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宏年、胡其俊“业余”为天安门升降旗28年

    天安门经历了十年特殊岁月，终于回归正轨。那些光怪陆离的社会万象并未玷污它的金身，它像普通市民一样，更喜欢北京的市井味道。有关它的故事从此也就少了许多虚幻和飘渺，多了百姓的气息，甚至胡同里的幽情和叫卖。

    下面所讲的，是两个普通人的故事，他们与“伟大”根本不沾边，只想不惹祸、不招灾地度过平凡一生。挣钱吃饭，孝敬老人，养活老婆孩子，是他们人生的全部。

    但是一不留神，他们还是走进了天安门的史册，留下“不朽”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头28年，天安门的升旗不像今天那么庄严，没有任何仪式，只要让国旗飘在旗杆上就成了。那时天安门也没有专门管理机构，升旗的事就只好交给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单位——北京供电局。它位于广场西南角，离旗杆不过二三百米。

    供电局领导也很实际，找一个踏实、负责任、不用操心的人干这件事。于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程宏年便成了共和国第一任升旗手。

    1949年10月2日清晨，程宏年第一次把国旗升上了旗杆。此时，广场上万籁俱寂，也就是几个小时前，还是人头攒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

    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程宏年还不能理解一个崭新国家诞生的全部意义，更不会想到，他脚下的这片广场日后会演绎出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他默默地升上了国旗，也默默地走进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直到两年后的1951年9月30日。对于那些穷尽毕生，最终也没能名留青史的人来讲，程宏年是个幸运儿。

    同是供电局工人的胡其俊成了程宏年的继任者。

    1951年9月30日下午，股长来了说：“老胡，明天是国庆节，你去天安门广场升旗，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程师傅。”领导说完，一扭身走了。这句有点不经意的话，却让胡其俊驮着国旗走了26年。

    当天晚上胡其俊来到程宏年的家，打听清楚升降旗的时间和方法，也就算“培训”完毕。之后他又重新回到单位上了个夜班，凌晨3点才下班。就这样胡其俊迎来了第一次升国旗的时刻，他平凡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起点。

    胡其俊与程宏年一样，都是在农村土坷垃里长大的，即使到了大都市，也像农民忠于土地一样忠于领导和工作。

    “那时升国旗，没有准确的时间。晴天，看着太阳出就升旗，太阳落就降旗；阴雨天，天亮了就升旗，天黑了降旗。”1993年胡其俊在接受一家刊物采访时说，“那时也不是每天升旗，只有在重大节日或有重大活动时才升旗。重大节日就那么几个，重大活动靠上级通知。”胡其俊告诉记者，他的家住在右安门，国旗就放在他家的衣柜里。升旗时把国旗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升完旗再去上班。下了班降旗，然后驮着国旗回家。这件事都是业余时间干的，并不属于本职工作。那时干分外事司空见惯，不需要表扬也没有补贴。

    胡其俊的人生像时钟一样每天沿着固定的轨迹旋转，没有一刻出轨，26年升旗也没有一次出现闪失。那年春节大雪封路，没法骑车，胡其俊半夜三点钟就起床，硬是抱着国旗来到广场，完成了升旗任务。

    26年，胡其俊创造了在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最长的纪录，恐怕后无来者；

    26年，胡其俊没有因为升旗而升迁、受奖，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他的锦绣年华却在国旗升降的瞬间一点点消失；

    26年，胡其俊把无数个晨昏串联成一种精神，一种这个民族早在愚公时期就有的精神。

    当胡其俊离开升旗岗位时，新中国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也宣告结束。

    1977年到1982年的5年间，由卫戍部队担任的升旗任务，变成了两个人的仪式：一人引路，一人扛旗。

    1982年12月28日，原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的战士们正式进驻天安门，同时担负起了天安门广场升降和守卫国旗的任务。至此，原来的两人升旗改为了3人升旗：一人擎旗，两人护旗，正步前进。升旗的战士们也统一着装，编制了升降旗时间表。从此，在民间，这个每天早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担负升降旗任务的团队，就被人们叫作“天安门国旗班”。

    现在，程宏年和胡其俊都已先后离世，他们留下的一个人升旗仪式的故事却永远新鲜。

    二、“小平您好”：瞬间诞生的经典

    1984年10月1日，中断多年的国庆大典再度盛装上演：绚丽的彩车，整齐的方队，威武的坦克，还有首次亮相的洲际导弹和卫星，依次从天安门前通过。

    下午4点多，游行队伍中突然一阵喧闹——“小平您好”，一群北京大学学生面朝天安门，意外地打出这条朴素而特别的横幅。然而只有几十秒，横幅就消失了。电视记者无意中捕捉到这个镜头，画面瞬间传遍世界。

    按照上级规定，游行人员只能高举花束，不能把其他东西擅自带入天安门广场。北大校方的两次预演都没有发现横幅，就是在入场前还进行了严格检查。横幅很不规整，而且对领袖直呼其名。电视镜头扫过横幅，马上意识到这是规定之外的“动作”，立即切换画面。现场很多记者一下子都愣住了。

    原来，这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几个学生，昨晚在宿舍里的“预谋”。

    9月30日是最后一次排练，北大游行指挥部要求同学们明天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挥舞蓝色的花束。因此，晚上大家一起聚在宿舍里扎花。

    “都是一样的颜色，多单调呀！”这时，一个叫常生的北京同学从家里回来。“太没创意了。应该写句标语，做条横幅，让全世界都看到我写的字。”大家都齐声叫好。

    写点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教育要改革”，“改革要加速”，“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个个口号提出，又迅速被否定。

    这时，有人建议表达一下对邓小平的爱戴之情，因为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邓小平万岁！”“都什么年代了，还搞个人崇拜！”“要不就问声好吧。”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又觉得句子长了点。于是，简化成：“邓小平同志，您好！”同学们越发兴奋，干脆把姓氏也省略掉，直呼：“小平同志，您好！”常生拿来一张纸，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他就把抹布卷在棍子上，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

    没有做横幅的布，他们瞄准了一个同学的新床单。把六个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发现床单不够长。“要不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本来很热闹的宿舍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们平时说话都不会直接称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一般都会加上职务。直接称小平显得很冒昧。”不过，他们再一想，又觉得没什么，毕竟这是对领袖最真诚的问候。于是，他们就用订书机把“小平您好”四个大字订在了床单上。

    第二天的国庆大典必然是人山人海，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小平您好”，他们又卸下蚊帐杆，将横幅绑在顶端。到时候，再由高个子同学高高举起。

    为了将横幅带进场，他们先是在杆子顶端点缀了一些纸花，再在杆上缠满彩带。于是，横幅就被伪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郭建崴和曾周两个个子较矮的同学负责携带，还特地穿上了实验室的白大褂，把横幅藏在里面。他们甚至想好了托词——如果有人问起，就说白大褂代表他们的专业。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护卫着这把“花束”进入了游行行列。游行队伍到金水桥边时，郭庆滨、常生、于宏实等几个高个子同学突然打开横幅，一个经典场面就这样诞生了。

