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婚礼”迎来新世纪第一缕曙光

    “见证新世纪，守望到晨曦”；“欢乐今宵，拥抱明天”；“盖世纪邮戳”，“品千年盛宴”……

    21世纪即将到来，新世纪第一个元旦，也是新千年的第一天，可真是千载难逢啊！如何度过这一天？特别是第一缕曙光，如果看不到，那将是终身遗憾。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盘算，开启“云智慧”的按钮，让浪漫的情怀放肆一回。

    2000年12月31日，北京到处都洋溢着喜庆气氛。无论大街小巷，还是商场、饭店，各种促销的标语和民间活动都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世纪之交北京将成不夜城。

    当时针指向2001年零点，北京王府井、西单、朝外大街、隆福寺、大栅栏等五大商业区同时成为欢乐的海洋。假日经济不再是陌生的词汇，按照北京市的统一部署，京城五大商业区和各大商场纷纷亮出绝活，迎接新世纪到来。丰富多彩的喜庆活动从12月31日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2001年元旦凌晨。

    当12月31日23时，中华世纪坛大型群众联欢晚会的焰火点亮京城夜空时，一些民间迎接新世纪的活动也纷纷拉开帷幕。中日韩三国62名大学生将在北京颐方园体育城主馆码放350万张多米诺骨牌，重新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北京电视台推出的“直播世纪婴儿”

    活动将摄像机架在了妇产医院的产房，由产科教授现场讲解新生命的降生过程。当北京大钟寺、钟鼓楼和新修复的地坛钟楼鸣响新世纪第一次钟声的时候，京城百姓通过电视屏幕可以目睹“21世纪第一个婴儿”的降临。他们以关注人类新生命的特殊方式迎来新的世纪。

    然而，世纪之交将在北京度过不眠之夜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热心的人们在北京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盛大的“世纪婚礼”。

    来自全国56个民族的1000对新婚夫妇齐聚北京，先于12月31日晚出席北京新年音乐会，让贝多芬的《欢乐颂》为他们送走20世纪，又让管弦乐《春节序曲》为他们迎来新世纪。2001年元旦凌晨，新人们乘坐超大型婚礼花车，到天安门广场沐浴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观看新世纪第一次庄严的国旗升旗仪式，随后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婚礼。

    “世纪婚礼”是一家婚庆公司独具匠心的策划，让新郎新娘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结为百年之好，这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盛大婚礼。网上公布这一活动后不到5天，就有将近两千对新人报名。由于接待能力所限，组织者只能忍痛割爱，以报名先后为序，兼顾56个民族。随后他们又将一封道歉信和一份贺卡寄给没能参加天安门婚礼的新人，接到这份“礼物”的新人，恐怕要比高考生落榜还要失望。

    一对云南大理的白族新人由于路途遥远，信息不灵，报名稍迟没能入围。他们又是打电话，又是拍传真，还请到北京出差的老乡登门公关筹备处。两位新人本来已被父母包办，双双“被”许诺给不认识的人。他们抗争了两年，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恩准，并且准备办一个全新的婚礼：到北京，让天安门见证他们的爱情。参加“世纪婚礼”将使这对白族鸳鸯的婚礼，插上更加瑰丽的翅膀。他们说，这也是全村男女老少共同的心愿。

    筹备处为难了，“千对新人世纪大婚礼”是不能变成1001对的，他们不能为了一对新人，而改变对1000对新人的承诺。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对入围的北京新人来交款办手续，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们默默离开了，纠结了一个星期，终于又来到筹备处。他们说，他们决定把这个名额让给这对白族新人，少数民族朋友参加世纪婚礼更有意义。北京的新人告诉筹备处，他们已和中华世纪坛取得联系，世纪坛活动组委会被他们的谦让精神所动，已同意将他们的婚礼穿插到活动中。

    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局，两个不同地点却演绎着同一个世纪的婚礼。

    看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要百年等一回，而看千年第一缕曙光则要等上千年！能够遭遇2001年1月1日，那确实是人生之幸。何为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何玉囡对此做了详尽的解释。

    何玉囡说，从天文意义上讲，日出是将太阳看成一个圆面，太阳圆面的上边缘与地平线相切的时刻，就是日出时刻。此时太阳在地平线以下，与地平线仅有一个交点。真正看到半个或一个完整的太阳圆面，还需要一些时间。也就是说，太阳圆面的上边缘与地平线相切的时刻，所透露出的曙光可以认为是第一缕曙光。凡是能够看到地平线的地方，都有机会看到第一缕曙光。

    何研究员话锋一转接着说，在天安门可以看到第一缕曙光，但不是第一缕曙光的首照地，首照地应该是在新世纪开始之日日出最早的地方。

    1999年11月3日，北京天文台名誉会长、中科院院士、中国2000年委员会主席王绶先生在北京宣布：中国的2000年第一缕曙光将首先照射到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

    曾在台州市括苍山顶工作了十多年的台州市气象局郑金忠对此持不同看法。他搜集了气象站30年来的日照实测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并据此推算后认为，括苍山顶日出时间比石塘要早15分钟。

    “新千年曙光之争”其实是旅游资源之争。2000年1月1日的“新千年曙光”使石塘这个海边小镇一夜成名。据温岭市提供的资料，在“曙光节”期间，温岭全市接待中外游客16.96万人次，旅游收入1.2亿元。

    尽管在天安门看到的不是“第一照”，但到天安门观看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仍是最热的热点。

    1月1日凌晨4时，国旗旗杆以南50米的警戒线后，已经挤满了来看第一缕曙光和升旗仪式的群众，其中不少是从外地赶来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利用元旦放假专程到北京看曙光和升旗，他们觉得这次比以往更有意义，象征着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随着升旗时间的临近，聚集到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是在世纪钟声敲响后就来到广场，一直守候到天明的。一些提着行李刚刚下火车的青年人，索性将旅行箱堆积起来，搭成“看台”，翘首张望。

    1000对新人尤其令人瞩目，由于天气寒冷，他们虽然不能着婚纱和礼服，但是精心的打扮、精致的穿着，仍然透露出其特有的身份。此刻，新人的心情更为激动和紧张，因为这一刻值得他们铭记的东西太多了。

    7时30分，威武的国旗护卫队出现在金水桥上。

    五星红旗披着新世纪的曙光缓缓升起，片刻宁静后，是数万人忘情的欢呼，人们争相留影，为这辞旧迎新的一刻见证。

    其实，见证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还有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指战员们。请看看为了迎接第一缕曙光他们的作息表吧：

    6：00，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驻地故宫东朝房，一声清脆的起床哨划破了漆黑寂静的夜空。队员们闻声而起，穿衣、洗漱、擦靴。

    6：30，队员们开始升旗前雷打不动的热身训练。

    7：28，国旗护卫队准备出发。

    7：37，当第一缕曙光出现在东方天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36名国旗护卫队员守护下，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据悉，新世纪到来之际，护卫队收到大量来自各地的贺卡。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回复每一封来信。当傍晚完成降旗仪式之后，战士们将伏案执笔，向所有来信者，带去新世纪的第一声问候。

