有能力研究人，尤其是研究充分发展和人性丰满的人。

    这不是一种引起分裂的尝试，也不是用一种“正确”的观点反对一种“错误”的观点，更不是扔掉什么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样本提出的总体的科学和总体的心理学的概念，并且没有抛弃机械论科学，将其包容在里面，并且包容机械论科学。机械论科学（在心理学中呈现为行为主义）并非不正确，而是太狭隘并有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总体的或全面的哲学。

    用成熟的性格提升竞争力

    总体来看，科学可能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科学可能成为一种安全哲学，一种保险的体系，一种避免焦虑和烦忧的复杂方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便会成为一种回避生活的方法，一种退隐的方式。它可能变成一种被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社会机构，这种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和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不是发现和更新。

    科学这一事业最终可能变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种官僚体制一样，忘记了它最初的意图和目标，变成一种反对革新、创造和革命的“万里长城”，甚至反对复杂的新的真理。

    这种官僚可能真真地变成隐蔽天才的敌人，正如批评家往往是诗人之敌，牧师往往成为神秘论者和先知之敌。不过也恰恰正是因为后者，牧师的教堂才得以建立起来。

    然而，这也正是这种极端观点的危险所在。

    假设科学的功能不但是革命的，而且像所有社会机构一样，也有保守、稳定和组织的作用，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保守功能的病态化呢？我们又如何能使它保持“正常”、健康并富有成果呢？

    解决方案是要更加注意每一个科学家的心理状态，要充分承认他们在性格方面的个体差异，要认识到科学的任何目标、方法、概念都有可能在个人中或在社会机构中变得病态化。如果这样的个人很多，那么他们可能“俘虏”科学机构并把他们的狭隘观点定义为“科学的哲学”。

    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活动所产生的矛盾，与个人内部的冲突非常类似。在畏惧和勇气、防御和成长、病态和健康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心灵内部的斗争。我们从个人内部的这一冲突的病理和治疗中已经学到一个重大的教训。站在勇气、成长和健康一边，也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特别是因为健康的勇气和成长就包含着健康的清醒、审慎和坚韧。

    这种持久的冲突，在后退与前进、保守与大胆等等之间进行日常抉择的必要性，是科学家生活中的一个必须分析和内在的部分。科学知识是“个人的”，它必然涉及判断、鉴赏、信念、冒险、行家资格、奉献、责任心。

    应该强调的是，许多思想病态化是由二歧化引起的，与蕴含丰富的、整合统一的、协同一致的思维恰恰相反。二歧化是将融合成整体的东西分成几份，变成多种不同的东西，但这些被分开的东西似乎还是一个整体和自给自足的存在物，但它实际上是分隔开的和孤立的散片。然而，胆识和审慎却可使二歧化也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和审慎保持整合状态的胆识在同一个人的内部非常不同于未经锤炼的胆识（仅仅有胆量），后者会因此转变为鲁莽和缺乏判断力。

    有健康胆识的人的明智审慎不同于和胆识分割开的审慎，后者往往是一个残疾人或一个瘫痪的人。优秀的科学家必须是既能多变又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在需要时能审慎和怀疑，而在另一种需要时又能敢想敢做。这听起来有点像对一位直觉的厨师的不十分有益的介绍，说他能“恰当地调味，口味不咸也不淡”。但科学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判断“恰当用量”的方法，也是发现真理的最佳方法。

    在这里请注意一下，“癔病倾向”和“精神分裂倾向”两者对于全面发展、多才多艺和灵活柔韧的科学家都是合乎标准的条件。两者和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面不是分割开的，也不是病态的。很难设想极端的癔病患者、极端的精神分裂患者想成为或能成为科学家。极端的强迫症患者可能是某种类型的科学家，或至少是技术专家。

    通常的科学家和革命学家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成熟度不同而已，就好象区分少年男子与成熟男子一样，仅此而已。男性关于未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的想法更适合“通常的”科学家形象，更接近强迫症性格、实际的技术专家，而不是伟大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少年对成熟的误解和真正成熟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会有对创造性的深深畏惧和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这又会使我们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会有针对我们自身自我实现和我们自己最高命运的永恒斗争。女性更容易把不成熟理解为一种癔病形态，但这和科学家的造型关系不大。

    男孩在进入青春期前后，往往会有一种心理矛盾，他们既留恋童年时代又渴望成熟。童年期和生长期两者各有乐趣又各有不利条件，但生物学和社会都不容他自由选择。他作为一种生物事实上是在生长着，而社会一般总是要求他遵循文化传统。

