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战国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

    《墨子》中关于舍去己利，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这些理论是极为现代化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理论去理解。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墨子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人，胡适称他“也许是中国出现的最伟大人物”，鲁迅将他誉为“中国的脊梁”，毛泽东则认为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子生前没有自己的著作，现今所流传的墨学思想集中在《墨子》一书中，大部分由他的弟子们整理而成。墨家的著述平实质朴，不加修饰，既没有华丽的辞藻，又没有玄妙的奥义，更没有哗众取宠的言辞。但其中流露出的伟大的智慧和崇高的救世精神，却异常震撼人心。墨子生逢战国初年，各诸侯国之间攻伐不断，战火频繁。他在乱世中不懈奔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社会危机的方针和措施，着眼于广大平民的利益，发出了响彻千古的“悲天悯人的呼号”。在哲学史上，墨子有着“平民哲学家”的美誉，这不仅是指他的出身和地位，更主要的是指他在学术思想、精神气质和哲学观点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民主和平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的救世精神。

    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交利”、人人平等。他的强本节用、强国富民的经济理论，非攻反战、防御自卫的军事思想，全面发展、身体力行的教育理念，尚贤使能、不避贵贱的人才观念，节俭自律、舍己救世的奉献精神，别开生面、体系完整的逻辑学说，以及前无古人、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和发明创造，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和重要的思想意义。

    墨子的学说，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平民的愿望，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肺腑之声，表现了一位伟大智者的崇高心灵，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绵延不绝的源头。谭嗣同曾明确表示，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其著作《仁学》的理论源泉；梁启超则大声疾呼：“欲救中国，厥惟墨学！”几千年来，墨家思想在中国虽然不曾占据主导地位，墨子精神却始终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真理和理想奋斗不息。

    墨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见解，主要保留在《墨子》一书中。这部书是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著，堪称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71篇，流传到今天的只有53篇，是研究墨子及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学说，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包括《经上》、《经下》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学主要有兼爱、非攻、尚同、非乐等十大政治思想主张。墨子思想里最核心的东西是“兼爱”，所谓“兼爱”就是尽爱世上之人。墨子认为，“爱”是无差等无厚薄的，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比起儒家的“爱有差等”更具有进步意义。他主张的“非攻”与“兼爱”完全一致，极力反对掠夺战争，认为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提出了很多进步的主张。在政治上，主张“尚贤使能”，注重选拔使用人才；只要是贤能的人，就要提拔重用，让他们担任官职，处理政事。

    墨子针对统治阶级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和放纵私欲，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主张。其中“非乐”反对的是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并不反对音乐本身。他主张节用节葬，不仅合情合理，符合人民的愿望；而且很有胆识，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不赞成“命运”之说，是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命定论”的人。他把“天”和“命”区分开，相信“天”而不相信“命”。把本来只是一片苍茫的天说得有意志、有感情，把一切自然发生的现象看成是上天爱人的表现，其目的是给“兼爱”思想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墨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非攻”，也就是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都属于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因此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样，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强则侮弱”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符合天之利、鬼之利和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小、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总的说来，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不够发达，而《墨经》所阐述的逻辑思想，则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墨子思想中还保存有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以天志为其全部思想的最后依据，认为天和鬼神都赏善罚恶。但他又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禽兽不必耕织，衣食已足；人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调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还提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上古圣王的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这些思想都很有价值。《墨子》中说道：“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这句充满哲理与豪情的名言，充分显示了墨家集团对自己学说的坚定信心。

    遗失的传统：《墨子》

    先秦的时候，墨家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孟子曾经感叹“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到了韩非子著《显学》的时候，他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当染篇》则把孔、墨并举，说“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但是，等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居然无法为墨子作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了一段小文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记述。

    汉朝早期的时候，墨子仍然被视为智慧的代表，与孔子并称，比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说：“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子似乎就从思想界消失了。直到清朝的重新校注《墨子》，2 000年间，只有韩愈等一两个人曾经说过同情墨子的话，至于注解的人就只有晋朝的鲁胜一人。

    这种现象难道不是非常特别吗？譬如大地上原来有两条河流，几百年后，其中一条干涸了，人们只习惯到剩下的那一条去取水，于是，他们说：天下的水都必须从这条河中去取。假如墨子的思想是无益的，那么，它的衰微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叹；假如这条河流的水是不可饮用的、无法通行的，那么它被堵塞，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叹。但是，如果它的断绝只是由于人们的疏忽、无知与偏见，那么，当人们发现它的遗迹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遗憾。历史并不是成王败寇的舞台，从泥土中挖出来的古希腊雕塑的碎片，其价值要远高于教堂的闪闪发光的镶玻璃。今天，当人们去审视墨子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时，不免会有同样的感慨。