    《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在金水桥南架好了器材。他将一个1000毫米的长镜头对准了城楼，以便及时捕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写；又在脖子上挂了一台装了标准头的莱卡M3，用来随时拍群众场面。

    “有点意思！”看到横幅王东来不及细想，“咔嚓、咔嚓”摁了两下快门。历史就在这1/125秒中定格了。他也没想到，此刻自己拍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张照片。

    回到宿舍后，同学们都很兴奋。李禹开心地说，打出标语后，他看到小平同志冲他们挥手微笑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没过多久，一个同学的弟弟打电话来，说他在西单路口看游行时，听两个警察说，北大这帮小子太胆大了。那个同学建议他们赶紧躲躲。于是，几个人有的回了家，有的去了亲戚家。他们知道，许多前辈因为思想活跃，逾越雷池而折戟沉沙。

    《人民日报》编辑部里，王东拍的两张“小平您好”的照片被扔在桌上。几个版面的编辑都不敢用这张“出格”的照片。新华社和《解放军报》送来的照片里都没有这个画面，新华社和本报的文字稿里也没有这个细节。不知道是不是有精神，不让发。编辑们选了一些中规中矩的照片：欢乐的学生举着“祖国万岁！”“我有一颗中国心”等标语。

    “小平您好”眼看就要被淘汰了。最后，二版还缺几张照片。“好，就是它了！”当时的二版主编保育钧一眼就看上了“小平您好”这张照片。

    10月2日，“小平您好”见报。新华社紧接着也深入采访报道。

    “小平您好”传遍大江南北。

    新华社摄影部在1984年国庆报道的总结中说：“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这条横幅比起那些巨大的模型和彩车，的确是过于朴素了，然而它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电视台的摄影师和《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分别通过荧屏和照片突出地表现了这条横幅，新华社却发不出一张这样的画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

    “小平您好”四个字虽然只在天安门前一闪即逝，却成为共和国永久的历史记忆。此后，也成为大型纪录片、话剧、图书、歌曲、绘画、浮雕、文艺晚会常用的名字，足见这幅照片影响之广。

    十几年后，有记者追踪采访当年密谋此事的几位学生，他们大都获得了博士或博士后学位。尽管这段历史的创造，是莘莘学子一时灵光闪现。但凭此人们有理由断定，他们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未来。

    三、天安门城楼成为旅游景点

    1988年1月1日上午9点，75岁的北京市东四人民商场的会计高希武成了新闻人物。他手握历史上第一张天安门参观券，登上了天安门。早上7点多钟冒着严寒，高希武就来到售票处等候，成为新中国普通百姓登上天安门的第一人。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作为旅游景点向世界公众开放。只要花10元钱，你就可以享受过去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登临权”。

    据说，第一天排队买票的人群，个个神情严肃而凝重。这个世世代代专属于皇权的禁地，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尽管这些人都想抢先品味一下“皇权”的滋味，但真到临头也不免有点紧张。

    其实开放天安门的呼声早已有之，只是人们思想的“解冻”需要时间。就像北方的时令，不到“七九”冰封的河水是不能开化的。

    契机来自1984年，一封署名“华兴”的来信，直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

    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

    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显然，这个请求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很快就批转到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提出具体办法。

    当时身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筹备人员之一。20年后杨登彦回忆说：“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向人民开放，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开放！对中国人来说，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它从神坛走向普通公众，是最大的变化。”

    1979年人民大会堂首先解禁，一般单位经批准可以在这里举办活动，破除了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专属之地的惯例，被海外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果然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试办经济特区。

    杨登彦说，那时天安门城楼只在领导人接待外宾等重大事情时才启用，平时都是封闭管理。天安门管理处事情也很少，长期只配有8个人。

    开放的大门渐渐敞开。1986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当时容许登上城楼的，主要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参观必须提前登记，有严格的审批手续。“那时人们把上天安门城楼当成荣誉。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会考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登楼。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都要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

    除了“五一”、国庆或春节领导人登临外，平时天安门城楼上就像是一个大仓库。彩旗、灯笼、屏风……这些集会上要用的东西就堆放在城楼上。仅那四对直径2.5米的大红灯笼，就占了整整一间房。

    1987年9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获批。城楼迅速被整饬一新，桌椅、沙发、茶具、挂钟、屏风……每件都按开国大典时的样子摆放。

    票价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外宾每人次40元，内宾每人次10元。1988年天安门城楼开放时，人民大会堂的票价是3角，颐和园是1元，故宫是5元。天安门地位特殊、场地有限，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参观人数，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这是票价偏高的最主要理由。

    事实上，偏高的票价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因为那个地方数百年来太神秘，那一阶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蹬踏的石阶太高贵。开放当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2000多人；当月，38253人次登上城楼，带来超过40万元的收入；开放头一年，天安门接待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全年参观票款收入近780万元。

    其实，天安门的开放只是中国开放大局的一枚棋子：就在1988这一年，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继续扩大，全国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市县总数增加到288个，人口增加到1.6亿。

    然而有人从另一个层面看待此事，社会历史学家邱静华认为：

    在中国明清两朝和近现代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个城楼是作为权力符号的核心而存在的。它高高在上，就像一扇门，隔开了公众和执政者。大多数公众只能从远处眺望这个权力中心的符号。当然，这种眺望也能产生神圣感，但更多的时候，物理的距离同样会带来心理的距离。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的最高执政机关往往不是什么神秘之处。“9·11”之前，美国白宫的部分区域是对所有游客开放的，华盛顿地铁的一条线路在国会山下就有一站，上班族经常和国会议员们一起坐在地铁里。

    1988年天安门城楼向中外游客开放，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图为两个游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远望天安门广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高级政治机关所在地，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开放过。部分幸运的公众得以零距离地感受国家领导人站过的地方、看过的视野。这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

    天安门是共和国的象征，是群众性活动的主要观礼台，同时它也是公众的游览胜地。这三者的角色本身不会产生矛盾，且还有相互配合与适应的需要。事实上，民众愿意亲近天安门，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

    邱静华的观点得到了众多积极的回应。

    登临天安门的人们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心境，但不管是谁都会在人生中留下不褪色的记忆。

    ——2011年5月8日早晨6点多，的哥魏勇夫妇并没有陪自己的母亲过“母亲节”，而是驱车来到了四季青敬老院，将住在这里的陈碧老人接出来，陪她登上天安门城楼观光留影。上午，“魏勇亲情服务车队”还有19名的哥也参与了本次爱心活动，共义务接送了48位老人来到天安门，为她们过节。

    魏勇十多年来，坚持义务接送重病老人前去医院看病，并号召成立了“魏勇亲情服务车队”，为此当选为“中国十大孝子”。今年的母亲节，魏勇和亲情车队的同事们统一开车来到了四季青敬老院，接送这里没有儿女做伴的老人们集体过节。