    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他不得不强迫自己脱离对父母的爱，而这类情况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是一种拖他倒退的力量，他与它作战。他力图达到既独立又自由的境地，不再依赖女人。他要与男人为伍，成为他父亲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尽责的孝顺的儿子。他认为男人是坚强的、无畏的，不受困难和痛苦的干扰，能摆脱情感的束缚，有权威的、火性子的，发怒时令人生畏，是能震撼世界的人物、实干家、创造者，是世界的真正主人。所有这些他都力图做到。他淹没自己的畏惧和胆怯，自然是以他的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手段做得过分了，不能拒绝任何挑战或挑逗。他爱招惹女孩，吓唬她们，使她们心惊肉跳，不论小女孩还是大女孩都不放过了，并以此为乐。他禁戒温柔、爱的冲动、同情、怜悯，力图成为坚强的或至少显得坚强。他向成人宣战，向当局、向权威、向所有长者开战，因为最根本的坚强品质就表现在不畏惧长辈上。他努力想把将统治自己一生的长辈甩到永远看不到的地方，甚至从自己的心灵中驱逐出去，尽管他仍然感到有一种依赖他们的思慕之情。当然，这些长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真正的统治者，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需要照顾的孩子。

    如果我们平时留心对周围事实的观察，那么就会发现这些概念的存在并在我们面前展现。例如，我们可以在牧童骑士的形象中发现这些概念，在顽固的浪荡子或帮伙头子，在“无畏的福斯迪克”型的密探，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或许在许多“运动员”那里也能发现它们。

    在这里，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个例子，看看典型西部电影牧童骑士形象中的演出和幻想因素，牧童骑士荣光之梦的最突出特征全都显示在影片中。他即无畏、又坚强，“自行其是”。他杀人不眨眼，而且是以一种神奇的、满足愿望的方式干的：他从不会失误，而且没有血迹、痛苦困境。除他的马以外，他不爱任何人，至少他不表现出他的爱，除非是在最轻描淡写的、暗示的、与英国人相反的方式中表现。他更少有对女人的浪漫或温柔的爱，在他的眼里，女人不是娼妓就是“良家妇女”。他在一切方面都可以想象为远离同性恋脂粉气的另一极，而在脂粉气的王国中，他融入了一切艺术、一切文化、一切才智、教育和文明。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女子气，包括洁净、任何一种情感、面部表情、秩序或宗教，或许愤怒除外。古怪的牧童没有孩子，也没有母亲、父亲、姐妹，但可能有兄弟。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有大量凶杀，但很少有流血、残废或剧痛。这里往往有一种统治的等级，或良好的秩序，而作为主人公的英雄总是在等级的顶端俯瞰一切。

    只有在年龄上和在人格上发展都成熟的人，才能称为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简短地说，是不会被他的“弱点”、他的情感、他的冲动、或他的认知吓住的。因此，他是不会被一般少年称之为“女子气”的特征吓住的，他宁愿称这个“女子气”为人性。他似乎能接受人性，因此他无须在他自身内部反对人性，无须压制他自身的各个部分，正像一位斗牛士所说的那样：“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表现男子汉的风格。”这是对于人自身本性的这种接受而不是迎合某一外部的理想，是成熟的男子所特有的品质。因此，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努力证明什么，这也是经验开放态度特有的品质。矛盾心理解决以后的状态也是如此，即能全心地爱，不带有恨或怕的色彩，没有控制的必要。为了更深入我们的论题，我还要说这也是完全献身于一种感情，不仅指爱的感情，而且也有愤怒和迷恋之情，或完全沉醉于一个科学问题。

    感情成熟的特征与所能发现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特征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理查德·克莱格曾证明，在托伦斯开列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人格特征和我以前曾经开列过的自我实现的人物的特征有几乎全面的重叠。实际上，这是两个几乎相同的概念。

    在这里，只需要举一个例子，便能够说明值得我们忧虑的和担心的一般科学家表现出的不成熟的特征问题。现在，让我们审查一种对控制和排斥过分强调的态度，这是我在讨论少年的不成熟时做过说明的。这些少年对于所有一切他们担心像是软弱或女子气的品质不采取压抑和排斥的态度。过度防御、过度强迫或“不成熟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如同他对自己的冲动、感情等基本动力与不信赖相应，在他对控制的强调中，这样的科学家往往倾向于排斥，设立障碍并紧闭大门，倾向于猜疑。他也很容易对他人的缺乏控制产生厌恶感，冲动、热情、异想和不可测。他很容易变成冰冷的、节制的和严厉的。在科学中他宁愿要坚强和冷静，直到使这些概念成为同义词。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切题的，应该受到远比过去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