    二、关于广场功能的跨世纪大辩论

    1．新中国成立初始已确定“政治性和纪念性”是主基调天安门广场的功能到底如何定位？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是个纠结不已的问题。争论了60多年，仍然没有定说。虽然20世纪50年代，有个没有公开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说法，但是随着时光流转，官员、规划部门以及各路学者的更新换代，特别是观念的不断刷新，使得本不复杂的问题变得棘手。直到新世纪的日头升得老高了，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尽管60多年间，广场布局在功能上有过多次突破或延展，但终因各方舆论压力，不得不放弃，又重新回到原有的规制。“广场经济”粉墨登场，又黯然谢幕就是一例。

    从1417年天安门初露尊容，到1912年封建王朝彻底崩盘的495年间，虽然经历了两个朝代、25位皇帝，天安门及广场的功能十分明确而且一成不变：象征和防护。

    495年间，皇帝的权威一向是通过天安门及广场向外传播的，成为皇权的象征；同时它们也是紫禁城的守护者，过不了广场上的层层关卡，特别是天安门那森严的81钉大门，任何人都休想越雷池一步。

    495年间，对天安门及广场的定位没有人质疑过，更没有人敢于为其添枝加叶。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垮台，它的防护和象征功能也就随之瓦解。天安门广场成了民间的政治舞台，为政治家、学生和工人的集会、游行之所。然而这一功能并不被统治者接纳，频频武装驱逐和镇压，甚至一度在广场种植白丁香和黄刺玫，以遏制政治活动。这几十年广场的功能，虽然仍旧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但毕竟大不同以往了。

    广场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城市广场，如普南城的中心广场，是市民进行宗教、商业、政治活动的场所。公元5世纪欧洲进入封建时期以后，城市生活以宗教活动为中心，广场成了教堂和市政厅的前庭。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城市中公共活动的增加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繁荣，相应地出现了一批着名的城市广场，如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卡比多广场等。19世纪后期，城市中工业的发展，人口和机动车辆的迅速增加，不少老的广场成了交通广场，如巴黎的星形广场和协和广场。

    封建专制让中国古代城市缺乏公众活动的广场。只是在庙宇前有前庭，有的设有戏台，可以举行庙会等公共活动。此外，很多小城镇上还有进行商业活动的市场和码头、桥头的集散性广场。衙署前的前庭，不是供公众活动使用，相反，还要求人们肃静回避。这在古代都城的规划布局中更为突出，如宫城或皇城前都有宫廷广场，但不开放，为统治者专属。

    由此看来，中国的广场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出现要比西方社会晚得多，二是西方的广场是开放的，人民大众是活动的主体；而中国古代真正意义的广场是官方私属的，是封建专权的象征物，人民大众不得进入其间。

    时光的脚步踏进新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功能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不过它的新的定义在开国的礼炮声中就已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举行了开国大典，此后年年都有国庆游行，天安门及广场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其实，早于开国大典之前的9月30日傍晚，中共中央、政协、政务院的领导人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行动也为广场的功能定下了难以更改的基调：纪念性和政治性广场。

    特别是最终纪念碑成为整个广场中心，这一功能就尤显突出。

    原本有人主张把纪念碑建在东单广场或是西郊八宝山，如果这一建议得到实施，广场的纪念性功能也就弱化了许多。

    从1950年至1954年间，规划部门陆续做了15个方案，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面积问题展开讨论。有关天安门广场的性质，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政权，故而广场周围应该以国家主要的机关为重点建筑物，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政治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场应该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周围的建筑物应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

    苏联专家团的看法接近前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纪念馆，性质是庄严、肃穆的。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莫斯科红场，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

    这个建议和中央当时的构思颇为接近。在广场上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又建设人民大会堂、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以及1977年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都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的重要延伸。

    “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的味道”，是那时对天安门广场政治性和纪念性的另一种通俗解释。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转而下，中国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提出要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来。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

    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回忆，195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市长彭真关于改建天安门广场的汇报后指示，6亿人口大国的集会广场，太小了不行，天安门广场宽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一直向南通出去，直到护城河，东西宽500米。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最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敲定下来的，随后根据拍板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郑天翔又对广场的政治性做了进一步阐释：“天安门广场应当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成为一个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基地，成为培养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的大学校。”

    一名多次参与天安门规划的专家称：“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的广场，在这里修建任何建筑，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

    2．国庆花坛存续之惑

    1986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首次出现大型艺术花坛，立即引起各方盛赞。10万盆鲜花摆成一朵巨型红花，在花蕊的中心一只开屏的孔雀亭亭玉立，为广场陡然增加了喜庆气氛，到广场看花坛成为人们欢度国庆的一大热点。

    广场摆放花坛的灵感来自于1984年国庆。那一年，北京园林局和花木公司把精心培育的鲜花摆满了十里长安街两边，东起朝阳区的永安里西至海淀区的木樨地。没想到这一创意得到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赞赏，最终形成了“压缩两头，美化中央”的决定。

    从此，广场摆放花坛成了国庆的固定“节目”，而且年年翻新。

    60周年大庆，从10月2日到11日前来广场观看花坛和60辆彩车的游客，达到创纪录的820万人次。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2012年的国庆花坛可谓是一件匠心独具的杰作。天安门广场设置了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为了保证最佳效果，花篮中的花朵规格较大，普通花卉无法达到，因此使用仿真花卉。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是圆形花钵80组，天安门两翼是2009年国庆60周年期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型大花篮。

    容器花卉90组，天安门观礼台前则是地栽花卉。庞大的规模，繁复的层次，让人们眼前一亮。

    另外，在长安街上还布置了9处以“辉煌成就”为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

    这一年还首次在花卉布置中，使用LED全彩灯、LED连珠灯等新型冷光源照明灯，人们在夜间能够享受到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效果。

    花坛摆放时间也破例加长，从节前一直持续到党的十八大会议闭幕以后。

    据统计，这期间有上百万人前来赏花。国庆期间更是盛况空前，为保持广场清洁，有460名清洁工人每天三班倒，平均一天就要清除5吨垃圾。

    花坛为天安门广场增添的魅力超出想象。

    从1986年第一次设立起，就引发了建立永久花坛的呼声。如果花坛一年四季都在这里喷香吐艳，不仅能使广场变得更加美丽可爱，让百姓又多了个去处。而且每年的临时花坛花费不菲，从经济角度考虑，也是永久花坛更为合算。

    有专家从改善环境角度主张建立永久性花坛和绿地，他们说，由于无植被光裸地面太大，广场的小气候有待改善。北京气候属大陆性，夏季炎热少雨，日照强烈，冬春二季多风沙。在这无绿化的广场中央，夏季烈日当空无遮无拦，地面反光眩目，热气炙人；冬季则北风凛冽，游人难以停留。

    对于这样的呼声有不少人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广场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不是花园，应该肃穆庄重；也有人说，北京的气候干燥，冬季寒冷，这为永久花坛的维护带来难题，特别是冬天很难有开花的花种，这样的花坛会很难看；更有人秉持当初广场的定位看问题：应首先保证广场的政治活动需要，中心位置被花坛占据，会影响一些政治活动，特别是10年一次的大庆。

    争论的最后结果是，广场不适宜建立永久性花坛。

    对此，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贾廷英曾经坦率地承认，“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实施起来都会有一定的难度。从主观上说，天安门广场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无论是设置花坛还是喷泉，其造型、位置、含义都为全国人民所瞩目，绝非单纯的美观或绿化问题。同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工作，还涉及首都城市的规划，牵扯今后搞大型活动的用地等诸多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意义，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不是哪一个单位可以说了算的，还需要更高层的决策。”

