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八次检阅1100万红卫兵，创世界检阅史奇观

    进入1966年，天安门广场上已是风云变幻。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在积蓄云雨的时日中，极富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无疑是最易发动也是最具冲击力的主力军。

    6月，红卫兵组织迅速遍布全国大中学校，他们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招牌统统被砸。天安门广场也曾被改名为东方红广场。

    8月1日，毛泽东写信坚决支持红卫兵，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扎军皮带成为红卫兵的流行服饰。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当时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那股无限忠于领袖的革命豪情，全部化成了颂扬“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狂热行动。一支又一支由红卫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涌向广场，他们各自圈出一块不大的地方，卖力地表演起来。男女队员的着装都是清一色的草绿，女红卫兵们或扎着两支齐刷刷的小短辫，或梳着甩向脑后的歪把儿辫，这是当时风行的“红卫兵发式”。伴奏的乐队往往只有一支短笛，一把二胡，一只口琴，如果能有一架手风琴就算是高档乐队了。在那个年代里，如此简单幼稚的演出，千篇一律的节目，竟然还能吸引很多人前来围观，而且看得津津有味。

    8月18日，为庆祝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开启了世界检阅史的奇观。

    会议预定早上7点30分开始，红卫兵们已在广场上等了一夜。

    凌晨5点，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金水桥上，身穿绿军装向红卫兵挥手。

    他对身边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立即引起滚雷般的欢呼声，此后不仅成为各大媒体热传的经典语录，也成为全国人民行动的“最高指示”。

    天安门城楼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紧随毛泽东身后。这次检阅除了林彪、聂元梓发表讲话，没有举行游行。在城楼上，毛泽东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为红卫兵运动注入了动力。

    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卫兵战士在天安门广场表演革命歌舞。

    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争先恐后地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从县镇到城市都成立了接待办公室，吃住行免费接待“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学校停课，工厂停产，行政机关也停止办公。所有的人都被裹挟进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和11日、11月25日和26日7次在天门广场接见红卫兵。3个月共接见达1100多万人次，创造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奇迹。

    40年后，《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撰文回顾了1966年10月18日，与150多万红卫兵一起亲历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按理说，明天要接受检阅了，头一天夜里要好好休息一下才对，但红卫兵们个个兴高采烈，根本就没心思睡觉。他们整夜都一边唱着革命歌曲，一边跳着忠字舞，时不时地狂呼：“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接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佩戴着红色的“红卫兵”袖章，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50华里，汇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迎着冉冉升起的红太阳，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还纵情地唱着“举红旗，擂战鼓，赤胆忠心闹革命，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是主席的红卫兵。”

    ——历经一整夜以及一上午的极度兴奋，有些红卫兵相互依靠睡着了。时针指向1点30分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大家知道“最最幸福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席地而坐的人们纷纷站起来，神情焦急地翘首向远处张望。

    毛泽东乘坐的敞篷汽车终于在长安街的尽头出现了。我迅速取景，希望能拍到一张“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敞篷车上向红卫兵挥手”的照片。但令我失望的是，当车队从我面前驶过时，毛泽东双臂低垂，神情凝重，两手做鼓掌状，眼睛微微眯起注视着正前方，既没有微笑，也没有挥手，只是端坐在汽车上……

    林彪坐在第二辆车上，他眉头紧皱，似乎在专注地想着什么。倒是随后一辆车上的“旗手”江青有些“神采飞扬”的样子。

    她满面笑容地不断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亲切地向红卫兵们致意。

    当检阅的9辆敞篷汽车向远处飞奔而去时，我突然发现周围有几个正在打盹的红卫兵还没醒过来。我急忙将身边的两个女红卫兵叫醒。她们睡眼惺忪地问：“毛主席来了吗？”

    周围激动的欢呼声让她们感到一定是坏事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睡着了呢？怎么能把千载难逢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给耽误了？

    车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后，红卫兵们便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热泪盈眶地把“最最幸福的时刻”记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红卫兵们还在一起比谁写的“最”字最多，“最”字最多的人就意味是“最忠于毛主席”。

    我发现那两个因打盹而没能看到“红司令”的女红卫兵，也在跟着大家一起记下“最最幸福的时刻”。

    “你们俩明明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能记下‘最最幸福的时刻’呢？”我拍完照片后，和她们开起了玩笑。

    “李记者，您千万可别说我们睡觉了，也别说我们没有看到毛主席。是红卫兵战友们推选我们作为代表来北京的，没能亲眼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回去怎么向那些在校坚守岗位的战友们交代呀！”两个女孩小声地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看着她们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倒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

