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儒家学者中的特出之士，他信奉儒学，但又不囿于一般的“俗儒”之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比较少见的人物。他的学说，开始只在江东地区流传，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到江东，发现了王充的《论衡》，如获至宝，独自研习，秘不示人，由此学问大进。时人认为他“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于是问蔡邕原委，从此《论衡》一书得以广泛流传开来。
——《贤哲传记》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学者，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他通过对当时流行于世的谶纬迷信、天人感应等神学思想的全面批判，进一步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创立了以元气自然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王充的著作非常多，但大部分都已经失散，只有他的代表作《论衡》还保存完整。《论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全书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是我国古代唯物论的宝贵遗产，迥异于当时一般的知识和思想水平。东汉是迷信思想盛行的朝代，当时以预兆吉凶为主要内容的谶纬之学甚至被当做是正式的官方学术。王充针对这种情况，在《论衡》中以“疾虚妄”为宗旨，坚持传统儒家思想，对当时的各种迷信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所构成，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当时可算是惊世骇俗，很多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有意义。
当时一些权贵人物说王充不是书香门第出身，没有投靠门师，不配著书立说，以至于他的学说一旦问世，便被视为异端，甚至遭到禁锢。王充冲破种种阻力，坚持著述。《论衡》开始只在江东地区流传，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到江东，发现了王充的《论衡》，如获至宝，独自研习，秘不示人，由此学问大进。时人认为他“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于是问蔡邕原委，从此，《论衡》一书得以广泛流传开来。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充也因为《论衡》一书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王充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很多，今天能够知道的就有《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和《养性》等多种，但只有《论衡》保留至今。
关于《论衡》，王充自述称：“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也就是说，他作《论衡》的目的，就是要批驳那些流行于世间的伪诈、荒谬、不诚实的著作。所谓“伪书俗文”，主要是指当时盛行的神学化了的儒学，特别是所谓谶纬之学。“谶纬”本是一种用来解释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书，起源于西汉末年，但在后来发展出很多预言吉凶之类的迷信内容。东汉第一个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就是靠谶纬起家的，据说当时有一条谶言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期之际火为主”，预言了刘秀将会推翻王莽新朝，光复汉室。由于这个原因，自刘秀起，东汉的皇帝们大多笃信谶纬，甚至将81种纬书列为官方学术典籍，供人学习。这些纬书当中大多充斥了各种各样奇异荒诞的迷信内容，而它们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更是严重。
王充作《论衡》，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破除这些迷信。《论衡》当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譬如《书虚篇》、《儒增篇》评判了很多奇异怪诞不合乎常识的历史记载；《物势篇》批判了“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奇怪篇》批判圣人出生的各种怪异说法；《变虚》、《异虚》、《雷虚》等篇批判了“天人感应”说；《道虚》、《龙虚》篇批判了长生不老之说；《寒温》、《变动》、《明雩》、《顺鼓》、《感类》等篇批判了灾异缘起人事的谬说；《遭虎》、《商虫》篇否定了虫虎之害因政而起的妄言；《订鬼》、《论死》、《死伪》、《纪妖》等篇批判了人死为鬼说等。
在《论衡》中，王充往往以严密的逻辑、辩证的分析、详尽的事例，对各种世俗的迷信观念加以批判。以对“人死为鬼”说的批评为例，王充很风趣地写道，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
在今天看来，这些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要知道，在当时，王充作这些文章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在一个举世皆崇信谶纬、迷信盛行的时代里，发出这样的怀疑很触忌讳，在王充之前，就曾有朝廷的高官因为对皇帝直言对于谶纬的怀疑而被贬斥。从现在的角度看，由于时代的局限，《论衡》当中有很多内容并未能彻底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但是，在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学说甚嚣尘上的氛围中，正需要有一种尖锐的新思想来冲击一下那些陈腐的东西，而《论衡》正是这样的力量。
