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3日，人们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兴奋之中，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就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会议。这似乎是一个与天安门没有太大干系的会议，然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却让天安门意想不到——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天安门一带，北京的城市发展将以天安门为中心。这个看似并没有特殊意义的决议，却在以后城市发展中显现出非同一般的分量。
从1949年10月开始，北京进入改天换地的时代，经济发展就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一样急速旋转。谁也无法预知未来的北京，谁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然而不管如何，北京的城市发展都要以天安门为中心。
这个决议使天安门不仅在城市建设发展上，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显赫，而且与日俱增。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北京建设了6条大环路，其圆心就是天安门。北京城面积扩展了十几倍，其中心还是天安门。
然而，在这次城市规划会议上，所做出关于天安门的决议并非众望所归，期间波澜骤起，异见双方唇枪舌剑。
持反对意见的是着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他学贯中西，不仅是中国古建筑史学和理论的开创者，也是把中国古建筑推介给世界的第一人。当新中国降临时，梁思成高兴得像个孩子——“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中度过”。他和夫人林徽因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参加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其实，早在开国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派人来到清华大学，请梁思成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保护文物之用。梁思成在《简目》中提到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全部”。他认为北京古城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破坏。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应该全部保留下来。作为北京市都市都设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旗帜鲜明地在规划会上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应该把中央行政中心迁到五棵松地区一带，避开古城，建设一个新城。如果把天安门作为城市中心，今后城市建设将会遇到一系列麻烦。
留英学者陈占祥赞同梁思成的设计思想，不过他建议，把新行政中心建在离古城区稍近一点的复兴门外三里河一带，让新、旧城区连接在一起。他还大胆设想，效仿旧城中海、南海、北海之于故宫，将钓鱼台、八一湖以及莲花池纳入新城中心区规划。梁思成最终修正了自己的意见，同意陈氏方案。
而更多的人，特别是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应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像莫斯科的红场一样，成为国家的象征。挪至郊外建设新城是不经济的，是一种浪费，当时的国力也难以承受。更何况，天安门广场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群众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把首都的中心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接受的。
显然，苏联专家是要在北京克隆一个莫斯科红场。当时，苏联老大哥的意见常常是一呼百应，人们的思维，把政治视作决策的第一标尺。加之当时另建新城确实也不具备条件，“梁陈方案”没有任何悬念地被否定了。
梁思成和陈占祥并没有就此罢休，会议结束不久，在1950年2月他们联合上书，奉交了《关于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的意见》，结果石沉大海。
根据这次会议的指导精神，两年后出台了《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北京决心沿着这个轨道加快步伐。
规划会议的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到21世纪初北京都是按照这一决议的基本原则发展城市建设。然而诸多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城市交通拥堵成为难解之题；城区功能过多、人口过于集中；大片的古城区被拆除，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痛；城区环境恶化、污染严重；人们住房拥挤，城中心房价奇高……
梁思成的预言不幸应验，众多难题让这座城市前进的双脚像坠上了铅坨。21世纪初，规划部门终于从“单中心——摊大饼的发展方式”中惊醒，一个“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规划艰难出炉。
体态庞大的航空母舰要调头了，人们怀着沉甸甸的心情期待着。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扩建曾引起一场激辩
新中国建立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一直就是中央和北京市领导案头的重要议题。如何扩建，到底多大的面积合适，开了多次会议都是议而难决。中国和苏联专家先后端出几十个方案，也都没有了下文。
顶层设计的难产，让天安门的扩建不得不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
最为迫切的就是天安门前的交通问题，人们把矛盾的焦点对准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拆除的呼声日盛。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进入天安门和紫禁城的必经之门。它们是中国古建筑三阙券门的经典之作，不仅具有极珍贵的文物价值，在梁思成看来，它们也是北京城的精华——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
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1952年8月11日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在拆与不拆的激烈碰撞中，梁思成再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众多军人投诉说：“三座门（长安左、右门的别称）严重影响了国庆游行队伍的速度，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让他们十分气愤。”
三轮车工人也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因三座门的存在引发了诸多交通事故。
梁思成却有另外的观点：“解决交通问题的关键是加强交通管理和改善交叉路口，而不是拆除文物。”他激动地挥着手臂说：“长安左门是我的左臂，长安右门就是我的右臂！”
无情的现实终于让梁思成哑口无言，最终投票表决——梁思成完败！
早已等在两座门旁边的施工队，得到票决消息立即挥锹抡镐，只一夜功夫，两座挺立了近六百年的“三座门”，就被夷为平地，永远消失在天安门前。
——拆毁现场梁思成落下了眼泪。
1955年又拆除了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使南面得以扩充，面积达到近12公顷，广场地面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扩建，整个广场豁亮多了。
三、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迎来史上最大规模扩建
1959年，人民共和国点土成金的岁月。
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扩建是在极为特殊的国内外局势下启动的。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冰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东欧危机、莫斯科会议……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事件相继发生。中苏双方也逐渐交恶，中国不再对苏联老大哥顶礼膜拜。现在，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走，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将会自由、自主地展示中国人的理念和智慧。
在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陆续收官。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大跃进的狂飙随之席卷全国，人们的大脑已经到了发烫的地步。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扩建，正是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冲天豪气中拉开帷幕。
10周年国庆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日子——那是个把酒庆功，展示社会主义锦绣今天的最佳时机。而天安门无疑将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成为万众瞩目之地。
显然，眼下的天安门广场，很难肩负起共和国第一个10周年大庆的重任：逼仄的空间，陈旧的配套建筑，不仅无法与天安门相匹配，更无法承载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繁盛与伟大。
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个难以入眠的日子——社会主义道路阳光灿烂，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
1958年8月，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召开，扩建天安门广场成为重要的决定之一。
北京市立即启动了扩建的各项工作。不过，时间太紧了！总共也就是一年，要完成规划、设计、建设各个程序。在天安门广场动土，那可是天大的事啊！更何况是要建设一系列时代纪念碑式的重大建筑，其政治内涵、艺术特色和质量标准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稍有闪失就将成为千夫所指。
按照常规，这是个不可思议、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9月，全国一千多名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如火如荼展开。
此时，全党全民正大炼钢铁、大办农业，主要工业产品发誓要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遍地都是炼钢炉，亩产几十万斤小麦的豪言处处可闻，共和国的人气超旺。
“放卫星”是那时最时髦的语言。难道天安门广场扩建就不能放卫星？中央多次提出要反“右倾”，谁都不愿意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被割掉。面对如此紧密的日程，如此重大的工程，各级领导以及设计师、工程师们没有一个发憷。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10月初，经过无数轮次的讨论和淘汰，天安门广场扩建的思路基本厘清：其一，天安门象征着中国，广场周围的建筑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其二，广场的规模，以毛泽东建成“百万人广场”的批示为指南，既要满足政治活动的需要，又要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气魄。其三，广场的布局：曾有多种方案角逐，难分伯仲，最后有三种脱颖而出。“品”字形方案——大会堂在中轴线正阳门外，纪念碑左右分别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四”字方案——以纪念碑为中心，碑北，广场之西为大会堂，广场之东为国家歌剧院，碑南，广场东西分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二”字形——以纪念碑为中心，西为大会堂，东为博物馆，东西两侧建筑物以纪念碑为轴线。
12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天安门广场规划和施工方案：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第一批建设工程项目，大会堂在广场西侧，两个博物馆在东侧。其中将万人礼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一”建成一个人民大会堂，两个博物馆合为一个建筑。国家歌剧院在最后时刻被拿掉。
