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国大典地址二选一，天安门幸运入选

    天安门的荒凉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1949年这个历史节点上，一个新中国喷薄欲出，而且定都北京。

    天安门上空的紫气再次东来。

    然而，一切都不是顺理成章，信手拈来。

    在定都问题上，就曾有过多种方案——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当一个个都有着无法绕开的软肋，而不得不放弃后，北京便脱颖而出。如果不是这种选择，天安门的历史恐怕就会驶入截然不同的轨道。

    令天安门意想不到的是，开国大典最终也敲定在这里。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并拟定开国大典的三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1949年8月，离开国大典举办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人们还在为选址争论不休。

    与天安门同时被提议的是西苑机场，在今西北四环与西五环之间，离颐和园不足千米，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早在1940年就已建成。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到北京，就在那里下飞机，成功地举行了盛大阅兵式，有一万多人现场观看。西苑机场最大的优势是有宽阔的机场跑道，举行阅兵十分理想，没有疏散人群之忧，不会阻碍城市交通，更何况已有成功阅兵的经验。西苑机场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它远离市区，要组织十万群众的大游行谈何容易，而人数少了开国的气势不够；另外，机场没有检阅台，要想搭建一个有足够规模的检阅台，不仅花费巨大，时间也不允许。

    天安门城楼本身就是超大的检阅台，它的巍峨足以与四亿人口大国相匹配；位居市中心的独特地理优势，四通八达的胡同围绕，又极易于人群的集中与疏散。让人挠头的是：开国大典将使整个市区中心交通中断4个小时以上；而天安门广场宽度也不够，受阅部队不能大排面进行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使阅兵式逊色不少。

    两难抉择一直僵持到9月2日，是周恩来果断拍板，最终经中央同意——历史的天平再次倾向了天安门！

    为此，天安门获得了创造共和国无数个第一的机会，在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也将无数次书写着三个字：天安门。

    让人感慨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中共北平军管会从国民党北平政府接管天安门时，交接的手续竟是一把已经生锈而无法使用的铁锁头。天安门的命运仿佛转瞬间经历了一次难以自持的过山车。

    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一个震撼世界的群众大游行和阅兵式，是难以想象的，不过，那是个创造奇迹的时代。

    此时的天安门已是蓬头垢面，昔日的皇家气派荡然无存。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在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收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与城墙齐肩。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沈勃组织人马花了3个月时间才把垃圾清理完毕。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京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给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北京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包括五个部分：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平整5.4万平方米的土地，清除渣土和障碍物；修缮天安门城楼，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的红墙；修建一座电力控制的旗杆；修补中华门、左安门、右安门之间的沥青石渣路面，供受阅部队和群众通过；开展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美化环境。

    可以想见，当开国大典一分一秒逼近的时候，人们是怀着怎样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面对着从未经历、千头万绪的难题——一切都只能成功而不能有丝毫疏漏。

    在沈勃的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的干部、各学校的学生。

    北京清洁了，天安门清洁了，一个崭新的北京正期待着神圣时刻的到来。

    二、国旗设计大比拼，胜出者竟是上海普通市民

    曾联松，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市民，就像人体中看不见的一粒细胞，茫茫树林中难以寻觅的一棵小草。

    他的名字与国家大事很难有必然联系。但是，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让“曾联松”三个字镌刻进了共和国的史册。

    1949年7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公开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在曾联松的眼中好像是一道闪电掠过，他怦然心动，一股激情顿时点燃。

    他自幼热爱书画，为了救国毅然选择了大学经济专业。新中国成立在即，他周身的热血在涌动。

    正值酷暑，曾联松爬上蒸笼一样的小阁楼，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他有时自嘲，有时像在做梦：一个泱泱大国人才济济，怎么轮得上日杂公司的小职员来设计？一个国家的国旗怎么会诞生在吱呀作响的小蒸笼里？但迸发的创作激情，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仰望着天窗上的满天星斗，灵感骤然冲撞而出，一张张草图不分昼夜地画出来了：一颗大五角星，与镰刀斧头叠加，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又画出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的人民群众，围绕在大五角星周围；他用红色铺底，意寓着革命、旺盛的生命力，而五颗星是黄色，鲜艳、华美、温情……

