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战国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

    《荀子》体制宏伟，结构绵密，析理精微，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与定型。

    ——当代学者聂永华

    荀子堪称是先秦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又一位儒家著名学者，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各家的学说并加以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战国末期，荀子已经是声名远扬的人物，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对秦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李斯都是他的学生。荀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率先提出“人性本恶”说，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着振聋发聩之力。汉代以后，经学兴起，儒家经典《易》、《诗》、《礼》、《乐》、《春秋》均为荀子所传。他的思想和社会实践对战国末期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的发展，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荀子》中的文章观点深刻鲜明，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说理透彻。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对偶句很多，有着独特的风格。书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采用当时的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简洁明白，朗朗上口；运用说唱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堪称独创之举。

    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汉唐思想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桓谭的形神关系理论、王充反对鬼神迷信的思想及其唯物主义自然观，都是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唐代著名思想家柳宗元的《天说》、《天对》，发挥了荀子“天道自然”、“明天人之分”的观点；刘禹锡则借用荀子《天论》的题目写了《天论》一文，发展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著名学说。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子》这部书是荀况晚年为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而编写的。《荀子》全书共32篇，其中很多是内容详细而逻辑严密的论文，基本上包括了他的重要思想。

    《天论》、《非相》等篇，反映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明，事物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也不会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观点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子“天人相分”的观点。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他认为，与其顺从天而颂扬它，不如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并加以利用；与其坐在那里等老天降下恩赐，不如因时制宜，使天时为生产服务。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可以说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峰，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非相》篇中，荀况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彻底否定和批判了唯心主义相术。他认为，观看人们的相貌，不如研究人们的思想；研究人们的思想，不如选择正确的思想方法。相貌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而思想却受一定方法的支配。方法正确，而且思想能遵循它，虽然相貌丑陋，也不妨碍成为君子。虽然相貌好，但思想方法不对，最终免不了成为小人。每个人的祸福与相貌无关，而是由人们后天选择什么道路决定的。

    荀子的认识论思想主要是通过《解蔽》、《正名》、《劝学》等篇来阐释的。他首先肯定：客观世界是可知的，而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认识的过程是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思维器官进行理性的加工，即主客体相结合。荀子同时指出，认识过程中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一大“蔽”，要解蔽就须“知道”；只有心智清明，全面客观地看待事物，才能使认识符合正道。在知行关系上，《荀子·儒效》篇中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强调“行”的重要性。名实关系上，则认为“实”是“名”的客观基础，“名”一定要符合“实”，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观点。

    荀子重视学习和教育，认为学习对人而言至关重要。在《劝学》篇中，他指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从而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认为知识和道德修养都是通过积累而成，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著名比喻，说明学无止境、后来居上的道理。告诫人们在学习上要专心一意、力求博学，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荀子的很多言论，都成为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的名篇佳句。

    荀子最著名的理论是他的性恶学说，在人性论方面，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人性秉承于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质朴的自然属性。既然天有其客观规律，其中并不包含理想、道德，那么人性也不可能生来就具备理想、道德的原则。所以，人性生来就渴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但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

    那么，人在道德方面如何能善？如果人性本恶，那么道德的起源又在哪里？在这一点上，荀子特别强调“礼”的作用，并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证。首先他说，人的力气没有牛大，跑得不如马快，但却能驱使牛马为自己服务，正是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要想活下去并且生活得更好，人们必须合作互助，生活在某种社会组织中。既然有了社会组织，就需要行为的规则，这就是“礼”。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另一方面，荀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分别“莫大于礼”。禽兽有父子，分雌雄，这是自然；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则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是人为和文化的产物。社会关系和“礼”是人类应当具备的，只有这样才使人异于禽兽。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对于前者的解释，荀子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荀子在政治、经济、军事、逻辑理论等方面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作为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他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历史性的概括、总结；取百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

    石破天惊话荀子

    《史记》言：“荀子十五岁游学于齐”。通过历史的回音壁，不难看出荀子的伟大之处。他是先古一枝独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无愧于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开一代师风的旷世大儒的伟大称号。

