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首尾大略完具，编次亦极整齐。不徒包蕴弘富，并可借其编次，以考见古代学术之条理统系，诚艺林之瑰宝也。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
吕不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和政治家，后来位至秦国丞相。当时的秦国已经隐然有一统天下的气概，不仅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文化实力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跃进。这一文化进步的突出标志，便是《吕氏春秋》的问世。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作为文化史即将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可以看作一座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尽管是多人所汇编，但突出表现的还是吕不韦治国、治家、治天下的大政方针政策，包括吕不韦对一些前朝政治和思想的评价等等，对于汉代的政治和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就学术思想的演变而言，它掀起了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推动了汉初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吕氏春秋》兼容了孔门一系的儒家学说，假托黄帝的古道家言，墨子一系的墨家思考，老子及庄子一流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哲理；引用和采纳了相当庞杂的古典，也借用了相当丰富的今典，已经显示了它包容天下思想与知识的野心。书中采用的“十二纪”结构如同一个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依天道循环变化，以四季十二月为纲，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联想，将天象、物候、农事、政事、人事等统统连系起来，综合各种思想、知识与技术，设想了一个日常思想与行为的秩序。据说，吕不韦自认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命人将成书张贴在咸阳的城门之上，说如果有人能改书中一个字，就奖赏千金，一字千金的典故正由此而来。
《吕氏春秋》一书系统庞大，内容繁杂，难能可贵的是它在编排上做到了杂而不乱，很有技巧。并经常通过讲述寓言、故事、史实自然地将理论引入，又以反复设喻来引人入胜，绝不鼓噪乏味。从这方面看，《吕氏春秋》实在是一部妙书。
中国历史上往往在“道术为天下裂”、思想者纷出的时代里，容易萌生出种种或者深刻的、或者片面的思想，但随着历史的由分而合，思想也渐渐由分裂转向综合。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常常也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交流，渐次兼并和吞食小国的结果，使各种地方性的思考汇集与融合到了一起。
战国末年，随着政治统一趋向的明显，终于产生了《吕氏春秋》这部企图调和诸子的著作。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战国时期，群雄鼎立，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当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而自己却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于是就广招门客并予以厚待，据说一时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都有很多辩士，如荀卿等人便以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合众人之论而为《吕览》，共二十多万言。
《吕氏春秋》虽然成书于秦统一中国之前，但仍可以根据该书的基本趋势而定为秦汉时期的第一部著作。其中包括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及人生思想，尽管体系庞大，却不乏真知灼见。
《吕氏春秋》虽然是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集论”而成，但开篇《序意》便冠以“文信侯曰”的字样。该书即使不出于吕不韦的手笔，也必然经过他的同意，《序意》中无疑也有他的见解。文中“法天地”的思想，“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的思想，以及“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以达到崇“公”的思想，都是所谓黄老道德思想。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不少因袭儒家的地方，它赞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的形式，有进步的意味。
《吕氏春秋》还主张继续分封诸侯，保持贵族制度。《慎势》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意思就是，从前代的历史来看，分封诸侯众多的天子才能福泽深厚，声名远扬。然而战国末年消灭诸侯割据走向统一，是当时的趋势，主张分封诸侯的观点无疑是倒退的。但它又主张政治上的统一，譬如《谨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执一》也说“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而《察今》中“故治国，无法则乱”，又是很明显的法家思想。由此可见，《吕览》把法家的赏罚跟儒家礼义糅合在一起，它的政治、道德思想是儒法兼而有之。