    3．众说纷纭的“蛋形”国家大剧院

    1998年，国务院批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国家大剧院；2007年1月国家博物馆扩建工程启动。这两项工程给人以强烈的信号：广场将提升文化含量。

    国家大剧院早在1958年就列入国庆10周年建设项目，只是由于时间和经费问题被搁置。没想到一晃40年过去，国家大剧院终于得到呱呱坠地的机会。更让人意外的是，呱呱坠地的竟然是个“蛋”。

    蛋形国家大剧院引起了巨大争论，也让人浮想联翩。

    600年来，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建筑都是由中国传统建筑理念统领，浓重的中国人文特色成为民族的标志。凡在天安门广场上动土的设计师，全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使“中国风”得以世代真传。譬如，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正是一直是由斯特劳斯家族的乐手组成，才得以成为诠释施特劳斯作品最权威的乐队。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就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年音乐盛会。

    然而，即使在西方国家也被视作另类的蛋形建筑，却毗邻天安门广场横空出世，顿时舆论大哗，人们议论纷纷。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早有预料，设计之初在接见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时，朱镕基就郑重地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有51%的人赞同，你就成功了。

    安德鲁领导的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在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国际竞标中，从36个设计单位的69个方案中脱颖而出，获选为最终的建设方案。

    安德鲁是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29岁时就成功设计出被称为“杰作”的法国戴高乐机场。此后他的才华在世界各地的机场设计中大放光彩，其中包括中国上海浦东机场。他的设计以大胆、前卫、挑战传统着称于世。

    安德鲁获得投标资格，并最终中标，向人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国家大剧院将是一个出位的设计，是一座足以对天安门传统风格产生冲击的建筑。

    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规划设计部部长周庆琳回忆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设定了三条设计要求：“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

    上述要求，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北京的，一看就是天安门的。然而，第一轮过去，69个方案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条件。“苛求所有这些东西在一栋建筑上，历史的，政治的，要求既老又新，既传统又现代，是否是个乌托邦？”参与安德鲁方案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耀东说。

    独自沉思几天后，安德鲁干脆抛开了这一切，拿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几何完形”，把高低起伏的4个剧场包裹在一张最简单的表皮里。

    安德鲁解释说，面对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完全对称，风格近乎划一的建筑群，如何在紫禁城的对面插入一个延续这一古老传奇的历史的章节呢？他说：“我要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就是要切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边缘。”

    “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西班牙评委包菲尔表述了安德鲁方案入选的根本原因。周庆琳说，这也是西方评委们的共同想法，看了太多的大屋顶，希望在北京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脚步。

    在1999年7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送上来的3个方案，最终敲定了安德鲁方案。这一大胆选择让安德鲁和周庆琳都有些震惊。“这传达出强烈的面向未来的信号。”周庆琳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家大剧院淡化了天安门地区政治性广场的定位，也冲破了长期以来建筑设计的束缚，有了它，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电视台新楼、鸟巢、水立方……”周庆琳的说法还可以做出这样的标注：蛋形国家大剧院开创了中国建筑的新纪元。

    安德鲁说：“我想打破中国的传统，当你要去剧院，你就是想进入一块梦想之地”。安德鲁这样形容他的作品——巨大的半球仿佛是一颗生命的种子。“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鸡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

    整个壳体风格简约大气，其表面由18000多块钛金属板和1200余块超白透明玻璃共同组成，两种材质经巧妙拼接呈现出唯美的曲线，营造出舞台帷幕徐徐拉开的视觉效果。整个建筑漂浮于人造水面之上，观众需从一条80米长的，拥有浓厚艺术氛围的水下长廊进入演出大厅。

    国家大剧院高46.68米，比人民大会堂略低3.32米。但其实际高度要比人民大会堂高很多，因为国家大剧院地下的高度有10层楼那么高，其60%的建筑在地下。

    周庆琳说，“安德鲁方案入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大剧院为整个天安门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绿地和水系。”壳体外环绕一个人工湖，湖面面积达35500平方米，加上绿地，恰似在天安门地区增添了一座中心公园。这为干燥少绿的天安门广场改善生态环境，是一个妙笔。

    对于大剧院的褒贬之争，至今都没有停息。尽管安德鲁等人有一千个理由为“蛋壳”辩护，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

    “‘蛋壳’像一个秃瓢，太扎眼了，破坏了天安门的气氛，破坏了中国的建筑传统。”

    “看到国家大剧院感到滑稽，像个银色幽默，跟中国人开着玩笑，让天安门广场不再庄重。”

    “‘蛋壳’以怪异夺眼球，让人们甚至忽略了人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的存在。”

    有人则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新事物：“我也看不惯这个‘蛋形’，但是建筑就是要出奇制胜。悉尼歌剧院当初建成时，几乎全世界都讨伐，现在成了经典。天安门最早出现时，就一定是万人欢呼？未必。”

    “国家大剧院像个银色的月亮，天安门是个红色的太阳，月亮和太阳在广场上相互照耀，我喜欢。”一个小学生这样说。

    ……

    不管喜欢不喜欢，国家大剧院都站在这里。站在中国政治气氛最浓厚、地盘最贵重的地方。

    不管喜欢不喜欢，国家大剧院都为天安门广场注入了文化、休闲、娱乐等诸多从未有的元素，都为人们亲近天安门广场增添了理由。

    一座建筑的诞生，不仅是材料和技术，它更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和人文生态。蛋形国家大剧院作为一个怪异的巨大的文化符号，出现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有关它的所有故事和纷争都不会丢失，自有后人来解读。

    4．56根民族团结柱没能永久“扎根”广场

    2009年12月2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让人们感到意外：在天安门广场矗立了两个半月的56根民族团结柱，12月2日夜间静悄悄地集体撤离广场，一如它们进驻时一样。

    9月14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56根民族团结柱进驻天安门广场。它们分列于广场东西两侧，位于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国庆大典上，高大亮丽的民族团结柱陡然增添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过往者无不久久注目。

    民族团结柱上端为金色的莲花瓣和卷草纹图案，柱底是金色的莲花瓣底座，均采用了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案元素；用“中国红”装饰的柱身部分，采用载歌载舞的图案，表达出56个民族，共同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心情和对祖国美好明天的祝福。

    56根同等高度的民族团结柱，上空悬浮着烘托节日喜庆氛围的60个充气大红宫灯。

    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称，民族团结柱“远看如将士列阵，威武豪壮；近看如楼桩初起，勃然向上。沐秋风玉露，披朝霞夕照，蔚为大观。”

    “它们与两块LED大屏幕共同组成了地面、空间和空中三位一体的庆典大背景。”设计者路建康说，“这种设计突破了以往庆典的平面布局，是广场背景布置中最大的亮点”，并且“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各级领导的一致肯定。”

    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时，路建康就是庆典背景的设计者。

    “我做50周年国庆背景的时候，发现拍摄时，中层画面什么都没有，空中也没有东西。”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10年后，他采用了民族团结柱的创意，“56根柱子竖在那里，共同支撑着共和国的基业。这样一拍照，因为有团结柱，中层画面很丰满。”

    如此巧妙的设计，最终达到了圆满的效果。“第一次排练时，领导的评价是‘近乎完美’。第二次，评价为‘无懈可击’。到了第三次游行和背景合练的时候，国家领导人给我们打95分，留了5分的余地，让我们争取100分。”