    上午9时30分，19位爱心的哥陪着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他们还安排摄影师为老人们一一拍下了照片，留作纪念。老人们说：“今天的母亲节会让我们高兴一辈子！”

    对于老人们来说，登临天安门除了感受神圣与伟大，更重要的是人间的温暖和真情。

    ——2012年5月22日，中华慈善总会与武警总院组织在北京接受罹患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43名西藏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儿童，来到天安门武警国旗护卫队参观，并登上天安门城楼。

    武警国旗护卫队的战士首先为孩子们及他们的家长讲解了升国旗的来历，随后进行了队列表演。之后，孩子们在武警战士的带领下参观了天安门城楼和广场。

    为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家庭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实施免费医疗救治，2011年2月，中华慈善总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截至2012年3月底已经治愈了来自新疆、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先心病儿童650余名，在社会上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

    西藏地区因高寒缺氧、医疗条件差等因素，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明显高于低海拔地区。不少患儿由于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失去最佳手术机会，许多贫困家庭因要给孩子治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为此，中华慈善总会将继续开展“慈善援藏”活动。

    或许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天安门和布达拉宫一样都是神话的世界，一切美好的祈愿都能在那里实现。

    ——“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感觉真好！”2011年7月5日上午，参加“新疆兵团老战士走进北京活动”的31位高龄老战士，在家属的陪同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位位耄耋老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31位新疆兵团老战士平均年龄82岁，为解放新疆、建设新疆贡献了毕生精力。“在新疆都待六十多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头一回登上电视里经常看到的天安门城楼，太高兴了，也特别地自豪。”

    84岁农十四师老战士李炳清老人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从登城楼开始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嘴乐得就没合上过。1962年，李炳清和江苏支边青年倪梅芳共同组建了家庭，扎根和田。不仅如此，老人的一对儿女如今也在为和田的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

    这31位老人比常人更应该也更有资格登上天安门，没有他们在新疆的屯垦戍边，也就没有广场上的片片祥云。

    ——2005年7月25日傍晚，天安门迎来了特殊客人，世界足坛传奇式人物弗格森和他的英格兰曼联足球俱乐部。

    在执教曼联的近27年间，弗格森率队获得过大大小小38个冠军，包括13个英超联赛冠军和2个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执教场次达1500场，在1999年率队获得史无前例的三冠王。因其对英国足球的巨大贡献，1999年被英国王室在白金汉宫授予爵士爵位。因此人们更乐意称他为“爵爷”。

    弗格森对于中国历史一直相当有兴趣，来之前甚至还看了中国电影。他把天安门和长城列为重要观光地。登上天安门城楼进入大厅后，费格森情不自禁地说：“Fantastic（如同梦幻般美妙）！”弗格森问导游：“这是中国哪个皇帝手下的建筑呢？”当导游说出“明朝”和“清朝”的名字时，他频频点头，没有露出陌生的迹象，显然在家中他就对中国历史像准备足球比赛一样做足了功课。

    然后他又问：“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叫什么来着？他是执政到哪一年？1924年？(1924年是溥仪被迫搬出紫禁城的时间)”导游回答他：“不！到1911年他就下台了，那一年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他的名字叫作溥仪。”弗格森又喃喃重复了一遍“溥仪”。没过多久，几个俱乐部官员跑到费格森这边来兜售他们刚刚获得的知识：“您知道吗？皇上可以有24个小老婆！”费格森正在表示惊讶，导游又在一旁插嘴：“可不止，可以说有官方正式头衔的妃子24个，但实际上宫女还有更多。”接下来弗格森听说妃子去皇上身边伺寝时必须裸体，由太监裹着毛毯送到皇帝床上时，又笑着蹦了两个单词：“SecurityCheck（安全检查）。”

    天安门参观快结束了，弗格森还想单独去故宫参观，可故宫已经关门，他只能悻悻地上了面包车。

    在弗格森的眼中，天安门无异于一个大古董，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且不可思议。

    ——在弗格森拜访天安门两个月后，台湾作家李敖在家人的陪同下也登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游客的欢迎，行事谨慎低调的李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挥手致意，但言词保留。自称不爱拍照的李敖，难得在此与妻子、儿女、两位姐姐留下全家福合影。李敖在解说员的带领下，仔细欣赏天安门的雕梁画栋、历史遗迹。临走时，他留下题字：“休戚与共”。

    这位精通中国历史、历尽坎坷的学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恐怕有着比常人更复杂的心境。“休戚与共”——似在告诫自己，也似在告诫他人。

    四、升国旗仪式，天安门的一道独特风景

    1．关于升国旗酸甜苦辣的故事

    这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一个为了升国旗而倒下56条生命的悲壮往事。

    1952年10月1日，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俘营里，被俘的志愿军战士们为了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升起了一面国旗。他们都很年轻，甚至连枪杆子都没拿过，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也为了援助朝鲜兄弟，毅然跨过了鸭绿江，投入残酷的战争。身边许多战友都死去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活着，只是想念亲人和祖国。

    做国旗的布是战士们用去了胶的雨衣布，用疗伤的红药水染成的，黄色的五角星是用黄色的奎宁丸药涂成。当国旗升起来的15分钟后，恼羞成怒的敌人把装甲车开进了营房，150多名战士在机枪的扫射中倒了下来，56人为了国旗的升起献出自己的生命。

    国旗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象征，为了维护这份尊严，年轻人付出了生命。这是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不可想象的。

    下面这个关于升国旗的故事，要轻松许多，但同样让人动容：1956年世界青年友好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我国一位举重选手在最轻量级比赛中，两次试举均未成功。这时他看到苏联工作人员，已经将一面苏联国旗拴上了旗杆，准备宣布比赛结束后升旗。这一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决心为五星红旗再搏一次，这次杠铃被加大到了133公斤，而他竟一举成功，苏联国旗被取下了，五星红旗在赛场的上空冉冉升起……

    听了这样的故事，你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关注升旗，特别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

    中国的第一面国旗诞生于清朝末年。1888年10月3日，慈禧太后批准《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大清国国旗为长方形黄龙旗。与世界第一面国旗——1219年诞生的丹麦王国国旗相比，中国整整晚了669年。

    中国的第二面国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法律形式颁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于1949年10月1日，并在国庆大典上升起第一面国旗。此后33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都没有特别制定升旗仪式，人们只是远远地仰望着这面意义非常的旗帜。

    2．升旗仪式与护卫战士共同走向完美受到公众关注的天安门升旗仪式，起始于1982年12月28日。

    这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的日子，守护天安门国旗的任务由北京卫戍区移交给武警部队。

    “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是董立敢，他的名字就给人以力量，一个敢干敢当的男子汉。

    那是个开放的年代，一个鼓励冲破一切束缚和牢笼的年代。

    在董立敢的带领下，国旗班首先确定了升旗时间。北京天文台天体力学专家林亨经过专门精算，得出了最佳升降旗时间：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