    开始，他把这组五角星放在红旗的中央，感到画面太满，给人以局促之感；接着又放到左上角，顿感豁然开朗，高悬的位置凸显出尊贵的气韵。曾联松兴奋不已，他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因为那里释放了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激情，那里有积蓄了30年的报国之愿。

    曾联松生于1917年，在战乱中长大，和祖国一起饱经贫弱之辱。

    渴望民族强大，为祖国抛洒热血在所不辞——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祈愿。他们不懂得世故，心灵纯净如水，当一个崭新国度喷薄而出时，便立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曾联松把画稿寄出后，就再也不想它了。因为他得知筹备小组已收到3000多幅设计稿，其中不乏大师、名家之作，选中的可能几乎没有。作为一个公民，他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欣慰。

    9月29日，当《解放日报》头版套红刊出国旗图案时，曾联松愣住了：除了大五角星叠加的镰刀斧头没有了，其他地方与他设计的一模一样！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了镰刀斧头的国旗更为简洁庄重，难道这是另外一个设计者的妙想？

    原来在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国旗图案，只是将大五角星叠加的镰刀斧头去掉了，同时通过了国徽图案，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几天后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是一个永远定格在亿万人心目中的画面。然而人们不知道，这面飘扬于五湖四海，以至60年后飞上月球的旗帜，竟然诞生于蒸笼般的小阁楼里。

    就在当年的11月1日，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

    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伍佰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当时的500万元是旧币，相当于今天的500元。钱虽不多，但分量太重了，以至曾联松难以承受。

    第二年国庆，这位国旗设计者应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此后，曾联松多次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

    1999年9月19日，老人走完了82年的人生旅程，但他设计的五星红旗依然鲜红，高高飘扬。

    人们没有忘记他。在他的老家，浙江瑞安县建有曾联松广场和一尊他的铜像。

    三、共和国第一根旗杆用自来水管焊成

    天安门广场是诞生共和国“第一”的圣地，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冠以第一。那些为第一而忙碌的人们都是幸运儿，他们纷纷走进历史，留下自己的背影。但是他们也都为第一所“折磨”，因为第一并非唾手可得。

    开国大典的重要程序是升国旗，在广场要竖立起一根旗杆。于是，林治远从茫茫人海中走出来。他是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这份幸运就落在他的肩上。如果是今天，竖一根旗杆太容易了，这绝对是一个普通人就能搞定的事，但在当时可把林工程师弄得焦头烂额。

    按照整体设计要求，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与天安门同高，为35米，相当于10层楼。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木杆、竹竿或是钢管呢？显然都不可能。林治远算是聪明，他跑到自来水公司，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套起来焊接上，但最长也就22.5米。幸好，指挥部同意了这个高度。

    开国大典中毛泽东主席要按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而且要求升旗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样。李治远找来电气工程师梁昌寿，两个“小诸葛”果然碰出了火花：他们设计了一个机械升降装置控制速度，又在升降旗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只要升降装置碰到钢球就会立即断电。经过反复调试，升旗运行正常，所需要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一切都出奇的顺利，两个“小诸葛”颇为得意。

    天有不测风云，问题恰恰出现在了9月30日晚上。为了确保第二天升旗万无一失，哥俩决定再做最后一次试验。他们用一块大红布替代国旗，当红布徐徐上升达到顶部后，马达却没有按规定停止运行，红布竟被绞到旗杆顶上的滑轮里。这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经拆除，人上不去，也无法修理。这一刻让所有的人都窒息得喘不过气！

    消防队赶来了，但云梯与旗杆顶也差了几米。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急中生智叫来搭彩棚的兄弟，他们二话不说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取下那块红布。

    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目睹了这一切，也暗自出了身冷汗：这一幕如果发生在开国大典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为提前到来的不幸感到万幸。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人们重新清理升旗的每一个环节，在双路供电的基础上，又设置了人工升旗的方案。