    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创始者所关注的都是复杂多变而非简易的，是神秘和未知而非已知的，向他提出挑战的是他还不知情的什么。在他已知答案的谜中，他还能感到有趣吗？一个已知的谜不是谜。正是不知才使他入迷并跃跃欲试，神秘的东西要求他解答。它具有“要求的品格”，它在向你招手，吸引你，诱惑你。

    科学开拓者的感情是最早进入某一未知荒原、未知河流、生疏峡谷的探索者的感情。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他没有地图，没有先行者，没有向导，没有老练的助手，几乎没有一点暗示或定向点。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一个假设，不知是对还是错。

    不过，指责侦察兵几乎极少用“错误”一词。一条已探明的盲径不再是一条未探明的盲径。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再对它进行探索。假如要在一条河流的左右两条支流之间进行抉择，并曾试探过左边的一条却发现它是一条死水，但他并不认为他的选择是一个过失或错误，他肯定不会有任何内疚或悔恨的情感。如果有谁责备他没有证据就做出抉择或不能肯定就前进，他一定会大为吃惊。他这时或许会指出，按照这样的原则和这样的规则，任何荒原都无法探查。这样的原则在再探索时是有用的，但在初探时是无用的。

    总之，适用于定居者的规则是不能同时用来约束探险者和侦察员的，因为两者的任务不同。在功能上适用于一方的规则对于另一方却不适用。知识“最后”阶段的标准决不能用来衡量知识开始阶段。

    走自己独创的路

    几十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常规”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分析外，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其实，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失的根源在于以手段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定义科学。

    所谓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种对待科学的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

    简而言之，手段中心将科学家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

    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如果着重强调精微、醇化、技术和设备的不同避免，通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课题和一般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无论一个实验多么无足轻重，但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勇于向理论基础挑战的、有突破意义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

    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们熟悉的文献中，没有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所以说，传统上对学术论文的主题要求得并不高，只要得体即可。总之，传统科学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已经归纳好的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即在高中和大学学院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度联系起来。简而言之，遵循他们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法区别科学家、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并没有贬低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意图，只是想进一步强调：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实际上，只有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论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哪位科学家一旦忽略这一点，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亮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看东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个危险后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的人是技师、“设备操纵者”，但绝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们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只是要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界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制造点麻烦。不过，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显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忽略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手段中心论观点的科学家的特点是，使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使技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他们通常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这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科学家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的，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也就是说，这类科学家倾向于做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

    这就好像一个醉汉，他不在丢失钱包的地方找钱包，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像另外一个医生那样，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愤怒，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论最有害的做法就是将科学分成等级。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样的等级完全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设想出来的。

    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在某种本质上，决不会有人认为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手段中心论的弊端就是过于机械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在它们之间筑起铜墙铁壁，使它们分属的疆域彼此分离。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不属于任何独立领域，我只是解决问题。”

    假如科学界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为懂得什么的人，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探索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1000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总之，手段中心论是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以及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一道鸿沟。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就很难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区分开，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最后还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而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线不像“常规”这样不可逾越，这显然有利于科学。

    手段中心论仅仅将它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它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许多非常敏锐成绩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而且很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绝不低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

    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过去的问题成了现在的答案，而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而且，有可能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

    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并且通常具有束缚的作用，而不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的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谨小慎微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特别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必须遵循如下命令：请采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

    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模仿旧技术的倾向，而不是去发明或创造新技术以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于是，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却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在科学中，传统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诚则是绝对危险的冒险。

    跨越文化的界限

    通过无数年辛勤的探索性研究，人们终于认识到，能够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石的人是那些最富创造力、最健康、最坚强和最聪明的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作为前哨的侦察员，或更敏锐的观察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较不敏锐者什么是值得我们珍贵的价值。