    它寓意着共和国与日月同辉。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有差异。

    其实，董立敢的思维比时间还要精确，他发现从太阳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是2分零7秒。能不能把国旗从杆的底部升至顶端，控制在这个时间完成呢？这需要改变电动装置和配乐的节奏——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批准。

    国旗班接手护卫国旗任务正值隆冬，那时升旗还是两个人的仪式。像所有武警战士一样，他们都穿着棉衣、棉裤，戴棉帽。“这不威武，动作不舒展，不能激励人！”董立敢决意一律改成单装。这可是个滴水成冰的季节啊！很多战士提出了异议。

    第二天，董立敢首先与他的助手袁岳升旗。当他们穿着一身单衣，迈着“咔咔”的正步走过金水桥时，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用惊奇和敬佩的目光注视着。

    接着，受国家迎宾仪式的启发，他们又把两个人的升旗仪式改成为三个人。

    ……

    升旗仪式的每一步改革都是苦思冥想、夜不能寐的产物，都是武警战士对“忠诚”二字的诠释。

    第一套《国旗升降仪式》在天安门使用了近8年时间。

    1991年5月1日，新的国旗升降仪式正式实施。它更雄壮、更威武，也更美丽，成为魅力独具的一道风景。

    这是一个由36人组成的方阵，包括一名擎旗手、两名护旗手，一名带刀指挥官，以及32名护卫队员。一切都规定得极为严格而细致。

    譬如，擎旗手肩托着国旗与左右两名护旗手保持30厘米肩距，与身后的国旗护卫队保持150厘米的行距。从天安门的金水桥到广场的旗杆下是103.50米。正步每步步幅是75厘米，正步行进138步。

    每次升降旗回来，仍然要重复这一切，丝毫不能差。

    国旗护卫队的成员都是帅哥，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如果个头不在1.75米至1.85米之间，就别想进国旗护卫队。此外，还必须身材匀称俊朗，思想品质优秀，政治可靠，军事技术过硬……所有这些标准缺一不可。难怪国旗护卫队拥有大量的女粉丝，她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目不转睛盯着的就是这些帅哥。其实，这些女性“暗恋”的不是哪一位具体的帅哥，而是热恋着那种阳刚之美，即使女性生命中也不可或缺的阳刚之美。

    帅哥们光是外观帅还不成，关键还要护卫国旗的技术“帅”。那些技术“帅”不起来的帅哥，只能提前离队，遭到淘汰。

    吴猛，一位来自甘肃的小伙子。他刚入伍的时候，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新兵连挑人，一个大队只选了四个人。当吴猛还沉浸在入选的喜悦中时，艰苦的专项训练就迎面压来。站军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课，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脚底神经长时间受压迫，站得他经常头晕眼花。

    必须一气呵成的收旗动作被戏称为“砍旗杆”，因为这个动作要求右手连续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证在大风天气里旗面也不会被刮跑，并且在13至15下“砍”的动作中被完全收起。“总不能让大家看着我们的动作都是无声无息地吧，”吴猛憨厚地笑着说，“所以我们‘砍’的时候还必须要‘砍’出声音，由慢至快，很有节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鼓劲。”

    初练时，吴猛和国旗1991年5月1日，新的升旗仪式亮相天安门广场。

    班的战友们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瘀血，手指头也在旗面上被磨破，伤口往往是一层没好又伤一层。“我们当时训练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鲜血染成的。”吴猛笑嘻嘻地说。

    升旗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升旗手把国旗向斜上方撒出的一刹那。这一下动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将旗撒展，也是一项“功夫活儿”。要把握好音乐节奏，使准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健的臂力。为了练撒旗，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经常用一二十斤的哑铃片连续挥舞训练，一挥就是整整半天。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他们的手都因为训练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吴猛是独生子，从小在爸妈的“暖房”中长大。娇柔和脆弱是他生命的短板，他知道护卫队对自己以后几十年人生是多么重要。他勇敢地张开双臂，去迎接这残酷的锻打。

    战士们一个个复员了，他们变成了雄鹰，飞向四面八方。

    升国旗新仪式实施20年，一代又一代升旗手用自己的青春，铸造出天安门广场一个魅力独具的品牌。据统计，20年中总共有3亿人次来这里观看，节日一天能达到20万人。

    3．升旗仪式的多米诺效应

    2011年6月29日，国旗护卫队收到一封署名侯露的长信，信中言辞恳切，对升旗有另外的解读：“……没有女军人参加的国旗护卫队对于女性是不公平的，缺少女军人的护卫队不能完全展现中华儿女的风采，我们的国旗需要男女军人共同来护卫。”

    侯露建议，国旗护卫队组成及升国旗仪式是：其一，国旗护卫队的人数以建国的周年数而定，由男、女官兵共同组成，各占一半，例如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男、女军人各30人。其二，男、女军人的身高均为1.81米（81取八一建军节），身着军礼服，持枪佩刀。男、女各2名军人庄严地手托国旗行进，两边由8名男、女军人持枪佩刀护旗。后边是国旗护卫队成四列纵队行进，男、女军人左右两列。其三，国旗护卫队步出天安门时，天安门广场响起《义勇军进行曲》……侯露信中还说，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认为宇宙间万物以阴、阳相分，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白天为阳，黑夜为阴；男人为阳，女人为阴。阴阳和谐，相辅相成，宇宙万物才秩序井然，富有生机。男军人威武刚健，女军人英姿飒爽，国旗护卫队更加完美，升国旗仪式更加壮观，更能体现出“中华儿女多奇志”，一起保卫祖国的壮志豪情。

    看来侯露对天安门升国旗的关注和思考已非一日，那字字句句都体现出一个公民对祖国的挚爱。想必有这种关切之心的，不止一个两个。千千万万的人用不同的智慧，希望升旗仪式变得更美好，这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事情。

    升旗仪式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在1991年新的升降旗仪式实施时，赵新风正好是当时的国旗班长，是班里很多纪录的保持者。他是服役时间最长、收旗速度最快、力量最大的人。他的收旗动作总是力道十足，以至于手掌与国旗之间会产生强烈摩擦，如果手套上不贴胶布和手粘在一起，手套就会飞走。

    1993年赵新风转业了，虽然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这位老班长，但他总认为自己与国旗的缘分还远远没有完结。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和中国国旗网，专门从事国旗文化传播。

    他在全国各地开展升旗手培训和规范化升旗仪式的推广活动，培养了近千名注册升旗手，还联合清华大学策划和承办了“首都高校规范化升旗仪式”等活动。

    2008年，赵新风为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设计了“中国式升旗”仪式，并培训奥运会升旗手192人。

    升旗仪式在社会，也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延展着多米诺效应。可以这样说，只要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冉冉升起或徐徐降落的国旗，你的心就绝对不会冷漠，就绝对无法屏蔽多米诺效应的冲击。

    五、“天安门经济”