10个月，能干什么呢？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那年月，北京人齐心着呢。各单位轮番派人去支援，没有劳务费，车马费，也没有伙食补贴，甚至连口水都不喝，干完活人就消失了。
时任《诗刊》杂志社编委、党支部书记的着名诗人沙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他当时曾率领《诗刊》社全体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工地支援建设。反右斗争的火焰刚刚熄灭，不少知识文化界的名人受到批评。现在“左”、“右”已经泾渭分明，人们的心绪渐渐平复，大家希望做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机会来证明自己，释放积蓄已久的爱国热情。更何况，到人民大会堂这样重要的工程干活是一种政治待遇。
工地上人山人海，都是全市各单位选派来的。当然，志愿者只能干些辅助工作，清扫渣石，挑土搬砖。人人都汗流浃背，谁也不肯休息，所有的人都以能为工程添砖加瓦而自豪，都为能融汇到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而荣幸。那是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个人是渺小的，金钱是污秽的，每个人都会自觉地打磨掉性格的棱角，涤荡龌龊的“小我”。
回到单位，《诗刊》社的编辑们一直兴奋了好几天。大家觉得，身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味道少了，和工农兵的感情更深了。
“打一场人民战争”，很长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制胜的法宝。
国庆前夕，神话终于诞生了，人民大会堂、两个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奇迹般地伫立在广场上，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后，众多的教科书和专着都极力推崇中国独有的建设方式——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并把天安门广场扩建作为成功的典型案例。
扩建后的广场，从天安门至正阳门南北长度为880米，东西宽度为500米，总面积40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让人惊异的是，早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恰巧位于整个方形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这次扩建把途经天安门广场的各种电线全部拆除，一律埋入地下，这也是北京的第一条地下输电管线。广场的路面由大块花岗石铺成，不仅经得起60吨坦克的碾压，还达到“一块板”的高平整度，战争时能够起降飞机。56个九球莲花灯在广场上亭亭玉立，油松、立柳、元宝枫以及一块块草坪在庄严中平添了几许温柔。
天安门广场的第二次扩建工程是完美的。整个广场的布局，几座建筑的设计，与天安门的风格遥相呼应。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人们还是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不过在讨论规划的时候，也曾发生让人心跳的事情，拆除正阳门和前门箭楼的呼声一度高涨。那些人认为前门地区交通拥堵严重，正阳门和箭楼挡住了人流和车流，是罪魁祸首。如果拆除两楼，马路展宽，不仅可以解决前门一带的交通拥堵，也可以分流天安门前长安街上的车辆。
此论惊动了周恩来，他亲自实地考察，当即否定了拆除论。正阳门和箭楼算是躲过一劫。
相比而言，着名的中华门就没那么幸运了。
中华门建于明永乐年间，在正阳门北侧，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边、毛主席纪念堂一带，位于中轴线上。建成时，因是皇城的正南门，古人又以南方为尊贵，所以享有“国门”的地位。它的名称随朝代的更替而变化，明代时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名为中华门。
中华门不是城楼，而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所谓歇山顶是由一个主脊、八个垂脊组成的屋顶，天安门也是歇山顶，只不过是重檐而已。在封建建筑规制中，歇山顶仅次于太和殿的庑殿式屋顶，足见中华门地位之高。
作为皇城与市井的分界，中华门建筑风格庄严厚重，据《大清会典》记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明朝时这里曾是闹市街道，俗称“棋盘街”，门外有下马碑，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门内就是皇家御道，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龙车凤辇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过。清朝时，在皇帝大婚时，只有皇后的轿子才能从大清门进入紫禁城，其他嫔妃的轿子只能通过后门神武门进入。
谈到中华门，还有一事值得一说。大清时门匾的材质是石头的，“大清门”三个字是用青金石琢制而成，镶嵌在石中。中华民国成立后，选定了在1912年10月9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周年庆典的前夕，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原本的构想是把石匾拆下，翻用背面刻上“中华门”即可。但是待将石匾拆下后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使用了这个办法。所以只好重新赶制了一块木匾，请人题写“中华门”三字，挂于檐下。
对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中华门这些中国不可复制的瑰宝相继被拆，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生前多次感叹：“如果这一片古迹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唯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古迹群，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啊！”
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扩建，诞生了一部新的神话，却也“撞伤”了一部旧的神话。不过，新神话人类有充裕的时间去创造，旧神话一旦消失就再也无法复生。
四、广场的第三次扩建完全是个意外
国庆10周年后，天安门广场的进一步发展规划仍在不断进行着探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地段，中华门被拆除了，广场南部建筑的性质、平面布局以及立体轮廓如何定位，正阳门到底是拆还是不拆，交通问题究竟如何解决……这诸多疑问令规划部门颇为纠结，成为讨论桌上永远炒不熟也嚼不透的一盘菜。
有人主张“收”，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树一座高于人民大会堂和博物馆的建筑物，使广场南部形成封口。有人主张“放”，无须“收口”，开放式更令人遐想，就像中国画的留白。两种意见相左，谁也无法“吃”掉谁，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收”与“放”的问题就被打入冷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决定兴建一座纪念堂。
起初人们并没有把纪念堂建在广场上的想法，或者说持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希望纪念堂建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9月中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八个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师及工人技师，奉调火速进京，组成了选址设计组。
他们先是提出了“水上日出”的方案：在波光粼粼的水岸建设纪念堂，每天一轮红日跃出水面，霞光铺满万里云天。选址组里肯定有诗人，不然怎会有如此浪漫的遐想？于是，他们四处奔波，寻找水面。遗憾的是北京是一个缺水之城，即使是中南海、昆明湖也难以呈现出气势博大的日出景观。现实与人们浪漫的畅想差之千里。
选址组很快又组合出一个“山顶红星”的方案：让毛泽东卧于苍松翠柏之中，像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高悬天际。选址组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登山，一座又一座：香山，景山，玉泉山……当时已是初秋，萧瑟的秋风在山中呼啸，颇有几分凉意。北京不比南京中山陵，那里即使是冬季也温润可人。可以想象，这个方案也被放弃了。
有人建议，把故宫的午门拆掉，纪念堂建在午门的前面，这里有充裕的地盘可以大兴土木；也有人主张建在中南海的瀛台，那里水绿天蓝，是新中国的心脏，让伟人永远谛听着祖国的脉跳……
当时所有关于设计、规划的讨论都是高级机密。前门饭店有一层楼朝西的半层被设计组占用。时任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副组长的袁镜身回忆说，设计组的设计要报给总指挥部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再由他们上报，等待最终决策。这个总指挥部设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为了对外联系方便和保密，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又叫“九办”。那时保密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关于“伟人”的消息都要由中央高层统一把控，以防“阶级敌人”钻空子。
“我记得我们的方案加上地方报送的方案一共是107个，领导都看过一遍，然后说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比如说，毛主席是要活在人民心中，不要给他做陵园，不要给他做墓碑，要给他做一个纪念堂。
在这时候，纪念堂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肯定下来。”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设计组，只有30多岁。
不知道召开了多少次座谈会，也不知道征询了多少有识之士，在众说纷纭的迷雾中，把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一说逐渐占了上风，随即征服了大多数。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做出把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但是具体位置究竟在哪儿更合适，又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难题。不过这次有三个方案得到了更多的青睐：①纪念堂紧靠正阳门，让纪念堂前有一片开阔绿地，不仅凸显气势，也可供人们瞻仰息憩。但是高大的正阳门，会给人压倒纪念堂的错觉。②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使天安门与纪念堂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而纪念碑就如同一座天平的支点。不过由于纪念堂置身广场的南端，穿梭的车辆和人群会使其失去宁静。③纪念堂紧靠纪念碑，使伟人的英灵与万千英烈紧紧相依。然而，这样的设计会使两个不同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含义。让人揪心的是正阳门再次跌至被拆除的边缘，周恩来已经逝世，谁能站出来保护正阳门呢？
幸好这次的论证比较理性。
人们列举了足够的理由说明正阳门存在的必要性：它是北京规模最大，且仅存并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它与天安门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了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它的存在可以使得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眺望纪念堂，好像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
最终，正阳门得以保留。
纪念堂的位置终于“落听”：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正中，等距各200米，也就是接近原中华门的位置。
这儿肯定是一方特殊的风水宝地，拥有极佳的地理几何位置，不然，中华门和纪念堂相距数百年，为何不约而同都选择了这里？或许是同祖同宗的中华儿女，永恒不变的审美理念使然。
纪念堂建设速度惊人，从1976年11月24日的奠基仪式到1977年5月24日正式竣工，仅仅用了6个月时间。马国馨回忆说，因为所有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是24小时昼夜加班。考虑到建设人员的辛苦，经中央批准，指挥部可以给参与成员发一次奖金。在调查了各单位的平均工资之后，确定的奖金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20块钱。当时马国馨的月工资是55块钱，这是一名本科毕业生的国家规定工资，一名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是37块5毛钱。但最终还是有很多单位，在党委开会认真讨论后拒绝了指挥部的奖金。“开会时，大家讨论说，在全国各地都在为纪念堂建设做贡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20块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作为加班费，应该拿奖金。”