此外，《吕氏春秋》很重视阴阳家的《月令》，它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子，而十二纪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十二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吕氏春秋》全书均以论说为主，不仅思想上兼收并蓄，艺术也是博采众家之长。诸子散文善于以寓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思想，《吕氏春秋》也不例外。据统计，《吕氏春秋》中的寓言故事有300篇之多。这些寓言故事的组织形式，与《庄子》，特别与《韩非子》的“储说”相似。不少文章中寓言故事占了大部分篇幅。《吕氏春秋》中的寓言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取材说理各有重点。《吕氏春秋》的发表，打破了秦国因有的法家定于一尊的传统，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一个宽阔的思路。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知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一天下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尽管如此，《吕氏春秋》保存了许多古代遗文逸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保存了不少有关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在文学建树上，《吕氏春秋》在短暂的秦国统治过程中相对涌现的少数作品里独占鳌头，它文风畅达、言简意赅，有很多足可称道之处。
《吕氏春秋》的治国之道
《吕氏春秋》说的是治国之道，当然，其中也有八卦、五行、乐理以及养生之说，但并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体现吕不韦治国方策、人文思想的书。这本书就是描述了按照吕不韦思想建立起来的秦国的样子。
《吕氏春秋》的内容有治国思想，还有历史范例，有些堪称治国的良训。可惜的是秦始皇不买吕不韦的账，一心以法家治天下，焚书坑儒。虽然想要万代流传自己的秦王朝，却只持续了短短的十余年。不知道这是秦始皇的可悲，还是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可悲。难怪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写到：“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正确了。相反，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15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不妨来看一下《吕氏春秋》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姑且当作吕不韦的治国的依据吧。
吕不韦反对独裁。而正是这一点，秦王政对吕不韦最为不满。吕不韦反对独裁，主张君主天下制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句话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不足为奇，在那个时候，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天下为一姓之天下，君临天下。特别是在秦始皇这样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眼里，你敢著书立说来说不是一人之天下，这不就是让我秦王政将江山分与天下人吗，这显然对于秦王政这么一个专权的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实，这也只是吕不韦蛊惑人心的一个方面，原来儒家不也是鼓吹“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最后还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那些尊奉儒家的人可曾让一个外姓人来接管江山，让天下人来做主天下事？不过是把这些当做粉饰天下、愚弄百姓的胭脂罢了。就算吕不韦真当上皇帝了，也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罢了。
尽管这样，也不能抹杀吕不韦提出这种思想的先进性，至少他看到了，一个朝代要想久远，就不能太独裁，必须为百姓也找一些精神安慰。就算天下是你秦王政的，但你要对外宣称，天下也是所有秦国子民的，如此一来，老百姓自然就不会造反。应该说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就自尝了苦果。秦朝以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正是在秦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秦氏江山改姓为刘。估计秦始皇要是知道的话，可能会重新启用，信任吕不韦，同时倍加推崇《吕氏春秋》。
另外，吕不韦其实是赞成广纳贤才的，这个不仅在《吕氏春秋》上有体现，在吕不韦当丞相的时间内，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日后的秦国丞相李斯，他的门客中有甘罗、张唐，还有司空马等等，都是比较出名的从外地来秦国的人。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于是他招贤纳士，才有了《吕氏春秋》。其实从秦国的发展来看，基本上也是外来人才当权，如吕不韦之前的秦国丞相蔡泽等等。
吕不韦似乎刻意地想把春秋战国以来各派的思想在他的手里汇集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这只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思来办理），但是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就会对各流派的思想有所取舍。虽然，他把儒家作为该书的一种主流思想，如尊师，顺民意、修齐治平的政治等，但是在一部《吕氏春秋》中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怕是不能被称之为“杂家”的。吕不韦也主张君主无为。无为思想是属于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则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如果说，这些尚不足以让秦始皇恼羞成怒的话，吕不韦在书中讴歌禅让就真的让秦始皇忍无可忍。当然禅让制在当时提出来是不是一种进步尚没有定论，毕竟夏朝过后，君主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此时提出来，不仅统治阶级会反对，就连老百姓也会笑其幼稚。禅让制，按照理想的方式当然要比世袭制先进得多，但在当时存在阶级差别的情况下，说禅让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战国时期中叶，燕国演过一次禅让的闹剧，就成为当时学者间攻击禅让制维护君主世袭制的一个笑柄。此事重提，自然要引起包括秦始皇在内所有士大夫阶级的一致反对。