    1981年7月，一位被称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泰斗的经济学家提出一项建议：“可以考虑把庙会搬到故宫端门和午门之间的广场来办，一年搞它三次，春节、‘五一’、国庆节。广场两旁的大约一百间厢房，空了几十年，也应当租出去，办小商店。”

    这位同时有着“中国市场经济拓荒者”美誉的经济学家，转而又谈到天安门广场，他说，有人说摆小摊外国人看了不好，其实论小摊外国人比我们多，天安门观礼台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利用起来了。

    他还说，天安门前沿红墙两侧空地很多，灰观礼台也可以利用，还可以搞些塑料建筑，装饰得美观些。这里是寸金之地，不利用很可惜。入夏以来，偌大一个广场，连一个卖冷饮茶点的也没有，人们想喝口水，吃根冰棍，都要跑远路。我看至少夏天要开办冷食夜市。

    专家的话并非政令，但是就在这一年广场上的小摊小贩逐渐多了起来，仅照相摊位在国旗杆两侧，一字排开就有十几家。那时一般家庭还没有照相机，要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还真犯难。此外，卖饮料、小吃、风筝、空竹的也不少，特别是小孩玩具更是五花八门，很受游客欢迎。一些人力三轮车在金水桥前排成了长队，拉着那些腿脚不利索或是走累了的人在广场转一圈，也挺对游客的胃口。

    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两侧，则建起了一溜儿整齐划一的铝合金商亭，专卖旅游纪念品，生意红火，不是庙会胜似庙会。

    据统计，从天安门广场到午门的摊位，一天的流水能达到百万元以上。80年代的百万流水可不是小数，这真印证了“寸金之地”一说。

    和广场相比，人民大会堂的市场步伐迈得更快。

    1979年1月27日，中断15年的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在会上讲话，让人们激动万分：“过去的人民大会堂，人民不能来，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1979年7月15日是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从此人民大会堂每天都排起了长队。人们对这座圣殿充满期待，它在老百姓心目中像天安门一样，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一些部门或单位被允许在这里举办报告会、联欢会和颁奖会。

    1984年，人民大会堂走向市场又迈出新的步伐。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在绝对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力争5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

    这的确是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代过去了，人们开始求助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给人民大会堂带来新1996年秋，三轮车夫的活力。

    于是，进人民大会堂需要买票，在大宴会厅只要掏钱就可以享受国宴招待，会议厅可以租用，水酒饮料可以标注国宴专用……这一个个“可以”，丈量出了人民大会堂市场经济开放的尺度。

    人民大会堂拥有几百名厨师，仅特级厨师就有30多人。尝尝国宴的滋味，成了几乎所有游客的期望，数千人同时用餐成了火爆一时的盛景。

    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来自安徽巢湖的小吴有幸吃了一顿国宴，兴奋多日。他在单位很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不过吃国宴却抢了个头份。他觉得很提气，写了篇短文，居然在《巢湖日报》发表了。

    文章主要记述国宴的菜谱，看来那时国宴菜谱也算是新鲜事。小吴说，桌面上摆放的所有用品都标有“人民大会堂”的字样，让他很感神圣和体面。本来想吃完带走一两样，但走时匆忙也给忘了。第一道菜是鸡汤豆米花，味道非常鲜美，品相也很好；第二道是佛跳墙，以前对佛跳墙是久闻其名，未能谋其面。食材还不错，以海鲜为主；第三道，葱烧海参，感觉海参质量不高；第四道是红煨小牛肉；第五道，菜单上没有，莫名其妙地上了碗面条，汤的味道很好，一口气就都喝了；第六道是三丝鱼卷，哈，正对胃口；第七道，香菇鲜蔬，还比不上他烧的呢；第八道，石耳煨乳鸽，味道还可以；第九道是面包和叫不出来名字的点心，味道怪异；第十道：水果，不够新鲜，在冰箱里久矣；第十一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当然是冰激凌啦。小吴说，尽管感觉不如徽菜好吃，不管怎么说这回毕竟吃的是国宴啊，回去可以炫耀一番。

    “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成立，市场开发更是势如破竹。

    他们甚至走出大门，到社会上承包酒楼，开办联营公司。

    果然，人民大会堂变成了巨大的财富之树，既开花又结了果：到1986年，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行政经费自给自足。1991年，经营总收入竟达到2亿！

    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古老的前门楼子上。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几位解放军将领曾在箭楼上检阅入城的部队，此后几十年一直闭门谢客。虽然这两座城楼名声显赫，妇孺皆知，且颇有人缘，但是几十年间它们总是板着面孔，冷漠地注视着前门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老北京人觉得它们陌生了，不是街坊们心里想着、嘴里念叨着的城门楼子了；而新北京人就压根没把它们放在眼里，只是知道那是一个过了气的大古董，一点也不时尚。

    正阳门在明清时是北京城的正门，也是京城九门中最大、最壮丽的城门。硕大的城门平常是关闭的，唯供皇帝出城所用。民国时期，前门一带交通拥堵不堪。1915年，民国内务部总长兼北平市政督办朱启钤奉袁世凯大总统之命，拆除了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半月形瓮城，城楼下便成了小摊小贩的“乐园”。

    那时，北平市政府不愿意花钱白养着这两座城楼，一心想把它们卖掉，坊间曾几次传出箭楼被卖掉的消息。1928年，箭楼果真被某老板以3万块大洋率先买走。城楼被卖了，还真是爆炸性新闻。很快城楼上开设了电影院、国货陈列所和国货商场。开始生意还真红火了一阵，人们不仅可以购物，还能登高远眺。但是好景不长，因为箭楼上冬天太冷，夏天蝙蝠成灾，生意逐渐冷淡。前门楼子史上的第一次经商梦，就这样以破灭而告终。

    不过箭楼上的“国货陈列所”值得一书，这是一批爱国实业家为了振兴祖国经济，抗衡洋货入侵，从全国组织调集的名、特产品，进行展示和销售。其中包括江浙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茅台、西凤等名酒，以及珠宝、玉翠、牙雕、刺绣、地毯等等，可谓集民族精华之大全。当时此举确实为振兴民族企业起了推动作用。“中国人就应爱国货，振兴中华提倡国货”成为流行一时的标语口号。国货陈列一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才不得不停止。

    日伪时期，前门箭楼作为电影院曾营业一段时日。

    前有车后有辙，1987年北京市政府也开始动脑子，设法盘活前门楼子，别光坐守老祖宗留下的这点家业，那不是“啃老”吗？

    有了梧桐树就不怕没有金凤凰，北京通县艺海实业公司和崇文区华盖商场慧眼独识，各出100万元维修资金，并分别获得一层楼的5年经营权，率先抢占了这块风水宝地。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个非常上算的买卖。

    作为“天安门经济”的一部分，1990年、1991年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先后开门迎客，成为热闹一时的新闻。