    从孔、孟、老、庄的著述里，从历代史学家、政论家昭然世人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政治倾向迥异不一，处世哲学截然不同。孔子告诉平民怎样做人，庄子告诉人们怎样活人，而荀子则告诉那些帝王将相怎样治国。孔子讲的是“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讲的是富国强兵，国家统一，执政爱民，开源节流。孔、孟、老、庄迷信鬼神，听天由命；荀子讲的是天人合一，事在人为。孔孟的治国理论是以仁治国，以德治国；荀子讲的是王霸并用，法礼治国。孔子的学生七十二贤，囿于思想家、教育家圈内；荀子的学生中既有治国能臣李斯，也有文可安邦、法可治世的韩非，同样，也造就了名重古今的思想家、文学家丘浮伯。

    众所周知，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曾自诩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他集皇与帝于自身，给自己定名为秦始皇，是谁帮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是荀子的学生李斯。秦始皇从执政之日起，就起用李斯，李斯在秦国推行尊师荀况的帝王之术，富国强兵，法礼兼用的方略，力助他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的历史使命，直到秦始皇命丧沙丘，李斯都是他倍加信任的宰相。秦始皇拜读了荀子的另一个学生韩非的法学著作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为了得到韩非这位旷世奇才，秦始皇不惜用倾国之兵，大举犯韩，胁迫韩非归秦为他所用。李斯妒贤嫉能，向秦始皇进谗致使韩非罹难；而赵高篡政后，李斯也死于腰斩，秦二世暴政而亡。然而，历史还是如实地书写下秦始皇建立的强秦帝国。

    荀子自称儒家，在批判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他的学术思想达到了诸子思想的巅峰。然而，这位少小离家，最终长眠于齐鲁大地的中华巨星，不仅生不逢地，故乡没有给他虎啸山林、龙游大海的机遇；而且生不逢时，也为荀子演绎了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

    从历代伟人、名家的评价中不难看出，不仅历代帝王运用荀学治国理政，在近年出版的《十大名相》中，细心的读者一定能读出“十大名相”不仅有荀子的学生李斯，还有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他们无一不尊崇荀子之学，效荀子之举，成为霸业中兴之能臣，成就了他们运筹帷幄，革故鼎新，一代风流的威名。

    荀子的伟大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用，为什么却没有像孔子、孟子那样，一个被捧为至圣，一个被尊为亚圣那样的运气呢？分析个中原因，皆因他的学术思想超越了时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历代帝王，无一不认为自己是上天的“宠儿”，不可一世的“龙种”，他们可以使用荀子的治国方略，但永远也不想承认荀子比他们高明，去颂扬荀子这位超越了他们的“超天才”。那么，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的公论何在？揭穿了，荀子的学说超越了时代，在真理、真谛还不被当时的时代认识之前，野蛮足以绞杀文明，阴霾也能遮天蔽日，正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愚昧、邪恶、迷信漫长的封建时代，休道舆论公正，超前的思维没有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没有让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已经算不幸中之大幸了。因为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生死荣辱，无一不抵押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秦始皇暴戾民生、奴役人民、焚书坑儒、草菅人命，他的暴政不可避免地给后辈崇尚儒家的史学家、文学家造成对荀子及其学生的偏见。但这不能归罪于荀子，因为秦王朝践踏了荀子“平政爱民”的立国根基，肢解了荀子完整的治国理论思想体系，由秦始皇的残暴而联想到荀子，不能不使后辈史学、文学家对荀子耿耿于怀，怒目相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毫无疑问地也给荀子的悲剧命运再次雪上加霜。孔子、孟子所以比荀子幸运，还有一个荀子的学说为封建社会不能接受的原因。200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的起源》一针见血地道破天机：“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孔孟鼓吹的仁论，性善论，温情脉脉，既适合中国的血缘社会，又迎合了人类的虚荣心。荀子对邪恶人性的揭穿，冒犯了人类的尊严，直戳人类所谓自尊的痛处，对社会的批判太尖锐，太深刻了，触犯了时忌，他对名、实等哲学问题的探讨，很难为缺乏哲理分析的同胞理解，曲高和寡，致使一代宗师，划时代的巨星，就这样湮没在黑暗社会和茫然的人群之中。”