《吕氏春秋》里许多主张是儒家的主张尊师重教等等，是在一个渐趋统一的时代里推出儒家。儒家的主张在于“仁”、“爱”，在于用安抚的手段对待老百姓，用立言、立德、立行来让老百姓忘记阶级差别。吕不韦看到了一个经过长期纷争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应该从思想上安抚，达到思想上的统一的时候了，而这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吕氏春秋》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归于一统的结果，或者说是产物。
其实，秦始皇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几乎与《吕氏春秋》的观点针锋相对，西汉建立之初，吸取亡秦之教训，采取的政策、措施与秦始皇也是针锋相对，说《吕氏春秋》的观点与西汉初期实施的政策有类似的地方，也应在情理之中。
应该看到，吕不韦的一些柔和措施，如重农，恢复生产，以及君主天下制等比较适合长久统治，而汉朝之所以统治那么久，也正是吸取了亡秦的经验。西汉初期的政权依稀是《吕氏春秋》里的秦国的影子。（刘光辉）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吕不韦认为，君主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对君权加以限制。这个思想他反复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并且拿出了三种限制君权的办法。虽然都是好想法，却处处跟秦王政（后者更喜欢专揽权力）大唱反调。这就是吕不韦必死的原因所在。
第一，《吕氏春秋》书中主张分封制，以空间的分割来限制君权。吕不韦担心一旦建立一个大帝国，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会导致君主独裁。所以他虽然也坚持贯彻秦国一贯的对外兼并扩张政策，但不以建立一个大帝国为最终目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分封制体系，也就是他宣称的：“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只进攻诸侯中的坏诸侯（“暴”者），把坏诸侯（“暴”者）干掉，以其土地转封给贤人，使其成为新的诸侯。
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避免了帝王独裁。吕不韦在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这就是和帝王专制大唱反调。当然，吕不韦的这个“天下人”，不是指一般能喘气的人，而是指英豪贤能。
其实，吕不韦试图保留分封制，未必为错。分封制首先可以如吕不韦所理解的那样，避免一元独裁（通过地盘的分割，来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符合吕不韦“反独裁”的思想。同时分封制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以当时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的话，管理成本一定提高，管理效率却未必提高。比如，国家版图过大了，交通手段却落后，财富和赋税向中央运输，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人们饱受毒苦，所以陈胜吴广带头一闹，也就都跟着闹了。这是汉朝人总结出的秦国灭亡原因之一。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还认可了第二种限制君权的方法，即以武力限制君权。按照正统观点，人民拿起武力对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乱，但吕不韦不这么看。他说，对于愚君，要叫他下岗，以禅让的办法避位（所谓“与贤”）。而暴君，下民则可以直接推翻他，所谓“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至少能揍他一顿，所谓“罚不避天子”。吕不韦讴歌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革命行为。
第三个限制君权的办法，吕不韦强调君臣分工。君要“处虚”，“执其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而不能太过分地干预下属。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于自己的职事，而不是忠于某个人。显然，这样的君臣观，是从“公天下”和“利于群”的原则出发的，是积极的，有利于国家的，不能简单理解成吕不韦想夺权。
总之，吕不韦的思想带有现代民主政府的特色，他一反商周以来的“家天下”观念，大胆提出限制君权，反对独裁，反对法家君权至上的理论体系，这都体现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政治宣言。书中讲了无数小故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事书，其实每个故事背后蕴涵的都是吕不韦一套精密的治国理念。
《吕氏春秋》这本杂家著作抛出的时间，正是秦王政准备加冠的前一年。吕不韦对这本书倾注了巨大期望，书中的理论关系到吕不韦的政治命运乃至中国未来2 000年的政体走向。吕不韦希望秦王政受此书影响，在亲政以后能够按此书所阐明的“吕不韦公天下、反独裁思想”施政（当然，再次申明，这里的公天下是和贤人——如吕不韦这样的人公天下）。
然而，独断刚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吕不韦思想”，他不喜欢限制君权和分权，更喜欢君权专制，他爱看法家韩非子的书，对君主专制痴迷得超过历代帝王。韩非子的《孤愤》说得很清楚，君主应该牢牢掌握一国之柄，君主与贵重之臣之间不可两存，君主要用“法术势”控制好大臣。韩非子反对大臣分权太多，否则就会“国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势而臣得国”。
韩非子的书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叹息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他对韩非子思想身体力行，力求强化君权，表现为独揽朝纲，细大决策皆出于他，生怕大权旁落，被旁人不无愤懑地形容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吕不韦要想限制君权，提出公天下乃至分封制（从地域上限制君权）、君臣分权等口号，简直是与虎谋皮。最后，作为韩非子的思想的实践者，秦王政用一杯毒酒致死了异己学说持有者——吕不韦。吕不韦的死，就死在他限制君权的思想，与秦王政的专制情结冰炭不容。
