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体大思精”，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而且它分析问题的深刻，组织的细密，评论范围的广泛，也是后来的古典文学评论著作所少有的。
——著名学者詹锳
刘勰生于南朝齐梁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写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刘勰精通儒学和佛学，在文学方面有卓越的见解。不仅超过了前人，也为后期的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和论据。《文心雕龙》就是刘勰根据儒家思想创作的一部文艺理论专著，这部书总结了从先秦直到南朝宋、齐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论述广泛、体系完整、见解深刻，堪称是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奠定了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被誉为中国古代的“艺苑之秘宝”。
《文心雕龙》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还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粹，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文心雕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书；纵然从这部理论著作本身来看，刘勰的文字也是美如“雕龙”的。在《文心雕龙》之前的文学批评专著，大多篇章短小、结构粗略、内容有限，没有《文心雕龙》这般包容古今、巨细无遗的大气。《文心雕龙》之后，虽然历代学者论文、论诗之作浩如烟海，也出现了一些精彩的著作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来说，都有着独特的贡献，但以著作的整体构思、体系完整、特别是以美学范畴和理论概念的创制来说，却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过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就是“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的典故，指精细如雕刻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写作精义”。《文心雕龙》是一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巨著，它是古代文论领域成书的初祖。作者刘勰广泛分析了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刘宋、萧齐10代之著作，吸收了先秦以来的重要文学理论和各种论点，凡有助于说明某种文学现象或文学理论，无论道家、法家、儒家、名家、兵家、玄学家以及佛教学说，甚至是他所大力反对的谶纬，都对其中“有助文章”者加以肯定，可以说是深广地集合了前代文论之大成，因此被后人称赞为一部“体大虑周”的著作。
《文心雕龙》全书一共50篇，据刘勰称，这是为了和《周易》当中的“大衍之数五十”相切合。50篇中，最后一篇为《序志》篇，相当于今人著作当中的自序，只是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一篇被放在最后。在《序志》篇中，刘勰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自己创作《文心雕龙》的缘起，自称在他7岁的时候，曾梦到漫天“彩云若锦”，自己“攀而采之”；到了成年的时候，又梦见自己怀抱礼器，跟随儒家的宗师孔子南行。刘勰认为这是上天让他著作文章的征兆，于是便创作了这部《文心雕龙》。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虽然刘勰精通佛典、曾经出家为僧，但在他创作《文心雕龙》时还是自觉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
在《序志》当中，刘勰还简要地阐述了《文心雕龙》的结构和内容。除《序志》篇以外，《文心雕龙》共分为三部分，其一为“文之枢纽”，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枢纽”即关键，“文之枢纽”即文章写作的总原则，是全书的总纲。第二部分为“论文叙笔”，这一部分相当于一部分体文学史，它分述了各种文体的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评价了历代作者的成败得失，总结了不同文体写作的基本准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当中还有一种“文笔之分”，其中“有韵为文、无韵为本”，这也是当时人们对于文体的一般看法。第三部分为“剖情析采”，这一部分为创作论，它详尽地阐述了文章构思、创作与文学欣赏过程当中的各种问题，思想深湛，精义迭出，是《文心雕龙》全书的重点和精华所在。
《文心雕龙》有着卓越的理论成就。
首先，《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创作心理时，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进化的文学发展史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美学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颇富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与制约，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语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文学史观把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刘勰十分强调文学创作上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只有“变”才有文学的不断发展。同时他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辩证地统一，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从而获得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刘勰在他的著作中一开头便说：“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说，它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而它的文学史观正是建立在这样理论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美学个性最突出的是创作论。创作论对构思、风格、继承与革新、内容和形式、篇章结构、声律和修辞等都作了全面的探讨。他的创作论，在“序志”中称“剖情析采”，包括“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首先，在构思上，他提出了“神与物游”，说明了精神活动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其次，在风格上，他探索了风格形成的因素，虽然看重先天的才气，但对于后天的学习也极看重，认为“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就高出于天才决定论。他又说明作家个性和风格的关系，提出作家的个人风格，在情理和文辞上的美学要求，那就是“风骨”。风骨的提出，使得好的风格得到保障，使作品声情并茂，文采鲜明。再有，在内容和形式上，他强调情理为主，形式为次，赞美“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此外，在声律和修辞上，他提出要注意声响的调协，到唐代，平仄调协问题的解决，格律诗的形成，说明刘氏的远见。他的创作论，从以上各点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的文体理论、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它的理论贡献是不朽的。
《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