    “谁说你们睡觉了？你们不是亲眼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神采奕奕地在向你们挥手吗？看，你们眼里现在还含着幸福的泪花呀。”

    我这么一说，她们立刻破涕为笑，只是眼眶里仍含着一汪泪水。

    ……

    李振声所记述的检阅过程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今天回味起来，只剩了苦涩。

    历史终于翻过那癫狂的一页，天安门广场也不再倾斜。“红卫兵”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的上空，所发散出怪诞而刺眼的光亮，已经深深嵌进人们记忆的底片，永远无法剔除。

    那些当年造反的“红小鬼”，如今也是花甲之人了。倘若中国再度重现足以癫狂的土壤，相信，第一个站出来说“不”的，就是他们！

    二、天安门城楼——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文革”期间，中央高层对外发布信息的渠道很少，主要由“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承担，重要新闻则是新华社统一发通稿。那时电视节目单调而乏味，况且普通家庭也买不起电视机，一般人也就是看报纸、听“话匣子”。

    在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中央有些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重要信息，希望告知世人，常常由天安门城楼“客串”媒体之责。那会儿的天安门不像今天这么闲在，“五一”、“十一”庆祝游行和联欢晚会，各种突然而至的集会、游行和夹道欢迎接二连三，曝光率极高。更为微妙的是，谁人在城楼上露面了，谁人消失，谁人位置发生变化，谁人谈笑风生，谁人又抑郁寡言……人们会据此多方揣测，试图顺藤摸瓜，解读高度机密而又变化多端的时局。外电更是趁机深挖浅掘，时不时爆出靠谱或根本不靠谱的新闻“炸弹”。因而那时，人们把天安门城楼看成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天安门城楼就扮演了披露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特殊角色。不过，有些是官方有意为之，有些则是不留神走漏了风声。

    例如，新中国的头号盟友无疑是苏联，但是前四年的国庆大典，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一个苏联的高级政府代表团露面，斯大林更是踪影全无。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中苏关系尚有暗河难渡。

    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国庆，刚刚上任不久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站在正中央，谈笑风生，人们看出中苏关系正处于繁花盛开的季节。赫鲁晓夫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与中国关系走热正是他外交路线的体现。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赫鲁晓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门，虽然也是站在正中央，却与毛泽东貌合神离，相互少言寡语，脸色沉郁。此时的赫鲁晓夫内外交困，他在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对中国的事情也多有指责，甚至横加干涉，拒绝在核技术上进行援助，撤走大批苏联专家，此后又与中国进行公开大论战。中苏两国从兄弟变仇敌，让世界大跌眼镜。

    “文革”期间中国高举“反帝”“防修”两面大旗，中苏关系达到冰点。

    直到30年后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才缓过劲来。

    登上天安门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要算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了。中柬两国具有传统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时代，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特别是1970年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后，西哈努克亲王长住北京，中国重大节庆随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显示了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反美爱国运动的支持。直至2012年10月离世，亲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准确次数究竟是多少，恐怕没人统计过。这成为中国同柬埔寨人民友谊的一段佳话。

    1969年3月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极为紧张。为避免苏、美合力夹击中国，毛泽东谋画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出现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早在1936年，斯诺就冒险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红色政权，与红军众多将领成为朋友。那时的中共还很神秘，世人知之甚少。斯诺写了一部《毛泽东传》，又将所写关于苏区的新闻通讯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斯诺也因此成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斯诺的着作，曾三次接见他。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度来华访问。

    天安门城楼上，斯诺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以显着位置刊登了这幅照片。

    遗憾的是，美国政要并没有读懂中国的意图，甚至连斯诺也认为只是对他本人的破格接待。或许中美不同民族对行为艺术的理解差异过大，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得不推迟了。

    多年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荣誉。”

    其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激战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想趁隙而入，曾千方百计示好中国，以孤立苏联。先后通过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抛出橄榄枝，直到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35分，基辛格乘坐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707飞机，秘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那个震惊世界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同是1971年，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故事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震惊。

    5月1日晚，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际劳动节焰火晚会，中央领导照例要在城楼上一一亮相。

    在中心主桌，靠近广场的外侧东西相对的两个座位，是为毛泽东和林彪预备的。里侧从东到西依次是西哈努克亲王、国家代主席董必武、莫尼克公主。晚会开始，几个人相继落座，唯有林彪的座位空着。

