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春秋生卒年不详）

    左氏主要是采用了以史传经的方法，因而发展出今日可以看到的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左传》，其意义实远在传经之上。传经是阐述孔子一人之言；而著史则是阐发了242年的我们民族的集体生命，以构成我们整体文化中的一段生动而具体的形象。

    ——当代学者徐复观

    左丘明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曾经深为孔子所推许；他双目失明，却一生笔耕不辍，司马迁因而发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赞叹。《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

    《左传》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书中对于战争的描写，生动地记叙了春秋年间发生的几次重大战事。因其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并能准确地捕捉到战争的性质、特点，因此被称为“相斫书”，为历代军事家所喜爱，几乎能与《孙子兵法》相媲美。《左传》还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用文学的笔法来叙述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这不仅使《春秋》这部经书变得有血有肉有灵魂，对史学的发展和普及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左传》以孔子所修《春秋》为纲领，把这个时代各方面的变迁、成就、矛盾、冲突，都以让历史自己讲话的方式，系统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且充满趣味。使生在今日的人，对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这一段古代史，还可以有着清楚而生动的把握。这种史学上的成就，不仅开我国传统史学之先河，而且也标志着历史散文的巨大发展。上承《尚书》、《春秋》，下启《战国策》、《史记》，在我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左传》是一本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或称《春秋古文》。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史，据说曾经过孔子的增删修改，而《左传》则是对《春秋》加以传述的著作。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时间上要超出《春秋》的范围。《春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各个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这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之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另外，描写擅长外交辞令的人物形象，也是《左传》突出的长处。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也以之为师。在文学方面，《左传》更是后世文人取法不尽的宝库。

    春秋笔法与传统精神

    读古书，《左传》往往是必选书目，因为它的文学性，更因为它是经史兼备的典范。讲传统文化的人历来喜欢用各自的话描述传统精神，却很少有人从文献典籍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传统精神的核心就是经史合一、互为体用。

    《左传》原本是《春秋经》的传注，相传为鲁人左丘明所作，后来独立成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说《春秋》，离不开春秋义法和笔法。一部最早的编年史被后人依儒家观念发挥衍生出众多精妙的“微言大义”，并通过隐约其辞的史笔凸显出来，这本身就是经学和史学精神互为体用的集中体现，而且贯穿整个思想的历程。由于春秋“书法”、“书例”最早是由公羊学家提出，很多人总错误地把它当作今文学派的专利，殊不知《左传》也讲笔法。杜预在他的《春秋左传集解》里便既解经例、又解史例，这充分表明忽视《左传》的经学成分是不合情理的。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微言大义”一词来源于尊《左传》的古文学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即“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尽管近现代以来随着经学的衰落，研究《春秋》、《左传》渐渐只说其史学和文学价值，但它们所说的义法和笔法沟通了经史，铭刻在传统精神中，所以近人辜鸿铭用英文译写《春秋》时便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书名的。

    清代史家章学诚有过“六经皆史”的论断，事实上《二十四史》又何尝不是无“经”之名的“经”呢？《春秋》尊王攘夷、道尽华夷之辨，《二十四史》正是建立在正统经学思想基础之上的正史，几千年的政治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无不以此为中心。《春秋》褒贬美刺、维护儒家秩序，《二十四史》也是宣扬忠孝、协除奸邪那一套。有人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史，《春秋》难道不是鲁王家史？至于《左传》开创的以春秋笔法的隐性形式和“君子曰”的显性形式阐发大义，均为《史记》、《汉书》等史书继承。可见，在《春秋》、《左传》那里，经史是并通为一的，后世的经书、史书也概莫能外。大到天下兴亡、小到论资排辈，我们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历史故事的形式积累、传递和展开的。故而，中国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往往兼于一人之身是毫不奇怪的。