当时人们的生活都很拮据，除了维持日常所需的最低消费，再无其他奢求，即便是37块5毛钱，也足够了，大家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富足”。注重吃穿和享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样的人既不能入团，也不能入党，被大多数人所不齿。那些夜以继日为建设纪念堂操劳而拒绝奖金的人们，是真心诚意的。
在建设纪念堂的同时，还拆除了纪念碑南面的花木树丛，将广场东西侧路向南一直通向前门东、西大街。至此，一个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做辐射状的庞大建筑群定型，天安门广场作为新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显出来。
这是一个难以匹敌的广场：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东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面积达44万平方米，可容纳10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广场中央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广场西侧是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侧是两座建于l4世纪的古代城楼——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天安门两边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整个广场宏伟壮观、整齐对称、浑然一体。
天安门广场因此也摘下“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桂冠。
五、聚焦天安门广场
1．天安门：中国建筑美学的集大成者
天安门的誉美之词普天下，除了它的皇家血统，显赫的履历，其自身究竟有何超凡脱俗之处？如果用建筑学和美学的放大镜或是显微镜来审视它，用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标尺来度量它，也许能获取它长盛不衰的原因。
城楼上究竟隐含着多少神秘的信息
不仅在中国，就是全世界，天安门的知名度都可加入顶级之列。
在世界范围，有一个必备的常识：看到塔桥，就想到英国；看到埃菲尔铁塔，就想到法国；看到巴特农神庙，就想到希腊；看到柏林墙，就想到德国；看到自由女神像，就想到美国；看到比萨斜塔，就想到意大利……毫无疑问，看到天安门，就会想到中国。那些伟大的建筑，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可替代的符号和标志。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是个骑行爱好者。1974至1975年在北京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期间，与妻子一起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并特地在天安门前合影，表示对中国的友好。这张照片立即被世界各大报刊转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那时中美关系还处于乍暖还寒时节，人们从中获取了值得期待的信息。1989年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前，照片中那张标志性笑脸笑得更为灿烂，显然中美两国已经冰释前嫌。看来这位政治家，比一般人更懂得天安门在世界的分量。
而在中国，孩子刚刚咿呀学语，父母就会拿来天安门的图片教他识认；在幼儿园，毫无例外地要学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这个词，几乎会伴随每个中国人的一生。但是，除了“红墙黄瓦”、“高大宏伟”，人们还知道什么？它身上极为丰富的历史、政治、文化等等各种信息究竟发现了多少，又读懂了多少？遗憾的是在众多人的脑海里，需要填补的空白太多了。
中国人讲究方位和风水，天安门可谓得天独厚，前面有金水河，背依北京城的制高点景山。这是元代开朝元勋、易经大师刘秉忠经过精心测算，而最终亲定的皇城所在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将这一风水宝地进一步完善。
天安门位于北京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的交界处，居北京乃至中国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仅这个地界就令人敬畏。“中”字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代表不偏、中正、好的意思，恰是中国人所崇尚的“大道”的核心思想。何为大道？仁爱、友善、宽恕、和平……能够居中者必是一方圣地，居中的人也必是圣人也。因此，天安门的“伟大”，已远远超越建筑外观和地理位置的层面，占据着一个民族最神圣的核心理念之高地。天安门一重重扑朔迷离的光环也就随之而来。
天安门的建筑组合也是中国古代最佳、最完备的——城楼、金水河、五座汉白玉桥、一对汉白玉华表与两对石狮。它们错落有致，动静相宜，各自均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文化意蕴，又巧妙地融合为一。
天安门总高33.7米，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是古代京城最高的建筑。天安门的城台是由须弥座和砖石组成。“须弥座”之称源自印度，用来安置菩萨像的台座。在印度古代传说中，须弥山（亦指喜马拉雅山）是世界的中心。以喜马拉雅山为基座的天安门不仅足够坚固和巍峨，其地位也非同一般。天安门的须弥座高1.59米，砖台高3米，用每块42公斤的砖石砌成，砖石间灌以石灰汁，人称“万年牢”。
天安门城楼的门洞共有五个。“五”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最好的数字之一，因为它囊括了天下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也囊括了大自然金、木、水、火、土所有的元素。五个门洞皆为券形（即上端呈圆弧状），且大小不一。中间的最宽，高8.82米、宽5.25米，专供皇帝通行。旁边的门洞依次为4.43米、3.38米宽。鲜为人知的是中间大门的名字为天安门，整个城楼和广场的称谓皆源于此，都是沾了大门洞的光！五个门洞均安有两扇朱红大门，门上各饰有铜镀金钉81颗。门钉有三个作用：一个是装饰，一个是代表等级，再一个起加固大门之用。自清朝起，对门钉的数量和排列作了严格规定：皇家建筑，每扇门的门钉是横九路、竖九路，一共九九八十一颗钉。九是阳数之极，象征帝王最高的地位；亲王的门钉为七路乘九路，王府的门钉是七路乘七路，再往下就是五路乘五路。这是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如果哪扇寒门胆敢钉上81颗铜钉，那是要受到严惩的。
天安门城楼的大殿为重檐歇山式屋顶，有正脊一条，正脊的两端是一对华丽的龙形琉璃装饰物，称为龙吻（又称大吻或正吻），另有垂脊八条，在垂脊顶端各有一条龙吻，故有“九脊封十龙”的说法。
歇山建筑屋面峻拔陡峭，四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气势非凡，它既有庑殿建筑雄浑的气势，又有攒尖建筑俏丽的风格。
在八条垂脊上各有十个栩栩如生的仙人走兽，为古代建筑规格最高。最前面的是“骑鸡仙人”，之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等九种形态各异的走兽。这些小兽有着各自的寓意，皆用于象征祥瑞、避邪防灾。老实说，小兽的面目个个狰狞，让人恐惧。天安门为何用狰狞的禽兽来辟邪呢？难道奉天之命统领天下的皇帝不足以驱邪吗？着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他那部被称为中国当代美学“圣经”的《美的历程》专着中有精辟的论述：“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显然，皇帝的内心也是虚弱的。他不仅要靠外力给自己壮胆，也要靠外力来麻痹、威慑百姓。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结构为木质，与石质的西方建筑相比更显温情。天安门大殿的飞檐下是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排列有序的斗拱和梁枋。斗拱为我国传统木构架体系中独有，是斗形木弓形横木组成的具有翘、昂、拱特点的木制构件。梁枋又分额枋、檐枋，斗拱下面是额枋，上面有彩画和金龙图案，柱子之间的构件叫檐枋，绘有金龙和玺图案。如此复杂、精美的结构让人叹为观止，面对古人高超的技艺，今人只能望其项背。
天安门城楼大殿内，有60根直径为92厘米的红漆木柱，像是红色的森林，承受着屋顶建筑大部分重力。正面的36扇门窗为中国传统的菱花格式，屋顶上的天花藻井画的是团龙图案，在殿厅堂纵横交错的梁枋上绘的是金龙和玺彩绘；17盏古雅的大型宫灯，最大的那盏称为主灯，有8个面，全高6米，直径2.8米，重约450公斤；其余16盏为6个面的辅灯，每个高6米，直径2.2米，重约350公斤。每盏灯的上角各有一盏伞形小灯。密扎扎的红柱、宫灯，不仅让人笼罩在浓重的民族文化氛围中，也让人为皇家的森严和神秘产生敬畏。
天安门城楼最抢眼的是楼身大面积的红色，它给人以强烈的难以忘却的视觉刺激。中国人从开天辟地的老祖宗那时起就喜欢红色——为什么？李泽厚是这样解释的：“北京的山顶洞人穿戴都是用赤铁矿染过的红色，尸体旁撒红粉。”“红色不仅能使他们的官能感到愉快，其中已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和理解。”不是吗，中国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大都离不开红色和火，许多神话传说也与红色有关，例如“燧人氏钻木取火”、“后羿射日”等等。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贯穿了五千年文明史，人们的生活处处被红色所浸染：红喜字、红对联、红窗花、红绸子、红头绳……时至当代又有了新的演绎：国旗是红色的、军旗是红色的、红领巾、红团徽、红党徽；“文革”时期的红色情结更是登峰造极：红太阳、红海洋、红宝书、红卫兵、红领章……红色象征着革命、胜利和未来，能够吞噬、横扫一切。
天安门连同紫禁城被红色所主宰也就理所当然了。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对色彩认知的差异巨大。欧美人更喜欢白色或灰色，例如，白宫是白色的，教堂大部分都是灰色的，卢浮宫也是灰色的，在他们心目中白色或灰色更显庄重和神圣。英国人最喜欢白色，那是高贵与圣洁的象征。网球最初是贵族的游戏，具有百年历史的温布尔登网球赛，要求男女运动员必须着白色球衣球裤（裙）登场，虽然时至21世纪，这个规定仍然不容更改。
如果有人提出把天安门改成白色，恐怕会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唯有红色才是至高无上的代表，这一认知已深植于一个民族的骨髓。
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天安门还是紫禁城中的诸多大殿，与中国的庙宇建筑形式如出一辙：平面铺开呈长方形，主建筑物并不高耸入云以寻求神秘，而是与其他建筑物相互配合和连接，在地面形成复杂的结构关系。西方的教堂建筑恰恰相反，它们每每都是单体的，其拼命向上的尖尖屋顶，给人以高深莫测的感觉，因为上帝在天上。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尽管天安门是老北京最高的建筑，但横向的长方形体态在某种程度上又稀释了它的高大，为什么是这种形式呢？李泽厚先生也有精到的论述：“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便已开始，它终于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人对方形、长方形就有独特的审美认知。李先生又说：“……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而自儒家替代宗教以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看来天安门的建筑形态并非建筑师们的一时灵感突现，而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伦理，一脉承继而来。
天安门建筑形式的绝妙，还可以从楼身与屋顶的完美关系中得到诠释。沉厚而规整的楼身固然示人以庄重和严肃，但简单的线条和造型不免有呆板之虞。这一切又全然被线条多变的屋顶所化解。应该承认，天安门的屋顶像个沉重的大帽子，很容易造成头重脚轻之象。然而高明的工匠只让屋顶四角的飞檐微微上翘，就使一切担忧化为乌有。这向上的一挺，形成了飞动轻快的曲线，使整个天安门获得了鲜明的节奏感和流动之美。
人字形大屋顶是中国式建筑的独特符号，也是世界建筑宝库的奇葩。梁思成就曾力主继承中国式大屋顶建筑，不赞成盲目崇拜西式建筑。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北京三里河地区，由梁思成主持建设的中国科学院大屋顶建筑群拔地而起。恰恰在这时他的大屋顶主张遭到严厉批判，称之是铺张浪费。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己的检查。正在建设中的大屋顶因此戛然而止，在雄伟的大屋顶群落中，至今还可以看到一两幢平顶高楼，那便是这场大批判留下的历史印痕。梁思成去世后，为大屋顶呼号的人越来越少。
