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北宋1019年—1086年）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清代大学者王鸣盛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复姓司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因此被人们称为“两司马”。他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卓越的编年体通史，也是中国史学史上涵盖时间最长的编年史巨著。成书900余年来，始终为世人赞扬推崇，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文化遗产之双璧，海内外蜚声扬名。该书共刊刻70余版，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之罕见，足见其影响何等深远。

    《资治通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资治通鉴》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他非常喜爱这部史学名著，前后共读了17遍，直至某些章节的书页变得残破不堪，仍爱不释手。而且经常告诉周围的人，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屡次向别人推荐这部史学名著。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评论道：“内容思想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缺，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通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大众不可不读之书。”

    近千年来，《通鉴》一直被推崇为中国史学的巨篇，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继往开来；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陆续产生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清通鉴》等蔚然壮观的通鉴系列，而司马光以其一家之言，成为一代史学之尊。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恐怕是司马光不曾预期的，但却是他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北宋名臣司马光奉宋英宗诏令，整理评论历代名臣事迹，于是开始编撰《通鉴》，作为朝廷统治的借鉴。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编成《通志》8卷。并在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进献给神宗，深受赞赏，赐名为《资治通鉴》，并由神宗亲自写序。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行新政，退居洛阳，继续撰写《通鉴》。前后历时19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博大精深的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开始记事，到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结束，前后共1362年。这部书通过翔实的历史记载，说明了历史经验对于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比拟的，对于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很大的借鉴和约束作用。

    《资治通鉴》所选史料内容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为了写好这部书，司马光除使用政府馆阁藏书外，还借来不少私人藏书。编写时先将同类史料编成长编，然后去粗取精，由繁到简，对分歧较大的史料，则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者写入正文。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司马光等人经过严格的辨析考证，整理成一家之言。除了正文中的引征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附在《资治通鉴》之末。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大大增强了《资治通鉴》的可靠性，因此，这部书一直以“信史”而著称。在体例方面，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因为受到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难以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使一向遭人冷落的编年体再次焕发青春，光耀史坛，与纪传体并驾齐驱。

    司马光是北宋文坛巨匠，其叙事文字优美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行文简洁晓畅。《资治通鉴》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堪称历史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此外，全书还附有180多篇议论；其中80多篇是援引他人作品，其余全都是司马光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在以往所写史论和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

    这部书原名《通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改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略古详今，重点着眼于探讨君主执政过程中的得失与国家兴衰的道理，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载有关的政治事件，但对于军事、经济等其他方面也多有涉及。仅就其选择、收录我国古代政治史料来看，通过作者的剪裁消化、归纳运用，终成一部完整的政治通史体系，流传至今，对于警戒后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资治通鉴》已经同《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也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进资治通鉴表》），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这部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希望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因而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历年图序》），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十分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记载。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 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数千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佚名）

    司马光巨著《资治通鉴》影响千秋帝王

    司马光的名字，连中国儿童也不陌生，笔者孩提时也是看到“打破缸”的故事而知此人。若按如今时尚评选古代十大杰出少年，想来这位幼年即有见识的官宦之子必名列其中。

    研究历史的人谈起司马光，却视其为毁誉不一的人物。他之所以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双绝“两司马”，是因为留下一部300万字的我国首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且至今它还是全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历史上诸多的冲突与整合、光荣与腐败、圣洁与阴谋，都在卷中徐徐展开，其作者乃至许多重要读者的身世沉浮更是令人扼腕长叹……生前以聪明、廉洁扬名，死后却遭夺官、砸碑的厄运。

    1086年10月11日，官至宋朝宰相的司马光受中风折磨多时而去世，享年68岁。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已故神宗皇帝下令在杭州刊刻的《资治通鉴》尚未完成付印。

    写完《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因耗费了19载心血，已齿落发白，自感来日无多，预留下丧事不可奢华的遗嘱。他死后殓入早备好的薄棺，遗体仅盖一旧布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府中萧然，满屋图书，床上铺一领旧竹席，都慨叹不已。朝廷送来2 000两丧葬银，其子遵父遗命全部退回。此种情景，在盛行厚葬陋习的封建社会可谓罕见。