    见不到林彪的人影，周恩来焦急万分，如此重大场合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到场，必然会引起种种猜测。果然，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准备来了，也没有打招呼。

    周恩来再三用电话催促，林彪才慢悠悠走来，到自己的座位。他身裹军大衣，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没有和任何人握手、寒暄，包括毛泽东。他一言不发，呆呆地望着广场。

    摄影记者围拢过来，希望能抓拍一张伟大领秀神采奕奕、谈笑甚欢的场面，显然时机未到。但是就在人们愣神的工夫，林彪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也就是说整个晚会，林彪的座位基本都是空着的。

    幸好没有电视直播，普通人是无法看到这泄露天机的一幕。

    晚会结束，周恩来立即把所有电影、电视记者留下，因为各大报都在等待明天头版头条的大幅照片。记者们都因没有抓拍到合适的照片而满脸无奈。

    这时，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站出来了，说他拍了一张，但不好。

    杜修贤有“红墙里”的摄影师之称，“文革”期间是指定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要人拍照的记者。出于职业习惯，林彪入座后，他顺手按了下快门。就是顺手一按，帮了大忙。第二天，各大报头条都是这张照片，就连电视、电影里也是这张定格的照片——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听西哈努克讲话，林彪则低头不语，双手插在袖口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

    报纸的大字标题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三、1969年秘密重建天安门

    天安门虽然已将近600岁高龄，但至今仍然雄姿不减，青春依旧，欢歌赞语世世代代缠绕。不过，这位“寿星老”早已不是明砖清瓦，不是“原装”、“原配”了。且不说几次雷击、火烧，有时弄得片甲不留，仅1969年的一次重建，就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文革”时期的天安门变得更加特殊，有关它的一切都变得高深莫测，人们把心中最圣洁的地方留给它。有人胆敢对它不敬，笃定要被“踏上千万只脚”。

    如果有人说，天安门已经病入膏肓，砖斜柱朽，眼看就要塌了——这绝对是反革命谣言，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反革命揪出来。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心灵已被扭曲，思维方式变得古怪而可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检修中，技术人员发现城楼大厅里靠近毛主席座位的那根12米高的巨柱已经空了近10米；天安门城楼因260年没有大修，建筑结构严重坏损变形，主体建筑已下沉近1米！

    1966年3月，邢台地震波及北京，使天安门城楼的变形、坏损再次加剧。虽然进行了紧急加固措施，但只是杯水车薪。

    “文革”前夕，有关方面就已经做好方案准备动工，但“横扫一切”突然袭来，改建不得不停止。几年间，中央决策部门不断得到天安门随时都可能倒塌的警报。此时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1969年12月15日，天安门突然被长66米、宽37米、高32米的苇席包裹得严严实实。

    为了不引起思想混乱，中央决定在高度机密中对天安门进行重建。所有参建人员必须严守秘密，连家人都不能说。路过此地的人都投来诧异的目光，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天安门除基座不动外，城楼将全部拆除重建。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施工队伍进行军事化管理，成立5支施工连队，分别称之为：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参加重建天安门的人员都进行了严格政审，必须“根红苗正”。所谓根红，上推三代不能有问题，出身不能是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富农、小业主，家中亲属不能有关（监狱）、管（被管制）、杀（镇压）人员，不能有海外关系。参加重建的事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每个工种各有各的证件，每道工序之间不准互相打听……

    北京正值严冬，是一个不能施工的季节，但为了确保明年“五一”的天安门活动，只能出此下策。中山公园停止开放，临时建起大锅炉，专门为城楼提供热水热气。人们不会想到，苇棚外滴水成冰，苇棚内却是温暖如春。

    拆除城楼时接连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天安门最高的屋脊，砸开正中央的那块脊瓦，竟然发现一个30厘米见方的金丝楠木盒，上面虽然蒙满灰尘，但仍可看出二龙戏珠的图案。由于年代久远，木盒已经朽了。在盒里先是发现一个金元宝，虽然光泽不再，但沉重压手；接着又摸出一块红宝石，一粒粒百年朱砂，以及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显然，这些都是古代的避邪吉祥物。

    天安门城楼上发现“镇楼宝盒”让人喜出望外，不过它出自哪个朝代，就无从考证了。或许，天安门的一路辉煌正是得益于宝盒的护佑？人们宁可信其有。

    在新建城楼时，姚来泉师傅在原来宝盒的位置又放上了当代的“避邪物”：那是一块17厘米高、12厘米宽、3厘米厚的汉白玉石，上面刻着“1970年1-3月重建”字样，并用金箔贴字。