金水河，一位柔情少女
天安门似乎是个雄性世界，粗犷、魁伟的体魄，一脸庄严、肃穆的表情。特别是依仗封建专制立身的它，更是令人生畏三分。
蒯祥确实是大师，敢在不可一世的皇城门前，添上一丝浪漫和柔情蜜意。犹如雄浑的交响乐中插进一段小夜曲。
——天安门城楼下，一条金水河紧紧相依，妩媚妙曼，像一位娇小可人的少女，而一座座金水桥恰似少女身上的银饰玉佩。
金水，乃天河银汉之意，是专供宫廷的用水。这条当年源自西郊玉泉山的水，千转百回才流到天子脚下。其实，在天安门南北两侧各有一条金水河，北侧的叫内金水河，南侧则是大家看到的外金水河。
外金水河上共有七座汉白玉石桥，中间的五座分别对着五个门洞。正中间的桥，明清时只有皇帝能走，故称“御路桥”。桥面玉石栏杆柱头的雕饰与众不同，全为蟠龙，而其他桥的雕饰是荷花。御路桥两边的桥叫“王公桥”，再两边的叫“品级桥”，一至三品的文武官员可以从这四座桥上走过。坐落在今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桥叫“公生桥”，是供四品以下官吏及各类杂役受招时使用的。
七座金水桥的设计匠心独具：洁白细腻的桥质，犹如女子娇嫩的肌肤；粼粼闪光的河水恰似清澈的明眸；那轻轻隆起的桥面，中间窄、两端宽的桥身，胜似女性媚人的曲线。
金水桥与天安门一样遭遇过太多的坎坷。各种脚步从她身上匆匆踏过，留下了骄横、粗暴和屈辱。然而金水桥和金水河依然洁白清澈，任何暴戾都不能将她玷污。
今天好了，那些数不清的脚步前来叩访，向她述说的是亲切和温情。
许多年轻恋人，愿意依偎在石栏边，许下“海枯石烂”的誓言；那些壮志怀胸的青年，则要在桥上寻找当年皇帝“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当然更多的人，是要把在桥上短暂的一瞬永远铭记在心，那是个能让心境顷刻间宁静下来，忘记世间一切忧烦的瞬间。
可以这样说，所有来到天安门的旅人，都会轻轻地走到桥上，因为金水桥和金水河，是大众的梦中情人。
徐荣轻巧地让华表搬家
华表和传媒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翻开历史厚重的册页，早在尧舜时期就能找见华表的踪影。那时为倾听百姓呼声，君主常常在路边树立一个“华表木”，也就是栽个木桩，上面横插个木板，既可以指路，百姓也可以把意见刻在上面。君主以此补察时政，泄导民情。应该说，华表木是为传达民意而诞生的，把华表木视作中国最早的传媒不算牵强吧。此外，那时的华表木还起着指路牌的作用。
然而，随着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相继确立，“民主”的华表木就渐渐消失了。其实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彻底废弃华表木，而是将其变身，雕满显示皇族权威的纹饰，成为皇家建筑的一种标志，也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标志。这个昔日为民而用的标志物，就这样沦为张扬统治阶级意志的“护身符”了。
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华表，是皇家华表的经典。
华表的柱身呈八角形，高9.57米，一条巨龙盘旋而上，龙身外布满云纹，汉白玉的石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真有巨龙凌空飞腾的气势。柱身上方横插一块云板，上面雕满祥云。
华表的基座为须弥座，在基座外添加了一圈石栏杆，栏杆的四角石柱上各有一只小石狮，将华表烘托得更加高耸、庄严。
最引人瞩目的要算是华表顶端的蹲兽——犼。相传犼是龙王的儿子，是一种形似犬的瑞兽，有守望的习惯。天安门前的一对犼面向南方，正仰天长啸，被视为上传天意。也有人解释为在“望君归”，希望皇帝不要久出不回。是担忧外出不安全，还是久不理朝政恐引宫廷内乱，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皇帝有这两尊瑞兽的护佑，心里就踏实多了。
1950年为扩展天安门广场，需要把一对华表分别向北移6米，而每个华表竟有20吨重！一切机械工具都无从下手，因为国宝的全身都是精致的雕刻。幸好，有人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徐荣”这个名字。他是紫禁城的搭材匠，15岁就进入了内务府营造司房库，其祖上五代都为宫廷建筑搭架子，在帝后殡葬中搬运和下葬过沉重的“金棺”。清王朝覆灭后，身怀绝技的徐荣也丢了饭碗。
人们终于在京郊辛店村找到了徐荣，时年64岁，可谓清末民间能人。第二天，徐荣携几个木匠和石匠来到现场。他们只用麻绳、吊链和杉篙杆子，不可思议地就把一对华表轻巧准确地换了地方，令周围的人目瞪口呆。
切莫小看徐荣的手艺，如果没有他，很可能将华表大卸八块，然后采用机械吊装。吊装的过程能否确保毫发无损，是否能把华表准确无误地复原，料将凶多吉少。天安门连同广场上的古代国宝所剩无几，“拆”已经成为许多人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思维定式，徐荣保全了华表的金身，可谓功莫大焉！
想必像徐荣这样的能工巧匠已经绝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才俊，在计算机、电脑、卫星定位还没有到来的岁月，徐荣们凭借自己的超高技艺，为这个世界书写了传奇。
与徐荣一同销声匿迹的还有搭材绝技，即使一万年后纯手工技艺也不会灭绝，科学技术不可能替代一切。用电脑涮不出东来顺羊肉的鲜嫩，缝不出内联陞布鞋的舒适，也培植不出密云小枣的脆甜。
北京市近些年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挽救和扶植的力度，使一些濒临灭绝的民间技艺得以复生，实在是既不愧对先祖又荫及子孙的善举。遗憾的是徐荣早去了几十年，他又如何等得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呢？
石狮子，大吉之相
天安门前的石狮子怒目圆瞪、凶相毕露，但是每一个前来造访的男女老少都不会惧怕，反而觉得亲切可爱、憨态可掬。人们来到天安门前都要想尽方法与狮子亲密接触，最常见的是与其合影；调皮的年轻人则要趁警卫不注意，用手摸一下。一位青岛市郊的石刻农民，20世纪60年代来到天安门前，顷刻被石狮的精美工艺所吸引，并决定了自己一生的道路。从此他以仿雕天安门石狮为生，且生意红火。现在他的儿子已经接过雕刀，成为新一代天安门石狮仿雕者。
狮子原产于非洲、亚洲，古代中国并没有野生狮子，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个凶悍的巨兽情有独钟呢？
从宋、清两代搜集的周代铜器的精绘印本中，就已经能见到狮子的形象。东汉时，章帝（刘炟）章和元年（86年），亚洲西部的一个古国（伊朗高原东北部）——安息国王阿萨息斯一世，就曾把是狮子作为贡品献给章帝刘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活狮子。
真正使狮子流行的还是佛教的传入和盛行，狮子在佛教徒心中是高贵、至尊的灵兽。之后，狮子在中国又和龙的传说附会在一起：龙生九子，九子都不成龙。其中第八子叫“狻猊”，貌似狮子。由于是龙之子，狮子的身价倍增，也成为中华民族崇信的神灵了。
石狮子雕刻艺术也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其相貌也就有了印度文化特征。四川雅安县的高颐墓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东汉时期的遗物，距今已近两千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石狮子。
古代不仅宫殿、府第、陵寝，少不了石狮子的护佑，就连一般民宅往往也要请来心仪的灵兽蹲守左右，这一风俗一直传延至今。闻名中外的卢沟桥建于1189年，其两边140个柱头上，雕刻着玲珑活泼、姿态各异的石狮子502尊（1976年数据），最小的仅有几厘米，成为世界雕刻史上难以复制的经典。
在人们看来，石狮子不仅是装饰艺术品，还可以辟邪纳吉、彰显权贵。不可否认的是，石狮子长盛不衰，说明佛教思想已经深植中国。
天安门前的石狮子是中国难以计数的石狮子中知名度最高的。
这对雕刻于明朝永乐年间，拥有500多年历史的石狮子高2.2米。左边的雄狮子脚踏绣球，俗称“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象征着帝王的威严统治终会统一寰宇；右边的雌狮子用左爪在戏弄小狮子，象征着子孙昌盛，人才辈出。两座狮子都有着广阔的前额，卷曲的鬃毛，撅起的鼻子，张开的大嘴。用中国星相学对比，这是一幅完美的大吉相。其健壮的筋骨，圆阔的肌肉，则给人以征服一切的力量。身上披挂的彩带与铃铛，使“百兽之王”威武中不乏和善、幽默和人的灵性。细心的人会发现，东边的狮子头有点向东歪，而眼睛却像西看；西边的狮子，头有点向西歪，眼睛向东看。它们都是双目圆睁，全神贯注地紧盯着天安门前面的御道。
近600年的岁月遑遑逝去，石狮子目睹了一个民族的兴衰更替，眼中多少血雨腥风，但依然威武不可欺，依然似怒似吼地呼号着。有了这对石狮的忠诚信守，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
2．人民大会堂：建筑面积总和超过故宫
一卷永远年轻的档案
还是先看看人民大会堂的简历吧。
名称：人民大会堂；
地点：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侧，西长安街南侧；
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场所，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场所；
外廓：坐西朝东，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高46.5米；
面积：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
……
人民大会堂的档案是浩繁的，它诞生于人民共和国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仅仅懂得建筑语言是读不懂这份档案的，它包容进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国内外时局和政治，同样是独有的民情民愿；它在建筑史上并没有显着位置，但它的建筑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却是一个孤例；它的成功建造，让人骄傲，却使后人难以效仿。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描述人民大会堂，或许会留下这样的文字：
国际背景：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方国家相继对中国进行封锁；
国内背景：“大跃进”如火如荼；
政治意义：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献礼，展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
指导思想：敢想、敢说、敢做；
建设模式：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
建设体制：尽举国之力；
建设工期：10个月。
那时，中央最高领导就是工程总指挥，规划局、建设局都成了执行机构；现场研究、现场拍板，是最高效、最能清除官僚主义的决策模式；只要需要，全国的人、财、物都可以随时调用。
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听说中国要建设人民大会堂，摇着脑袋断言：“那根本不可能！”一年后他不得不闭上嘴巴认输。
1958年9月10日各路人马汇集京城，人民大会堂设计图纸仅40天就完成了7稿，于10月20日最终敲定。这是个只有神仙附体才能创造出的奇迹。而这些设计“神人”大都成长于新中国，既无资历又无经验，是一张张无任何炫目色彩的白纸。在那个年月，拼命干工作是既得不到名又得不到利的，那是个崇尚集体主义、崇尚无私奉献的年月，一个人唯有用崇高的精神武装自己，才会得到众人的认可。在今天看来并不十分科学的“精神胜利法”，在当时确实为共和国书写了传奇。
从人民大会堂档案中首先读到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一种要冲破封锁，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人民大会堂是中国当代建筑中西合璧的经典，很长时间它都是北京城市改造的楷模。中央领导一开始就指示，外国建筑中只要好的东西都可以采用。为此，人民大会堂整体建筑大胆采用了“五段式”平顶，其间又用廊柱贯穿，显然这种建筑风格来自西方，特别是古希腊。
不可否认，廊柱式建筑流动着朝气蓬勃和晴朗清爽的气韵，像是一个追风少年站在广场上。体态庞大的人民大会堂是不宜采用大屋顶的，不仅超大的屋顶会压得人喘不过气，也会淹没天安门的宏伟。人民大会堂并非全盘西化的产物，那平顶屋檐的花饰则源自民族的传承，而万人礼堂、宴会厅等等室内建筑则处处会感受到中国风的吹拂。
从人民大会堂有关建筑风格的档案章节中，可以读到那时人们的思想并不保守，胸怀足够宽广，尽管那是个亟须民族气节、张扬民族个性的特殊时段。
任何事情都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人民大会堂和博物馆应该建成中国古典群落式建筑，与天安门遥相呼应，成为一个整体。他们不赞成中西混搭，认为过多的现代建筑稀释了古都风貌。他们以法国卢浮宫为例，同样居于首都市中心，这座历经800年的王室建筑，虽然几经改扩建，风格依旧，只在入口处加建了一个玻璃金字塔，算是现代建筑语言，但远远无法遮掩文艺复兴式建筑的辉煌，那是美籍华人建筑家贝聿铭的杰作。
人民大会堂的档案属于20世纪50年代，它的每一页都镌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今天读来，许多章节都可圈可点。岁月也不能使之蒙尘，这是一卷永远年轻的档案。
人民大会堂工程造就的不仅是高楼大厦，还有一代才俊。这个特殊而又万众瞩目的平台，是为书写史诗和传奇而搭建的。
李瑞环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在工地上他是木工青年突击队队长，来时默默无闻，工程竣工时变成了叱咤风云、享誉全国的人物。