    一辈子饮用黄河水的人，他们也许会说：中国的水是浊的，他们也许会觉得饮浊水就是他们的命。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更多源头，就会说：这不过是历史造成的，并不是必然性。对于中国文化，人们已经发过许多议论，但是，那些想要把那些特点作为中国文化的天性的人，如果他们了解更多早期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就会觉得自己的判断过于武断。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墨子的思想来揭示这一类谬误。

    保守性是人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这种特性的源头，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墨子早就明确反对这种态度，他把“述而不作”看做“甚不君子”者的一种。在《耕柱》篇中，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老子说“知止不殆”，《大学》中说“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但是墨子告诉我们“善”是可以“益多”的，这是中国最早的“进步主义”。

    爱因斯坦曾经推测科学是很难在中国产生的，因为科学依靠“逻辑与实验”，而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但是，如果他了解墨子的思想，他的说法就会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已经具备相当全面的“逻辑与实验”的思想。墨子的科学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墨经》以及《大取》、《小取》之中，其中不但已经有纯科学（比如试图对数学的基本概念“平、中、厚、圆、方”进行定义、试图对时空结构进行定义），而且已经对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探讨（诸如对充分、必要、充要条件的研究，对辩论、推理方法的研究）。这几篇文章也许在完备性上还是比一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逊色，但是就它们在思想中引入了这种自觉性而言，它们是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样伟大的。如果考虑到由于长期的忽视，这一部分内容肯定有散失和模糊，这种评价就更有根据了。观察与实验也已经被有意识地进行了，诸如在光学、力学上的成就，墨子本人不但以“巧匠”闻名，在他的书中还留下了机械设备的发明。在这一切之上，也许更重要的是，墨子把这部分知识作为他教授学生的重要内容。因此，正如李绍崑先生说的，“（墨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发明家，而且即使不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也是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之一”。而这一传统的衰微直至长期断绝，的确是中国科学史中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墨子思想中最伟大的部分，还没有谈到他的“兼爱”、“非攻”的伟大理想，还没有谈到他对宿命论的猛烈攻击，还没有谈到他“急义”、“苦行”的伟大人格。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的社会，他认为父母、老师、君主都不是道德的最高权威，因此，他要讲“天志”、“明鬼”，但正像詹剑峰先生说的，“他的思想和活动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此岸的，不是彼岸的”。从墨子开始讲学的时候起，就有人攻击他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人格。《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格之一。（佚名）

    大爱无言说墨子

    古人说，最大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声音，最大的形体是看不见的形体。这些话听起来有些玄妙，但用在爱上就好把握了，最至高的爱是无言的。从古至今，“爱”或许是我们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他被人们永远地追寻，被人们虔诚地崇拜……爱是至言，爱是真理，只有无遮盖、无保留、无算计，方可言爱，因为寻找到了爱就寻找到了幸福。墨子就是在说着“爱”走来，又说着“爱”引领着大家向前走去。现在我们靠近墨子，走向他的内心，了解他的思想，倾听他沉潜舒缓的低诉，我们必将获得生命中的大智慧，洞见历史深处的大光明。

    墨子和孔子是老乡，曾经是孔门弟子，但却是从“非儒”起家，进而自立门户独创墨学。如果从封建礼教的角度来说，他这是背叛师门，犯下的罪过如同臣子叛国儿子弃父，是可以杀头的。不过，幸好的是，在那个时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繁缛礼教还没有形成系统用于整个国家的统治，不然，他的小命或许是要不保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将失去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思想巨子，失去一个大爱无言的圣贤。

    说他是思想巨子，是因为他自己开山立派，创立了墨家学说；说他是大爱无言的圣贤，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站在下层体力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人；说他入乎其内，是因为他与众多的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说他出乎其外，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他始终不脱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并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