    箭楼主要是搞一些与民俗风情、文化艺术有关的展览，后来又搞了民俗文化夜市、音乐茶座、卡拉OK等等。在这里进行文化宵夜，风情独具，能够瞬间穿越古今，确实不一般啊！

    张润丰是一位研究北京民俗的学者，也是前门楼子的铁杆粉丝。

    他说，这楼子怎么看怎么美，怎么研究怎么科学，如今孤苦伶仃地立在这儿，还真有骨子倔强劲儿。整个北京城以至北京人不都是这个劲头吗？他的家当时住在虎坊桥附近的大杂院里，离前门几站路之遥。

    自从箭楼有了茶座，他是每逢周末必到，还结交了不少茶友。他说，坐在茶座边，品着地道的张一元花茶，听着北京琴书、京东大鼓，享受啊；你看，南边是九曲十八回、熙攘喧杂的大栅栏，北边是正阳门楼子，穿越而过就是宽阔无垠的广场，东西有现代建筑遥遥对峙，再冥想着天安门连同故宫古建筑群，醉人呐，真像喝了几两“小二”！

    事过境迁，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对当年的箭楼茶座怀念至深。

    “什么时候再恢复就好了，不知道这辈子还赶得上不……”末了，他又找补一句，“如果还有100万包租5年的好事，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我也要拿下来。不为赚钱，就是为让全北京人，以至全世界的人都来这儿坐一坐，那比当部长的滋味还要美呀！”

    北京通县艺海实业公司在正阳门城楼的顶层开了个“正艺楼”，专卖旅游产品。有文物字画、仿古青铜器、民间工艺品，尤其受外国人喜爱。正艺楼高30多米，与天安门检阅台的高度相仿，风光更为旖旎。

    “天安门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大潮中有着光鲜的一页。在这个曾是一尘不染的政治重地，也溅起了一朵朵“金元”浪花。

    进入90年代后期，“天安门经济”遭到非议。有人说：“天安门广场不是市场。”“天安门地区可以有商业，但不是商业区。”也有人说，“天安门地区安全是第一位的，效益应让位于安全。”“天安门首先要算政治账，过分市场化会让经济账迷住双眼。”“天安门广场的经营活动，是对它庄严肃穆的‘亵渎’。”……

    当然也有人力挺“天安门经济”：“眼下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不要过度商业化，在分寸上把握适当，有益无害。”“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有些做法冒了头，调整一下就是了，甚至可以规定出个一二三四。减少国库开支，也是不应忽略的问题。”

    既然看法有异，那就先收摊吧——“天安门经济”渐渐退潮了。

    既然是浮云，消散快，也能再度重聚呀。或许有一天，它会重出江湖？

    或许，张润丰先生承包前门楼子的念想，将来还有实现的可能？

    ——不知道，就像围棋刚下到中盘，谁又能知道结果呢。

    六、国庆50周年阅兵：“姐妹花”和“四大名旦”的故事国庆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传统，也是国庆游行最受关注的内容。从1949年建国到1959年共举行了11次，然而此后连续24年，由于种种原因国庆阅兵式消失了。直到1984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阅兵，那时恰好是国庆35周年。

    当人民共和国即将挥别20世纪的1999年到来时，举行了第13次国庆大阅兵，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大阅兵：人民共和国50周年华诞；20世纪最后一次阅兵；人民共和国13次阅兵中规模最大、武器装备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

    这一次，让世界改变了对中国武装力量的认识。

    看看下面的简要记述，或许会有一个粗略印象：受阅人数1.1万人，阅兵历时49分钟；四大军兵种四个导弹方队同时亮相，常规地地导弹、中程地地核导弹、远程地地核导弹，一个让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阵容；空中梯队“四大名旦”，中国空军跨世纪发展的新坐标；400多台战车组成25个方队受阅，创新中国国庆阅兵之最；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首次出现在受阅部队中，一支现代化武装部队初露峥嵘；女兵队列强势出阵，显示女性在军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下面，不妨截取这次大阅兵的两个画面，或许能感受到“世纪阅兵”的魅力。

    国庆50周年阅兵仪式上，空军地空导弹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

    1．“姐妹花”绽放青春

    战争是男人的“游戏”，让女人走开。

    但在现代社会，这句名言被彻底颠覆：女人不再是花瓶，已经成为军队重要的组成，成为战争第一线骁勇而妖娆的风景——中国女性尤其是这样。

    早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就出现了女兵方队，1999年的世纪大阅兵则是第二次。

    中国女子从军自古就有，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梁红玉四大巾帼的美名至今在民间传扬。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支女兵队伍是太平天国的女营。据说天国女兵曾拥有十余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女性军事组织。

    至近代，1926年10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出于发展革命需要，原计划招收100名女生，由于报考人数过多，实际录取女生195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科班女军人。为抗日救国捐躯的赵一曼、中国第一位军人女作家谢冰莹均列其中。

    新中国女兵也有光鲜的一页。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领受进军西藏的重大任务时，在北京、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京等地，特招了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1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兵分散在进藏队伍中，在缺氧、断粮、路险等恶劣的高原条件下，和男兵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囊，从川藏、青藏两线翻过无数座雪山，蹚过无数道冰河，越过险象环生的泥沼草地，经过半年、一年，甚至四年（修川藏公路）艰苦卓绝的行军，硬是用双脚走进了拉萨及其他边防重地。正值花季的女兵们，挑战了生理极限，创造了世界女兵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女歼击机飞行员、女师长、女性武器研制专家、反恐女特警、两栖侦察女队员等一大批优秀女军人，在男性占传统优势的领域脱颖而出，为中国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做出了特殊贡献。

    放眼世界，女兵的风采同样不让须眉：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女兵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将近32万名女性在军中服役，占军队总数的13%；俄罗斯女兵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兵，她们不仅风姿绰约，很多岗位在与男性军人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妇女必须服兵役的国家，在全民皆兵的以色列，腰间横挎一把M-4突击步枪的女兵并不少见。

    在国庆50周年的阅兵式上，张薇薇、张莉莉姐妹俩一夜成名，成为各媒体争相曝光的热点：她们是双胞胎，天生丽质，俏俊挺拔，更为难得的是同为女兵方队的领队。

    那是一对让人过目难忘的姐妹，她们把柔美与坚强诠释得天衣无缝，以至10年以后仍然是媒体追访的对象。

    张薇薇、张莉莉姐妹俩生长在辽宁鞍山一个普通家庭，14岁那年，她们一起特招入伍，双双当上了北京军区的文艺兵。她们选择了文艺兵，就是选择了爬雪山、钻山沟、上哨所、走边防，而不是大都市炫丽的舞台，不是名与利泡沫似暴涨的浮华生活。1996年，姐妹俩突然来了个青春急转弯，以优异成绩一起考入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院，成为白衣战士。她们从热烈、奔放，从人们的赞誉中走出来，走进教科书，走进严谨与宁静。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有勇气而且有能力实现跨界的。1999年在她们临近毕业时，又大胆选择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国庆阅兵女子方队。她们知道为了天安门前三分钟的队列行进，需要付出八个月，即使铮铮男子汉也要偷偷落泪的严酷训练；她们更知道，天安门受阅是人生唯一一次机会，失去会后悔一生。