    国庆60周年的庆典不允许出任何意外。由于晚会需要从团结柱顶端发射焰火，整个团结柱的外观都是易燃油漆，为此还给每根柱子特别配足了灭火器材。此外，考虑到北京风大，团结柱设计抗风能力，定在了瞬时抵抗11级风力。为了防雷，团结柱顶部还安放了避雷针。团结柱安装完成后，每天都有专人看护，24小时盯守，保持柱子的清洁。

    按照惯例，国庆过后广场上的所有临时装置都要撤走。10月2日，路建康接到了来自中央的通知，称国庆后团结柱将在天安门广场内“能放多久，就放多久”。

    这是一个意外的大喜讯，路建康为此“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

    团结柱“有望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内”的消息，在10月4日就登上了各大媒体，消息来源为“首都60周年国庆群众游行总指挥部”。

    这可是个大事，新中国成立60年来广场只增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两座永久性建筑。

    敏感的记者立即向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求证。管委会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也是天安门地区的常设机构。文物保护处处长称“暂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同时他表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有记者又找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暂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这56个饱受好评的庞然大物，一旦要永久“扎根”天安门，反而招来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在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上，一条相关帖子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认为，“团结柱寓意虽好，但不一定要放在天安门广场”，也有网友质疑其是否合乎“扎根”程序。

    一名长期研究天安门地区规划的专家表示，“从政治上说象征民族团结我是赞成的，但这不一定要成为广场的永久建筑。我个人认为，团结柱色彩太红，把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色调都破坏了。从图案来看又显得太活泼、喜庆。天安门广场应该是气宇轩昂，以简洁、严肃为主，不能太活泼了。另外，这些柱子体积过大，很容易把周边建筑的形象淹没掉。”

    这位专家还说：“团结柱进入天安门广场，有两个问题。一是永久矗立是不是要打地基，二是从色彩、高度、体量和两边建筑高度的关系，是不是协调，是不是需要修改，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刘先明，被誉为中国精细工程的创始人，他的意见更为尖锐：56个民族是不是团结在一起以及团结得如何，这是一件事关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大事情。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56根民族团结柱，这是一件文化创意作品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以前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56根民族团结柱，难道说56个民族就没有很好地团结在一起？从现在开始，永久矗立了56根民族团结柱，56个民族就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了？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永久悬挂着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国旗，难道这些成员国之间就永久团结在一起了？就永久不会有矛盾了？就永远不会有纷争、甚至战争了？

    刘先明曾专门到天安门广场，看56根民族团结柱。看后，他觉得：

    第一，56根民族团结柱绝不能分成两部分面对面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如果长期或永久地这么面对面矗立着的话，容易演绎出“对立”这一说法的。

    第二，为了防止56根民族团结柱受到人为损坏，应设置两个隔离区。但是这一隔离，就占用了天安门广场很大一部分面积，必然会减少游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范围。

    第三，如果56根民族团结柱继续或永久放在目前的位置上，对天安门广场的整体来讲，并不和谐，对游人全方位观瞻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会构成一定的视觉障碍。

    综上所述，刘先明认为：在60周年国庆大典所有活动结束后，56根民族团结柱不宜再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坚持了两个半月的56根民族团结柱，在阵阵寒风中终于悄悄撤离了。然而，它们却是继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之后，最有希望在广场成为永久性的建筑。仅凭这一点，就足令路建康骄傲。

    5．孔子像“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

    天安门广场从来不缺乏新闻。

    56根民族团结柱的身影刚刚消隐，孔子像风波又起。

    2011年1月11日，一尊身高9.5米、基座高1.6米，由17吨青铜铸造成的孔子雕像，矗立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面对东长安街。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毛泽东、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天安门广场地区的中国历史人物。他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泽东画像相互可视。

    只见孔子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有一把宝剑。

    雕像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介绍，雕像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的整体建筑环境与周围空间环境出发，以简朴、概括的手法，将人体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

    当天的国内主要媒体称，孔子像为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意想不到的是铺天盖地的争议随之而来，抨击和力挺激烈交锋，闹得“刀光四溅”。孔子雕像满世界都是，然而，这一尊所处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太敏感了。

    整整100天后，2011年4月20日，孔子像突然消失了，一时熙来攘往的国博北广场重又回归于寂寞和宁静。

    于是，有人调侃道：孔子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

    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首都的政治敏感核心，任何布局上的变动都会引起外界对于政治含义的解读。其实，这里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天安门广场区域。但是人们仍将孔子像所在的地方，视为天安门广场范围之内，因而国博北门广场这一原本并不受关注的地理位置，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

    人民网就此推出“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像您怎么看”的调查，22万多人参加，77%的网友认为“国博门前立雕像不严肃，儒学并非所有人推崇”，而支持“应该弘扬传统文化”的只占22%。如此悬殊的比例，让人们感到意外。

    一份有600多人联名签署的《请求书》递交到中央，强烈要求把孔子像搬出天安门广场。他们怀着强烈的义愤，谴责尊崇儒术的腐朽社会风气，要求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600人中，基层政治思想工作者、工人、革命老区的老同志为数不少。

    网上的讨论尤为热烈，反对者具有压倒优势：

    ——一个2000多年的封建亡灵跑到中国文化、政治的中心广场来“站岗”，不仅大煞风景，而且招惹了那么多是非，这个馊主意是谁想出来的？这回丢大人了。

    ——为何立孔子像不立别人的，这就不好解释了。所以，你国博馆到底为何只立孔子像，不立老子像、庄子像、孙子像、管子像、墨子像？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孔子并不是万能的“救世主”，儒家思想根本不能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封建等级制度根本无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传统道德标准绝不是拯救社会道德危机的治世良药。少数“精英学者”大肆复古尊孔、宣扬儒家思想救世，这是政治的倒退，是思想的复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彻底颠覆。

    ——天安门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不允许破坏它的既定的人文环境。天安门是新中国的心脏，也是新中国的地标。这里不能再放进任何其他的建筑或者人物塑像之类。孔子像放在这里完全破坏了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天安门广场的既定人文形象与内涵。

    ……

    而支持立像者则多为学者：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解释说，国博作为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家最高殿堂，理应为这一重要区域增添光彩，增加与这一宏伟而庄严的建筑相应的文化含量。孔子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化巨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有一尊孔子像，与国家博物馆的地位、文化象征是相配的。

    针对很多人对国博门口孔子像进行政治解读，吕章申提醒不要泛政治化，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不要把孔子像和政治连在一块，和政治没有关系。国家博物馆历史、艺术并重，得有厚重感，你没有一个文化巨人，那你就显得没有文化，也没有历史。”“孔子在我国家喻户晓，历代被称为‘圣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在国际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教授刘世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葛荣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颜炳罡、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等13位学者曾联名撰文，支持天安门前立孔子像。他们认为，这是复兴中华文化，彻底解放思想、重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经之路，象征着中国正在彻底地走向“国家、民族”的认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王瑞昌发出了“致国博的一封公开信”：既然孔子像已竖立，就不能轻易移走。希望恢复孔子像，或者将其竖立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吸收孔子的思想，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不能不继承孔子的智慧。

    王瑞昌说：“立塑像仅仅是一个象征，现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均与孔子有渊源。对立像质疑的声音并不能代表全民的声音，一些年轻人占据着网络资源，他们发出的声音量很大，但质并不高。”

    ——香港媒体着名评论员时匡正说，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国为什么能够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而在当今独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血脉、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创新不易，舍弃更不易。