吕不韦抱着自己的想法，就这么死了。他以“限制君权”为核心的吕不韦思想，以“公天下”为口号，一并在后来的两千年中死掉了。直到近代，民主理念的复苏，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吕不韦思想的影子。（佚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无数名人佳作，而且往往相得益彰，互为彰显。《吕氏春秋》堪称是居“杂家”之首的浩瀚之作，却不是其编著者声名显赫的唯一由来。换句话说，权倾一时的秦相吕不韦即使没有召集门下著作此书，他的逸事杂谈也足以令后人众说纷纭。关于这位权臣的故事流传至今，至少有以下几个尽人皆知的成语，如奇货可居、食客三千、一字千金。
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吕不韦出生在战国时代韩国的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县，靠经商致富。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早有像司马迁这样的聪明人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认为平常人等终日忙忙碌碌无非为个利字。但商人总是没有多少地位，很少有人能像范蠡那样由从政而经商，变身为“陶朱公”而流芳千古。
“阳翟大贾”吕不韦却很希望光大门楣，争取政治地位，他知道，改变现状的途径要在社会现有的机制内寻找。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他选择了“风险投资”。吕不韦看中了秦国派到赵国做人质的王子子楚，因为他，还留下一个后世广为流传的成语叫“奇货可居”。据说，作为商人的吕不韦经常往来于各地做买卖，有一次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遇到了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但是母亲夏姬不得宠，因此被送到赵国当人质。当时正是两国交战期间，他的处境十分困窘。吕不韦却从商人的角度看到了他身上的价值。认为此人奇货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资的“货物”，日后必有大用。现在获取，有朝一日可赚取名利，这是一桩不错的政治交易。
于是吕不韦倾尽家财，帮助异人重返秦国继承王位。异人自然非常高兴，并表示有朝一日成为国君，必将与吕不韦共享天下。于是，吕不韦立即带了大量财宝去秦国，求见太子安国君十分宠爱的华阳夫人。经过吕不韦的劝说和收买，没有生过儿子的华阳夫人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子，并怂恿安国君派人把他接回秦国，改名子楚。此后，安国君又答应华阳夫人的要求，立子楚为太子。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一年后死去，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就是秦庄襄王。
吕不韦本人自然立下大功，于庄襄王元年，被封为丞相，称文信侯，赐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位极人臣。庄襄王死后，后来的秦始皇也就是嬴政继位，继续请他做丞相，前后掌权十多年。据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权势之大无人能及，这便是“食客三千”的来历。“一字千金”则是指《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当政时招揽门客编辑而成，自认是融会先秦各家学说的完备之作，并悬出千金的重赏，寻求能更改其中一字之人。至于是否真的那么完美可以姑且不论，《吕氏春秋》一书倒确实是包容百家、内涵丰富的。
《吕氏春秋》以自然之“天”为思想之根本依据，又认为“人”即个人的生存合理性上通于“天”，这就在君主政治与社会规范之上提出了一个价值等级更高的“天道”。由于这种“天道”是由知识阶层来确认，而不是由贵族阶层垄断；便凸显出一个要求：权力服从于理性，政治服从于文化，统治者服从于文化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阶层希望“为帝王师”的想法。然而，在那个战乱不止，亟待统一，又需要实效的时代氛围中，这种凌虚蹈空的高论和手无寸铁的士人并不足以使统治权力俯首。
或者是因为《吕氏春秋》表现的治国策略和思想不为未来的始皇帝所喜，也或者是关于吕相淫乱宫闱的传言是真的，秦王十年十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一职，与家人迁居蜀地，最后饮鸩自杀。据《史记》卷六的《索隐》记载：吕不韦被贬死后，门下宾客辩士数千人悄悄地把他埋葬在洛阳北邙山。这仿佛是一个象征，随着吕氏之葬，中国士阶层为帝王师的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但这种处士横议、自承道统的精神却在宾客门人的心底深藏，在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梦想中时时呈现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不屈象征。
刘向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大文学家，他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战国策》，是一部影响深远的集谋略、论辩于一体的巨著。《战国策》成功再现了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谋臣策士们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略权术和词锋凌厉、汪洋恣肆的雄辩口才，是当时的英雄才俊们制定各项国家战略策略、用言辞游说政要、辩驳对手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其中众多的游说辞、论辩辞的文采与义理都堪称绝唱，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千百年来，《战国策》被广泛运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公关等领域，并极富成效，极享盛誉。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由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也是一部博取百家的著作，可以同《吕氏春秋》参照阅读。
许维的《吕氏春秋集释》是继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清代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之后又一部整理《吕氏春秋》的总结性著作。它参校众本，引证古籍，博采近代各家的最新成果，采真削繁，并多出己见，书末还辑录历代各家对《吕氏春秋》的评语，为《吕氏春秋》研究奠定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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