    史家述史历来有所谓“直笔”、“曲笔”之说，这显然源于春秋笔法。秉笔直书本为史官的天职，然而史料无一不烙上写者的倾向，以至于保留下来的“直笔”也成了“曲笔”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从大文学的层面来讲，“直笔”、“曲笔”又构成修辞，所以胡适以来的许多学人甚至认定春秋笔法是我国修辞的最早萌芽。这种修辞不仅体现在典籍思想里，也融入到民间思想中。我们平常所说的“隐恶扬善”、“长幼有序”、“适可而止”等等，塑造的便是含蓄的谦谦君子和礼仪之邦。众所周知，《左传》重“礼”，对于违“礼”之事，往往以“直笔”极尽鞭挞之能事。当然它也遵循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原则，有所顾忌。

    近几十年来，《左传》的译注本有不少，其中以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和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为目前国内最好的本子。杨先生的注释吸收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修正了千百年来的误说，是典型的集大成著作；沈先生的译文是杨注的姐妹篇，准确易懂，文采斐然，可读性强，很有自己的特点。我想，读《左传》应该透过文学性，回到通过其经学和史学思索反映的传统精神中来。（芜菲）

    铁笔如椽唱大风

    中国是一个崇尚谋略也盛产谋略的文明古国，几千年军事史中，各种权谋机变、阴诡虞诈不可胜数。时至今日，中国军队仍被世界各国称之为“谋略型”，与“技术型”的美军和“力量型”的俄军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军学流派。春秋时代是我国古典文明的萌芽期，军事学术百花齐放，争霸战争中种种奇谋妙计更是层出不穷。

    《左传》在对军事斗争的具体交战行动进行记述时，将主要的着眼点都放在了交战各方谋略的运用和对抗上。从谋臣策士的谋划分析，统兵将帅的指挥布置，直到国君国相的决断处置，无不写得淋漓尽致，基本构成了战争描写的主要脉络。特别是其中对于军事谋略的分析阐述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后世许多著名军事家都将《左传》当做一部兵书而加以研习。以灭吴之战著称的西晋名将杜预对《左传》便钟爱有加，常在行军打仗、舟中马上之际捧读《左传》不止，甚至自称为“《左传》癖”，他为《左传》作的注被后人广为推崇，并收入了《十三经注疏》。其他如唐将徐绩、李靖，宋朝岳飞、宗泽、虞允文等名将都非常重视《左传》的军事学术价值。《左传》中对春秋战争记述的另一个内在特点就是记述的谋略化。作者把主要的描写笔触放在了交战双方的谋略运用上，不仅注重对双方在战略上的一些重大谋划进行分析，而且对交战中双方一些具体而微的战术战法进行了精确而细致的描述。

    从最直观的层面来看，战争是一种暴力与暴力直接对抗的社会斗争形式。但是如果从更深的层面上来思考和体察，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仅从对抗这一形势来看，战争中暴力与暴力的直接冲突只是对抗的表象而已，而在这种表象之下，对战争实质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的则是对抗双方在谋略上的运用。谋策是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谋略、预测的科学。军事谋略理论像所有的理论一样，都是以过去的战争实践来揭示战争的规律，使人们便于把握错综复杂的军事活动的多元交叉关系，从而做出最正确、最坚决、最大胆、最实用的战略战术选择。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军事对抗最高级的形式是“伐谋”，即通过各种精巧的谋略运用，迫使敌人屈从于本方的意志，从而达到不动干戈就实现政治企图的目的。

    《左传》重点记述的春秋时期五大战役，是春秋时代交战规模最大、波及面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战役，更是各种军事谋略角逐最激烈的大舞台。抛开影响战争胜负的其他因素不谈，在五大战役中集中了春秋时期最精彩的军事谋略。