新中国刚成立时，他随父亲从河北宝坻农村来到北京，进了第三建筑公司当木工。李瑞环干活不仅拼命，更重要的是有智慧。他创造了木工简易计算尺和角度尺，对“放大样”的技术革新，不仅节省了制造真实模型的原材料，也降低了风险，使功效大为提高。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青年鲁班》，就是以他的事迹为原型拍摄的。
在工地上与李瑞环并驾齐驱的还有张百发，不过张百发是钢筋工。十分凑巧，他们同出一县，同年进京，又同年跨入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的大门。更为巧合的是，他们的夫人不仅同姓还是同名。“多面手”是张百发声名鹊起的缘由，他刚刚从北京展览馆（那时叫苏联展览馆）转战而来，在那里组建了北京也是中国的第一支“青年突击队”。他是带着赫赫战功来到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学百发，赶百发，一夜要超过张百发”成了工地上最具号召力的口号。李、张二人还展开友好竞赛，掀起工地上一波又一波“多、快、好、省”的浪潮。
时势造英雄。此后，两人相继走入政坛：李瑞环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张百发成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他们都有着农民的质朴与工人的豪爽。李瑞环的一些名言至今仍在民间流传：“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他讥讽光说不练的干部“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只有唱功，没有做工”。张百发则经常深入乡间居里，为百姓解决水电不通、暖气不热的难题，亚运会工程出现质量问题他带头扣罚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李瑞环、张百发是从人民大会堂的工地走来，没有最初严酷的灸烤和锻打，他们也不会成为特殊的“钢材”。
陶宗震走进人民大会堂工地纯属偶然，他那时还是不到30岁的毛头小伙。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连续几稿都没能过关，中央领导要求调一批思想新锐的年轻人。陶宗震是梁思成的学生，刚刚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当他跻身这个平台，一种宏伟庄严而又明朗开阔的气韵，在心中不停地翻滚；唐代诗人杜牧《阿房宫赋》的名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撞击着他的灵感，“五段式”建筑辅以“千步廊”的联接，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陶宗震获得设计方案评比第一名，人民大会堂的最终样式正是脱胎于他的设计。
没有陶宗震，人民大会堂或许是另一个模样；没有人民大会堂，陶宗震或许一生都很平庸。之后的陶宗震平步青云，成为建设部高级规划师，负责主持国家级建设项目的规划和设计。有时，机遇比才华和勤奋更重要。
那一天属于他
2006年6月19日，注定是人民大会堂难以忘怀的日子。世界着名物理学家霍金在万人礼堂举行《宇宙的起源》专题讲演。
时年64岁的霍金因患肌肉萎缩症，已不能行走、说话。他在演讲中只能通过眼球转动，选择智能轮椅车上显示出的单词，再经发声器合成声音，传播给大家。
斯蒂芬·威廉·霍金，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学家，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着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有着“宇宙之王”的称誉。20世纪70年代他与彭罗斯一起证明了着名的奇性定理，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即随着时间的增加，黑洞的面积不减。2012年1月8日霍金预言，地球将在千年内面临核战之类的大灾难，人类只有向火星或太阳系其他星球移民，才能避免灭绝。
霍金的到来无疑是中国科学界的重磅事件，许多学生自费坐飞机赶到北京一睹大师风采。当天听取讲演的有6000多人，创造了国际物理史学讲演会听众人数之最。
当霍金被智能轮椅推上讲台的时候，全场起立，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数百名听众顷刻涌到讲台下给霍金拍照，使讲演会无法进行。
在人民大会堂，霍金受到的追捧超过了文艺明星，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
“Can you hear me？”（你们能听到我说话么？）“Yes.”一句机器合成的声音和台下上千听众的回复，揭开了霍金演讲的序幕。从人类的传说到宇宙起源，又从亚里士多德、康德讲到哲学家对宇宙时间开端的讨论，最后回到了他演讲的主题：“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整个演讲过程约45分钟。
人民大会堂见证了世纪科学伟人不同凡响的风采，也聆听了他那睿智、深邃而新颖的科学新论。
可以这样说，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天属于霍金。
1960年4月15日，小×还是北京八中初三学生，这一天恰巧是他的生日。他被校方挑选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贺义雄的文艺演出会。小×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身为文学爱好者的他，满腹词汇都顿时消失，只有八个字永远留在了脑海里：宏伟阔大，金碧辉煌。他坐在三楼，穹顶上的满天星斗似乎举手可摘，像是置身魔幻世界。舞台离他很远，但一切都清晰可见。民歌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时而飘渺悠远，时而热情似火，他小小的心灵几乎被这悦耳的歌声凝固住了；他头一次看京剧演出，尽管自始至终都没弄清楚《虹桥赠珠》的剧情，但悠长委婉的唱腔却直沁心底，特别是刀马旦的武功让人如醉如痴。他还一时无法厘清这门民族艺术的独特魅力，但此后成了京剧的忠诚粉丝。
尽管以后小×无数次来到过人民大会堂，但第一次的所有细节都像刀刻般留在脑海。
1960年4月15日那一天，人民大会堂属于小×。
这是全国第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10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按惯例将在金色大厅举办记者招待会。由于是总理任期最后一次在这里面对记者，两个半小时前所有的座位都被记者们“占领”，“长枪大炮”严阵以待。
每年这一刻，人们都要停下手里的工作，打开电视机，倾听政府最新的声音。
如今温家宝已如期卸任，但是2012年3月14日，人民大会堂属于他。
凡是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人，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一个永远都不会凋零的记忆。
人民大会堂属于这个国家，也属于每一个公民。
3．人民英雄纪念碑：新中国的开篇巨制
“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在天安门广场的现代建筑中，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资历最老的，它的动工时间甚至在共和国诞生之前。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决议，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
会议结束已是傍晚6时，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人士和各军兵种代表，一千多人列队从中南海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新中国开国第一大工程就这样起步了。
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夜，许多准备工作还正在紧张地进行，人们的心情是激动、焦灼和惴惴不安。但是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还是坚持要首先进行纪念碑的奠基仪式，足见他们对先烈追念的恭敬之心。
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目的确定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所纪念的死者不仅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还包括从1840年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这是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细数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以及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英雄，都会令人心中酸楚。他们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所谓“鼓舞生者”，就是号召人们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纪念碑建成后，每年都有大批青少年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并举手宣誓。“励志”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重要功能。
会议还决定，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旗座之南，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大致相等。这是个绝对核心而重要的地点。
纪念碑在人类刀耕火种时期就已诞生，那时把逝去的故人掩埋后，撒上一撮土，插上一根棍或是放上一块石头，就是纪念碑，没有碑文，更没有繁复的雕纹。
当人类文明大踏步前进后，纪念碑的形式和意义也有了广泛延伸。它不仅用于纪念逝者，也可以用来纪念一个事件，一种现象，甚至一位仍然健在的人士。
在孟加拉国有一座“保护母语纪念碑”，在挪威的海边有一座由盲人集资兴建的“悦耳纪念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桥上有一座“金翅雀纪念碑”……
林璎，美籍华裔，世界级的建筑大师，着名建筑师林徽因的侄女。她在21岁还是耶鲁大学女生时，设计出“越战纪念碑”，在1420件作品竞争中力拔头筹。现在她的这一设计坐落在华盛顿中心区，每年有200万人前去瞻仰。林璎因这个独特的设计而蜚声世界，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位美国人”。此后她又创造出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品，2010年奥巴马总统亲自授予她“美国国家艺术勋章”。
林璎认为纪念碑应是“关怀人的内心的一种途径”，“告诉下一代什么是意义”。
秦始皇陵中的八千兵马俑，有学者说，这是秦始皇为自己竖立的纪念碑，把皇权推向极致的一种纪念。
中国现代比较有名的纪念碑大都与政治事件相连，例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虎门林则徐纪念碑、三元里人民抗英纪念碑；当然也有与重大事件相关的，比如：唐山抗震纪念碑、北大荒纪念碑等等。
中国的纪念碑多以肃穆为主，这与一些国家或民族的观念不尽相同。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有一座着名音乐家西贝柳斯的纪念碑，由六百余根银白色不锈钢管组成，酷似一架巨型管风琴。整个纪念园像一个音乐派对，人们来这里唱啊、跳啊，用欢乐纪念伟大的音乐家。
西贝柳斯纪念碑是芬兰人的骄傲，也成为各国游客必到的旅游胜地。
人民英雄纪念碑定位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又以高大的身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尽显肃穆之气。每一个造访者来到这里，都会怀着沉重、敬仰的心情，让血雨腥风的岁月拷问自己的灵魂。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后，建设过程持续了八年之久。这个国家顶级纪念碑，人们对它的期望值极高，方方面面的问题很难达成一致。
大家争论着，纠结着，探寻着一座纪念碑的完美之路。
“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去做”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共收到180份设计稿。人们神思飞扬，畅想着心目中的纪念碑：有高耸的塔形，也有郁郁葱葱的园林型；有亭、台、堂、碑，也有群像雕塑。为了突出表现人民英雄的崇高伟大，平铺地面式的方案最早就被否定了。但是究竟是采用塔、碑还是雕像的形式，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渐渐，建一座巨大碑式纪念碑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许多人希望在基座上开洞，一则便于往来穿行，二则与天安门的门洞相呼应。
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在病床上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长信，他力陈自己的不同见解：——天安门开洞因基座庞大，无安全之虞，但在纪念碑的基座高台上开洞视觉上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他不赞成碑身用几百块石头砌成，那将成为一块拼凑而成的“百衲碑”，很不庄严。