    一个人工升旗预备队在子夜成立。为了确保国旗安全，华北军区二纵队干部学校战士李元普和他的战友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旗杆下站岗。于是，李元普就有了“新中国第一名国旗卫士”的殊荣。一切都来的这样偶然而突然，以至许多年之后，这位农村娃还感到是在做梦。

    第二天的开国大典上，幸运之神又一次光顾了林治远。升国旗时他被安排站在毛泽东的身后，以防升旗时发生意外。那一刻，一个清瘦、戴着眼镜的年轻面孔，出现在毛泽东右侧。许多镜头抓住了这一瞬间，但人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陌生人究竟是谁。

    林治远是为数不多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幸运者。

    或许，林治远的一生都平淡无奇，甚至没有激起过一朵浪花。但是，就是那根旗杆，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瞬，足可以照亮他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根旗杆居然在天安门广场挺立了42年，直到1991年才被更换。

    四、清朝扎灯老艺人为开国大典救急

    明清时期天安门城楼上是没有灯笼的。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设计的是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他们一开始就想到了在城楼上十根廊柱间，挂上八盏大红灯笼。那是中华民族节庆最热眼的吉祥物。

    灯笼与中国人生活息息相连，庙宇中、屋檐下、客厅里，处处都有灯笼。翻阅史册，在中国，灯笼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纸灯笼又是在东汉纸发明之后。中国的灯笼，不仅用以照明，往往也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喜庆和人丁兴旺。唐开元年间，为了庆祝国泰民安，乃扎结花灯，借助闪烁不定的灯光，象征“彩龙兆祥，民阜国强”，花灯风气从此广为流行。

    据传，早年私塾正月开学时，家长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由老师点亮，象征学生的前途一片光明，称为“开灯”。后来就由此演变成元宵节提灯笼的习俗。

    北京人同样与灯笼有不解之缘，东单与东四间的灯市口胡同，在明清时是盛极一时的灯市，每晚都是灯火辉煌，人头攒动，胡同因此得名。

    在众多灯笼品种中，大红灯笼尤为受宠：那丰盈的球体造型，寓意着圆圆满满；那鲜艳的中国红庄重、深邃，给人以力量、蕴蓄着无限美好的期待。

    舞美队的创意立即得到周恩来的批准。按照设计，每盏宫灯高达2.23米，直径2.25米，周长8.05米，重80公斤。如此巨大的宫灯谁能做，又到哪里买？刚刚进驻北京的舞美队设计师们两眼一抹黑，他们跑遍京城，一无所获。仅有的几个宫灯厂连见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别说扎灯了。是啊，连年的内乱，命都难保，谁还有心思挂红灯啊。然而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

    他们最后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走进故宫博物院，想在那里找到蛛丝马迹。果然，从重重叠叠的清宫档案里查到一位扎灯老艺人，就住在西城丰盛胡同。掐指一算，艺人已70多岁。

    他们终于找到老人，而且仍然十分健朗，真是苍天保佑！老人沉思了片刻，痛快地答应了，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带两个徒弟，就在城楼上制作；二是由于时间关系只做灯，云头和流苏另找别人。这位古稀老人率领徒弟吃住都在城楼上，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博弈。或许，他的一生都是奉命扎灯，他忠诚孝奉的是自己的国家，是延绵两千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技艺。当新中国需要他时，便毅然挺身而出。想必他的技艺已是炉火纯青，甚至登峰造极，不然清宫史册也不会留有他的踪影。

    9月30日，八盏中国史上最大的宫灯诞生了。明天，它们将站在世界的面前展示自己的美丽容颜，讲述着一个全新国度的故事。

    然而关于八盏宫灯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让人吃惊的是这八盏宫灯竟在天安门上悬挂了45年！料想那时不会有“三包”的承诺，中国传统技艺的高超，老人精湛完美的制作，会令任何承诺都黯然失色！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城楼上的八盏红灯被新型折叠式灯笼取代。其中的三对由天安门管委会和博物馆收藏，另一对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拍卖所得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拍卖宫灯立即成为社会的热点新闻。1995年2月19日，拍卖大厅座无虚席。竞拍十分激烈，起拍价从10万元开始，一路飙升，只用了7分钟，就以1380万元的天价成交！