    不仅如此，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还漂洋过海、辐射影响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许多人。不少国家的文化，都有着儒家文化的影子。许多现代的思想观念，莫不发端起源于孔子。孔子不仅被世界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更被视为人类的思想巨人。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表示，中国要重视自己的历史，要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遗产。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可能离开继承优秀传统的，共建文明家园是离不开历史资源和历史遗产的。孔子是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思想家和文化名人，所以把孔子看成中国传统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也是恰当的。

    争论随着雕像的撤出而渐渐平息，但是双方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却没能弥合。鸿沟依然存在，关于传统、道德、文化和继承。像两条走向不同的河流，只要相遇就会激扬起浪涛。

    6．普通人的广场智慧

    尽管改动广场的布局绝非易事，哪怕细微的一点点；尽管一次次尝试，都未取得成功，但是，人们对广场关注的热情丝毫未减。虽然不是专业人士，普通人的奇思妙想还真不少。好在，现在开放了，说错了也没关系。

    ——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广场能够向多元化发展，让来到这里的男女老少各得其所。他们认为广场的土地利用率不高，周边能否再增加一些建筑，例如商店、休憩之地。现在，偌大的地方坐不下来、待不住，连张座椅都没有。

    傅沛芳是个旅游达人，退休后和夫人周游列国，可谓是潇洒走人生。他们刚刚去了趟莫斯科，终于抚慰了潜藏心中几十年的俄罗斯情结。他说，天安门与红场很相似，但是红场周边不仅有克里姆林宫、列宁墓、历史博物馆，还有百货大楼、教堂和莫斯科河。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各得其所，瞻仰完列宁墓也可以去百货大楼或者教堂。

    他说，前年他曾去过法国，巴黎的协和广场与天安门广场一样，同被誉为世界六大广场，也处于市中心。协和广场一头连着热闹非凡的香榭丽舍大街，一面依偎着塞纳河，被誉为世界最美丽的广场之一。从店铺林立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几步就可置身协和广场，人们在这里既可以凭栏享受宁静和美景，也可以回顾历史。惬意伴随着每一个光临者。

    ——有人认为，长安大街作为北京市最主要的东西干道，把“天安门广场”分隔为“天安门”与“广场”，破坏了天安门广场景观的整体性。游人在天安门与广场之间犹如隔河相望，不能自由地走动，任意地进行观赏。大街上的车水马龙与周围雄伟庄严的建筑也很不协调。早晨升旗时，国旗护卫队过路，必须中断交通，实为不得已，也有些尴尬。

    因此，有人建议，长安大街在天安门前实行地下穿行，利用地下空间，既保证车辆畅通，又使广场得到整合，并能保证大型活动的进行，还扩大了地面的有效面积。

    ——施国兰是个教育工作者，她的建议被认为是两全其美：为确保政治性和纪念性，广场地面以上部分一概不动，把娱乐休闲功能全部放在地下。在广场下面建个地下城，有各类休闲、餐饮、购物场所，以至儿童乐园、小型剧院和影院。她还建议建设一条通往王府井和前门的地下长廊，不仅方便游客，又缓解了地面交通的拥挤。施国兰的设计灵感来自家门口的那座超市，由于超市规模小，满足不了迅速扩大的社区需求，可是周边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几年前，超市开出个地下一层，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

    ……

    普通人的智慧之门一旦打开，可谓是五花八门。他们少了专业人士的思想遮拦和束缚，蹦出的火花虽然有时有些怪异，但说不定哪天可以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国庆60周年之夜：光火与色彩的盛宴

    要想了解天安门，全面感受它的魅力，还必须在夜色降临时，走进它的怀抱。

    平时，当巨大的苍穹垂下温软的幕帘，天安门就像敛翅的鹏鸟栖息在广场的北端，宁静而安详，让疲惫一点点消退。一切似乎都在期待着又一个黎明的到来。

    节日里，天安门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把全部美丽毫不吝啬地奉献给眷恋它的人们。

    200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60年的甲子盛典，新世纪第一个大庆之年。入夜，天安门则捧出光火与色彩的饕餮盛宴，让人们沉醉。那是一个6万人共同忘情的超级大聚会，是一个可以尽情“挥霍”自己情感的夜晚。

    改革开放以后，天安门有过多次不眠之夜的记忆：1984年、1989年、1994年、1999年的国庆，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1999年12月19日澳门回归，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奥成功。一次次孔雀开屏，把美丽推向极致，让历史的关键节点因光火和色彩而变得不同凡响。

    然而60周年大庆的夜晚，以其新世纪独特的智慧和审美，令天安门实现了一次最为华丽的展示。

    1．“光立方”的魔幻裂变

    “光立方”这个陌生的字眼，在丰饶的中文词库中第一次出现，是60周年大庆的夜晚。它现身在孔雀开屏最美丽的地方。

    整个晚会，广场国旗旗杆表演区成了人们的视觉焦点。这个占地9000平方米的方形表演区由4028棵“发光树”组成。随着晚会的进程，“发光树”变换着不同颜色并组成不同的图案。茫茫夜色中，当“中国结”、“飞翔的和平鸽”、“祖国壮丽河山”……一幅幅绚丽的画面突然呈现，产生出魔幻般的视觉效果，广场上随之发出阵阵赞叹和惊呼。整个表演贯穿晚会始终，先后变换860幅画面。

    最具想象力的是第二篇章《是我生长的地方》。伴随郎朗弹奏的《今天是你的生日》，6岁女孩崔紫旭在“光立方”中央的一块画板画出一只飞翔的白鸽。“光立方”也渐渐呈现出一只像是儿童稚嫩笔触画出来的大鸽子。当“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的旋律响起，大鸽子的眼睛亮了，4028名战士每人拿着两块可以发光的LED鸽板挥动，8000多只鸽子飞翔起来，场面蔚为壮观。鸽子代表和平，儿童代表希望，女孩的画被一个心形的红气球带到高空，也放飞了中国人民祈望世界和平的美好心愿。

    原来，每棵“发光树”是由126根布满发光体LED管的“树枝”组成，每一棵“发光树”都由电脑程序操控。在导演的指令下，4028名表演者每人平均要做1211个动作。参演人员在表演过程中，不仅操作“发光树”，还有花球、烟花等10种共40余斤的道具，动作间隔时间最短的仅1秒。

    “发光树”的表演难度最大。这棵“树”高1.6米，人还要站在0.6米的台架上，而且绝大部分时间，人不能高于“树”。因此，表演者都是要蹲在台架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狭窄，举道具时常常是贴着脸“唰”地迅速划过，脸上、鼻子上都是道道伤痕。

    可以想见，这项艰巨的任务非解放军战士莫属；更可以想见，2009年夏天战士们度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酷暑。

    操盘这桌视觉盛宴的高手正是着名导演张艺谋。他出道于摄影，对光和色彩有特殊的理解和感悟。当他执导影片时，不惜牺牲故事性，让色彩大行其道。显然，天安门广场为他提供了更新的色彩领地。“光立方”气势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方阵，让人不期然想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击缶而歌”和“活字印刷”，它们如出一辙地显现着张氏风格。