梁思成在信的最后亮出锵锵肺腑之言：“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憧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去做。”
有这样披肝沥胆的中国式知识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岂能不成功！
梁思成的方案得到普遍赞同。
其实，这种巨大的碑型建筑早已牢牢把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审美理念，而规整的长方柱体又契合了人们对庄严的认同。
林璎设计的“越战纪念碑”则完全颠覆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尽管她出身于华人家庭，美式教育将她西化：那是一个平面型并逐渐嵌入地下、长达400多米的倒V字形纪念碑，碑身是简洁深黑、光可鉴人的花岗岩，上面镌刻着5万多个在越战中阵亡的将士名字。V形碑体，像一座三角形墓穴的两侧，又像两条长臂向外延伸，一侧指向林肯纪念堂，一侧牵着华盛顿纪念碑，把独立战争、国内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三场美国历史上震撼全国并引起重大分歧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呼吁世人思考它们的意义。整个碑墙被置于大片的草坪中，绿地衬托碑体，如同大地开裂接纳死者，象征难以愈合的战争伤口。这座纪念碑，是反对人类战争的一声泣血的呐喊。
尽管同在首都的中心区域，尽管同是缅怀为国捐躯的先人，林璎的方案在中国是无法通过的。中国人不愿意总看着裸露的伤口，重要的是应该跨过灾难，面向未来。
巨大的碑型设计确定后，一系列问题又相继浮出水面，而且碰撞激烈：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碑身要不要做成中空的，顶部开窗，可供了望市容；下层要不要做成检阅台……设计中的民主空气，让所有的人都畅所欲言。工程进展断断续续，人们不愿意仓促建成而留下遗憾。大家有着梁思成一样的意愿：“千帖万妥才敢喘气放心去做”。他们希望纪念碑也像天安门一样，实现时间大穿越，百年、千年地矗立。
许多故事至今还有生命的温度
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委员，林徽因加入到设计行列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她被肺病所折磨，不得不卧床设计。她承担着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
林徽因有着众多耀眼的光环：中国着名建筑师、诗人、作家，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她与夫婿梁思成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并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
林徽因文理兼通，在多方面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在20世纪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她有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剧本、译文问世，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文，几十年间一直被人传诵。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她极力倡导民族风格，把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盛唐风格作为设计蓝本。林徽因画了几百张构图各异的草图，每一张都反复推敲，供大家评议选择。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原来是木棉，有人说木棉并不源于中国，她立即改为牡丹、荷花、菊花，作为高贵、纯洁、坚韧的象征。她所负责设计的小须弥座的8个大花环浮雕，与大须弥座的8幅近代历史浮雕相互照应，形成一部雄浑的交响乐。
遗憾的是，林徽因没能等到纪念碑落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晨6时20分，林徽因永远离开了她所钟爱的建筑事业和整个北京古城，享年51岁。
林徽因的墓碑没有铭文，下方有一块刻着浮雕花环的汉白玉，橄榄枝环抱着牡丹、荷花和雏菊。这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碑样，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特地决定把它放置在这里，以缅怀她对纪念碑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
一代才女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她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休息一下，因为不仅人民英雄纪念碑需要她，祖国的明天更需要她。
想必是“我以我血荐轩辕”
早已渗入骨血，想必是“士为知己者死”令她寝食难安。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背影永远值得后代敬仰。
在建设纪念碑的漫长时日中，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当纪念碑矗立起来后，那些故事不应该被时间所淹没。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必须是整石。
根据设计，开采出来的荒料长、宽、厚各不得小于15米、3米、2米。
如此庞大的花岗岩要在300吨以上。如何开采，又如何运输？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人们面前。
50年代初期干这种事情是相当困难的。且不说花岗岩石料是如何开采出来的，单就从山东浮山运至火车站就是30公里，而且大都是丘陵。人们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愚公移山”。一位鞍山的老起重工被请到现场，他的办法十分古老但却很实用：把无缝钢管垫在石下当做“滚木”，用推土机一步步牵引。过小桥时，则把桥面以下的部分全部用木墩填实。就这样，经过了四个村庄、一个山岭、十几处桥梁，以及许多市内街道，“愚公”们历时40天终于把碑心石荒料运抵青岛火车站。
当时铁路平板车皮载重大都是30吨，铁道部门特地从小丰满电厂调来个90吨平板车皮。用两节90吨车皮运石，显然不可行，因为中途的弯道和上下坡不计其数，任何不测事件都可能发生。“愚公”们用智慧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先把巨石“抬”上车皮，并就地加工到100吨。按照允许超载百分之十计算，这节车皮完全可以承载负荷。一路上火车以直线每小时20公里、弯道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前进。半个月后的10月13日巨石抵达北京前门西车站。
据记载，参加这次运输的共有7116人，够上一个野战师了。然而关于这块巨石的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比如，如何把它雕刻出来，而且不能有一个裂纹；如何把这个庞然大物在广场上毫发无损地矗立起来……此后的一系列故事同样惊险且充满戏剧性。在那个年代，这些故事的主角大都还不能识文断字，但是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乃至文化史，正是他们所创造！
纪念碑留下的故事是有生命的，它们永远不会随风消散。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落成典礼。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国家级公共艺术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不仅聚集了当时的能工巧匠，也会聚了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
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碑身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词，背面是周恩来题写的碑文。纪念碑由1.7万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分台座、须弥座和碑身三部分，总高37.94米。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层座呈正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浮雕镌刻着170多个人物形象，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实。
4．国家博物馆：13亿人的精神家园
值得骄傲的“百年老店”
尽管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宏大的展馆在1959年8月31日才落成，尽管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牌子于2003年2月28日才正式挂上，但是，沿着时间的血脉追根寻源，它却是个足以令人骄傲的“百年老店”。
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决定建立一座近代化国家博物馆，1912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北京国子监挂牌，这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雏形；1918年7月迁至故宫午门城楼；1926年10月1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将其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直至国庆10周年迁入新建的天安门广场展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名才算“落定”。
2003年，中央决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今的国家博物馆，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多达120余万件，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居前列，年观众接待量超过410万人次。
公元前3世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一座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这座“缪斯神庙”，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博物馆一词，也就由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
16世纪欧洲航海事业兴起，私人搜集珍物的热潮展开，文艺复兴运动亦激起古物学研究的风气。17世纪私人收藏家开始公开其珍藏文物供一般民众参观，私人博物馆出现，公共性博物馆相继成立。
18世纪至19世纪间美国各地大兴博物馆事业，亚洲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亦新兴博物馆事业。
18世纪，英国有一位内科医生汉斯·斯隆，是个兴趣广泛的收藏家。为了让自己的收藏品能够永远“维持其整体性、不可分散”，他决定把自己将近8万件的藏品捐献给英国王室。王室由此决定成立一座国家博物馆。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
世界公认的四大博物馆分别是：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1793年开放，是综览欧洲艺术史的殿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与展示囊括四大文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880年开放，300多万件藏品，树立了现代美术馆成功经营的典范；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1863年开放，位于圣彼得堡，原本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私人博物馆。
中国的博物馆除国家博物馆外，故宫博物院也是世界闻名，独步天下。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计有117万余件，可谓金翠珠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为了保护故宫文物，宫内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南京。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外双溪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
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221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180万件，平均每年接待中外游客高达1500万人次，两个数字都很惊人。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着称，也是一座罕见的皇家博物馆，收藏极为丰富。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法国）巴黎圣母院所有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碎纹瓷器和珐琅质瓶盏，织金织银的锦缎、毡毯、皮货，纯金的法国大钟，精美的圆明园总图，应有尽有。