    我们很容易就能选择出良好样品，例如，那些在审美上对颜色、形式敏感的人，然后学会让我们自己顺从或听从他们对颜色、形式、纺织品、家具等等的判断。

    查尔德认为，有经验的和老练的艺术家有相似的鉴赏力，这甚至是跨文化的。马斯洛也认为，这样的敏感不像一般人那样容易受时尚的影响。

    心理健康的人是受人欢迎的，他们喜欢的人也肯定受人们欢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已说过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在是非问题上比一般人较少怀疑。他们不会只因为有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迷惑起来。马斯洛指出，在他研究的被试者中，往往有趋向一致的是非概念，就好象他们在观察某一真实的身外之物一样，而不是在对那些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

    马斯洛说：“一句话，我曾利用他们作为价值的试金石，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也可以这么说，伟大人物所珍视的价值也代表了我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会用全身心的精力去追求它，就像在个人身体的某种不可或缺的器官一样，也就是‘论据’最终将会支持的价值。”

    人们的超越性动机论在根本上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择优越的人，他们也是优越的观察者，对事实的观察、价值的观察也都是优越的，然后利用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人种的终极价值标准。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远为单纯的方式措辞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选定的是健康人，那他们毕生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心中不灭的火焰是什么？什么才能使他们奋发向上？

    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些问题，兴许会有好的效果，如果真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人是一个追求着的、选择着的、判定着的动物的话，那么，进行抉择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任何给人类下定义的努力中。但进行抉择是一个程序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问题。问题接着提出：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哪些技巧？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当然，这些都属于古老哲学问题：“哲人在哪里？哲人是什么？”此外，也是古老价值论问题的新提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合乎需要的？什么是值得期望的东西？”

    应该再强调一次，在生物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演化负责任。我们已经变成自我演化者。演化意味着选择，因此也意味着做出抉择，这也就是进行评价。

    以快乐的心态对待竞争

    隐隐约约中觉得我们己处在一种生活的交界处，也己感到主观生活与客观生活的连接是一种趋势与必然。人们期望，由于有这些新的迹象，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进展。

    这一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项研究来自于奥尔茨，是被埋入嗅脑中隔区电极里，证明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种姿势，似乎想通过这些埋入的电极刺激它自己的脑时，它会一再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

    很明显，痛苦区或不愉快己显现出来，但当动物得到此机会时，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刺激对动物来说显得很“宝贵”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它已知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等。

    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人类论据能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刚刚处在开始阶段，但已经在这一类不同的中枢之间做出某些区分，如睡眠中枢，食物厌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厌腻中枢，等等。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这一实验与卡米亚的实验相结合，那结果定会很喜人，卡米亚实验利用了脑电图和操作条件进行，当α波频率在被试者自己的脑电图中达到一定点时，便给予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一种主观感受的事态相关联，便有可能使卡米亚的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的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亚有一发展广阔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在能被测试的条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种沉思的、舒适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禅坐和沉思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放射出那种“宁静”的脑电图，和卡米亚能让他的被测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已有可能教会人怎样去感受幸福和宁静。这些研究的革命意义是多方面的和极其明显的，不仅对人的改善，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重要。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未来的大批科学家为之奔忙。被认为是不能解决的心身关系问题，终于已显得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对于一门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而言，这样的论据是关键性的。现在显然已有可能说，健康的有机体己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号的能力，这无疑宣告这个有机体的喜恶，以及认为合乎事态的标准是什么，称这些为“价值”是太远的跳跃吗？能说这是生物学上内在的价值，或似本能的价值吗？假如我们做出这样的描述、陈述：让实验室白鼠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选择时，几乎100％的时间都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选择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这和“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区别吗？“价值”一词在这里可用也可不用，或许不用这个词也能说明上面的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是作为在科学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圆滑的手腕。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们十分认真地看待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等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就是面对一定程度循环论证的困境，这一点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在其他动物那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动物选择或偏爱某事物。”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恋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怀疑的是，把这种困境与肾上腺切除的动物能在实验室中作出赞许的动作相提并论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只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并处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

    在人类被试那里，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分数的人（让我们说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我们正在利用各种方法证明其前景，证明反常、或谋杀、或虐待狂、或物恋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茨或卡米亚的实验中所表明的“快乐”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快乐。当然，这是我们供助我们主观的精神病学技术得知的。

    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能懂得，潜伏在神经症“快乐”或反常状态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自身中，那些对健康和不健康的快乐都体验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他们喜欢前者而摈弃后者。柯林·威尔逊清晰地证明，性罪犯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上优越。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它可以用来证明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涵义。我们当然可以恰当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长、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这一般来说是反专制的、反控制的。这让我回忆以前并仔细思考道家学派的观点，更信赖孩子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中能更快生长和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用下面这段文字来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论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地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

