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西汉约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

    ——《中国文学史》

    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25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的写作风格也是独具特色，语言上朴素简练、明白流畅，庄谐有致而又富于表现力，历来被奉为古代散文的楷模。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史记》共130卷，52万余字，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孔子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包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等，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也就是作者本人所生活的年代；其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以及周边当时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这部书不仅是我国古代3 000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含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文学以及哲学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

    为了再现历史场景和当时的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由一系列生动的故事构成。譬如廉颇和蔺相如的传记包含了著名的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孙膑的传记包含了田忌赛马、杀庞涓等故事……这也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司马迁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像著名的“鸿门宴”的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并且扣人心弦。而且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更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一直以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著称。这部书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血肉充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等代表着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且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那些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宛如一部英雄史诗。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而且，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是以他一人之力写就，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据说有些篇目还触怒了武帝。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在司马迁身上得以再现，也正因如此，官修正史不仅仅是文治武功的点缀，而且成为一代之“青史”，成为不畏强权的峭然风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给我们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书。

    《史记》中的广阔世界

    司马迁以自己厚重、睿智而又深情的笔触开拓了一个更广大的天地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最光彩夺目的是一批充满豪气的悲剧英雄。他们是英雄，但往往带有悲怆、苍凉、壮烈、激昂的悲剧色彩，当然正是这种悲剧命运使英雄们更加可歌可泣，令人敬仰。同为帝王，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因晚年的错误招致悲剧下场；项羽24岁起事，在7年的时间里睥睨天下，纵横万里，以狂飙巨澜的气魄号令诸侯推翻强秦，自封西楚霸王，真正旷古未有，但就在第七年却演出了一幕垓下悲歌、乌江自刎的人生结局；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看起来功成名就达到了人生顶巅，但心境的惶恐不安、寂寞孤独，同样是“无处话凄凉”。同为将相，伍子胥辅佐两代吴王称雄东南，最后竟死于吴王赐剑之下；信陵君为战国四君子中最贤者，当时公子无忌威震天下，秦兵不敢出攻魏国，但最终因他人谗毁，魏王疑忌，忧郁而死；屈原正道直行，滋兰树蕙，追求美政，致力改革以振兴楚国，但同列的贵族诋毁他，两代楚王疏远他，踽踽独行的屈原只能怀沙自沉汨罗江；韩信一生破敌立功无数，为汉高祖打下江山，但天下大定后见疑于刘邦，被杀于吕后之手；李广将军一生与匈奴70余战，最终自刎而死……他们的成功、荣耀与悲惨结局成为永恒的对照。有的悲剧英雄为了坚守节操或某种信念而从容赴死，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野菜充饥终于饿死；为了关于赵氏孤儿的郑重承诺，程婴自杀了。有的悲剧英雄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为解救国家和朋友的危难而奋不顾身，荆轲感燕太子丹知遇之恩，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写下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永远的悲歌；为了魏信陵夺军救赵的成功，侯嬴北向而自刭；为了继续朋友未竟的事业，乐师高渐离不顾安危将灌了铅的筑投向了秦始皇。更有一生困顿壮志难酬的孔子、孟轲，更有推动历史终遭不测的商鞅、晁错，这一系列的悲剧英雄在《史记》中相遇、交织、碰撞，散射出最炫目最撼人的锋芒。

    在司马迁营造的这个世界中，有着最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最令人低回的场景。远古的五帝幽渺的行迹，最近的楚汉相争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中展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吴越相覆、汤武革命，连横合纵、百家争鸣，侠客之游、刺客之行，刀光剑影、明争密计，宫廷的政变、内闱的厮斗、市井的传奇、朝廷的发迹、边塞的掌故、西域的远行，都在这个世界中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击节称快。那些穿插于这一系列故事中的场面则更令人惊心动魄、心折骨惊了。项羽长歌的悲壮潇洒，伯夷叔齐首阳山下临终作歌的激越悲切，飞将军李广自刎兴叹的无奈苍凉，汉高祖刘邦还沛作《大风歌》的落寞悲怆，刘邦面对太子已得商山四皓而自己已无力更易继承人的境况，与戚夫人作楚歌伴舞时的惆怅隐痛，都使这一部历史变得缠绵深沉充满情味，涌动着无限的感染力。