    墨子出身贫寒，他深知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即使有了名气，也没有因为人们看重他而让自己的生活改观，为自己捞些好处。他始终都和学生们一起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勤劳动，以吃苦为乐事，并自称“贱人”。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民族精神。不过，用现代人的一些观点看来，似乎他活得有点太不“潇洒”了，但正是这种不潇洒让他保持了生命永恒的辉煌，也正是这种不潇洒倡导出了一个民族优秀的品质——兼爱。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宽容、平等，强大的不要欺侮弱小的，聪明的不要欺侮愚笨的，富裕的不要欺侮贫困的。在诸侯兼并、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对于他们来说，生的希望是渺茫的，只有死才是经常光顾的，而弱小的诸侯国家则是强大的诸侯国家的口中之物，朝不保夕。墨子倡导的“兼爱”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为了阻止“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的暴虐行径，使弱小的诸侯国能摆脱灭亡的命运，使受欺压凌辱的人民能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出于这样为贫弱者代言的动机，墨子的“兼爱”学说总是着眼于实际的利益，让每个人能够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目的（《非命下》）。他说：“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间。”（《非攻下》）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很显然，他的这些道理，都是真正从贫困的民众和弱小的诸侯国家的利益出发的。不论是君臣也好，父子也罢，让他们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相亲相爱。这和孔子等级森严的以血亲为宗法、本位为核心的“仁爱”学说相比，是更加人性化的。（佚名）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他的生平事迹，由于史文的残缺，已经难于详考。司马迁《史记》中甚至没有为墨子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附记了24个字。但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墨家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是个巧匠，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他的木工技术很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削一块三寸的木头做成车闸。相传墨子曾经受过儒者的教育，后来他发现儒家所讲的礼，如厚葬久丧，并不适用于一般的民众。于是离开儒家，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的生活俭朴，只要温饱就很满足；他的弟子生活也差不多，吃野菜羹，穿短布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讲究生活大不相同。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被很多人瞧不起；楚惠王的使者穆贺当面说他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荀子也批评他的学说是“役夫之道”。

    墨子曾经是宋国的大夫。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还游历过齐、卫、楚等国。楚惠王（公元前488年—公元前432年）年间，巧匠公输般从鲁国来到楚国，为楚国制造舟战的器械钩拒，打败了越人。他又制成攻城的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得到楚欲攻宋的消息，便从鲁国赶来，脚上磨起了老茧也不休息，撕裂衣裳包住脚，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楚都。他同公输般论辩，责备他帮助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且毫无罪过的宋国是不义之举，接着又去和楚惠王讲道理。楚王和公输般都无话可说，但因为自己有云梯，仍然有恃无恐，想要攻打宋国。墨子便解下身上的革带做城墙，用木片当武器，在楚王面前较量城池的攻防战术。公输般九次攻城，墨子九次把他挡在城外。最后公输般攻城的器械已经用完，而墨子防守的器械还源源不断，公输般只好认输。他恶念顿起，想要杀死墨子，继续攻打宋国。墨子当面向楚王揭穿了这一图谋，并且说：“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操持着我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上，等着你们楚国的军队。”楚王只好承诺，不会再去攻打宋国。

    墨子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思想家，他主张“非攻”，不仅是止楚攻宋，还有许多行动贯彻这一主张。有一次，齐国将要讨伐鲁国。墨子前去游说齐将项子牛以及齐王，使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又一次，楚国想要攻打宋国，也在墨子的劝说下而作罢。孟子虽然诋毁墨子的主张是“无父”、“禽兽”、“邪说”，但也不能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无私品格。

    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这是一个有组织纪律，具有政治性质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它的成员生活清苦，首领称为巨子，也叫钜子。每任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墨者以巨子为圣人，心甘情愿地奉他为主。墨子是第一代巨子，相传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另一个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城战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他生前派了两名弟子到宋国，把巨子传给田襄子。两名弟子完成任务后，没有听田襄子的劝阻，都返回楚国殉难。墨者团体的成员对类似宗教教主的巨子，有以死尽忠和舍命行道的精神。据《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巨子腹黄享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年老，只此一子，我已经赦免了他。腹黄享说：墨者的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大王虽有好意，我不能不执行墨者的法度。于是不听秦王的劝说，终于把儿子处死。可见墨家规约之严格。

    墨者巨子推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他们也必须忠实于墨家的学说。如果不能推行墨家的主张，就要依据“背禄而向义”的精神，自动辞职。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因为卫国君主不采用他的意见，便辞去高官厚禄，得到了墨子的赞扬。在齐国做官的墨者胜绰，随从齐国军队三次侵犯鲁国，遭到墨子责备，并将他斥退。

    墨家有经济上的互助义务，做官的墨者，需将俸禄的一部分交到团体中来。墨子的弟子耕柱子在楚国为官，因对过往的墨者招待不够丰厚而遭到非议，不久便“遗十金”于墨子。这种互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他们标榜“为贤之道”，有力量的人要尽力帮助他人，有财产的人要尽力分给他人，有道德的人要尽力教化他人。“为贤之道”是墨家的主张，也是他们立身处世始终不渝的准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鬼谷子》历来享有“智慧禁果、旷世奇书”之称，它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的道德论和价值观，讲求名利与进取，其实践方法论是顺应时势，知权善变。它曾对社会尤其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理论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先秦时代游说、纵横之学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国内外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孙中原所著《墨子说粹》选取了《墨子》一书中的精粹内容，给予必要的评述论说，浅显易懂，以便于当今读者了解墨者在各方面的深邃智慧，共同继承、发扬先人创造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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