    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说到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是，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吵闹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确实具有某种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

    这一整套思考能引起的后果也是较普遍的，那就是它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不仅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都将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表明，举例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害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他们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

    这种观点既是“疯狂的科学”电影的产物，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内容。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对动物、对某些问题发号施令，进行工作，他是他审视的对象的主人。这一画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和改革打交道的人，等等。他显得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一个管事者，告诉人应该做什么。

    心理学家有可能栽在这个“形象”上，心理学家就被大学生认为是操纵者、说谎者和控制者的代表。

    如果我们付与有机体智慧又将如何呢？如果它可以很明显地得到更大的自主、更大的信任，能自我管理、自我选择，那么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或甚至父母，就必须反映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们能想到的最简括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似乎在表明，如果想知道鸭子的事，就要向鸭子询问，而不是要教导鸭子，同样对于人类儿童也要遵守此原则。在规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他们告诉我们，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优秀的心理医师己不再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把自己的意愿强求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患者自己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渴求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他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对于医师是有好处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显而易见把我们所说的设想和意义作为基础，但像这样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比如说大部分人要选择健康而不想患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一个颇为良好的向导，使人能达到“对于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

    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由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人都想成为人性丰满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们作为心理医师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确实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以前对一种较健康的事态有过体验，那他就会舍弃使自己遭罪的那一套而去选择它。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适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适合更有道家程度的科学家。

    运用心理学提升竞争力

    马斯洛先生在30年代逐渐对某些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发现，那时的经典科学体系（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科学的”、脱离价值观的、机械形态的心理学）不能解答或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在他提出自己认为应当提出的问题时，也研究出一种新的心理学问题的方法来解答。这样，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哲学，它属于心理学，属于一般科学，属于宗教、工作、管理，也属于生物学。事实上，它已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心理学现在已不是一个整体，它已变成了三个互不相干、互有支流的科学或科学集团。第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第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

    第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或“第三种力量”，这情形同现在的第一集团的情形一样，心理学中的许多小组织构成了它的全部并形成一个体系，而在这里谈论的正是这第三种心理学。这第三种心理学包括第一和第二种心理学，并曾创造“在行为主义之上”和“在弗洛伊德学说之上”等词来描述它。这对于那种中性和价值对立的、二歧式的倾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肯定或否定弗洛伊德学方面，我是弗洛伊德派的，我是行为主义派的，我是人本主义派的，而且实际上我还正在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为第四种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个人看法，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有一部分是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持有反对意见的，而不是把这些心理学包容在一个更大的超坐标的结构中。他们有些人在他们对于“经验”的新的热心中，正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上徘徊。然而，我们相信经验只是知识的开端（必要但非充分）。

    我们选择的任务一般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推断未来。这应该属于一种需要用全副精力去关注并投入的创新活动，而非验证应用查验的活动。自然，后者是常规科学的脊梁骨。科学家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验证者，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探险者、开拓者、创造者都是独自一人而非一个群体，他们内心充满了畏惧和对傲慢、对骄横、对妄想的防御。他必须是一个勇气十足的人，不怕出头，甚至也不怕犯错误，清醒地意识到，他像波兰尼所强调的，是一种典型的赌博者，他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达到试探性的结论，然后再用几年时间力求弄清他的预感是否正确。如果他的洞察力稍强一点的话，他自会被他的观点、轻离所惊呆，并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努力将一无所获。

    我们认为，即使导致对全部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怀疑，也不能回避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承袭的那种摆脱价值的、价值中性的、价值回避的科学模式，虽然在这些领域内要保持论据的纯净并排除教会对科学事业的干扰是必要的和合乎需要的，却完全不适合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摆脱价值的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问题显然是不适合的，要知道，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人文目标以及理解是需要个人的价值观念、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的帮助的。

    在演化论的领域，有关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等这一类的论证曾热闹一时，但我们认为在人类心理学的水平上讨论和睦问题能使争论的焦点更明确，更不可回避。

    对进化的方向是否能由纯偶然配置这一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对自然发生问题进行辩论存在着可行性。但我们进化人类个体时，这样的侈谈已不再可能。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人变成一位名医是纯粹出于偶然。应该认真考虑中止采取任何这样的看法了。