    这位出生于陕西西安的电影人，其最初灵感或许来自于秦兵马俑。

    LED是发光二极管的简称，是一种能发光的半导体电子元件。这种电子元件虽然早在1962年就已出现，但只能发出常人难以看到的低光度红光，直到21世纪初才得到广泛应用，所发出的光已遍及可见光、红外线及紫外线，光度也大大提高。由于具有效率高、寿命长等优点，目前成为指示灯、显示板最理想的光源。现在人们的生活已大受LED的恩惠，交通指示灯、汽车照明灯、电视荧屏是它的广泛使用者。

    与最新科学技术结缘，是60周年晚会的一大亮点，“光立方”只是其中一例。人类智慧只有与科技嫁接，才能最大化。

    2．网幕烟花：世界最大的焰火绘画

    60周年大庆之夜，创造视觉奇观的不仅是“光立方”，还有巨大的“网幕烟花”。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光立方”主题表演区域南侧，由6台250吨的吊车吊起长90米、高25米的焰火绘画网幕。偌大的网幕就像展开的纸张，任凭焰火纵情“挥毫”。晚会进行中，网幕上先后呈现出了三幅气势磅礴的焰火绘画：《锦绣河山》、《美好家园》和《雪域天路》。

    那一幅幅令人惊叹的画作，竟然是由烟花构成，实在是难以置信。

    国庆联欢晚会执行总导演甲丁称，这三幅焰火绘画将为世界美术史留下一部独特的作品，而且可能申请世界最大焰火绘画的吉尼斯纪录。

    焰火总设计师蔡国强则说，60周年焰火燃放的难度超过历次国庆庆典联欢晚会，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烟花”只有把“烟”拨开才能看清楚“花”，就好比雾里看花，雾浓了肯定看不到花，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以往的晚会使用焰火较为单一，只强调组成图案，但是没有绘画的概念。而这次联欢晚会，通过施放焰火的种类不同，和燃放时间不同，绘出壮观、立体的焰火画面。

    如果有幸置身天安门广场，那绝对是一个心魂飞扬的夜晚。放眼望去，以天安门广场中央的网幕烟花绘画为中心，围绕天安门城楼形成大小两个U字形高、中、低空烟花阵地布局，穿插以创意新颖的空中数字图案造型和地面烟花书法，形成一个左右呼应、由近及远、多层次、立体的烟花世界。

    中国人从不缺乏烟花制作的智慧，据传1300年前，在隋末唐初，着名炼丹家、医药家孙思邈为了专意炼丹和行医，隐栖在湖南浏阳县城东门外的一个岩洞里。他将采挖而来的硫黄加上硝石和木炭等物料，装入丹炉，日夜炼制。历经无数次的失败，终于炼制出了火药，成为浏阳的鞭炮烟花乃至全世界鞭炮烟花的始祖。他隐居的岩洞及炼丹台，洗药的井和泉，至今仍保存完好。

    14世纪，中国的火药才经印度、阿拉伯传至欧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烟火、礼花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不再仅仅为节日助兴，而且广泛应用于国防和国民经济之中，如：照明弹、曳光弹、烟幕弹、燃烧弹等等。它们除了军事用途之外，各种信号制品广泛使用在铁路运输、空运、海运和内河运输上。烟幕剂还用来防止局部地区冰冻，以及和害虫做斗争。这一切都是炼丹圣人孙思邈所始料不及的。

    国庆60周年之夜，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烟花的幻境，诚如词人辛弃疾的妙笔：“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全北京焰火表演共设置了99个燃放基地，包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长安街沿线，以及16个区县的燃放点。

    烟花的高潮来自60只“和平鸽”。从建国门立交桥到复兴门立交桥，沿长安街，特效焰火装置自东向西发射出60只飞动的焰火“和平鸽”，凌空越过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光立方”还出现立杆烟花书写的“人民万岁”字样。

    这是个神奇而不可思议的瞬间，一个用烟花酿制的散发着美酒醇香的夜晚。

    3．“自主联欢”：开启了释放个性的大门

    与以往的国庆节不同，60周年之夜“突出联欢”，而且是“自主性联欢”。从整齐划一到释放个性，从注重政治教化到鼓励自娱自乐，晚会实现了本意回归，共和国在“以人为本”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整个天安门广场划分为12个联欢区，指挥部没有统一编制舞蹈动作，各区可以自创自编，道具也各择其好，就连耍中幡、踩高跷、抖空竹等被俗称“天桥把式”的节目，也出现在联欢区内。

    这是一个可以纵情自己身心和情感的夜晚，是一个无须设防也不需要戴上假面具的夜晚，是一个所有人都一律平等、必须按同样节拍起舞的夜晚。

    在西城联欢区，一位舞步并不优美、年过六旬的长者兴致很高。

    1950年代末期，他还是初中学生。因为是名校，且品学兼优，更重要的是守纪律听话，他被挑选参加天安门联欢。晚会需统一着装，白衬衫蓝裤子，而且只准跳事先排练的集体舞：女生在里圈，男生在外圈；两个圈向相反的方向旋转，在一个节点上恰巧相遇的男女牵一下手，随即各奔东西。当时，唯有这种“授受不亲”的舞蹈才被称作是健康的。与异性即便是短暂数秒的牵手，都像触电一样心口噗噗乱跳。

    那个年月男女学生很少往来，像隔着楚河汉界，否则就会招致作风不良的风言。人们生活在强大的舆论城堡中，谁都无法逾越一重重高墙。

    而参加国庆晚会主要是执行政治任务，情感和身心都被紧锁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忠字舞”大行其道。学校工厂，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绿军装、红袖章劲舞的身影。那是一种动作生硬、舞步单调，不是出拳就踢腿，毫无美感的舞蹈，但却俘虏了无数颗狂热的心，而天安门广场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舞台。出身不好，是没有资格跳“忠字舞”的，他的人生履历也就找不到“忠字舞”的踪影。

    其实，“舞且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和需求。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形体动作表达对生产、生存、情感、求偶、性爱、社交、宗教崇拜等不同内容的体验和主张。最初的动作十分简单，指意一目了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舞蹈成了一种艺术。不管是谁，在欢快的节奏中“舞且蹈”，都是极为开心的事。

    改革开放后，舞蹈渐渐回归大众生活。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舞厅、歌厅以决堤之势遍及街头，公园、广场和社区成为人们更广阔且便捷的舞场。交谊舞、拉丁舞、街舞、健身舞以至钢管舞，潮起潮落，轮番风靡。人们尽可以各得所乐。

    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尽情起舞，是人们的一种奢望，因为机会太少了。

    周杏娟是健身俱乐部的“肚皮舞”教练，她和姐姐正在办理赴加拿大留学手续。听说街道招选60周年大庆女民兵阅兵方队成员，她毅然放弃留学。由于有跳舞的基础，身材姣好，她如愿入列。意想不到的是，周杏娟又被动员参加晚会联欢，并抽调到区里主持舞蹈编创。高考落选后，她一度失落彷徨，尽管当了舞蹈教练，仍觉得不是人生价值所在。没想到在2009年的夏天，她成了大红人，每天都被无数人簇拥着，生命骤然绽开艳丽的花朵。她说：“留学可以明年再去，天安门的机会失去就很难再来。短短几个月所收获的人生财富，万桶金也换不到！”

    在大兴联欢区，清源街道香留园社区58岁的杨丽萍，夏天排练的时候由于出汗太多，全身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她每天到家，都要擦药膏才能缓解，但是由于每天都要排练，身上的小疙瘩根本退不下去。家人和居委会负责人都劝她休息几天，可杨丽萍不肯。晚会上，杨丽萍把平日不敢穿的花裙子、花衣服都拿了出来，像个盛装新娘。最让她兴奋不已的还是能和区委书记、区长牵手跳舞。区委书记还仔细问了她的地址，说有时间去看她。那一夜，她失眠了。