    但愿这块汉白玉同样会护佑天安门永久平安。

    历史如果循规蹈矩地运行，数百年后我们的子嗣也将重建天安门，当他们发现这块汉白玉石会是怎样的心情？数百年后的天安门乃至整个北京城还是这个样子吗？他们会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来解读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他们是钦羡，还是颔首微笑，抑或是叹息？

    历史是个蒙面人，既让你看不清过去，也让你无法预知未来。

    在拆除天安门西山墙时，发生的事情让人冒出一身冷汗。一名工人一镐下去，竟发出了金属的声音，轻轻取出，原来是一颗直径9.5厘米、高约45厘米的完整炮弹！公安部门立即连同周围的土全部取走研究。后来在拆除中又先后起出6颗规格相同的炮弹，公安部门对这7颗炮弹始终都没能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只好按悬案暂时搁置。有人在天安门上埋了7颗炸弹？这绝对是个爆炸性新闻。那个年代，人们的神经很脆弱，社会也很脆弱，丁点的事用阶级斗争的放大镜一看，很可能闹出个惊天大案。重建天安门的任务压倒一切，放炸弹的阶级敌人也就没空去抓了。

    天安门留下的疑团太多，考验着后人的智慧。

    城楼是全木结构，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谁也说不清。被拆的斗、拱相互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不管多大的木结构体却找不出一根钉子。这么复杂的工艺是怎么做的呢？蒯祥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一字不留呢？我们至今没有答案。

    让重建队伍头疼的事情很多。例如，他们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一个整角吊起，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根，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建筑专家琢磨了半天后说，拆下的声、斗、拱虽然次序对，但有的方向不对。后来又把拆下的每一根木料都按顺序编号，画草图，拍照片，并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等，把拆下的东西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直到摆对为止。

    这是今古能工巧匠穿越数百年的一次对话，是古人布下的一盘经典建筑迷局，是古人智慧的一次大展示。即使在先祖面前再显窘态，今人也是幸福的。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每根12米长，最粗的直径1.2米，重达7吨。当时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质地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但运输成了问题，火车时间太长，直升飞机吊不起来。最后许多木料是从非洲加蓬和印尼北婆罗洲进口，这种木材遇火不着，只冒烟。还有一部分楠木是从故宫和东直门拆下来的，调过来做斗拱用。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因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斗。

    天安门的基座没动，是因为当年用糯米汤和混合土砌的砖非常结实，至今仍然坚如磐石。即使过去几百年了，现在刨出的土还能在鞋底上粘得挺厚。毕竟是皇家“形象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

    重修的天安门城楼比原来“长高”了87厘米，这是因为天安门多年下沉，可以说现在的天安门才真正恢复了原始高度。

    翻建天安门城楼时，采用什么样的图案和彩画曾引起激烈争论。

    一种意见是保持历史原样，仍用古代级别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描金。另一种意见认为“金龙和玺”、“仙人走兽”都是“四旧”，应该扫除，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代替。“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总理采取了折中办法：天安门彩画整体采用“大丽花和玺”图案，勾头等小型琉璃瓦用“向日葵”图案，其他一切不变。这些修改让天安门变了味道，直到1984年国庆35周年前夕，才把城楼大殿及环廊的“大丽花和玺”彩绘换成了“金龙和玺”。而“向日葵”琉璃瓦勾头仍然保留在城楼上。

    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工程完毕，指挥部又成立了9人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按所有图纸顺序进行检测。这一检测，果真查出了问题。

    当时任混合连指导员的许新民回忆说，探雷器非常敏感，一个极小的钉子都躲不过。有一次当测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鸣叫，现场万分紧张。姚来泉师傅赶紧翻图纸，图纸显示此处并无任何钉铁钉的记录。

    拆开，检查！被油饰一新的斗拱被拆开——取出了一把木工扁铲。是别有用心，还是疏忽大意？在场的人都说不清，当时是否为此成立专案组，是否查出了责任人，都不太清楚。但姚师傅清楚地记得，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大冬天那汗竟顺着脊梁往下流。

    后来探雷器测到东楼梯时又不断鸣叫，平整的水泥地面为什么会响呢？不容细想，马上砸！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后来化验那些水泥碎渣，是因水泥含铁量高所致。

