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东晋约365年—427年）

    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中国文学史》

    陶渊明是我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蔑视权贵，淡于功名，关心黎民疾苦，捍卫人格尊严，曾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他热爱生活，性格豁达，狂放不羁，崇尚自然；充满了一位诗人、艺术家对真善美和生活真谛的渴望与追求，洋溢着独特的意蕴与情趣。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对淳朴田园生活的热爱，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情感和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陶渊明的恬淡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

    他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创始者，也是将“自然”的审美理想真正融贯在其诗歌创作中的第一人；他的诗歌以淳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并直接影响了唐代田园诗派。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值魏晋玄学穷极生弊之时。在玄学的影响下，当时的诗歌创作，玄言说理的成分过度膨胀，致使诗歌异化为老庄之疏解，偏离了诗歌艺术发展的正确轨道。而他却在这一派谈玄论道的喧嚣当中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诗歌题材和新的诗歌美学的境界。他所开辟的诗歌胜境和他孤高耿介、质朴洒脱的人格，都是为后代文人景仰学习的珍贵遗产。《陶渊明集》中的诗文质朴无华，清丽自然，寓绚于素，意境清幽，韵味隽永，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金朝大诗人元好问曾称之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120余首，另有文、赋等10余篇。在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也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创举。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陶渊明著名的田园诗有《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获早稻》、《怀古田舍》等。因为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安详平易，和谐自然，处处显露出诗人与自然融洽如一的状态。田园诗也最能反映陶渊明自己的思想和美学追求。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以田园作为歌咏的主要题材，正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倾向。与此相对应，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常常表现为自然平淡的特色，但是自然而有风致，平淡而意蕴隽永。在宋朝以后，被普遍推崇为文人诗的最高境界。

    陶渊明还创作了不少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如《咏荆轲》等，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作。《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甚或还不凡诙谐风趣，使人可以洞悉，直窥襟怀。欧阳修曾高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受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首。南朝时，社会普遍推崇绮丽华美的文风，陶渊明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很难被一般读者接受，因此他主要被当做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到了唐朝，陶渊明的诗歌逐渐为人所重视，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虽然并不经常提到陶渊明，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显然有着陶诗潜移默化的影响。时至宋代，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诗中的理性意蕴为人所重视，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大文学家苏轼曾经说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予以相当高的评价。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倍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陶渊明的田园诗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

    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

    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100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两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词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尾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做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佚名）

    陶渊明的隐逸

    在古代高贤雅士的眼里，隐逸是一种最高尚、最自然、最值得推崇的人生。陶渊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隐了。

    “回崖叠嶂凌苍苍”的庐山脚下的小村庄，是陶渊明的摇篮。“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大自然的日月、山水、草木、虫鱼，启迪着他的聪慧，塑造着他的风骨。依高山流泉，他从小就苦读诗书。陶渊明原本是想做官的，少时就有济世之大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到幽州。”他也曾做过几次官。29岁开始踏上仕途，做过祭酒、参军等小官，不仅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且还经常要违心地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使得他对仕途前程有些灰心丧气。但为了生计，他还是几次的仕而归、归而仕。

    41岁那年的秋天，陶渊明被封为彭泽县令，因受不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奴颜婢膝，才当了80多天的县太爷，陶渊明就愤而辞官归隐。他对自己曾经的大济苍生之望齿冷了。官场的腐败与骄奢淫逸，令陶渊明深恶痛绝，又不愿同流合污，更是无能为力，无奈他只好选择逃避，选择从此隐居不仕。

    他的脊椎似乎很硬，不愿为五斗米而弯。在彭泽县衙，陶渊明最后一次冷眼打量着公堂，把大印放在了彭泽县衙的堂桌上，发出了几声讥笑。然后有点悲壮地大步走了出来，走到阳光和清风中，走到那片贫瘠却诚实的土地上，他要回归山野的怀抱。看着迎风摇曳的凄凄芳草，看着林中的数株寒梅，他的心襟慢慢旷达了，这时候，一篇千百年来为人称颂的辞赋从他笔下流淌了出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殇，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

    陶渊明就这样诉说着心中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鄙弃，抒发着由仕途折回的喜悦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他的心为此舞之又蹈之。在这篇美文中也暴露了他乐天知命、乘化归尽的有些消极的人生观，这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他在想有所为而又不能为的困惑中产生的思想。

    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与当时污浊的官场格格不入，他是不得已才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换成了一件大大的布衣，回到了庐山脚下的柴桑故里，回到他的田园，回归了他的悠然自得。栗里小村，几栋茅舍，烟云舒展，竹篱密密，杨柳依依。每日里，或读书饮酒，或耕地种园。

    陶渊明在斯地饮酒，虽“性乐酒德”，端起酒杯，似觉得远离了凡尘，但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张无弦琴，与他相伴终身。或是和朋友饮酒之后，或是在独对明月的静夜，陶渊明常常抚弄这把无弦之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我分明听见了他那一声声无言的叹息，带着浓浓的酒味。