    詹丰竹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也是中、大学生联欢区的舞蹈编创人员，负责《好日子》《自豪的建设者》两支集体舞的编创，她的原则是：怎么跳着高兴，就怎么创作舞蹈动作。

    张巍是国庆60周年群众联欢部部长助理。他介绍，北京很多区县参与联欢的群众都是50岁以上的人，他们跳得相当整齐，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抒发着骨子里的高兴劲。当然，有时他们的动作不是非常规范，但动作一定是舒展的，能表达发自内心的舒畅。

    梁力生是群众联欢部顾问，他曾参与撰写了国庆50周年联欢晚会的策划方案。对于晚会“强化联欢”这一要求，他说：“关键是理解人、尊重人。说白了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晚会上的体现。”

    晚会副总指挥张和平说，在这次晚会的筹备过程中，确实感到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每个环节。在晚会彩排的过程中，布置会场的时间压缩到最短，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而且，很多焰火效果无法实现，也是担心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

    张和平坦言：“主管部门的这些要求给晚会的筹备、创新造成了很大压力。但听着这些话，感觉很温暖。”

    60周年晚会给共和国留下美好的记忆。盘点60年的天安门国庆晚会，不就是一部社会发展进步的变迁史吗？

    四、天安门无处不在

    众所周知，天安门在北京，在北京城中轴线与长安街的交叉点上。

    然而，它的唯一性并没有阻碍人们与天安门的亲密接触。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能看见天安门的身影。现代传媒的无孔不入，让人们的生活更是须臾难离天安门。

    1．529年间的“串串烧”

    几百年来，天安门成了各路能工巧匠施展才华的对象，对天安门的描摹和歌赞，如过江之鲫各领风骚。其中不乏跨世之作，成为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两幅《明代北京宫城图》，它们或出自明嘉靖年间，也就是距今400年。且不说画作的精美，两幅画都把天安门置于视觉的焦点，大有横空出世之感。

    清顺治元年（1644年），长2182厘米、宽32厘米的《皇都积胜图》绘制完成，这是一幅反映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荣盛景的巨制。天安门无疑占据重要位置，图中一个外国人在天安门前正向朝廷敬献狮子。显然，清朝盛世让中国人有了尊严，而天安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宫城图中，天安门、大明门、正阳门巍然而立。

    门正是这种尊严的代表。

    顺治八年，进士胡世安大笔一挥，写下了中国第一首赞美天安门的诗作，他因此成为天安门历史的座上宾。此诗距今已近400年，气势宏大，意蕴有嘉，不愧是能穿越数百年的上乘之作。特此一字不差地录上：

    象阙冠云区，历历引崇阶。

    旭光浮金碧，佳气匝城来。

    带潢疏太液，尘气辨天街。

    悬想重轮夕，烟芜净九垓。

    王稀端北位，符正协三台。

    翅鹊曾标观，凤凰已去台。

    曷壮勾陈居，名胜掞骚才。

    顷兹萃王会，铜龙答阳开。

    王师拜手语，柏梁匪所侪。

    经营成不日，无假梯航材。

    攀跻同昔侣，指顾起今猜。

    耿耿百年心，老眼重徘徊。

    时光流转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画家徐扬绘制了一幅《京师生春诗意图》。此画采用鸟瞰式构图，结合西洋焦点透视画法，让整个北京城纤毫毕现。天安门毫不谦恭地居于画幅中央，夺人眼球。

    咸丰十年（1860年），天安门最早的一张照片诞生，此时距摄影术问世仅21年。完成开创之举的是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随军记者。比托不仅拍摄了英法联军侵华的大量残酷战争场景，也是第一位用镜头记录了天安门全景的摄影师。

    此后各国摄影家步比托后尘蜂拥入华，为天安门留下一批又一批珍贵的史料。

    同治十一年（1872年），英国画家威廉·辛普森参加了同治大婚，用画笔绘制了当时的天安门和大清门。这也是外国画家第一次为天安门造像。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装帧精美的德文影集《北京照相》出版。102张照片真实记录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情景。一幅天安门照尤为刺目：一个联军军官骑着枣红大马，傲立天安门前，两名持枪卫兵伺立左右。天安门留下耻辱的一幕。

    宣统二年（1910年），天津正昌烟草公司开始生产天安门牌香烟。这是史上第一次把天安门应用于商品品牌名称，从此天安门开始了它的商业旅程。有意思的是，那时的香烟盒内还附送一张香烟画片，用以广告宣传。天安门香烟的画片，正面是麻将三国人物，每张有一个三国人物和麻将图案；背面是红色的天安门，还有“请吸天安门香烟”的字样。如果有幸得到当年的烟盒和画片，那将是稀缺藏品。

    民国二年（1913年）12月16日，中华民国邮政明信片上，加盖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周年纪念”邮戳，邮戳主图是天安门。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以天安门图案为主图的邮戳。

    从1420年到1949年的529年间，对呈现天安门形象的各类作品，做如上的“串串烧”，也是择其要或曰挂一1910年天津正昌烟草公司开始生产天安门牌香烟，盒内附有香烟画片，正面为麻将三国人物（左图），背面是天安门图案。

    漏万。相信，那些跨越岁月长河而能够留存至今的作品，毕竟是少数。被官方摈弃而散落民间最终灰飞烟灭，或本就在民间自生自灭的作品，应该是更多。钩沉历史是一件伤心的事，尤其是在中国。以文明古国自诩，却常常无情地践踏自己的文明。

    2．天安门驾乘艺术与科技的双翼巡游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媒体和出版物把天安门作为常抓不懈的热门选题；不少文人墨客以及各路能人把创作的焦点对准天安门；从大学直到幼教，毫无例外地都要把有关天安门的内容列入教材；那些单位墙报、内部报刊，各种流通票劵，以至出生证、结婚证、老年证、毕业证、委任状、奖状、奖品，出现天安门形象已是司空见惯。要想统计究竟有多少种类和数量，就像企图数清自己有多少根头发一样困难和不可思议。

    下面这些点点滴滴，或许能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安门在人们心目中的热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纪念章”发行，纪念章的主题图案是天安门。

    “文革”期间，印有毛主席语录和天安门图案的结婚证书。

    1949年10月8日，新中国第一套邮票发行，主体图案同样是天安门。这是为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而发行。天安门邮票揭开了新中国邮票史的第一页。

    1949年10月，各种纪念照片和画片大量涌现，大都是以开国大典的天安门为背景。

    1950年6月18日，新中国的国徽诞生。国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国徽图案的中间是五星红旗照耀下的天安门，这也就确立了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天安门正是在这无上荣光的光环照耀下，驶入了它新生命的坦途。

    1952年新中国第一套美术明信片发行，共10枚，第一枚是礼花盛开的天安门夜景。

    1955年3月1日，天安门（红版）一元币值的人民币发行。正面为天安门图案，背面图案是国徽。由于红色容易褪色，1961年3月25日又发行了天安门（黑版）人民币。

    ……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盘点人们对天安门的钟爱。

    以天安门为商标图案的中华牌香烟从1951年诞生起，就长盛不衰。它不仅是中国香烟第一品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特供烟，外国国宾的礼品，而且销往六大洲40多个国家。尽管万宝路、555等国际顶级大牌香烟长期不懈地猛攻中国市场，但无不败在“中华”的脚下。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海中华烟草公司担当起这一任务。样烟做成后，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后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专程送北京，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对这个样烟评价很好。