    1970年4月7日，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竣工，全部工期112天。

    5月1日，当万众欢呼着涌向天安门时，他们不知道，重新露面的天安门，已人是物非了。

    这个冬天，围绕天安门城楼所发生的或惊魂、或美丽的故事，普通百姓是决然想不到的。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时，人们不禁扼腕慨叹，尽管天安门依然壮丽，但那毕竟是重建之物。先祖们的绝世技艺，以及用绝世技艺所创造的绝世精品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带着惆怅追念那永远不可复生的一切。

    如果对天安门的检修和保护再提前一二十年，采用更科学、更积极的办法，不去拆掉重建，或许天安门就会保全金身，不致令后人扼腕惆怅了。

    四、四月飘“雪”：“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

    时间迈进1976年，这是人民共和国大开大合、天崩地裂的一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走向极点：

    ——共和国三大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

    ——天安门“四五运动”震惊世界，200万人在广场悼念周恩来；

    ——7月28日凌晨3点，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24万人死亡。

    北京市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断裂般“嘎嘎”响声；

    ——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580万人次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至此结束。

    经历了这样的年份，人们突然灵魂开窍，似乎读懂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读懂了自己的人生。那些日常熟悉的，好像陌生了，陌生的反而熟悉了。

    王立山，北京再普通不过的一名上山下乡知青。然而，他的1976年却是在刀尖上度过的。他在纪念碑上贴了一首传扬全国的悼诗《扬眉剑出鞘》，成了“反革命001号案件”的主犯，遭到公安部全国通缉。为了活命，他不得不隐姓埋名，流亡山西。

    30年后的2006年4月，《北京青年报》记者找到了王立山，此时的他头发已经花白。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北京市也不例外，3月20日纪念碑南侧的浮雕底座上出现第一篇悼词，署名是“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同志”；3月25日第一个大花圈出现在纪念碑前；3月30日清晨6点，一个3米多高的花圈摆到纪念碑下，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和24个人的签名，这也是来自军营的第一个花圈，他们冒着被摘掉军帽、抓进监狱的巨大危险；4月1日广场上已是人流如海、花圈似山——清明节前后，到天安门广场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的竟达200万人次。

    4月4日晚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压力下，错误地认为有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并决定在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

    4月5日，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11时半，大批工人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士兵，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王立山回忆说，4月5日一早他骑自行车来到天安门广场，由于头天晚上的清剿，广场上花圈已不多，不过有一首诗让他记忆特别深刻：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1976年4月5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似山、人群如潮。

    这首诗把讽刺的矛头直指盘踞在上海的“四人帮”。王立山把头天晚上用镜框裱好的悼诗，恭恭敬敬放在纪念碑下。下午两三点他再次来到天安门，却发现自己放置的诗已经不翼而飞，显然被人清走了。愤怒的王立山不甘心，他想今天必须把自己写的诗全部贴出来。

    前几天卧病在家，灵感如泉涌，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扬眉剑出鞘》就是他骑自行车从家去复兴医院的路上即兴创作的：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他到前门文具店买了笔墨，趴在邮局的台子上，十几首诗一气呵成。《扬眉剑出鞘》被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立即被当场的群众大声朗诵。

    4月7日，电台以《扬眉剑出鞘》作为反革命罪证进行批判，王立山一家正在吃饭，气氛立即凝固了。“这件事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王立山说：“我要是出事了，我的父母肯定会遭到迫害。”

    全家人分析了每一个细节，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于是母亲和大哥果断决定，王立山马上去山西投奔亲属。为了减少麻烦，母亲还特地让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在9日清晨匆匆离开北京。

    “四人帮”为了搜捕“反革命”诗词的作者，专门印发了大本影印件，其中把《扬眉剑出鞘》列为头号反革命案件在北京花大力气搜捕。形势危急，大哥专程赴晋，嘱咐他不能有半点大意，平时尽可能不写字，万不得已要写，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直到“四人帮”倒台，他们也没能抓到“反革命001号案件”的“罪犯”王立山。在山西，王立山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1985年回到北京。1987年经自学考试，他获得北京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

    在共和国心脏地带，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群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首次，世界都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四五运动”很快平息了，但是人们心中的伤口却难以愈合。天上的阴云越积越重，雷电似乎随时都可能炸裂。人们不期然会默诵起郭沫若话剧《屈原》中，那段着名的长篇独白《雷电颂》——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