王充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他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所以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因此，王充严厉地批判了古代典籍当中一些带有奇幻、夸饰色彩的内容，对于汉代流行的讲究铺陈藻彩的赋体文学也多有抨击。
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瑰宝
《论衡》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王充的著作。《论衡》一共85篇，其中《招致篇》已经失传，实际上只保存了84篇。《论衡》中不但有中国古代最光辉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对当时科学成就的论述，涉及的物理学分支有力学、热学、声学、电磁学等。
外国科学史学者总认为中国古代只有静力学而没有动力学，这是不正确的。在春秋时期墨家的力学论述里面已经有了对运动的论述，到了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已经初步具有动力学的萌芽。
王充在《效力篇》中对力的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载重的车在斜面上必须有强力在前面拉或在后面推，它才能向上运动；一旦失去了这种力的作用，运动就会发生变化。在斜面上，没有牛拉人推，即没有外力支持，车本身就会向下运动。王充明确指出：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王充还从实际观察中认识到，人和物体的内力不能使人和物体本身发生运动状态的变化。他指出“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
王充在《状留篇》中对运动快慢进行了论述，他写道：“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这段话是要说明，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重量小的物体运动起来容易；重量大的物体运动起来困难。这与牛顿的惯性定律不谋而合。当然王充的论述还只停留在经验状态，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可以看出他的分析是很深刻的。
在热学方面，王充在《寒温篇》中写道：“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意思是说，热的传导是“气”的作用，近火则温是因为距离短，气的作用大；而当距离增大时，气的作用就减少了，热的传导作用也就减弱了。
在《说日篇》中，王充不但给云、雾、雨、露、霜、雪的形成给予了科学的解释，而且初步涉及了蒸发、凝结与温度的关系。他把云、雾、雨、露、霜、雪看成是本质上相同的东西，只是在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条件下，才作出不同形式的表现。
在声学方面，王充曾阐述过语声形成的原因，并用水面波来解释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这是世界上对声波的最早认识。
在电磁学方面，王充在《论衡》中对司南作了比较具体的描述。他还用阴阳之气的观点对自然界的雷电现象进行了解释。他在《雷虚篇》中记述，雷电是阴阳两气斗争的产物。隆隆雷声，是阴阳两气“校轸之音也”；阴阳两气“校轸”还会产生闪光，闪光中人人死，中木木折，中屋屋毁。王充还认为，“雷者，火也”。
《论衡》用王充自己的话说，是一部“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的著作，也就是评论古往今来一切思潮和学说的是非真伪的论文集。王充一生的其他著作均已失传，只有《论衡》一部保留了下来，成为后人纪念他的丰碑。
（佚名）王充首倡“知为力”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主要著作《伟大的复兴》中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这两句话，被后人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此后，一提到“知识就是力量”，人们马上会说：这是弗兰西斯·培根首先提出的。果真如此吗？其实，早在1 000多年前，战国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即有相同的言论。
王充在《论衡·效力》中明确提出了“知为力”即“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又说：“萧何以知为力。”他认为，“人生莫不有力”，而“力”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筋骨之力”即体力，诸如壮士“举重拔坚”之力，农夫“垦草殖谷”之力，工匠“构架斫削”之力，士卒“勇猛攻战”之力等等；一为“仁义之力”即知力，诸如儒生“博达疏通”之力，佐史“治书定簿”之力，贤儒“论道议政”之力等等。在这里，王充不仅提出了“知为力”的命题，而且还明确地把“力”区分为体力和知力，主张知力与体力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功。他说：“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将，乃能以力为功。”
在王充看来，是否具有“识知”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他说：“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如果没有“识知”这个标志，则人“与三百倮虫何以异”？因此，他特别强调人的“识知”，并以汉初开国大臣萧何、樊哙、郦食其三人的不同作用，具体说明了“知为力”的道理。“夫萧何安坐，樊、郦驰走，封不及驰走而先安坐者，萧何以知为力，而樊、郦以力为功也。萧何所以能使樊、郦者，以入秦收敛文书也。众将拾金，何独掇书，坐知秦之形势，是以能图其利害。众将驰走者，何驱之也。故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案仪律之功，重于野战。”（《效力》）萧何、樊哙、郦食其都是刘邦军中的宿将，当起义军攻克咸阳后，其他将领都争金觅帛，唯独萧何安坐掇书，研究秦国的律令图书，从而“坐知秦之形势”，然后帮助高祖制定正确的政策，使刘汉得以安宁。由此，王充指出：“仪律之功，重于野战。”他进而又从这些具体事实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相比之下，知力比体力更为重要。