圆明园被劫毁时，园内收藏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古今图书集成》、《淳化阁帖》摹本等珍贵图书文物，都未能幸免于难。帝国主义侵略者火烧圆明园，对人类文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让人扼腕！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根据2011年底的统计，中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已发展到3589个，并继续以每年新增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平均每40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预计到2020年，将发展到每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中国统计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400多家，再加上未正式注册的，数量已近千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博物馆种类和数量都还太少；民办博物馆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很多难以为继。
作为中国博物馆的旗舰，国家博物馆于2007年1月31日开始扩建，历时3年，投资25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由6.5万平方米增加到19.19万平方米。展馆设施及管理手段现代化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2010年2月11日，国家文物局将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代管的约40万件文物移交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包括佛像2万余件，玉器8万余件，瓷器20余万件，书画、杂项10余万件，至此国博藏品数量突破100万件。
一个凸显大国气质和形象，在天安门广场同样熠熠生辉的博物馆，就这样一步步巨人般站立起来。
“双胞胎”的现代变身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作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天安门广场生下个“双胞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它们虽然是两个馆，却是一个建筑整体，与人民大会堂各据东西，遥相呼应。
中国人讲究对称和规整，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一样，呈长方形。
正门也采用廊柱式，不过博物馆由12对高达32.7米的方形廊柱组成。
穿过门廊则是一片面积不大的露天庭院，这不仅与人民大会堂的廊柱有明显的区别，也使有限的空间疏朗开来。这片庭院，让人有置身北京四合院的感觉。
主持这项工程设计的王炜钰当时才34岁，是设计组的负责人。
王炜钰回忆说：“我们是受到法国凯旋门的启发，让门廊像一座凯旋门，人们走进去就像是迎接胜利。”
穿过庭院便进入正门厅，向北可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南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向人们展示从元谋猿人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族长达170万年的文明脚步；一个则讲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泣血而倔强的历程。
来到新改建的博物馆中央大厅，所有的人都会停下脚步，流连忘返，气势恢宏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独特设计，给人强烈震撼：大厅正对天安门广场的大门，是七扇十多米高、青铜镂空的铜门，纹饰取自古代青铜器物。透过门上的镂空图案，可以看见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这是设计大师朱炳仁的匠心所在。在铜门对面的墙上，是一幅宽36米、高12米的巨大石质浮雕《愚公移山》。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创作了一幅撼人心魄的《愚公移山》油画。它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可以穿透岁月，永远烛照着一个民族前进的征程。浮雕便是仿照这幅油画做成。
在新馆的屋顶上设有380个藻井，通过采用我国古代这种特有的建筑结构和装饰布灯，产生华丽的视觉效果。藻井外面的屋顶上是一个个花坛，一方2万平方米的绿地，也是北京最大的屋顶花园。人们可以在参观之余，来这里小憩，在共和国心脏地带享受异样的惬意。
地下两层也是别有洞天，分布着有714个座位的剧场、600平方米的电视演播室、260个座位的学术报告厅兼数码影院，以及能容纳600多辆车的停车场。
……
跨进国家博物馆，也就是跨进了中国的昨天，跨进了悠远的历史深处。当人们一点点去触摸五千年文明史，那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一种只有中华儿女才能拥有的自豪和坚忍。
记住历史，未来才有光明。
历史拐弯处的传奇
相信，国家博物馆上百万件文物，定会有上百万个传奇故事。因为它们都异常珍贵，都穿过灾难与动乱丛生的岁月，都是人类的骄傲且具有不可复制性，这一切都是造就传奇的绝佳素材。
然而，故事常常发生在历史的转弯处。那是个凶险而又难以预知未来的瞬间，躲过了这一劫，文物便有了新的传奇故事，否则它将和这个世界永远诀别。
司母戊鼎就是一个巨大传奇的制造者，它不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被称为“镇国之宝”。司母戊鼎通高133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重832.84公斤，是迄今发现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做的祭器（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它的问世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的传奇。
请来端详一下这个传奇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威武凝重；鼎的立耳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如此繁杂的雕铸工艺，以及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创造，后人只有汗颜的份。
司母戊鼎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了是“传奇”的代名词。
武官村是距河南安阳市区3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一个3000多年前的王朝——殷商，逐渐浮现出来。骤然间，这里成了考古学家们和古董商人的搜宝之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及驻军撤离安阳，为了改变贫穷的命运，当地村民疯狂地挖宝，走私文物。
1939年3月的一天，一个村民用探杆在12米深的地下发现了异常坚硬物，因发现地在吴培文家的祖坟区内，按照村规，吴培文可享有一半的利益，所以发现者找来了时年18岁的吴培文。
深夜，他们挖开了一个二尺来宽、七尺多长的坑，看到一截圆柱形器物，露出了精美的纹饰。这一截圆柱形器物到底是什么呢？此时已经传来鸡叫声，天就快要亮了。驻守机场的日军就在村外不远处，为了不被日军发现，最终他们还是决定把挖开的深坑回填。
第二天夜里，为了加快行动，吴培文找来了四十几个人，一个更大的坑被挖了出来，坑上又架起了辘轳，土被一筐筐吊上来，一个巨大的青铜器终于露出了全貌。吴培文惊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青铜方鼎，它倾斜着挤靠在泥土之中。但是，怎么把它弄出来呢？这个“大炉”实在太重了！断了几根绳子后，吴培文只好再次把坑回填。
第三天白天，吴培文从城里买来了打井用的大麻绳，同时，准备了几匹牲口。这已经是挖掘的第三天了，知道消息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日本人耳目众多，消息早晚会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四天夜里，吴培文带领村民历经艰难，用边拉边填的方法，终于把这个千斤巨鼎从十几米深的泥土里拉了出来。待他们仔细观看，发现大鼎只有一只鼎耳。村民们在周围四处寻找，结果都一无所获。
虽然少了一只鼎耳，但是村民们仍旧欣喜万分，用了三匹骡子才把它拉到了吴培文家院子里。为了保密，吴培文没来得及多看上几眼，就匆匆把这个国宝藏到了院子里，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尽快找到买家。
挖到宝贝的消息，还是迅速在村里散布开了，吴培文整日惴惴不安。
数天后一个黄昏，武官村来了一位神秘的访客：肖寅卿，当时中国最大的古玩藏家之一。他从北京专程赶到了安阳，来到了吴培文家。没想到肖寅卿出价2000万现大洋，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肖寅卿接下来的要求却让他们更加惊讶：把宝鼎解体，分卸成十块，然后付款。
这个条件使村民们犯了难。如果不分解，日本人知道了，非但得不到钱，也许连命也保不住。此时这个聚宝盆又仿佛是一颗定时炸弹，只有赶快脱手才是最安全、稳妥的办法。于是，吴培文带领村民们开始了分解大鼎行动。
可是，他们用断了几十根锯条，只磨出一厘米深的小槽，大鼎岿然不动。吴培文抡起大锤砸向鼎耳，连续挥舞50多下，终于砸下了那只鼎耳。但是，他们对肢解大鼎也彻底失去了信心，2000万大洋已是个破灭的泡沫。砸下来的鼎耳被藏到了邻居家里的炕下，而大鼎则被埋在了马棚地下。
武官村民挖出宝鼎的消息终于被日本驻军知道，一天，日本军队包围了武官村，吴培文得信，逃了出去。日军直接奔向吴家，把院子挖出一个大坑，却未找到大鼎。而此时，大鼎就埋藏在只有几米之遥的隔壁马棚地下。日本人得到的消息有误，司母戊鼎躲过一劫。
为了保命，吴培文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逃亡生活。
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大鼎被国民政府重新挖出，同年10月转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新中国成立后称南京博物院）；1947年，司母戊鼎曾被作为蒋介石的六十寿礼；1948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司母戊鼎已运至机场，因太大太重而难以起运，被留在南京；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司母戊鼎从南京博物院运往北京。
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但由于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广泛宣传，目前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更为有名。
2011年3月26日，国家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览，该国宝首次以新名字“后母戊鼎”展出，并且是没有玻璃展柜隔开的“裸展”。
现在，后母戊鼎沐浴在温暖、赞叹的目光中。令它意想不到的是，在沉睡三千多年重现人间时，竟目睹了如此惊心的仇恨和丑陋。
它为一个创造了自己又为自己杀戮的民族而伤痛，它希望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与后母戊鼎大开大合的传奇性相比，油画《开国大典》的故事虽然还不具备传奇色彩，但在历史的转弯处却留下无法摆平的尴尬事。
在举行开国大典的第二年，油画《开国大典》就诞生了。它的作者是时年36岁的董希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新中国最有威望的油画家之一。他是奉命而作，必须两个月完成，因为要赶赴1951年在印度举办的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画作展出后得到高度好评，特别是得到毛泽东的赞赏，随即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幅不可多得且过目难忘的画作：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画面中央执稿宣布新中国成立，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左侧一字排开；远处是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蓝天白云甚为辽阔。
这确是一幅带有标志性的画作，它甚至比那些表现开国大典的摄影作品更有感染力。正因为如此，这幅画为自己埋下了悲剧基因。