    1976年期待着这伟大的一刻。

    五、580万人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

    北京的10月是美丽的，尤其是1976年的10月，这是一个既美丽又振奋人心的10月：

    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一举逮捕。

    10月8日，消息首先在北京部队系统流传，部队招待所的白酒销售一空，各种小型祝酒欢庆活动在军营半公开地进行。

    10月10日，“四人帮”被擒的消息在北京市已是家喻户晓，许多商店的白酒断档。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下发文件，公布“四人帮”反党篡权的罪行，宣布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为表达难以言状的兴奋，市民们再一次涌向天安门。锣鼓声、鞭炮声、歌声和口号声，一扫天安门10年的阴霾。报载，从10月21日到24日，参加庆祝游行的人数达580万人次。没有文件，没有组织号召，全北京人都自发倾城而出。

    游行队伍中最受欢迎的要算是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了，是他们执行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他们背着枪从天安门走过，赢得了最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有位71岁的老者，坐在轮椅上连续三天来到天安门，他就是着名科学家高士其。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细菌学医学博士时，高士其研究脑炎病毒，因瓶子破裂，染上脑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他不能行走，甚至有言语障碍，但凭借超人的毅力，写下大量科普着述。粉碎“四人帮”让他夜不能寐，家人一次又一次推着他来到广场。

    高士其无法呼喊口号，置身在汹涌的人潮中就足以让老人痛快无比。

    或许文艺家比常人更为敏感、更富激情。

    诗人晏明“文革”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下放到郊区农村“改造”，不仅被剥夺了创作权，也没有了话语权，连诗人的圈子里也很1976年10月，数百万人涌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

    难见到他的踪影。诗人臧克家四处打探，也没能得到他的音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他立即从农村赶到城里，汇入游行队伍中。

    大多游行者都是在单位的旗帜指引下前进，但是有不少陌生的人会随时插入其间，融成为一个临时大家庭。此时无须问彼此的出处，所有人的心情都完全一致。晏明就是“无组织”的个体，他时而穿插进工人中间，时而又排进了学生队伍中，不管到哪儿，相互都会会心地一笑。晏明是个诗人，好激动却不轻易流泪，眼前欢腾的场面让他热泪夺眶而出，实在没想到世事会变得这么快这么突然。他曾决心封笔，一辈子远离诗歌。但在游行归来后，诗思泉涌，接连创作了三首诗作。很快他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了反映粉碎“四人帮”的大型交响合唱作品《风暴之歌》。

    游行队伍中，中央歌剧院的广场活报剧格外引人。四个演员扮演“四人帮”，被众人围在中央，四处逃窜却无处藏身。人们笑着、唱着又跳着。

    在歌剧院众多艺术家中，人们发现了李光羲的身影。十年风霜，让他失去了昔日倜傥耀人的风采，但喊起口号却格外卖力。20世纪50年代，他因出演歌剧《货郎与小姐》男一号阿斯克尔蜚声坊间，成为万千女拥趸的梦中情人。“文革”腰斩了他那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1976年时已近天命之年。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真正唤来生命第二春的是为庆祝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祝酒歌》——“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

    1979年中央电视台除夕晚会上，李光羲又一次演唱了《祝酒歌》。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赞扬《祝酒歌》积极欢快、振奋人心。

    “我唱过上百首歌，但哪首都比不上《祝酒歌》！”退休后这些年，李光羲每年保持一百多场演出，《祝酒歌》是场场必唱的保留曲目。

    征服听众的难道仅仅是优美的曲调吗，人们更为看重的是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重大胜利，唯有这酒，唯有这畅快、高昂的曲式才能表达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

    10月21日郭沫若诗兴大发，挥就《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

    郑路是天津作曲家，粉碎“四人帮”让他坐不住了，便与几个艺术家相约奔赴北京，汇入天安门前的人海。意想不到的是，广场上天津老乡的游行队伍还真不少。他使劲地喊着口号，嗓子都哑了，但每次呼喊似乎都有一组旋律撞击在心头。回到天津没几天，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诞生了。这个作品采用苗族、彝族的歌舞音调来塑造乐曲的音乐形象，汲取了群众流行的对歌、对舞等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了少数民族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后的欢快心情。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时交响乐作品的代表作，被改编成管乐、民乐等多种版本，成为国内外着名乐团演奏的保留曲目。

    粉碎“四人帮”成了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拐点，人们似乎突然抖掉了积满周身的泥巴和灰尘，那颗抑郁的心渴望着春天的到来。

    诚如现代派诗人顾城游行后所写的经典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天安门以其博大的胸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欢乐和痛苦。1976年10月，广场上无数双脚印将永远嵌进中国的历史，它再一次印证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