    伟人仙逝英灵在，松柏自有后人栽。荀子尽管命运多蹇，他的功业可以被历代统治者冰封雪藏，但他对人类文明史所做的贡献，将永世传承，不可磨灭，他的闪光思想所形成的冲击波一次次地冲破黑暗与封杀，还给荀子以公平，因为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时代是最公平的裁判。（孙延林）

    人的需要模式：荀子的一种解读

    “需要”一词是现代词汇，在中国古代，与“需要”对应的词是“欲”或“利”。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中，对人的“需要”问题做出全面探讨和系统阐释的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

    荀子在承认“人生而有欲”的前提下，认为人的欲望在其展示过程中表现为人的各种不同的需要，需要有高低层次之分，因而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不一样，概括说来，荀子关于人的需要学说，可概括为以下四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人的本能需要。荀子把这种需要视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要求，他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是人人具有的生理本能，并且目之辨黑白美丑，鼻之辨芬芳腥臊，耳之分音声清浊，口之辨酸咸甘苦以及骨体肤理之辨寒暑疾痒等都是人本能的不同表现，对于人的这种最基本的需要，社会必须首先予以满足，谁也不能泯除剥夺人的正常需要。荀子针对早期许多思想家提倡的“无欲”、“去欲”、“寡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重要的在于导欲、节欲，而不在无欲、去欲，荀子甚至认为有些政策的制定和设计，正是以人的“多欲”本能为前提的。总之，荀子不否认人有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权利，但他强调指出，满足的方式必须严格限定在“礼义”规范制度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人的需要欲望不能随意发泄，而要有一定的“度量界限”，符合一定的礼义规范，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层次是人的享乐需要。在荀子看来，享乐需要虽比人的本能需要在境界上高一层次，但仍没有脱离本能需要的领域，所谓享乐主要是指物质方面的享乐。他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对衣食住行有了更高的要求，“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因此，荀子的享乐需要侧重于目好美色，耳好乐章，口好佳味，心好利益，骨体肤理好愉逸等方面。

    前两个层次的“需要”，可称之为人的“自然需要”或“物质需要”。

    人的自然需要都是天赋之禀性，是无法遏制的本能冲动，在此种意义上，人的这种需要与较高级动物的需要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性区别，荀子虽主张人们应满足这种自然需要，但他反对人们一味去追求它。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还产生了一种对动物来说不存在的需要，就是说，“人除了有‘肉体’的需要外，也还存在着‘精神’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第三层次是人的政治权力需要。荀子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臣使诸侯，一天下”。希望成为天子，臣使诸侯，称霸天下，是人人都有的愿望，但此愿望并非人人都能得到。荀子认为，一般人只能达到物质满足的程度，而精神的需要和满足只有圣王君子才能做到，君王都希冀能把国家治理好，最终实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的含义。

    第四层次是人的道德完善需要。这在荀子人的需要层次上位于最高层，也是荀子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荀子通篇都在教导人们要加强道德品性方面的主观修养，努力培养和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在荀子看来，这一修习砥砺过程就是道德境界不断完善、不断实现的过程。荀子树立的理想道德人格是“禹”，禹所达到的境界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荀子认为，人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成为圣人，但人人每时每刻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

    这两个层次的“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需要”，可以称之为人的“道德需要”或“精神需要”。

    那么，在荀子所谓的两种需要类型之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术语表述就是义（后者）、利（前者）之辩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争讼不休，孔子把义、利对立起来，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崇义贬利，以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总体上没有超越孔孟思想的范围，其理论带有明显的崇义贬利倾向。他认为：“利”是包容于“义”之内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舍利取义，义与利相比更为重要，换言之，道德生活要高于物质生活。只要道德生活充实丰富，一切物质利益便可随之而来，礼义之重要甚至到了可以取代一切的程度。荀子把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斥之为“小人”，于是在荀子思想中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矛盾，这一矛盾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其前提的，他先规定了君子是小人之反，然后指出，圣人君子在追求的价值目标上往往侧重于精神需要方面，而小人则拼命追逐物质需要，无形中，荀子把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对立了起来，可以说，荀子最终没有完全摆脱儒家崇义贬利思维模式的影响。（王杰）