    然而天才的司马迁纵横千里的笔触并未到此为止，他将目光投向更深邃更广远的天地之中了。正如他自己以《史记》向汉武帝这样一位政治史上的英雄发起挑战并在文化的层面上突出了“文化复仇”一样，在《史记》中，他记录和盛赞了一大批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他们立传，为他们高唱，俨然以他们为中国历史上隐形的君王或教主，从文化的角度与政治相抗衡，这就使《史记》具有一种深沉的厚重的质感，将历史推向了文化。司马迁知道，社会不仅仅是天朝大国、帝王将相，流氓刺客、求签问卜，同样是社会的大事件，而贪官污吏、奸臣酷吏、富商大贾、宦官戏子、后妃妻妾也同样是在人类活动中发生着作用的分子，那四方的少数民族，那异域的奇特情调，那远方的葡萄、苜蓿、天马，那市井的熙熙攘攘，那经济状况的起起伏伏，都是这个世界的有机成分。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又走向了社会，是全面的社会、骨子里的社会。（佚名）

    力拔山兮气盖世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由崇高美贯穿始终的巨著，不管是那众多的历史人物，还是纷繁的历史场面，也不管是他那独特的文章风格，还是写作时的立意，都饱含着一股力量。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下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以锥刺股苦学；屈原被放逐，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像火山爆发、山洪奔泻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为正义事业，不畏强暴，敢与权贵抗争的人物，在《史记》中也比比皆是，这里有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刺杀凶残秦王的荆轲；有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有明知诸侯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还有吴起、伍子胥、范雎、商鞅……他们在正义、理想、事业与权贵发生冲突时，毅然以凛然的正气，不屈不挠的精神捍卫了前者，这是多么壮美与崇高的人格！

    悲剧人物在《史记》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正像鲁迅和老舍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虽然形象多样，性格各异，但大多数都有共同之处：他们所表现的是人们在追求中的挫折与失败，在奋发中的困苦与灾难，在斗争中的牺牲和毁灭。他们并不使人觉得消沉，让人感到悲观失望。他们是悲剧人物，却并不带有悲哀的色彩。他们总是以那种不懈追求、勇敢奋斗、坚贞不屈、积极抗争的精神，震撼着后来人的心，激励他们去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努力追求。

    项羽是大将项燕的后代。他自小就有叱咤风云之志，取代帝王之心。家里人先是送他去读书，他不肯，就去学剑，又学得不好。他叔父项梁责骂他，他答道：“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有一次，秦始皇游会稽，项羽与项梁一起看。项羽竟说：“彼可取而代也。”

    会稽暴动，是项羽戎马生涯的开始。他当机立断地杀死太守，又“击杀数百人，一府中皆已慴伏，莫敢起”。显露了他勇猛过人的豪气。秦将章邯带兵围困依附于项羽的诸侯赵王歇，军于巨鹿城，楚怀王孙心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项羽看到宋义违抗楚王命令，毫无救赵之意，就毫不犹豫地宣布他的罪过，斩了宋义的头颅。接着，他带领士兵，破釜沉舟，烧庐舍，呼声动天，猛攻秦军，很快就大获全捷。胜利后，项羽又带领士兵马不停蹄，长矛直指，继续向秦的统治中心咸阳捣进。不可一世、凶残暴虐的秦王朝在强劲的起义军刀枪下终于结束了其短暂的生命！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总是描写激烈矛盾斗争中、惊心动魄场面中的项羽，凭此表现他那倔强的性格、坚忍不拔的意志，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项羽最后失败了，但司马迁从不以胜败论英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就是兵败而死，也死得凛然正气的英雄！

    恩格斯在赞扬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时就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这段话也适用于赞扬司马迁《史记》中的英雄人物，他们像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勇士一样，大都具有一种豪迈进取、积极奋发、建功立业的轰轰烈烈的精神气魄，他们大都投身到时代斗争的漩涡中去，经受着挫折、困苦，甚至流血身亡。他们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都希望自己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一点印记。所以，当我们阅读《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使我们惊叹，让我们热血沸腾。这就是阳刚之美！这就是崇高之美！（安公）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30年之久。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10岁时，司马迁随父亲迁居长安，同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

    20岁那年，他开始漫游天下。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人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被任命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史记》。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军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看到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毫无同情之心，极为愤慨，便直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投降，也是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必定还会效忠汉朝！”

    司马迁的话触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无疑是在贬低当时出征匈奴的另一位将领李广利——宠妃李夫人的兄长。于是下令，判司马迁宫刑。当时，获罪的人可以出钱减刑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笔钱，只能入狱受刑。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无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他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想到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韩非等在逆境中发奋有为的事迹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与其让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不如“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司马迁终于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3年）出狱。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一心于史学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更为丰富的内涵。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60年的历史。作者是西晋初的陈寿，其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谨，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的史料价值很高，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严谨精练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被后人看做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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