    冲破传统的禁锢

    父母出于什么动机而喜爱自己的孩子，而人们要孩子的动机又是什么？他们为孩子甘作牺牲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有些行为被他人看来是牺牲，而父母却不感觉如此？

    研究正义、平等、自由，研究对于自由和正义的渴望。人们为什么会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斗争呢？为什么有人会不计个人利益帮助遭受蹂躏、遭受非正义对待的人以及不幸的人？

    人类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动和内驱力的攻击，但人们对此己有所防御。当然，盲目的冲动也会出现，但不是单独出现，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就完整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研究了挫折的致病作用，忽视了它的“导致健康”作用。

    体内平衡，均衡，适应，自卫本能，防御以及调节，这些仅仅是消极的概念，我们必须补充积极的概念。一切似乎都是旨在保护生命，很少努力使生命有意义，他的困难不是挣饭吃，而是在不吃饭的时候保持不厌烦。假如从自卫本能的角度上我们把机能心理学用来对有用的研究，那么它的外延，超越人性机能心理学就是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来研究有用。

    人们往往不注重高级需要以及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区别，而这种态度的后果将使人们更感沮丧。满足导致的不是欲望的终止，而是在暂时的满足之后，高级欲望和高水平的挫折的出现，以及重新恢复不平静和不满足。

    食欲，爱好和味道，以及野兽般的，生死攸关的饥饿和不顾一切的食欲。

    希望完美，追求高尚的情绪渴求（相当于挂正一幅歪斜的画、完成一件未完成的工作或苦思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冲动）。尤赛琴冲动，改进客观世界，纠正错误的欲望。

    弗洛伊德以及学院派心理学家对于认知需要的忽视。美学的意动方面，审美需要。

    我们虽还不十分明了英雄们、爱国者以及殉道者的行为动机，但我们也知道如果只用弗洛伊德主义的“不过是”和还原论是解释不清健康人的。

    那么是非心理学和伦理、道理心理学呢？

    科学心理学、科学家心理学，知识心理学，关于对知识的追求的心理学，关于追求知识的冲动，关于哲学冲动的心理学。

    鉴赏、冥想、沉思。

    通常似乎是把性交当作怎样避免瘟疫的问题来讨论。这种看法错在把性交的弊端扩大化、严重化、单一化，性交或者应该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消遣，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医疗和教育手段。

    充分挖掘有效智商

    我们限定智力的思想应倾向于根据现在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智商的整体概念与智慧涵义不一样，它属于纯技术概念。比如，戈林的智商很高，但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却是个蠢人，他无疑是个恶人。我不认为确立高智商这样一个具体的概念有多么大的害处。问题仅在于，在一个以此限制自己的心理学中，更重要的主题——智慧、知识、洞察力、理解力、常识、良好的判断力——被忽视了，以利于智商，因为它在技术上更令人满意。当然，对人本主义者来说是个恼人的概念。

    提高智商的有效智力、常识、判断力等的法宝有哪些？我们只知道什么东西不利于它们，而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它们有利。是否可能出现智力心理疗法？

    一个智力的机体概念？这种智力测验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背景相关联？

    见解的改变、皈依；精神分析的顿悟；突然理解；原则知觉。

    智慧与良好的趣味、道德、仁慈等的关系是什么？

    纯知识的性和生产的研究在心理学中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关于思维，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新颖、独创性、产生新思维，而不是为在思维研究中使用的先定智力测验寻找答案。既然最佳状态中的思维是创造，为什么不研究它的最佳状态？

    柏格森主义的直觉。所谓直觉的人怎样如此迅速地得出正确结论？

    科学和科学家的心理学。哲学和哲学家的心理学。

    如果一个身体健康、思维也极其灵活，那他不仅仅有杜威型的思维。即，由某个打乱均衡的问题或者麻烦所刺激，问题解决后即消失。思维同时也是自发的、愉快的，并且常常自动地、毫不费力地产生出来，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对这样的人来说，做思维动物是享受，他们用不着在受折磨或烦恼时才产生思维。

    思维有时也是相混的，无方向性、无组织性及无动机无思维。幻想，梦想，象征主义，无意识思维，稚气的情感的思维，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这些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都是生产性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方法，健康者得以做出那么多结论和决定，它们在传统上与理性对立，但实际上与理性是合作的。

    客观的概念无偏见、被动地对现实的本质做出反应，不掺杂任何个人或自我的成分，问题中心而不是自我中心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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