《文心雕龙》的价值决不在于宗经，而在于宗经的神圣外衣下所独立创造发展的一系列的文学批评的观点。刘勰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在《时序》篇里，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例如他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论西晋时代，指出当时作家很多，但因为“运涉季世”，所以“人未尽才”。他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把《时序》、《通变》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刘勰对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具有相当简要清晰的概念。就每一种文体来说，他也很重视历史发展的追索。《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的变化，概括相当准确；《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的盛况，也有相当充分的描绘，这两篇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和赋史的提纲。甚至在《丽辞》、《事类》、《比兴》等论语言修辞的子篇中也有文学语言修辞的历史发展观念。由于他对历史事实有广泛观察和深入追溯，他对南朝文风的批判也就显得比较深刻有力，不让人感到是儒家观点的片面说教。这是他超过前代批评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认为创作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晋宋以来许多作家“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虚伪清高的面目。在《风骨》篇里，他更强调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结构条理。必须先有思想然后可以述情，必须先有事义然后可以铺辞。在《定势》篇里，他指出要“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适应不同的内容来选择文体形式，并适应不同的文体来确定文章的风格面目。在风格上，他并不泛泛地反对华美形式，而是认为“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在文体论各篇中，他还具体指出写作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和客观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写战争中的檄文，为了达到“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的政治目的，就应该写得“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在《论说篇》他反对陆机“说炜烨而谲诳”的观点，认为“说”并非对待敌人，就应该讲忠信。总之，宗经六义是他对质文关系的基本看法。
三、他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在《神思》篇里对创作构思过程有着非常简练生动的描绘，而且对作家构思过程中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之间的关系有比较准确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同时指出要使“关键”、“枢机”活跃疏通，一方面要“虚静”，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平时的才能修养和生活阅历的准备。在《附会》篇中他用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文章体制的有机的完整性：“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些都是针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而有意识发挥的议论。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艺术才能）、气（性格气质）、学（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基本方面，而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风格的不同，正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把人们认为玄虚奥妙的风格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在这方面，他也大大地发展了曹丕文气的理论。在有关形式修辞方面，他也往往针对关键问题立论，在《比兴》篇里他指出了两汉以来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只讲形容，不讲寄托的不健康倾向。在《夸饰》篇里指出运用夸饰手法应该准确得当：“饰穷其要，则心声并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诸如此类的论述，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反对“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错误批评态度，认为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他还正面指出批评家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又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方面虽然更多是从形式上着眼，但是他认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讨源”，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
《文心雕龙》的理论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子昂革新诗歌标举“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复古，论学习古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勰理论的启发。清章学诚倡导“战国文体最备”的著名议论，实质上也是继承和发展了他《宗经》等篇的看法。至于刘知几、黄庭坚、胡应麟等著名作家、批评家的一般赞扬，就更难于列举了。（佚名）
中国古代文论的奇葩
《文心雕龙》写成于齐代。书的本意虽是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具有理论性质。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前所未有的。
《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有以下几点：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相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刘勰所说的“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四、联系刘勰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
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其意一在赋予文学以哲学本质上的说明，同时也由此赋予文学以崇高的意义，这一种理论上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明诗》以下20篇，是《典论·论文》、《文赋》等批评著作论文体之别的继续，但要细致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简短的文体小史，虽未必无误，但多见精彩。如《明诗》说建安诗的特点，谓之“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说正始诗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感受敏锐，概括精赅，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先导的意义。论各种文章之风格特征，亦能举其大要。