    荀子，姓荀名况，当时的人也尊称他为荀卿，是战国时期赵国人。汉代著作为了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对于其生卒时间，由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没有确切年代记载，生平不可详考。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

    荀子曾经两次到齐国稷下（现在山东临淄西门）游学。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对当时的学术风气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宫根据学者的学问、资历和成就，授予他们不同的称号，包括博士、学士、上大夫、列大夫等。齐襄王时期，老一代学者大都作古，荀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则日益突出，成为列大夫中年龄最长，资历最深的宗师；先后三次担任“祭酒”，也就是学宫领袖的官职，主持稷下讲坛长达24年。

    除在齐国讲学之外，荀子还曾经西入秦国考察政事，《荀子·强国》一篇详细地讲述了在秦国的所见所闻。经秦相引见，荀子拜会了秦昭襄王，劝说秦国实行儒家的仁政王道思想。认为取得天下，哪怕做一件不义的事情，杀一个无罪的人，也是不行的。但在那个群雄并起的乱世，荀子的主张不可能得到秦王的认同，他只好重返齐国。当时齐王建刚刚继承王位，国事混乱不堪，大权被君王后掌握。荀子因为在上书中有涉及君王后的言论，受到很多人攻击，于公元前255年接受楚国春申君黄歇的聘请，任楚国兰陵县令。

    相传，公元前255年荀子赴兰陵途中，看到沿途灾荒，饥民一路乞讨而行，老幼不能相顾，心中十分惨伤。到任后，他立刻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实行新政，兴修水利。但还不到半年，又遭谗言毁谤，辞官去了赵国。荀子在赵国居住了7年，在孝成王面前议论军事，将天下兵争形势归结为“兵不血刃”，但这种“仁战”思想也是一样的不合时宜。公元前247年，在楚国春申君的固请下，他再次出任兰陵县令。

    荀子担任兰陵县令17年，继续推行新政。他制定吏法，监督县衙内的官吏各司其职。他考察兰陵的地理、环境、民情，沿湖北行寻找水源。第二年春天就着手测量渠道路线，冬天征调民夫修堤坝、开水渠，形成千亩良田。他申明礼义，严格法度，减轻了当地的赋税和徭役，兰陵逐渐变得仓廪丰实，府库充裕。同时还兴建学室，开办讲学处，慕名前来求学的人中，就有后来注释《诗经》的学者毛亨。后因春申君黄歇被杀，荀子受株连入狱，放出后免官。他就在兰陵安家，著书讲学直至逝世。

    荀子一向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兼通诸经，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大学者。荀子当时声名远播，此后很长时间内也一直受人尊崇，但从宋代以后，理学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贬抑荀子，将他从儒家“道统”中排除出来。可是，荀子的思想学说依然流传深远，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等著名思想家和学者，还有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管子是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几经人事变换的管仲终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管仲相齐的40年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军事、政治、税收、盐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齐国国力大盛。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大国。而管仲的思想才学就体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共有86篇，其中10篇亡佚，实存76篇，集有一批“管仲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其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兼有儒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更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在先秦诸子中，“襄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可以说，《管子》是先秦时独成一家之言的最大的一部杂家著作。

    唐代杨倞曾经为《荀子》作注，但此后一直很少有人关注这部书，直至晚清才有学者对它进行校勘诠释。王先谦采集各家之说，发挥己见，编成《荀子集解》。该书引征广博，脉络清晰，是《荀子》一书较为完善的注本。

    当代学者孔繁所著《荀子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之一。这部书以荀子本人的著作为中心，参考了历代对荀子学说的评价，对荀子的思想做出了全面而精到的阐述。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哲学论作《天论》与《荀子·天论》篇同名，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对发展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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