    人们用惊异的目光看着竞拍得手的宣国宜。这位38岁种棉花出身的宁波农民，如今是北京中华百亭鱼乐园的老板。他还有着十分耀眼的头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他因拍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演播厅，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宣国宜袒露了自己的心扉：“中国文物是无价之宝，这对与共和国共同走过45年的宫灯，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不能简单地用钱来衡量的。”他说，这对宫灯将留在北京，挂在鱼乐园的门楼上，让全国人民和海外人士参观。他最后诚恳地告白：“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会好好照看这对有特殊意义的宫灯的。”

    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宫灯的故事时，是无法忘记那位扎灯老人的，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姓名，或是留下了周围的人却淡忘了。今天，老人或许早已作古，像这样为共和国添砖加瓦而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不是开国元勋，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同样是中国的脊梁。

    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五、为防空袭，大典在下午3时开始

    由于当时国内外局势扑朔迷离，开国大典举办的日期和具体时间，始终都是高度机密。其实很长时间，中共高层对此事都难以定夺。外界更是如堕五里雾中，疑云重重。

    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解放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喜庆的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首都的消息传开后，也有西方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5个小时了。这就造成了能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少而又少。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再加上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仅此而已。

    细心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为什么不是早上，而是下午3点？那可是个太阳开始西斜的时辰啊！

    原来，当时解放军已经进军到福建、湖南一线，但浙江地域的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岛上就有定海机场，那里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300公里左右。尽管一般战斗机到达不了，但还是在B-24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蒋介石曾派人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联系，希望能容许国民党空军飞机在其属地起降和加油。尽管李承晚拒绝了，但仍然让人不能放心。这一年的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北京南苑，投弹30枚，毁伤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

    不过，那时国民党空军的技术也不高明，尤其夜航能力差，轰炸机一般不敢夜间起降。如果企图空袭北京，必须上午起飞中午到达。

    假设是下午3点以后到达，恐怕要在天黑才能返回机场，这是国民党空军不敢为的事情。为此，开国大典从3点开始就安全得多。

    为预防万一，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布置了高射炮群，严阵以待。

    空军部队也做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给受阅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万一发生空袭，一律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包括受阅的2000匹战马！

    人们想不到的是，新中国开国的许多重要大事都是在大典举办之际才匆匆完成。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是10月1日下午2点在中南海勤政殿宣布成立，随后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选举、确定了政府的各位领导：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等等。这些领导人上任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立即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下午2点50分全体中央领导人已在城楼上各就其位。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东、西三座门（即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与南面长长的甬道，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会场。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起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五星形红灯笼，一望无际，成了旗帜和灯笼的海洋。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唯一的外宾观礼团，也就是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庄严的时刻即将来临，天本来是阴的，中午还下了点小雨，此时已经放晴。一切都是吉兆。随着那声浓重的湖南语音铿锵落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崭新时代扑面而来。近代以来饱受屈辱、已是遍体鳞伤的中华民族，有理由张开双臂欢迎到来的一切。

    六、飞机带弹受阅，世界阅兵史上第一回

    简洁的中央政府成立仪式过后，便是万众瞩目的大阅兵。尽管只有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但却组织起1.6万人的超大阅兵式。

    其实，中华民族对阅兵并不陌生。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如在齐桓公六年八月，曾举行“大阅”。“大阅者何？

    阅兵车也。”1974年3月挖掘出来的秦陵兵马俑，就很像古代阅兵的阵式。那时的阅兵，通常是在军队出征、凯旋或演习结束时，军事长官调集所辖军队进行检阅。和中国一样，古埃及、罗马、波斯等国在公元前也有了阅兵活动。

    中国最早的国庆阅兵是中华民国国庆阅兵，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0月10日便成为国庆日，每年都要组织庆祝活动。