已经身为国家级收藏品的《开国大典》，似乎应该是获得了护身符。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也就是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高岗，1926年入党，党的七大上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跻身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高岗突然被传出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阴谋篡党夺权。遭到批判的高岗随即自杀身亡。
很快，董希文接到通知，要求把画面上的高岗去掉。董希文不敢怠慢，因为这是政治立场问题。幸好，高岗站在国家领导人前排的最外端，董希文研究了洗去油彩的办法，高岗站立处变成了一盆花。
然而，这幅画的噩运并没有完结。“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1972年董希文又接到通知，把画面中的刘少奇去掉。此时已身患癌症的画家，只得抱病跑到博物馆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成董必武。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人们立即想到了油画《开国大典》。遗憾的是，董希文已于1973年7月病逝。
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开国大典》油画，刘少奇重新站在了原来的地方，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董希文的原作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董希文的原作只能永远存放在仓库里了。
5．毛主席纪念堂：一个时代的记忆
又一场“人民战争”
11月24日，一年中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但是1976年的这一天，却是举国瞩目：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此时距毛泽东逝世仅两个多月，选址、设计等诸多复杂工作已经完成了。这是一段被高密度压缩的日子，是一段承受着巨大悲痛和压力的日子。
“文革”刚刚结束，奠基现场还可以明显闻到“文革”的味道。
一条条大幅横标重重叠叠：“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热烈庆祝粉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最引人注目的是百米长幅“热烈拥护中央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口号先行是当时惯用的做法，在口号的指引下，便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近万名各界代表早已守候在工地上。下午4点10分，华国锋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来到现场。他们依次挥锹，只是一锹而且是一小撮黄土，撒向奠基石。轮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这位开山劈石出身的农民果然身手不凡，他向依然还是老茧密布的手心吐了一点吐沫，搓一搓，只3锹就把奠基石盖了一半。他朝身后看了看，还有不少人等着盖土，才依依不舍离开。
陈永贵是来自山西的农民，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大寨村，他带领当地农民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创造了人定胜天的神话。“文革”
中，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73年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此时他的户籍地仍然是大寨村。1980后，他解“政”归田，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为短暂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在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工程大显身手的另一位工农干部是李瑞环，担任现场指挥部党委书记和总指挥。党政一把手由一人统领，在当时有一个热度很高的词汇——“一元化领导”。
纪念堂依旧沿袭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模式：多兵种大兵团联合作战，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头号政治任务。当时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冠以“政治”二字，因为唯有“政治”才是最重要的，是可以压倒一切的。
据记载，工地上汇集了全国各路人马55700人，要求必须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前完工。仅仅10个月工期，而且当年恰恰遇到了罕见的严冬，其中4个月许多项目无法施工。
工程量巨大，质量标准极高，双双都超过了人民大会堂。而中央的要求也十分坚决：1977年9月9日瞻仰万无一失！
请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拆除和拆建房屋8.8万平方米；挖运回填土方114万多立方米，相当于人民大会堂工程的4倍多；绑扎钢筋1.2万吨；钢筋混凝土浇灌10.5万多立方米；铺各种石料3.7万平方米；修建各种管道4.3万米……
这项工程要求9度以上抗震设防，不仅钢筋粗，绑扎密度大，浇灌混凝土相当于30万平方米结构建筑的用量。
在一个政治凝聚力奇高的年代，人的潜能得到超乎寻常的释放：
1977年5月24日，纪念堂胜利竣工了，仅仅用了181天！中国人再一次展示了“战无不胜”的巨大创造力。
纪念堂高度为33.6米，比纪念碑（38米）略低，面宽75米。堂内分3层，首层有瞻仰大厅，南大厅和北大厅，及东、西陈列室；二层为展览室、电影厅；地下室为机电设备用房、办公用房等。
纪念堂的许多设计意味深长：
——在东西南北的四个入口处各有三樘包铜大门，闪耀着紫红色光彩。每樘大铜门有7吨重，铜门框5吨重。其高贵的气势令人敬畏，此设计是凸显在这里憩息的主人之伟岸。
——纪念堂的台基高度4米，台基的台帮全部使用四川省石棉县大渡河边的枣红色花岗岩砌成。当年红军在这里强渡成功，象征着毛泽东奠定的红色江山坚如磐石，永不变色。
——走出南大厅，顺两层平台的台阶而下，最后一级的台阶里埋藏着珠穆朗玛峰顶的岩石标本，那是当年登顶运动员潘多、贡戈特地送来的。当人们踏上这块台阶时，就好像站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眺望祖国的锦绣河山。
……
一位不该被忘记的女性
在数万人轰轰烈烈、夜以继日为建设纪念堂选址、设计、建设的同时，另一项更为紧迫、更为重要的工作在高度机密中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1976年9月9日凌晨4时，徐静在百万庄居所从睡梦中被叫醒，来人并不认识，只是说有紧急任务，立即到卫生部去一趟。几经辗转她被送进中南海，接见她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因要举行一周遗体告别活动，更重要的是将要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特殊处理，确保遗体的完好。
徐静系组织胚胎学专家，中国医科大学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此刻她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稍有差错或延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但因采取防腐措施不当，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火化；孙中山遗体也曾有过保存的意图，但因脸上长了霉斑而无法保存下去。遗体保存完好的也不乏其例：列宁1924年去世后，遗体一直保存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水晶棺材中，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徐静虽曾留学苏联，并获副博士学位，但护理遗体的防腐秘方是尖端科技项目被列为国家一级机密，徐静无从知道。胡志明、金日成遗体的保护，均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中苏关系一直没有解冻，要想得到苏联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中国1972年在长沙市郊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历经两千多年仍保存完好，其皮肤至今仍有弹性。主要原因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显然毛泽东的遗体保护是无法照搬的。
当天上午10点，徐静会同合作者张炳常、陈克栓再次来到中南海，向政治局全体委员详细汇报了保护方案，并得到通过。
事实证明他们的保护方案是成功的。
1977年8月20日凌晨1时40分，毛泽东遗体被转移至纪念堂瞻仰厅。
1983年12月，已是纪念堂管理局局长的徐静首次对外披露：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良好，已处于完全稳定状态。
1989年3月，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传言，徐静对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她说，现在的保存情况非常好，除了吸取以往医学保存经验外，还深入研究了西汉古尸的保存方法，通过先进的现代化仪器仪表来实现低温、避光、避氧等措施。
徐静还说，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遗体比过去缩小了、变色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经过大量的测试数据表明：毛主席的遗体并没有缩小，体重并没有减少，颜色也没有变化。人们之所以有那些感觉，都是视觉差异引起的。
据统计，每年的7、8、9三个月是纪念堂接待任务最繁忙的季节，平均一个小时要接待9000人次，瞻仰者在瞻仰厅的时间一般为26秒，平均一天达5万人次，全年约600万人次。
关于纪念堂去留的风波
1980年8月1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非常事件”：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前，把悬挂在那里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取了下来。
尽管“文革”结束近四年了，毛泽东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神圣，那种根深蒂固的崇信已成为思维定式，生活中已离不开那张熟悉的面容。把毛泽东画像突然取下来，特别是从人民大会堂这样重要的政治场合，实在难以接受，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
随后，这一“事件”从北京到全国持续发酵：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广场、车站、列车上被摘了下来；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毛泽东的巨大雕像也从校园、军营纷纷请走，有的修建得过于坚固，不得不动用炸药……
原来，也就是在8月1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要少宣传个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天安门广场摘取毛泽东画像的举动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西方报刊更为敏感，竟大胆预言：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大陆批毛，势在必行；毛泽东的遗体将会从纪念堂搬走……正在各种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刻，意大利着名记者、被誉为“世界采访女王”的奥丽埃纳·法拉奇乘风而来，她走进中南海邓小平的办公室。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没有客套，单刀直入提出第一个问题，便咄咄逼人。
这位一生采访过几十位世界政要的女记者，语言犀利、尖锐，常常采用近乎挑衅的轰炸式逼问，弄得政要们狼狈不堪。她的采访要诀是：打破政要的权威，树立自己的权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曾抱怨说：“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在采访现场被逼得暴跳如雷。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邓小平回答十分干脆，且不含糊。
关于纪念堂，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穷追不舍：“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把手一摆：“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事后邓小平诙谐地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共四个小时，分两次进行。这次采访不仅廓清了纪念堂去留的悬念，也阐明了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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