    在记述各种战略性军事谋略的同时，《左传》也十分注重对各种精妙的战术战法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除五大战役外，《左传》在记述一些中小规模战役时也十分注意描绘其中重点军事谋略的应用。在襦葛之战中，郑国军队就是采用左、中、右三个方阵组成的“鱼丽之阵”和两翼攻击战法，击败了周王室的军队；燕、郑两国的北制战役中，郑国军队又是采取包抄战法，从后方袭击了燕国军队而获胜。

    当然在春秋初期，军事谋略的应用尚不广泛，有时一些谋略带有很大偶然性，比如楚国令尹子元讨伐郑国的战役中，郑人由于慌乱而“县门不发”，结果阴差阳错地造成了一个“空城计”，吓退了楚军。但随着军事学术渐趋成熟，战争谋略也日益高级化。后世广为采用的一些著名谋略和先进的战略战术在这时开始为交战各国所应用，如假途灭虢、远交近攻、以逸待劳、趁火打劫等，同时一些比较高深的军事思想也开始出现，如曹刿的“彼竭我盈，故克之”是古代防御战术的典范；宋国大夫子鱼提出的“明耻教战”和楚国大夫斗廉提出的“师克在和，不在众”等军事思想均对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到了春秋末期，出现了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天才，军事理论研究更是登堂入室，大放异彩，春秋军事学术至此归于成熟。

    《左传》在记述战争时很注重详略的安排，对于重大战役都不惜笔墨进行全面而详尽的记载；对一些中小战役往往只是集中刻画其中成功的谋略运用和施用谋略的人。军事谋略的发展变化和实际应用始终是记述的中心脉络之一，形成了一个谋略化的记述体系。《孙子兵法》提出的“上兵伐谋”思想则是对整个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对整个军事学术的哲学概括，它揭示了战争行为的本质。战争史证明，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在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较量，绝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比赛。谋略参与战争的过程，常使战争发生奇迹变化，所有在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现象，无不是由成功的谋略所导演的。谋略之所在，乃是胜利之所在。（佚名）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宝贵的文化典籍，儒家十三经之一，被钱穆先生称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准观点所在”。作者左丘明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但在史籍上，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却是只言片语，从而一直成为后世学者孜孜探求的课题。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当中。《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孔子的语气中不难判断出，孔子将左丘明引为同道，对于花言巧语、伪善的做法都感到很可耻。由此得知，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而且与孔子的关系较为亲近。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孔子的思想不被当时各国诸侯所接受，因此便利用周王室的历史资料和鲁国国史，编纂成《春秋》一书，来寄托他的政治思想。孔子死后，因为《春秋》的文字简略，含义深邃，孔子的弟子们对这本书的理解渐渐产生了分歧。当时的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这种情况，便根据孔子生前关于历史的言论，写出了《左传》这本书。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后世传述《春秋》的书不止一本，最著名的，除了《左传》，还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后两种书与《左传》的体例不大相同，《左传》偏重于记事，而后两种书都偏重于解释《春秋》经义。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左传》同样也是一本依附于《春秋》的书。

    从司马迁的说法中还可以看出，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很亲密，因此他能够了解孔子对于历史的看法和《春秋》的真实意图。据说，孔子曾经和左丘明一道在周王室观览史书，譬如学者严彭祖的《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周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就记载了这件事。另外，还有一些史料记载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也就是史官，从左丘明能够接触大量史料以撰述《左传》来看，这个记载很可能也是真实的。除此之外，关于左丘明的生平，今天能够知道的少之又少。然而无论如何，《左传》却一直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在历史长河和文学圣殿中熠熠生辉。

    《国语》这是一本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史书，《左传》偏重于记事，而《国语》偏重于记言。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两本书都是左丘明的作品。《国语》当中也保留了很多先秦史料，许多地方可以同《左传》参考资证，是一本重要的史书。著名史学家金毓黻曾说过：“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

    《战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们游说各国君主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和处世方略。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散文名著，文采飞扬、气势宏伟。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战国策》上承《左传》下启《史记》，在史书体裁由编年体向纪传体过渡之际起了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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