    1913年10月10日上午，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登基。

    下午3时，他被用轿子抬上了天安门城楼，举行阅兵式，受阅士兵竟达两万人。这是天安门建成后，首次作为阅兵主席台举办阅兵。

    在开国大典上举行阅兵式，不仅能够振军威、壮国威，鼓舞士气，也是军队建设成就的一次大亮相。为此，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举行阅兵，并确定朱德总司令为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为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等两人为副总指挥。

    阅兵分列式是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步兵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相继跟进，自东向西受阅。整齐的步列，威严的气势，固然令人振奋，但他们所用的装备全部是外国货，可以说是一次万国武器博览会。

    时任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的李建回忆说，单是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美式、日式的许多种。这些武器装备，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来补充的。

    李建说特种部队受阅问题最多，例如，马拉下粪便怎么办，马失前蹄怎么办，坦克扒窝又怎么办……一切都想到了，一切又都有了应急措施。

    最受瞩目也最有眼缘的要算是空军飞机受阅了。那时的百姓能看到天上的飞机已是稀罕事，战斗机就更是见所未见了。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飞天梦，流传至今的“女娲补天”、“嫦娥奔月”，是民间津津乐道的最美丽传说。1909年9月21日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由冯如制造并驾驶，在美国的奥克兰市郊区试飞成功。这距美国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于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莱纳州基蒂霍克，驾驶世界第一架动力飞行器成功升空12秒，仅有不到6年的时间。1914年2月，北洋政府派出了4架飞机对白朗起义军进行侦察，这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将空军投入实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空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和来华助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美国人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一起保卫南京、武汉和昆明等城市，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也涌现出高志航和刘粹刚等空战英雄，在世界空战史上留下骄傲的一页。中国的“飞天梦”在20世纪上半叶是华丽的，紧随着世界发展的步伐。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11日成立，也就是说，在国庆阅兵时新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意义的空军部开国大典上，受阅装甲部队穿过长安左门进入天安门广场。

    队。那时的空军还很孱弱，组织一次空中受阅还真有点捉襟见肘。

    经过左挑右选，能够升空受阅的只有17架飞机，其中包括：9架P-51型战斗机，2架蚊式战斗机，3架C-46型运输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2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17架飞机竟有5种机型，飞行速度相差很大。两种战斗机的时速是600公里，L-5型通讯联络机和PT-19型初级教练机的时速不足200公里。但通过天安门时必须队列整齐、分秒不差，与地面的坦克队列相呼应，难度相当大。

    问题还不止这些——17架飞机要形成机群受阅也未免过于单薄。

    有人突发奇想：9架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后，再调转机头从天安门北侧绕回到建国门，重新飞临天安门受阅，其阵势不就威武了许多！这个方案很快得到批准。那时，无论文字还是图像报道，开国大典通过天安门的机群都是26架，殊不知里面暗藏着少有人知的玄机。

    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安排，为了预防空袭，其中有4架受阅飞机是荷弹飞行。众所周知，这是阅兵之大忌，在世界阅兵史上从未有过。荷弹通过天安门，是极为冒险而又不得不走的一招棋。

    2005年国庆前夕，记者采访了抗日战争“王牌飞行员”王延洲，这位有着传奇人生的老人已经85岁，回忆起1949年的国庆阅兵恍如昨日，仍然兴奋不已。

    王延洲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后在美国学习飞行。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是国民党二十九军佟麟阁将军的部下。在北京西苑机场阻击战中，佟麟阁英勇战死，王延洲和4名战友突破3000名日军的合围，侥幸生存。此后他加入陈纳德的飞虎队，先后击落5架日本飞机，8次穿越被称为飞行禁区的“驼峰航线”，成为为数不多的中国“王牌飞行员”。

    王延洲回忆说，为了解决飞行速度不一致的问题，开国大典前，他们经过反复摸索和精确计算，决定起飞的时间按照先小后大、先慢后快顺序，同时还专门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经过多次合练后，可以保证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

    下午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负责人油江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看见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当9架领航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油江再次下达命令：“9架P-51再通过天安门一次。”队长按照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第二次飞越天安门上空。