    虽说是女兵方队，但通过天安门的动作与男兵方队完全一样，没有第二个标准。

    拔军姿、练静站是女兵们每天的必修课。为了动作整齐、姿势标准并且坚持时间长，姐妹俩腿上绑着沙袋，腰上固定着T形木板，衬衣领子上扎着大头钉，手上还夹着扑克牌。三伏天气，头上顶着烈日，脚下是50度高温的水泥地，不一会就汗流浃背。北京盛夏的天气多变，酷晒中突然瓢泼大雨，她们同样站立如钉。

    有人说，姐妹俩身体单薄，动作不够过硬，喊口号也不响亮，不适合当领队。他们只有用更艰苦的训练争取这个位置。

    女兵要比男兵克服更多的困难，付出的更多。例如，生理周期时对女兵的情绪和体力影响较大，她们要提前吃药调整生理周期，避开10月1日；有些女兵一紧张，就想上厕所，为此要事先吃黄连素，以缓解肠胃的蠕动。

    国庆受阅当天，女兵方队在张薇薇、张莉莉的率领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天安门前，按照齐步50米、正步96米、再加齐步50米的顺序，要完成196米分列式行进动作。女兵方队精神饱满，步伐有力，横、竖、斜线整齐，踢腿、摆臂、步幅、步速合乎标准，规定时间3分22秒75，而实走3分22秒整，仅误差0.75秒，创下了女子徒步方队的纪录。

    2000年2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曲《军中姐妹》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喝彩。甜美的歌声，真挚的表演，使这个节目在当年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比中获得了歌舞类一等奖。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就是张薇薇、张莉莉。从天安门广场到春节联欢晚会，姐妹俩的青春又一次划出了美丽的弧线。

    她们完美的青春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但是人们不知道，姐妹俩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艰辛。这就是青春，所有的成功都是由泪水和汗水，甚至是鲜血滋养长成。

    可以想象，姐妹俩的一次次成功为自己的未来，也打开了一扇扇诱人的大门。但是出人意料，她们谢绝了各种邀请，回到原来的部队，回归最初的起点。她们不想生活在聚光灯下，更不喜欢疯狂捞金的日子。她们的一切都是部队给予的，守卫祖国是她们人生更重要的职责。

    忠于祖国、忠于军队是中国女兵永不褪色的传承，和先辈相比，当代女兵有着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学识，也拥有更广大施展才华的舞台。

    天安门见证了这一切。

    ２．“四大名旦”：中国空军发展的新坐标

    上午11点20分是个令人振奋的时刻，132架轰炸机、歼击机、强击机、加油机和直升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梯队，冲出浓厚的云雾，米秒不差地按预定时间、高度、航线和间距，阵容严整、风驰电掣地掠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它们从北京周围不同的机场起飞，严格按照计划航线飞行，在空中排队集合后，到长安街上空接受检阅。

    对于人类来说，飞天一直是最神秘、最为向往的。关于飞天的神话，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尤为耀眼——“女娲补天”、“嫦娥奔月”、龙图腾等都与飞翔有关，它们寄托了一个民族最美好的期待。

    飞机是高科技集聚的领域，人们尽管喜爱，但对它们却知之不多。

    ——当空中加油机，隆隆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发现它的奇特之处以及藏觅其间的故事。然而，正目不转睛注视着这场空中表演的各国军界，却为之一惊——中国终于有了加油机！

    空中加油，顾名思义是给正在空中飞行的飞机加油，特别是执行战斗任务的飞机，不必落地加油，这将大大增强航空兵的远程作战、快速反应和持续作战能力。哪个国家拥有了空中加油机，就会对这个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带来革命性变化。

    美国是最早发明空中加油机的国家，1923年就拥有了第一架空中加油机，不过是由手工操作，很难在实战中应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加油机可由飞行员通过电脑操控完成加油的全过程。供油量十分可观，能够达到10多万公升，受油机则遍及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预警机、巡逻机、运输机、侦察机和直升机等诸多机种。

    人类的智慧使相互杀戮变得更加惨烈。

    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时，英国“火神”式战略轰炸机从本土起飞，横跨赤道纵贯大西洋，轰炸了南半球的阿根廷。往返不着陆飞行约3万公里，创造航空史上最远距离空袭的纪录，这全靠途中有加油机多次补加油料。

    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时，载满炸弹的F-111战斗轰炸机从位于英伦三岛的基地起飞，往返不着陆飞行达1万多公里，途中曾由KC-10A空中加油机多次补加燃油。

    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仅美军就投入加油机308架，共完成5.1万次空中加油任务。如果美国没有这种长翅膀的加油站，海湾战争就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

    眼下，世界上能生产加油机的只有美、英、俄、法四国，而拥有空中加油机的国家有20余个，共装备10余种型号的加油机1000余架，装有受油装置的飞机1.1万多架。

    中国空中加油机是采用国产的轰-6轰炸机改装而成，它不仅可以成倍地增加歼击机的作战半径和滞空作战时间，对保卫远离大陆的海疆具有重要意义，也打破西方国家对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改变了世界空战能力的格局。

    显然，中国空中加油机的诞生对一些国家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6架威猛的“飞豹”歼击轰炸机登场了，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动物名称命名的战机。它融现代航空技术于一体，攻防兼备，作战半径达到1650公里。“飞豹”的部分性能甚至超过了“美洲虎”、“狂风”等世界一流战机的水平。“飞豹”歼轰-7是一种拥有很强攻击威力的机种，它的前机身右下侧处装有一门23-3型23mm双管炮，备弹200发。全机载弹量5000千克，具有装备大重量、大口径武器的能力，可挂能以多种姿态发射的空空导弹。

    歼轰-7最重要的武器是C-801K/803反舰导弹，最多可带4枚。

    两个翼尖挂架可挂霹雳-5近距空空导弹。歼轰-7也是解放军中少有的带有翼尖挂架的飞机。

    “飞豹”主要作战使命是执行对地、海攻击任务，具有一定的歼击护航能力。该机可用于攻击敌占区纵深目标；攻击交通枢纽、前沿重要海域、空军基地、滩头阵地、兵力集结点等战场目标；孤立战场，支持、支援地面和海上作战，以及执行远程截击、对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等攻击任务。

    1974年初，中国海军在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击沉击伤敌四艘巡逻艇的战绩，但也暴露出缺乏海军航空兵空中支援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海航装备的歼击机基本没有对海攻击能力，轰-5航程较近，又过于老旧不堪重任。因此适合海航使用的新型攻击机成为迫切急需的机型。

    此时，苏联已在中国边境附近部署了重兵，高密度大纵深的防空火力网已经建成，进攻威胁咄咄逼人。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经过几十年无数次试验，“飞豹”终于凌空而上，成为保卫祖国的空中骄子。