    陶渊明在斯地种菊，种出了一大片他认为应该存传后世文人自珍的清高之气。他很想让这菊花的清气影响一下他厌恶之极的世风，然而菊花太小，那一星半点的清菊之香又怎能荡涤一个奢腐王朝的浊臭呢？他只好一面耕种，一面在泥土中找寻他的诗句。

    陶渊明当然并不是真正看破了红尘，也并不是心如止水的“隐士”，他的隐逸，好像也不是出于对人生意义的虚无主义理解。他其实是在逃避——他要逃避的是无可奈何的政治。他的心底，似乎总是暗暗地涌动着一股被压抑着的情绪，为在现实中没有机会实现的抱负。在他潇洒超脱的人生背后，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他只有用酒来掩盖这一切，性喜饮酒的他写下的众多的在酒里浸泡过的诗，有企图醉酒忘世，也有以酒寄怀，不难看出陶渊明在这些文字里感叹自己壮志未酬和愤愤不平的复杂感情。

    但陶渊明是智慧的。在这种逃避中，陶渊明选择了做个看似无忧无虑却是心地善良的田园诗人。在他十分丰富的田园诗里，语言质朴自然，而又颇为精练，其风格兼有平淡和爽朗之胜，给人心界空灵、幽美之感，无处不流露出他热爱人生之情，从中也可以看出隐藏在文字里的一丝无奈情绪。但他以其精进的人生态度获得了他所特有的与生和谐的感觉。

    在栗里的那间茅舍里，陶渊明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想为自己、也为所有人设计一个人间仙境。他做到了。走过漫漫长夜，在一个黎明，他心底的菩提树终于绽放出了美丽的花——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

    1 600多年来，这篇不足400字的《桃花源记》，不知让多少人为之魂牵梦绕，可怎么也寻它不到。唐代王维以为那是神仙境界——“春来遍地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韩愈干脆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园之说诚荒唐。”梁启超也说过：桃花源只不过是东方的乌托邦。

    是的，桃花源只是陶渊明失望于现实中的理想，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它激起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陶渊明的这个期待，应了林伯渠所说：“栗里先生留雅韵，桃源何处不须疑。”

    陶渊明仅仅是一个隐士吗？桃花源又在哪里？问菊，菊却独向寒风……（佚名）

    陶渊明一名陶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盛行。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曾经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可以说家世还是比较辉煌的。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却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少年时曾有过豪放的生活，志向远大，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曾写下“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豪迈的诗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都写得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直接导致了他在仕途上的艰难坎坷，当然也是他最终归隐田园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之辞官归隐，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值得记住的重要时刻。关于这件事情，陶渊明自作有《归去来辞》，详细记载了经过曲折。这条归隐之路，其实是反反复复、颇为艰难的。

    陶渊明29岁时，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很快就因为受不了官场规条的束缚而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在晋元兴三年担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次年又做了建成将军刘敬宜的参军，过了几年的幕僚生活。可能是因为才智不能得以舒展，心里不痛快，于是又回了家。回家后，以田耕为生，生活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实在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做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陶渊明被任命为一个小县的县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饮酒，就选择在彭泽县任职。但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衙司官场实在不是他待的地方。到了年底，郡督邮来县里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上级长官。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便辞官而去了。

    从29岁为州祭酒至辞官彭泽令共13年。从此以后，陶渊明就开始了他最为后人所称道的隐逸生活。隐居生涯升华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帮助他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诗歌成就。但是另一方面，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和后世的很多模仿者完全不同。譬如在唐代，隐居山林往往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赚取大名的手段，他们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一边享受着安逸的生活，一边等着朝廷封官授爵的诏令。相比而言，陶渊明的隐居是真正的乡村生活，他的生计基本上需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在陶渊明的文集当中，可以找到很多描写乡村劳作的诗篇，这些都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作为以后的酒资。不过，他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出仕，被他婉言谢绝；檀道济馈赠的食物，也被他挥而去之。即使在自然恬静的田园生活之中，陶渊明仍然未能脱去他灵魂当中猛志常在、金刚怒目的一面，这同样也是他为后人所敬仰的重要原因。

    苏东坡可谓是陶渊明的异代知己，陶渊明在宋朝以后逐渐为文人所推崇，在这一过程中，苏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轼对于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歌成就都相当敬佩，不仅在诗文当中赞誉有加，还曾经遍和陶诗。将《陶渊明集》与《苏轼诗集》同读，不妨看作是中国古代两位天才隔着时空所进行的一场对话。

    王维是盛唐时代的重要诗人，兼擅绘画，苏轼称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的诗歌题材宽广，尤以田园山水诗最负盛名，是我国古代山水诗的艺术大师。他承袭了陶渊明、谢灵运的长处，又融合进自己独特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山水诗，为盛唐的田园诗派形成奠定了基础。从《王维诗全集》中可以看到诗人以其悟性和生花妙笔勾绘出自然界丰富多彩的景象，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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