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东汉32年—92年）

    史书开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史》、《汉》”并称了。

    ——国学大师钱穆

    班固是东汉时期第一流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所编纂的《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记事详赡得体，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浓重，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现代人经常将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将《史记》和《汉书》并举。其实在唐代以前，《汉书》的地位是《史记》所不能企及的。这主要是因为《汉书》与《史记》相比，正统、保守的意味要更浓一些。班固汲取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以浓重的笔触全面地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的统一大业，给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空前的史学成就。

    《汉书》和《史记》一样，有着文史结合的特点。以《史》、《汉》为代表的两汉传记文学，是当时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汉书》的文学性虽然不如《史记》，但写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都秉承“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具体中有细节。以简洁的语言文字，通过某些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思想感情和历史活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练，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喜欢骈俪典雅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在《史记》之上。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书》确实是不容错过的瑰宝。

    《汉书》又称《前汉书》，全书共120卷。主要记述的年代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开始，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为止，囊括了西汉一代（包括短暂的王莽政权）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严整，为我国历代的官修正史确定了一个典范。传世的“二十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

    《汉书》包括“传”7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10篇；史“表”8篇。全书80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之前的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的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从而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献。

    《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汉书》的体裁而言，班固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个创举。《汉书》之前，中国没有一部断代史，在反映中国社会阶段性发展特点上存在着不足。班固首创断代史，并把它与纪传体相结合，使它们各自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为记载中国历史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汉书》的创建得到历代史学家的尊重和历史的认可，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流派，得到充分发展。这是《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由《史记》首创的纪传体是中国历史学成熟的标志。《汉书》继《史记》而起，对于《史记》体制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补充，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于是它问世后，史家“竞弃马而学班”，“奔走班固之不暇”，《汉书》成为“后世不祧之宗”（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汉书》的文学价值不容小觑。虽然在文学性上，《汉书》要稍逊于《史记》，但班固笔下仍诞生了许多为后人传诵的名篇。譬如《李广苏建传》、《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等。

    我国史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左传》、《史记》等名著在这方面都很突出。《汉书》继承了这个传统，一方面注意记述经世之业。如写《沟洫志》，申明治河修渠乃“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写《贾谊传》，“掇其切于世事者于传”，不切世事者从略；写《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未施行之语一定抛开；写《董仲舒传》，也是“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另一方面，《汉书》还很注意究世变，“明监（鉴）戒”、通古今，才能“备温故知新义”。更有宣扬伦理教化，标榜劝善惩恶，等等，无一不是经世而讲求功用的。这对后来的正史，也有一定的影响。

    《汉书》的详赡史事

    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用《史记》，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修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及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了《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在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疏、诗赋、文章，这就大大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有关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也有新撰的东西，加以总编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中所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做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撰写《汉书》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汉书》体制的容量很大。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史记·将相名臣年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任免升黜；《古今人表》把远古至秦末的人物列为九等，但其中未列汉代人物。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一般是先专传、合传，而后是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它对西汉一代史事和人物，几乎无所不包。

    十志最能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古代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还有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记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关于阶级斗争史和国内外民族关系史，《汉书》有详细的记载。从它许多篇章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统治者如何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民众又是如何前仆后继地进行反抗斗争。仅以一篇《王莽传》来看，就可以了解到西汉末年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复杂，统治者将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赤眉、绿林起义则如火如荼，民众终于推翻了王莽统治。《汉书》所记载四周的国内外民族的历史，比《史记》还要丰富些。它除了记述匈奴、西南夷、朝鲜等的历史外，还在《大宛传》的基础上扩写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样的记述，为后世的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也为后世研究汉代史者所取材，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和“记事详赡”（《十七史商榷》卷七）的盛誉。（佚名）

    《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的统一事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自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他惊叹统一的艰难，是以史实为根据的。他也以如椽大笔写下了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脚步，还热切地肯定秦汉的一统，说秦统一天下“成功大”，说汉通过削藩，发展郡县制，加强了统一，造成“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但司马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著《史记》还只是勾画出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大势及秦汉统一的初步的轮廓。

    班固写《汉书》，竭尽心力同时也有条件来写西汉统一大业。他汲取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以浓重的笔触全面地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统一，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汉的一统帝业，这是空前的史学成就。《汉书·叙传》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维学林。”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班固着意写统一大业的自我表白。而传世的《汉书》，确实体现了这个旨意。

    同时，《汉书》推崇汉为正统。《汉书·高帝纪》写道“汉承尧远，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及篡汉的王莽政权之历史地位。《汉书·王莽传》说秦朝和新莽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与《史记》肯定秦朝统一“成功大”相比，显然有着严重的偏见。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学家纷纷有正闰论之争。它又鄙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将《史记》中列为“本纪”和“世家”的项羽和陈涉一律列于“传”。虽然记载的史实大致上照旧，但评论的调子却改变了，说什么：“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陈涉和项羽推动历史的作用都不提了。这种体例上的安排及对人物的评论，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正统思想。

    当然，《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对大一统和正统思想应当区别对待，就是对正统思想也可作具体分析。（佚名）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生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字叔皮，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当时，有不少学者都曾着手为司马迁的《史记》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班彪对这些续作都不满意，便“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

    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幼年即聪慧异常。在父亲班彪的教育下，受儒学熏陶，九岁时便能著作文章、诵读诗赋，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为后来的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去世，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阅读其父《后传》的手稿。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有志于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58年—公元75年）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230年的历史。

    说到这里便不能不提到班固的弟弟班超。班超和做学者的哥哥不一样，不愿老死书斋当中，年轻时家境贫寒，班超为官府抄写文书以补贴家用，劳苦之际，不禁感叹：大丈夫应当像傅介子、张骞那样立功异域，以取封侯，于是投笔从戎，远赴西域，果真成就了一番伟业。

    班固居家编著《汉书》，不料却被人上书明帝，告发他私改国史。自从司马迁著述《史记》之后，汉朝统治者便对私人的历史著作颇为忌惮，因此班固立刻被捕入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班超担心哥哥受屈而难以辩明，便赶往京都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幸好当时的明帝比较贤明，审阅书稿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专设官员管理和校订图书。这个工作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为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记载汉光武帝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载记共28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纪》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授意下继续撰写《汉书》。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76年—83年）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受到当时的一致好评，“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为郎之后，与皇帝“遂见亲近”。当时东汉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于是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到了汉章帝时候，因为天子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皇帝论学。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任玄武司马，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这是班固生平另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是董仲舒以来今文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的延伸和扩大，是今文经学政治学说的提要，对班固著述《汉书》也有很大的思想影响。

    和帝永元初年（89年），窦太后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大胜，出塞3 000余里，一直追到燕山。东汉与匈奴多有战事，但属这一战赢得最光彩，窦宪得意之余，在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铭，颂扬大汉天声。可惜好景不长，永元四年（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柄，被迫自杀。班固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受到株连，被免除官职。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惧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落井下石，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时年61岁。

    班固几十年中断断续续著述《汉书》，临终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命他的妹妹班昭在东观藏书阁续书，班昭续完了《汉书》八表，《天文志》则由马续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不过，最主要的部分依然是班固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白虎通义》，是班固另外一部重要著作，可以说是东汉政府“钦定”的一部书，包括经学、史学、哲学、神学等多方面内容，代表了东汉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了解两汉学术与政治的必读书。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余年的史事。其中纪、传的作者是南朝时期刘宋的学者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司马彪，此书为历史爱好者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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