    “从时间上看，我们再次通过天安门时，正好尾随方槐领队的L-5型和PT-19型飞机之后，配合得恰到好处。”王延洲面带笑容，开心地说。

    2012年4月王延洲走完92岁的人生旅程，他留下一部《一位空战老人的非凡人生》。那里面可以听到他冲破蓝天的呼啸，也可以看到共和国空军最初蹒跚而又勇敢的步履。

    七、美国上校偷拍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乃一国开天辟地的第一大事，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多文字记入正史之中。然而仍有众多的逸闻趣事，遗落在正史的夹缝间。如果掸去时间的灰尘，再去品味那些被忽略的点点滴滴，应该会有不同寻开国大典上，受阅空军机群正整装待发。

    常的味道。对于新中国政权而言，美国，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字眼。在1946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的生死博弈中，美国政府仅给予国民党军队的物资支援就达十亿美元。国共之间的较量站在一个倾斜的天平上。

    开国大典刚刚开始不久，负责警戒和保卫的公安人员就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围墙附近，频频进行拍摄。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于民国时期设立，解放军占领北平后，领事馆于1949年4月1日就关闭了，但工作人员并没有都走。领事馆位于东交民巷紧邻天安门广场处，开国大典可以尽收眼底。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

    考虑到这些复杂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是否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聂荣臻走近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简单明了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式能让他随便拍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

    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据说，美国报刊后来发表的开国大典照片主要都是包瑞德所拍。

    不可否认，作为军人包瑞德偷拍开国大典有其不可掩饰的军事目的。出于职业操守，包上校的胆识非同一般。而毛泽东面对颇具挑衅意味的偷拍，却网开一面，人们自然会读到这样的信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想把中美友好的大门关闭，或许不驱逐包瑞德便是向美国传达某种友好信息。然而天不作美，中美关系竟然一冻22年。直到1971年，小小的乒乓球才把两个大国的国门轰然推开。

    与美国人偷拍恰恰相反，苏联摄影师被授权可以自由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按他们的指令做一些配合。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宽广的位置，为他们搭建了专用的高台。天安门下，还有一部小吉普专供使用。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不久前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的是彩色电影，当时就连中共高层几乎都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那时，新中国的摄影师不管是技术还是设备都很差，难以胜任开国大典的拍摄任务。

    笼罩着神秘色彩的苏联老大哥们干劲很足，跑上跑下，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均匀而轻快的嗒嗒声，像是唱着耳熟能详的《红莓花儿开》。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然后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所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翠明庄宾馆。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拍摄的珍贵底片都存放在一个房间里。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开国大典结束后的第三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突然起火！几十本胶片瞬间被烧成了灰烬，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胶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年轻的苏联摄影师在宾馆里失声痛哭。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没有说话。因为那是唯一一部全面反映开国大典的纪录片啊！

    聊以慰藉的是，从延安来的几名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虽然也收录了一些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但与老大哥们所拍相差甚远。这就是人们只能断断续续看到一些黑白片段的缘由。

    为挽回颜面，时隔不久斯大林又派来一支摄影队，拍了一部中苏友好的纪录片，据说还特地授予了斯大林文艺奖。这种急切示好的热情，让人感到发烫。此后中苏关系急剧升温，然而几年之后，情况有变，中苏关系交恶跨越了30多年的冰冻期，直到20世纪末期，伏尔加河与黄河之间才泛出了绿意。

    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开国大典仅仅过了8个月，也就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连同这一年国庆节前夕发生的美国间谍密谋“炮击天安门事件”，把中美关系彻底推向深渊。

    1950年9月18日，日本人山口隆一在寄往东京的信中，夹着一张炮击天安门的绘图。图中有两个炮击目标：其一，炮弹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屋顶；其二，炮弹的抛物线指向主席台中央。根据群众检举和公安部门侦查，认定是意大利籍美国间谍李安东和日本籍美国间谍山口隆一共谋的“武装暴乱”。他们企图在10月1日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击天安门，“想做冒险的射击”，声称“只有冒险才有希望”。9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逮捕。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昨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人民日报》同时还刊登了间谍的七件罪证和起诉书。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刊登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暴动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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