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即使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王充此一首创，实比培根早了1 500多年！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的祖上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以农桑为业”。后来为了躲避豪门的欺压，举家南迁。
正如《后汉书》所说，王充年幼时即聪慧出众，6岁即开始读书，8岁入书馆，后来又学习《尚书》、《论语》，不管文辞如何艰深晦涩，都能够日诵千言。18岁左右，被选送到都城洛阳上太学。因为家贫无钱买书，他经常去洛阳城的书店里翻阅。幸好他记忆力超群，读书几乎是过目不忘，于是对各方面的学说都有所了解。当时的洛阳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优秀学者，如班彪、班固、桓谭、贾逵等，其中班彪、桓谭对王充的影响最大。班彪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王充在《论衡》中曾多次对他加以赞颂；桓谭则是东汉另一位颇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王充作《论衡》，批判神学迷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桓谭的影响。他在洛阳与这些一流学者往来问学，眼界大开，学问日进。阅读的书也已经不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博观诸子、旁及百家。
公元59年（汉明帝永平二年），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解经书，诸儒相互问难于前，围观者上万人。33岁的王充也乘兴往观，并因此作《六儒论》。没多久，他就返回家乡教书，并分别在县、郡、州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属官，负责管理人事等工作。王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个人利益去拜见长官，从不炫耀自己，结交朋友看重品德和才能，非志同道合者终日不交一言。由于不肯和光同尘，经常与长官意见相左，后来便自动辞去了官职。
公元86年（汉章帝元和三年），60岁的王充先后携家到丹阳郡、九江郡、庐江郡做属官。后来又到扬州部做州刺史的助理，负责监察工作。公元88年（汉章帝章和二年），再次辞职回家。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说他的才学“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汉章帝派车去接他，但王充却因病未能成行。
王充的晚年相当凄凉，孤独无靠，贫无供养，但他却并不因此而消沉。公元90年—91年，年过花甲的王充仍精力充沛地写了《养性》之书十六篇，并想要“垂书示后”，于是又着手将自己历年写下的100多篇作品整理成一部新书。这部书所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唐尧，下至秦朝、汉代，“幼老生死古今”全都涉及了。王充认为，这部书用圣人的道理作为评论是非的准则，从博通古今的人那里找依据来剖析事理，就像用秤称物品那样公平，有如拿镜子照东西那样清楚。这大概就是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论衡》的原因。而这部书的序言，就是王充临死前写的《自纪篇》。
根据《自纪篇》，王充生平共有四部主要著作，每一部都有不同的目的，首先是《讥俗节义》，意在讥时刺世，劝善勉节。这本书今天已经散佚，王充平生不得志，大概对人间之世态炎凉有深切的体察，这部《讥俗节义》的内容应该是对那些丑陋世俗的抨击。第二部是《政务》，王充认为当今的君主治理天下不得法，因此作此书加以匡扶，此书也已经失传。第三部即《论衡》，目的在于考订“伪书俗文”、驳斥虚言妄说。第四部是《养性》，这是王充晚年的作品，顾名思义，是要探讨养生之道，以延长生命。不过王充毕竟也未能探究到长生不老之道，70岁时，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与世长辞。
当代学者周桂钿的《虚实之辩——王充哲学》是系统研究王充哲学思想的专著，也是“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之一。本书以新的思路研究王充的哲学体系，对王充所关心的虚实问题做追踪探索，并以现代眼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得出一系列新颖的见解。认为王充是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的思想家，在虚实之辩中展示了理性思维和逻辑力量。
范缜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唯物论思想家，《神灭论》是他所著的一部无神论著作。全书用问答体写成，计31组问答，共2 100多字。这部书坚持物质第一性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范缜认为人的神（精神）和形（肉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的东西，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肉体是本质，精神是作用，就像刀的锋利是刀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离开了刀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肉体也就没有精神。和《论衡》一样，《神灭论》也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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