    最好的烟要起一个最好的名字，经中央批准，最终定名为“中华”。

    好的名称还要有好的商标，卷烟厂就在《解放日报》上征集商标图案。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华东美协秘书长画的一个商标最终入选：商标为深红全底，正面是天安门城楼，两旁两个大华表，下面用金水桥相联结，上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五个大字；背面是一个有底座的大华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

    “中华”牌上市后一炮打响，从而使“白锡包”不再名列第一，而中华牌卷烟从此名居首位，历久不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华”都是依靠中央下达的烟叶调拨计划生产卷烟，并且要经常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生产情况。一遇到灾害缺货年份，计划完成不好，为确保特需、礼品烟的供应，就凭国务院开出的介绍信去产区督促调运。如此保驾护航，“中华”烟也就有了非同一般的“贵族”身份。

    21世纪初，舆论上猛烈挞伐用带有政治性建筑物命名商品或设计商标的行为，很多商品不得不改弦更张，而中华香烟因其享有“国烟”地位，稳坐泰山。

    在新中国商业史上有两例直接用“天安门”命名的商品，都出自武汉。那就是1956年武汉市武昌针织联营工厂生产的“天安门牌”电机袜，1964年武汉天安味精厂生产的“天安门牌”味精。这两种产品都没有依借天安门而名声大噪，最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文艺界对天安门的热情似乎更高。

    1958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国家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了诗歌《天安门广场》，可谓是国家领导人公开发表歌颂天安门诗歌的第一人。诗云：

    天安门外大广场，

    坦坦荡荡像汪洋。

    巨厦煌煌周八面，

    丰碑岳岳建中央。

    比郭沫若小三十多岁的着名诗人贺敬之，对天安门的歌颂则更富激情。创作于1956年的政治抒情长诗《放声歌唱》，有这样的诗句：

    我的心

    紧贴着

    天安门的红墙

    ……

    啊，给你——

    我们心中的

    熊熊烈火；

    啊，给你——

    我们血管里

    燃烧的岩浆；

    给你——

    我们生命的

    滚滚黄河；

    给你——

    我们青春的

    浩浩长江

    ……

    以写政治抒情诗见长的贺敬之，虽然没有专门歌颂天安门的诗歌，但在他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诗作中，毫无例外地都要抒发对天安门的深情。

    而众多诗人们献给天安门的诗作就难以计数了。

    人们知道胡松华的名字，还是1965年首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在其中演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赞歌》。歌曲表达了一名蒙古族青年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对祖国由衷的祝福。胡松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赞歌》竟改变了他的人生：热烈高昂的曲式，优美的蒙古长调，让他一夜成名。胡松华不仅因此确立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也被破格调入当时歌唱家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中央乐团。那是个大唱革命歌曲的时代，天安门广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再加上新颖的马头琴曲式，《赞歌》走红也非偶然。尽管胡松华此后并没有唱出更令人心动的歌曲，但是50年久唱不衰的《赞歌》，就足以让他享誉一生了。

    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有着更为惊人的人气，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都是唱着它长大的。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首诞生于1970年的儿童歌曲，歌词作者竟是小学5年级、12岁的学生金果临，曲作者则是与音乐不搭界的上海第六玻璃厂年仅19岁的学徒工金月苓。两位“业余人士”创作了后人难以超越的中国当代儿童歌曲的经典。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这首再简单不过的儿歌，是音乐让它插上翅膀，一飞冲天。

    1970年代初正是“语录歌”、“忠字歌”的一统天下，千篇一律高亢的进行曲和战歌，让人开始生厌。此时《我爱北京天安门》脱颖而出，它旋律清新、节奏活泼，只有9度音域，演唱的适应面广，富于儿童特点。这种纯真、爽朗的风格很快抓住了亿万人的心，迅速传唱开来，不仅是儿童，就连老人也是曲不离口。

    从小喜欢音乐的金月苓看到当时给小孩子唱的歌特别少，便开始自学作曲。1970年9月她的处女作《我爱北京天安门》在报纸发表，没想到一炮走红。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相继刊登了这首歌曲，还被录制成唱片。

    这时金月苓和金果临还都没见过真正的天安门，都是根据画片中的印象进行创作。

    《我爱北京天安门》同样改变了金月苓的命运，1978年她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走进中国音乐殿堂的金字塔尖，与日后成为中国音乐界大师级人物的谭盾、陈佐湟是同班同学。金月苓此后几十年创作了700首歌曲，尽管没能超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但也是获奖无数。

    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这首歌曲的喜爱仍然持续发酵：它被编成各种版本的儿童舞蹈，改编成各种样式、体裁的乐曲（如手风琴、木琴独奏曲等）；先后发行、出版了同名的电影、电视偶像剧和公益广告；法国“浪漫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美国艺术团也都把《我爱北京天安门》作为自己访华的演奏曲目。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对天安门题材的创作依旧乐此不疲。

    最具影响力的是，着名电影导演叶大鹰执导的60周年国庆献礼故事片《天安门》，主演郭柯宇、潘粤明。这是叶导继《红樱桃》、《红色恋人》之后的红色三部曲的终结篇。头两部都获得当年国产影片的票房冠军。

    《天安门》讲述了开国大典前一个有关天安门的故事：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田震英接到紧急任务，上级要求他率舞美队对天安门城楼进行全面改造翻修，以供开国大典使用。长期的战乱失修，天安门的破败荒凉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翻修时间只有短短的28天。田震英和队友们没有畏怯退缩，他们怀着为新中国拼命奋斗、完成好任务就去见毛主席的火热信念，庄严地立下了军令状。自进驻天安门工地之日起，田震英和队友们便进入到倒计时的紧张工作状态。其间，遭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数次失败的打击，但是，这群年轻战士一直没有丧失激情和勇气，面对困难咬牙坚持，边干边学。最终，抗敌剧社舞美队拿出了一个，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八个超大红灯笼为核心的优秀设计方案，并赶在开国大典前按时完成了施工工程。电影没有获得预期的轰动效应，但也如实地向人们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2012年5月16日，在国家体育馆推出了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这台被称作“北京新名片”、以陈维亚为首汇集了国内外顶级艺术家的舞台巨制，综合运用音乐、舞蹈、诗歌、戏曲、杂技、音乐剧等艺术形式，采用众多舞台高科技和大屏幕LED幻景制作，展现出全新的视听效果。以“天安门”这一北京独有的城市精神地标为历史和文化索引，贯穿多条情感主线，跨越北京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还原北京人文历史风貌，呈现出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独特魅力。

    舞台上既可以看到老北京的紫禁城、四合院、大宅门、胡同、牌楼、水系、塔，又可以看到新北京的鸟巢、水立方和国家大剧院；从马可波罗笔下的元大都，纳兰性德、纪晓岚生活的大清朝，林语堂、老舍笔下意趣盎然的老北京，到充满时尚感的现代北京，如中关村高科技网络空间、T3航站楼……都用高科技手段，一一展现给观众。

    报载，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进一步修改后，将会到世界各国巡演。天安门驾乘科技与艺术的双翼巡游世界，那是一个绝对美好的时刻。

    世界期待天安门，天安门向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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