创作论的前几篇，围绕具体的文章写作（主要针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说创作的构思，承《文赋》而来，但也有精彩的新解。如文中细致描述了创作活动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现象，从而探讨了从形象思维到语言表现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体性》篇指出，由于作者才学修养不同，形成典雅、远奥等八种主要的不同风格，进一步发展了曹丕、陆机的意见。文中举前代名家为例，对他们的为人气质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有很好的概括。《风骨》篇要求文学作品应有充沛的生气（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内容）和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从而达到刚健明朗的美学效果。以后“风骨”成为文学批评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变》篇论新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这一节赞语，表现了作者对文学的健康态度，可惜又说“还宗经诰”、“参古定法”，毕竟还是显得拘谨。《情采》篇论情志与文采的关系，力主华彩，但要求“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对六朝文学中“繁采寡情”的现象提出针对的批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以后《熔铸》、《声律》等10篇集中谈修辞问题，对声律、骈偶、用典等当代文学中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段，加以充分肯定。在此以前，专门讨论修辞的文章还不曾有过，所以，《文心雕龙》在修辞学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批评论则脱离了具体的写作（只有《物色》兼及写作），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讨论有关文学的问题。《时序》论历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推求文学演变的原因，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者主要从政治状况、社会风气、统治者的好恶等几个方面论述文学的兴衰，注意文学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是历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的论文。《才略》篇简论历代作家，与《时序》相辅相成。《物色》论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专立此篇，也是当代文学风气的反映。《知音》专门谈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问题，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知多偏好等错误的态度，要求批评者提高自身修养、理解作者、博观圆照，进行公平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若干条从事批评的客观原则。
《文心雕龙》在关于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其成就十分重大。
（《中国文学史》）
刘勰字彦和，是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祖籍在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避难渡江，此后就世代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入梁出仕后，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时间较久，后世因此称他为刘舍人。
刘勰的家族并非高门。他的祖父没有官职，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去世较早。刘勰家境清贫，一生没有婚娶。后来在建康（即南京）郊外钟山上的定林寺依靠名僧，在那里居住了十几年。这一时期，自幼“笃志好学”的刘勰在深研佛理的同时，又饱览经史百家之书和历代文学作品，“深得文理”。从“齿在逾立”开始，刘勰经过五六年的努力，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年—502年）间，写成了《文心雕龙》。
据说刘勰写完《文心雕龙》之后，苦于无人慧眼识珠。在当时，一部著作倘若能够获得某位文坛名人的赏识，便立刻可以声名鹊起。于是刘勰便乔装成货郎的模样，把《文心雕龙》的书稿背在身后，在路上堵住了朝廷重臣沈约的车子。沈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在当时是文坛领袖，地位很高。他对《文心雕龙》一书很欣赏，认为它“深得文理”，于是便常常将这部书放在案头以供翻览。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因此成名。
梁武帝天监初，刘勰出仕，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务。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他与昭明太子萧统交好，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萧统选录的著名文学总集《文选》，与《文心雕龙》“选文定篇”多有契合之处，可能正是因为受到了刘勰的影响。中大通三年（531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后，刘勰奉旨与沙门慧震于上定林寺撰经。经成以后，他便弃官为僧，法名慧地。出家后不到一年即去世。
与六朝以来儒佛交融混杂的思想潮流一致，刘勰既业于儒，又染于佛，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因此，后代学者对于他撰写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他在《文心雕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另一种则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综观刘勰一生的思想脉络和人生观，虽然长期濡染佛理，但其思想仍以孔儒为主。而且他为“奉时骋绩”作了很大的努力，如当太末令时“政有清绩”；只是到晚年做栋梁材的希望灭绝之后，才最后遁入空门。作为一个文论家，刘勰基本上是以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为指导，来阐述文学的功用、探讨其规律的。
刘勰在上定林寺期间还写过不少有关佛教方面的著述。《梁书·刘勰传》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庙的塔铭以及名僧的碑志，都要请刘勰来撰写。当时高僧僧柔、超辩等人的墓碑都出自他的手笔，可惜其文集在唐朝初年便已经失传。刘勰的著作现在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只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篇保存下来。
钟嵘这位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继承和发扬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诗品》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专著，这部杰出的专著专门评论五言诗作家的作品，除了无名氏的一组古诗外，共论及从汉朝至梁代的作家122人。书中把所论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按三品编为三卷，每品之前冠以序言，除分等级之外，对作品的优劣还作了评论，故《诗品》又叫《诗评》，对后人研究诗歌发展历史很有借鉴意义。
宋后期诗歌虽说情况纷杂，但脱离往日宋诗主流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严羽的《沧浪诗话》。严羽一生未仕，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很突出的成就，但他的《沧浪诗话》却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以第一部分为核心。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很值得注意。《沧浪诗话》是一部对后世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元明诗人十分推崇盛唐诗的立场及清代袁枚的“性灵说”之提出，均与此书有一定关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