    司马光生前廉洁，又以反对纳妾、夫人亡后不续娶而有口皆碑，其扬名天下却是在他六七岁时。司马光的父亲长期任掌管皇家藏书阁的三司副使，有比他人更优越的读书条件，且比一般纨袴子弟更愿动脑。童年司马光在花园玩时，小朋友落入水缸，他临机想出以石头打破缸救人，其机智的表现随后被画工绘成《小儿击瓮图》在汴梁张贴。成年后的司马光沿着读书做官仕进之路节节高升，多数时间是任学士、翰林等闲职。宋代官员在历朝中薪俸属最多，司马光又受皇帝器重并有丰厚写作经费，虽号称两袖清风，也能在洛阳买下一处花草繁盛的“独乐园”多年专心著述。后世那些穷酸的文人学子观此，还是会羡慕不已。

    与童年救人时开创新举措相反，司马光成年后为官却一向强调“守常”。他临终前为相，仅数月便把文坛老友、政坛对手王安石实行的新政全部废除，这同当初王安石的变法一样也引起天下骚然。司马光死后8年，哲宗皇帝便将他打成“奸党”，追夺官誉谥号并砸了刻有御书的墓碑。又过了30余年，金兵南下摧枯拉朽般轻易攻下汴京，宋朝两个皇帝成了俘虏，汉族后来长期以此为奇耻大辱。北宋元气是为王安石变法所伤，还是被司马光复旧所坏，几百年间史家争论不休。不过司马光在学术上成就斐然，在政治上却肯定是个悲剧人物。

    宋神宗给司马光主持编写的通史所定之名，“资治”意味着供统治所用，“通鉴”则是借鉴之意。按近代人更简明的评价，《资治通鉴》是一部标准的帝王教科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代最注重借鉴历史谋略，现实治国之术却极糟。不过，历届宰相和他们的皇上差不多都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勉强降住宋江、方腊之类造反派，对外族总是被挨打献币求和直至被其灭亡。大概是男性将相兵丁太窝囊，以致后人要编出“杨门女将”的戏剧勉强找回点感觉。

    对这种历史惨相，不能只责怪司马光那一代人有才无能。从中国古代史宏观角度看，宋代是走向衰落的转折期，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进取精神而日益沉溺于保守享乐。司马光本人虽不腐败，却一味守旧，研究历史也总是后顾而没有启发人们“向前看”的思维方式。当然，他留下的巨著还是给后世以极大启迪，显示出历史的沉重与艰辛。

    当我们读罢《资治通鉴》掩卷长思时，可以感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持续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惯性障碍。现代人从中可以感悟出我们的先民何以能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古代文化，又为何在迈向近代化的征途中步履蹒跚，并激励自己掌握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去迎接新世纪的腾飞。（徐焰）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在朝为官，父亲司马池是仁宗朝的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少年时就“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20岁时考中进士，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因此而骄傲自满，而是豪迈地宣称：“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步入仕途之后，他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等方面的知识都极为渊博，经学与史学更是造诣深厚。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经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在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中，也始终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多次犯颜直谏，当庭与人辩论，从不顾及个人安危。神宗皇帝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臣子，如果常在身边，就不会有过失了。”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则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一定要稳妥。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编纂史书，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司马光著史书，可以说是他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己选择助手下属，并将这部书命名为《资治通鉴》，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几千卷旧书赏赐给司马光作为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等费用，全都由国家供给，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选择了刘恕、范祖禹等人做他的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所以在编书过程中能够通力合作，各显其才。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司马光的精心著述。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就曾经说：“先父在书局的时候，只是搜集史料整理成长编，至于辨明是非，是弃是取，都是出自司马君实先生的手笔。”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没有多少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被迎回宫中，担任了宰相一职。他回朝执政后，一切作为都是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而且否定的步子非常急促。在他执政一年半的时间里，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终于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老家夏县时，送葬的百姓“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一位高居庙堂之上的宰相，竟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共142卷，作者是南宋袁枢。袁枢精研《资治通鉴》，因为篇幅浩大，难以寻究史事，于是根据《通鉴》旧文详加整理，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与现代史书的体裁颇为接近，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南宋大儒朱熹不满司马光的某些观点，编写了一部《资治通鉴纲目》，对《资治通鉴》作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改动。譬如三国历史，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朱熹却改作以蜀汉为正统。因此，这本书在后世一直被当做最具政治正确性的历史读物，被誉为“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

    《资治通鉴》的历代续书者不乏其人，清代学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无疑是其中出类拔萃之作。这部书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300余种，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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