    据外媒报道，中国的隐身版“飞豹”也已诞生。

    2012年，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两国局势一度剑拔弩张。日本自恃拥有美国F-15重型战斗机，频频派机示威。而中国毫无惧色，一批批“飞豹”飞临钓鱼岛上空，上演了一场战机空中对质的大戏。

    这个地球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强悍的军事力量，只能低眉顺眼，仰人鼻息。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东亚病夫”了。

    ——苏-27重型战斗机飞过来了，它那秃鹫般的翅膀，尖利的机头，连声音也难企及的速度，让人不觉寒气顿生。

    苏-27，世界重型战斗机中的巨无霸。80年代中期，当它的身影刚一出现时，在蓝空中便引起一阵莫名的恐惧。

    1987年9月13日，发生在巴伦支海上空的“手术刀事件”，更让苏-27添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天，挪威空军P-3B型反潜巡逻机，正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上午10时39分，该机与一架过去从未见过的苏联新式战机遭遇。

    这架苏军战机第3次逼近P-3B时，在稍加调整位置和方向后猛然加力，从P-3B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但是它的垂尾尖端撞上了P-3B右侧外侧引擎的螺旋桨叶片。损坏的桨叶中的一条碎片，在强大的惯性下被甩出去击穿了P-3B机身。碎片像手术刀那样将P-3B右翼的发动机割开一个大口子，导致机舱内失压。P-3B的飞行高度在一分钟内掉了3000多米，直到坠海前的最后一刻才侥幸改平，勉强返航。

    这就是冷战时期着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那架神秘的苏联战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苏-27。

    中国引进苏-27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闻，它在国际上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特殊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国人当时是全然不知的。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西方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孤立和包围。在中国周边，以美国为首、部分国家参与，形成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包围圈。中国台湾军方以及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分别自美、法引进大量高性能战机。当时，中国台湾的“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并掌控着台湾的政局。

    中国的空军建设长期以防空为主，更没有可以长驱直入的重型攻击型飞机。特别是东海、南海日益严重的国际局势，此时若不再想办法，解放军空军如果离开广阔的国土，恐怕会不堪一击，保卫祖国海域的疆土也将是一纸空谈。

    90年代初的几次全球局部冲突，美国空军的高科技精确打击能力给中国空军决策层更是带来巨大的震动。

    西方不亮东方亮，由于同受西方势力的包围和孤立，苏联与中国关系于80年代后期开始悄然解冻。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重开中苏交往之门。苏方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米格-29之类的高性能飞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这番谈话如一声惊雷，在国际政治界、军事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经过两年多艰难的谈判，1992年11月25日，总共24架苏-27战机运抵中国。至此，解放军空军进入“苏-27时代”，这也是中国空军历史上第二次急速现代化的起点。此时距苏联正式装备苏-27也仅七年时间。这一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西方引起巨大的反响，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弥漫在西方的各大主流媒体上，并持续发酵。

    重型战斗机是战斗机的大哥大，由于拥有较大的载弹量和较远的航程，并且可以携带更多的机载设备，重型战斗机一直作为各国主要研究开发的机型，也是空军队列的“精兵”和主力。

    苏-27最大特点就是载油系数高，航程远，并且由于有较大的机体空间，可以配备较多的航电系统和武器。最有价值的是其可以在机腹挂4枚中距空空导弹和翼尖挂2枚格斗导弹时，仍旧能维持上千公里的作战半径，它不仅可以抵达较远的战区作战，而且可以在战区滞留较长时间。即使着名的F-16、“幻影”2000等西方战机与其交手，也难占上风。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1996年苏-27技术转让协议的达成，一项更具雄心的，建设一支“攻防兼备、火力与信息一体”的空军，彻底改善中国空军攻击能力的计划紧接着展开。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局势下，苏-27机群风驰电掣般飞过天安门上空。这是炫耀，还是示威？这是提振，还是警告？让世界去猜测吧！

    ——一群墨绿和浅黄色相间的迷彩直升机在蓝天的映衬下，像一只只美丽的蜻蜓。它们没有风驰电掣般地速度，更没有令人胆寒的刺破长天的呼啸，但它们却有着“树梢杀手”、“微笑杀手”等并不温柔的绰号。这就是国庆受阅最大的空中编队——25架“直-9武装直升机”。它们是中国自行研制改装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武装直升机。

    刚刚装备了驻港部队，还出色地完成了北极科考工作。

    这25架直-9武装直升机组成了5个5机楔形编队，以250米的超低空出场。北京城内的高层建筑如林，当时最高的楼已经达到270米，而直升机编队“要飞得比不会飞的高楼还要低”，这不仅要有胆识，还要靠过硬的技术。

    据中国国防大学的专家称，武装直升机在地空一体的现代战争中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它是敌方坦克部队和陆军集群的可怕杀手。

    直-9武装直升机是一种多用途攻击型直升机，主要用于在战场前沿实施反坦克作战，并可遂行压制地面火力，突击地面零散目标等火力支援任务，也可用于运输、机动兵力、通讯联络、救护等其他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直-9武装直升机加装了导弹、火箭发射器、航炮、机枪吊舱装置及其相应的火力控制系统，并拥有19项电子特种设备。据军方透露，该机型对目标攻击的命中精确率极高。看来这是一个“微笑”着的冷面杀手。

    然而直-9的诞生，中国却走过了漫长的20年艰难路程。

    1979年，中国原有的直-5直升机由于性能落后而停产，直升机处于后继无机的状况。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经过多国考察比较，决定引进法国宇航公司的“海豚”直升机及透博梅卡公司的发动机。它们具有技术比较先进、合同条件比较合理、价格相对便宜等优势，双方很快便签订了转让生产许可权合同和生产合同。

    中国当时的生产技术还处于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比较全面的技术改造。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很快在一些关键领域具备了生产80年代先进航空产品的能力，为直-9生产和国产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10年的努力，直-9直升机的国产化率达到93.6%，各项性能均达到或超过“海豚”直升机的指标，只是空机重略有增加；发动机的国产化率达到98%，并于1993年开始批量生产，1994年开始交付使用。

    直-9的成功引进和国产化，不仅解决了中国直升机后继无机的问题，同时使生产技术达到了80年代的先进水平；研制成功了一批先进的原材料和成品；通过消化吸收，掌握了一套先进的设计技术和实验方法，从而为直-9衍生系列和其他新型号的直升机研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现在，直-9系列直升机已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军用系列包括直-9武装型、侦察校射型和舰载型直升机等多种型号。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新兵种——陆军航空兵部队成立，这支部队需要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就是用国产直-9装备起来的。

    从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时的捉襟见肘，到1999年的“四大名旦”，在同一片蓝天下，中国上演了一出令世界震惊的飞天大戏。

    相信，下一个10年，或是20年，天安门上空会有更为精彩的飞天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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